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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涨危机到本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广为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不少国家占据上风。第三阶段开始于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危机原因、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
一 、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预感到、甚至预言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反对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失灵而否认市场失灵。他们普遍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大萧条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经济周期也已被驯服。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对本次危机的较为准确的预言而备受瞩目。2006年9月7日，鲁比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预言，美国住房市场即将崩溃，并将导致深度经济衰退。2008年2月5日，鲁比尼又具体地预言走向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可能经历的十二个步骤。他还预言美国投资银行以及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有可能陷入瘫痪，甚至有可能遭灭顶之灾。鲁比尼的预言很多都为当前这场危机所证实。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可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预言即将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他的两次预言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证实。《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探讨危机原因和对策的名著。2008年，克鲁格曼在此书基础上写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说：美国和全世界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衰退。克鲁格曼不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大萧条”颇为相似，而且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较早地察觉到美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20年前“证券化时代”开始时，斯蒂格利茨就预见到证券化有可能在灾难中结束。他提醒政府加强对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监管。本世纪初，斯蒂格利茨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销量和价格与居民收入持续严重背离，即居民实际收入不断下滑而房地产销量和价格却不断上涨，预感到房地产泡沫已经取代了股市泡沫，有可能爆发危机。
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政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否认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曾经追随萨缪尔森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在2004年发表题为《大缓和》的演讲中，他模仿新自由主义者卢卡斯，断言经济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 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等人还散布幻想，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
在美国已经陷入危机时，信奉新自由主义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8年3月14日发表演讲，完全无视现实，还在宣传市场自行调节论。他说：“市场正处于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布什此言后来被美国舆论评为“2008年的最糟糕的预言”之一。二、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再继续实行自由放任，后果将不堪设想。与之相反，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否认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断言经济很快就会复苏，政府无须干预。
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伯克利加州大学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凯文·奥鲁尔克认为，此次衰退类似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路径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比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全球股市的跌幅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为了强调此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有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称之为“大衰退”。
然而，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与大萧条没有可比性。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认为，这场危机无论从对产出还是对就业率的影响来看，都无法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他在2010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这场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严重--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不会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加强--我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危机爆发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宫预算主任吉姆·努斯尔在2008年7月还不顾事实地宣称，美国“已经避免了一场经济衰退”。
当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收缩稍有所减缓时，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匆忙声称已经看到了“复苏的萌芽”，认为衰退即将结束，并将回归正增长，而且很快接近潜在增长率，经济再没有下行的风险。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受到国家干预主义主义经济学家的严肃批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9年6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流行的观点认为复苏就会到来。这是非常不确定的。也许政府会根据官方数据宣布衰退在某个时刻结束，但这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这个衰退结束可能伴随着就业率持续下降、国际收支持续失衡、消费和投资持续减少。
鲁比尼2010年5月提出，美国经济并不像盲目乐观者说的那样好，甚至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正经历着的是全球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即对私营企业国有化和过度信贷等刺激措施导致国债和赤字激增的阶段。全球危机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同年9月8日，鲁比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经济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超过40%，美国经济2010年下半年就业情况会恶化，赤字会更严重，房价会继续下跌，银行的亏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国经济还有可能发生“二次探底”。
西方国家严峻的经济现实，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并非是在危言耸听。
2010年8月10日，面对疲软的实际增长、消费支出和就业指标，美联储不得不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近几个月产出和就业复苏的步伐已有所放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实现全面复苏之前，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2010年9月20日，记录和研究经济衰退起止日期的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可是，面对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以及几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无可奈何地说，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庆祝全国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的结论。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两年多之后，奥巴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说：“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2011年8月14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援引对39名顶级经济学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说，目前发生另一场经济衰退的几率是3个月前的两倍。
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提出“大衰退”一语，用来表示严重程度介于“大萧条”和“衰退”之间的严重经济危机。现在，美国有日渐增多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用克鲁格曼的“大衰退”一语来表示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三、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
