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文化的研究评述.doc

论文综述

题 目： 《左传》文化的研究评述
学 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专 业： 历史学
学生姓名： 任伟强
学 号： 201361010134
指导教师： 杨芳

《左传》文化的研究评述
内容摘要：先秦时期的人才价值观,是指统治阶级选取任用各级官吏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是社会现实要求统治者所必须遵循的有形和无形的框架,而它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纵观历史,总能看到一个特定时期内社会主流阶层的人格特征,这群人就是在特定时代的价值标准下培养选拔出来的典型,他们的整体特性反映的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标准,间接揭示了其背后的时代背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用人思想的研究已有大量论文发表,并有专著出版,但对这一时期人才价值观演变的研究还较少,其演变的背景和结果值得进一步探讨,以揭示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的影响。
关键词：左传；价值观；春秋
一、 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研究
（一）社会环境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春秋之世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礼”开始逐渐脱去它往日神圣的面纱。这一时期,人们对价值根本标准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的人依然信仰传统的礼制,依然用“礼”作为价值评判的根本标准;与此相反,有的人却对传统礼制持否定的态度,企图改变“礼”作为价值评判根本标准的崇高地位。对价值根本标准产生分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春秋之际,人物多元化价值观得以形成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礼”本身持有相互对立的两种立场,其一是继续肯定“礼”作为价值评判根本标准的地位,其二是否定“礼”作为价值评判根本标准的地位。对传统礼制的否定,是春秋人物之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根本原因。从今天的观念来看,有些否定确实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完全是一种盲目的否定。 曾广开：《从左传看春秋时期价值观》，《烟台师范学院报》1990年第4期
有些否定可能是人物对“礼”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结果,客观上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已经具备了思想启蒙的意味。
总之,《左传》人物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其实是春秋时期社会思想空前自由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处于重大转型阶段的客观反映。综上所述,《左传》人物生活在传统礼制日趋崩溃、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春秋社会。社会秩序的极其混乱,也意味着社会思想的极大自由。《左传》人物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就是社会思想极大自由的必然结果。春秋社会这种“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时代特点,就构成了《左传》人物活动的基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二）自然环境
中国人历来注重思考和探索人类自身和自然世界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乃为古代哲人穷其一生所不懈追求的理想。虽然“天人合一”思想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但是中国人对“”的认识却“天到“敬天”，从“问天”到“观天”，从“人谋胜天”到“天行有常”，从“天人感应”到“制天命而用之”的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过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天人合”思想。中国古代先哲对物质的本原、自然世界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世界 关系等的探究，主要体现在“天”、“气”、“道”、“一”等观念上。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之精髓，为合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则。中国古代先哲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综上，中国古代生态自然观念有着雄浑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先哲的理论体系中内在地蕴含着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思维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厚伦理情怀。
二、 社会文化观念的研究
（一）生命观的体现
春秋时代的人们对于死亡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恐惧抑或代表着黑暗、狰狞和丑恶、痛苦，相反，当他们以至仁至义、至善至勇的信念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面对死亡时，死亡显得微不足道，就如生命般美好，成为一种百川向海般的自然宿。“人谁不死”、“死而不朽”，死亡在春秋时期已然上升为一种美学。 尚武:成仁取义，生死以之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谈及春秋战国时代武士信仰之条件时，数十端武德中皆与“死而后已”相涉。梁公最后总结: “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 “生死乃自然之化，其价值不在生死本身，而在生死所蕴涵、体现的道德内容，即是说，生死只有以某种价值为依归，它们才是有价值的”， 李平：《从<左传>宣扬殉道看儒家的生命观》，《湖北成人教育学院报》，2013年第1期
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在春秋时代回归到“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上，“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由此观之，那些仁人义士的死因都有了归依。
（二）对礼治观念的理解
纵观《左传》所述春秋时期二百五十五年间的历史来看,做为价值观体现者的礼,一直是发展的。其内容必有所损益,其形式必有所变化。其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如何尽快适应并推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这些适应新的封建秩序的价值观念,最后被孔子和儒家学派加以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一礼治思想,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以上所说的各种品质,大多是积极向上的,基本上概括了西周延续至春秋时期的各国人才价值观的整体轮廓,或者说是对人才的品质要求。有些因素是春秋时期特别看重的,比如礼、仁、义,有些是所有社会条件下的普遍要求,比如德、识、能等,也有的虽然名称相同,但内涵在演变,比如贤。春秋时期的用人思想基本上还是按照“礼”的要求塑造人才,这样才能在“礼”的社会中如鱼得水,发挥能力。到了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变成兼并,“仁”“义”的大旗不需要了,杀伤敌人灭亡敌国成为终极目标,人才价值观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才价值观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创造的,具有时代性,我们不能用后世的价值观去看待春秋战国时期的用人方式。比如“任人唯贤”是今天普遍的用人标准,但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是用血缘关系表达政治,“任人唯亲”是主流的用人标准,仅从《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的大量因“弃亲用贤”而导致国乱的案例可以发现,从“用亲”到“用贤”是一个残酷的权利和利益的争夺过程,一种进步思想被社会接受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同一个时代的人才价值观在宏观上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但由于政治立场和环境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方法论。比如战国时期,对贤能之士的任用依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墨子提倡“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费之。” 这是公平进步的用人思想,把选贤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荀子也主张“尚贤使能”,但要“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只在贵族阶层范围内选用贤者;韩非提出“尚法而不尚贤” ,认为重法为治,尚贤易乱;商鞅则说“遗贤去知,治之数也”,强调法律的统一和威严,贬斥所谓贤能的个体力量。可见在同一个时代,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才价值观也难于统一,这是由不同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社会组织变迁最厉害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用人思想必然要根据政治的需要进行调整,与现实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人才价值观的演变正是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反映。
（三）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春秋时期干涉的合法性并不是依靠法统原则,宗法制并非像人们普遍设想的那样赋予了干涉合法性。干涉多为强国干涉弱国,大国干涉小国。事实上,这类干涉的多发意味着,当一国的实力上升,对其干涉的认同度就比较高,合法性也就比较大。换言之,依仗权势发动干涉符合当时的国际规范,“丛林法则”是宗法制外衣下真正指导各国行动的方针。除了该项隐性指标判定合法性之外,就《左传》文本而言,信守诺言、铲除暴政和反对功利则是直接的合法性依据。作为国家对外政策手段和普遍发生的国际行为,干涉不仅直接维持和调节着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决策者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乃至国际规范的演变都有密切联系。
干涉是春秋时期司空见惯的国际关系现象。这一时期的干涉多为大国所发动,而且追求物质利益的干涉多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干涉。无疑,这与当代现实主义学者对干涉的理解和观察是一致的。秋时期的干涉还表明,使用武力的规范与干涉密切相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规范是人类普适性、应然性的美好理性诉求,可惜都未成为主导的实然性规范。如果干涉方依据的是正义,以军事手段进行干涉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与强调使用武力的目的性和被迫性而盛行于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 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
类似武力干涉作为处理国际矛盾最后手段的规范,也部分地为春秋时期的国际干涉所证实。
三、美学思想的探索
（一） 舞乐的构成
古代音乐舞蹈密不可分，又常与礼结合，是上层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论及乐舞之处甚多，可以大致归纳为三方面 第一，关于乐舞的产生与构成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但