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说：“这是一次由政府监管、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我们陷入这场危机，正是因为背离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原则”。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监管是酿成危机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就需要“政府退出”。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当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已经吹起时，政府没有及时刺破泡沫，而是等着泡沫破裂了以后着手收拾残局。正是政府推行的这种对金融部门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认为，此次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银行解除或放松监管，另一方面在于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系统”逃避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他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作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危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监管。他指出，当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时，美联储本可以采取减少最大贷款余额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贷款与收入比率等措施来加强监管。如果美联储认为没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国会提出要求，但是它却选择了不作为。斯蒂格利茨说：“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斯蒂格利茨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而分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认为信息和激励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只记收入而不记负债，因为用这种办法比通过真正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股票市值来增加个人收入要容易得多。还有，高管们所持股份升值时个人获利，贬值时个人不受损失。这就激励他们过度冒险。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证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不是靠银行来提供贷款。证券发行者因为不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不像银行那样有确保其贷款对象有能力还款的动机。并且，次贷证劵经打包卖给许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这使得出现问题以后的重新协商谈判变得尤为困难。评级机构和会计机构由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接受它们服务的公司，因此有取悦这些公司的动机，把这些公司评为更高级别并夸大其利润。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分析了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他赞同自由市场在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格林斯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制约下，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促进21世纪初产量和利润增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大卫·科茨从多方面研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指出，美国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与大型企业联合打击工会、为企业和富人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加剧了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加，上层家庭收入不断积累，超过了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会，为资产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减少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必须靠举债消费来解决需求不足，维持经济增长。科茨这些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地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家。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是酿成危机的原因。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起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众收入低、消费少，因此总需求不足，使得信贷、负债、特别是投机性投资成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关键。他指出，这种机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美国，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们断言，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防范风险，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迫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维持低利率政策，创造出复杂且有风险的信贷工具。他们还有人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些说法显然是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开脱罪责，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别国头上，认为经济危机是其他国家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少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说法。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颇有根据地指出：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续，可能对未来的全球稳定造成威胁，但并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没有全球失衡，美国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如果银行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并谨慎借贷，或者监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门的疯狂行为，低利率--无论是美联储的行为还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都不一定导致泡沫，即使导致泡沫也不会有这么坏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还表示，美国应当主要从自身来找原因，包括不应该再寅吃卯粮，而不应该强调全球失衡问题，把责任诉诸世界其他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也认为，现在不是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现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考虑。他说：“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主要亚洲货币升值20%,最多也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GDP的1%的增长。”
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时，还具体地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指责该法规定向信用等级低的穷人和少数族裔贷款的政策，认为房地产市场崩溃正是政府向贷款机构施压、要求它们贷款给穷人的结果。这种说法一方面是指责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穷人身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说法受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界人士的尖锐批评。
斯蒂格利茨针对这种说法指出，《社区再投资法》涉及的贷款范围很小，违约率也低，根本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高盛前投资银行家约翰·R·塔伯特也针对这种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社区再投资法》是1977年通过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产也没有迅速增长。房地产泡沫波及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社区再投资法》。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高收入阶层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华高档住宅的贷款案例违约率要比穷人的贷款案例违约率高，许多穷人和中产阶级并没有过度借贷，却受到了冲击。 根据美国房地产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进入2010年下半年，购买豪华住宅、贷款超过100万美元的业主停止支付贷款的比例大约占1/7，而那些贷款总额在百万美元以下、购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时还款，出现不良贷款的比例只有1/12。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战略性拖欠问题专家布伦特·怀特教授揭露说：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们很容易随意地放弃偿还贷款，把房产当做一桩失败的生意，随意处理掉，他们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银行的恐吓，也不大觉得羞耻。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怀特等人上述这些有理有据的批评，使那些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社区再投资法》的新自由主义者无以回应。 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并进行激烈争论。
（一）关于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加强监管。他们主张，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救助银行和金融系统；在长期内，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他们对政府已经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过于保守，力度不够。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等就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看法和比较激进的主张。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度信奉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监管工具已经被那些需要被监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对监管的套利和操纵，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
克鲁格曼主张，在救助银行和财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实施之后，就应当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改革金融体系，重建金融系统，用一套新的规则和条款确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全部金融机构。他提出，不仅是银行，而且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
鲁比尼主张迅速对金融系统监管进行改革。他认为，这场危机表明，证券化不是减少了系统风险，而是制造了系统风险。金融公司和金融创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导致了定价的不确定性风险。这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自我监管，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监管。自我监管的方法还引起了评级机构的巨大利益冲突，它们不是按照监管原则而是依据自己确定的办法行事。鲁比尼提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流动性、资本、杠杆、透明度、补偿金等方面更有约束力的制度。”
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承认，必须建立一个更坚固更安全的金融体系，目前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现在的金融监管框架有许多缺点和漏洞以及司法权重叠，对金融风险的定义也已经过时，只注重个体安全而忽视了系统安全，没有监管好传统银行以外的衍生品业务，没有给消费者和投资者以适当的保护，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合适工具，更没有全球一致的监管体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于市场自行调节论，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的政策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侵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说，在这场典型的银行恐慌中，由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让市场解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救助。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称许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解除或放松监管后银行系统是多么强健。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凯文·墨菲认为，政府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帮倒忙，人们不清楚政府将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会获得救助，这就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哈佛大学肯尼思·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认为，过度杠杆行为是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动过度杠杆行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认为，理智的决定应当是让破产的银行消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市场就会消化掉僵尸银行和坏账，新的银行就会出现。与此同时，不受政府干预的房地产市场会恢复真正的房地产价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维持的基点上。他还认为，有些银行被认定为“太大而不能倒闭”，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场策略也许会导致更严重的衰退，但会使经济更快反弹，衰退的时间更短。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严重的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营垒内部出现了分化迹象，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也能看到这种迹象。例如，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从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这次危机中拒绝在自己同事组织的反对政府救助计划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认为，如果否决了救助计划，就会刺激私人投资者从银行抽离资金。因此，政府除了为银行提供保护伞和加强监管，别无选择。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像他本人这样反对政府救助和监管的学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监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对这场严重的危机仍在倡导政府对金融机构解除或放松监管。他们有的认为，监管者在危机时刻往往只看金融创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创新的收益，过度监管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的认为，监管会限制银行的活力，从而会影响经济的活力，而解除或放松监管则可以使银行系统更有效率，使人们更容易贷款买房，从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雇佣更多工人；还可以使收入增长更快、经济周期波动更小，甚至还能降低犯罪率。 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琴·勒茨认为，金融监管会压制金融创新，妨碍公司和消费者借款，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我们并不需要更多、更严厉的监管。在平时，市场调节力量很强，严格的监管只会增加成本。○8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加强金融监管会阻碍金融市场创新这一说法，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驳说，现在的金融创新，不是用来帮助美国人应对他们真正面临的风险，使他们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仍能拥有住房，而几乎全是在逃避税收、监管和会计准则，尽可能钻空子或愚弄一知半解的借款者。真正的金融创新需要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制度来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稳健。好的监管，会鼓励好的创新。
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中改变了他们对监管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他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重建宏观经济学，得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效的结论。如今，面对经济危机，卢卡斯承认解除或放松监管出了问题。他说：“我每周都在改变关于银行监管的看法，过去我以为这个领域得到了控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卢卡斯顺便透露，奥巴马是除克林顿以外44年来他唯一投票支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通过了《巴塞尔协议 III 》，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由于受到了来自金融部门的广泛压力，委员会曾经被迫放松监管指标。2009年9月12日，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代表终于在瑞士巴塞尔就这个全球银行的监管新规则达成了历史性协议。
2010年6月25日凌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议员经过通宵工作，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不顾华尔街几个月来的疯狂游说，批准了其中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分离银行衍生品业务者两项争议最大的规则。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法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银行的自营交易能力将受到限制，以后受联邦担保的资金不能够从事高风险活动，同时，利润丰厚的衍生品业务也将从传统银行中分离出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认为，这项法案比“几乎所有人”预计的都要严格。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称这个法案是“巨大的成就”。美国凯威莱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应法律和金融界的广泛要求，发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法律评估报告。凯威莱德旗下金融服务部门联席主席史蒂文·洛夫齐表示，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所有金融机构都将直接受到重大影响，非金融机构由于使用受监管的金融产品也将受到间接的影响。该法案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修改以及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监管规定的广泛调整，将对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巴塞尔协议 III 》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是金融监管领域中国家干预主义胜利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二）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提出了部分银行暂时国有化方案。
鲁比尼认为，国有化是对付银行业危机更“市场友好”的方案，既能给无偿付能力的机构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以最大打击，又可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还可以避免政府管理有毒资产的问题。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行业的生存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政府需要有相应的所有权，不实行国有化，银行就不能自负盈亏。
斯蒂格利茨认为，国有化有助于迅速恢复信贷，有助于使银行的动机与国家利益相符，有助于清理银行间债务。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国有化主张，甚至得到了曾经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有条件的的支持。格林斯潘说：“为了迅速而有序地进行重组，或许有必要暂时将一些银行国有化。”他还添加一句：“这是百年才能做一次的事情。”与格林斯潘相似，詹姆斯·贝克在里根政府任财政部长时曾经热衷于私有化，在此次危机中也对银行国有化表示有条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国有化。哈佛大学杰弗里·迈伦认为，国有化意味着由政治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决定谁获益谁受损，政府可能去补贴信用等级较低的贷款人，补贴与政治相联系的产业，贷款给国会里政治势力强大的议员所在的地区，所有这些都有损经济效率。同时，他认为，国有化不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将银行国有化，将银行作为政治工具的诱惑就会使银行被国有化数十年时间，甚至永远收归国有。更糟糕的是，一旦银行被国有化，其他行业，比如汽车、钢铁、农业就会纷纷寻求政府帮助，就会使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迅速加强。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哪怕是实行暂时国有化，就会蒙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曾经信奉新凯恩斯主义但近些年来不时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银行国有化的反对者。2009年2月24日，伯南克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需要银行国有化。他强调，即使为了进行必要的重组，政府也不一定非得接管背负着巨大问题资产的银行。不过，伯南克面对意见分歧，他又换一个说法：“不需要正式地把银行国有化”，“而是公私合营”。在这里，伯南克似乎佯装不知道私有企业或私有银行改为公私合营也属于西方定义的“部分国有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私人部门给银行和金融机构纾困。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格伦· 哈巴德、哈佛大学的哈尔·斯科特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鼓励银行将有毒资产分离至一个坏账银行，政府不再担保任何坏账银行的债务；一是政府进一步放松限制，让私募股权基金进入银行，由私人资金承担大部分风险。
针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国有化的观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这种对私人控制方式的偏爱，会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严重扭曲，总是出台完全没用的救市措施。如果仅仅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觉，而把大把的钱塞进银行以及高官们的腰包，这会付出我们无力承受的巨大代价。”克鲁格曼还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担心救助金融体系的行动有一点所谓社会主义的色彩，便不采取必要的行动，那将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计划”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计划”都表示不满，但两派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和政策主张却大相径庭。
“保尔森计划”又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ve Program, TARP），是保尔森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时于2008年10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通过7000亿美元财政支出，由政府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盖特纳计划”又名“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是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的于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用“保尔森计划”的部分资金，并引进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建立公私联合投资基金，用来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不满，有不同的出发点，并有不同的替代方案。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替代方案，反映出两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以保尔森计划为基础的任何救助计划都不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越来越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如果这项计划最终得以采纳，很可能要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收拾残局。”斯蒂格利茨颇有深度地揭示这类计划的性质，指出这类计划是由导致这场危机的“特殊利益”、“错误的经济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混合而成的。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布什政府的保尔森方案是让政府直接买下银行的有毒资产，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方案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由他们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因此，盖特纳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来为有毒资产的购买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保尔森方案的翻版。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林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从另一出发点和另一替代方案出发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他认为，“盖特纳计划”比“保尔森计划”更有风险、更狡猾，不但很有可能像后者一样失败，而且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谁获益谁就要承担受损的风险”，他说：“对于像我这样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当前最可怕的风险是少数金融家的利益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是到了从资本家手里解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由上述可见，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保尔森计划”等是“特殊利益”、“错误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实行银行暂时国有化。而以津加莱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类救助计划“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从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解救资本主义。（四）关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分歧
曾经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伯南克，近些年来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他多次称颂弗里德曼，尤其是竭力赞美弗里德曼1970年所作的题为《货币理论中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的讲演。2003年，在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一书出版23周年纪念会上，伯南克说：《自由选择》是一部“经典著作”，“弗里德曼货币框架对当代货币理论和运作的影响怎样说都不为过”，“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应该对弗里德曼心存感激。”○4伯南克此前在弗里德曼90寿辰庆祝会上曾引证并赞扬弗里德曼“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以拯救美国经济的说法。西方一些媒体现在称弗里德曼是伯南克的“精神导师”。
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他根据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假说，认为按照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是可取的。弗里德曼的这一论点隐含着通货膨胀目标和通货紧缩目标，从而隐含着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思想。当这一假说受到质疑后，弗里德曼又表示，看来需要采取愈来愈大的通货膨胀才能保持低失业率。货币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盛行之后，由于声誉不佳，便开始寻找新的“经文”（斯蒂格利茨语）：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以来，就一直谋求设定一个“合理的”或“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扩大货币
_供给的依据。他表示，美联储大多数官员都认为物价涨幅应该保持在2%或略低的水平，而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太低。这是伯南克发出的美联储将量化的货币供给与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捆绑在一起的重要信号。这一信号很快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措施。伯南克后来公开发表文章说：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是促进就业，同时维持低水平通货膨胀。……今天，大多数的实际通胀率指标都不到2%，即低于大多数美联储决策者心目中符合经济长期健康增长所需的水平。”他极力强调量化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性，说：“过低的通胀可能对经济构成风险”，“极低的通胀可能变成通缩”。
美国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货币政策是指美联储在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基础上量化扩大货币供给，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的一种非常规调节方式。在通常情况下，美联储通过购买短期国债和其他低风险资产来调节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高风险资产来刺激经济，企图通过量化宽松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支撑复苏，减轻失业，防止物价下滑，缓解通货紧缩风险。但是，不仅美联储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知道、而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也知道，这一政策并非万应灵药，而是暗藏风险。
自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谴责美联储使劲开动印钞机，滥发货币。著名投资家、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2010年11月4日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伯南克，说：“伯南克博士不懂经济学，不懂外汇，也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银纸（印钞票--引者）。……他的学术生涯就是研究印银纸，给他一台印刷机，他就会使劲地开动。”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11月4日发表题为《美联储的纸房子》的文章，回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坚称，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用一件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操作的工具来摆脱通缩的幽灵：印钞机。他引用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如果发生通缩，只需要派直升机在头顶上撒美元。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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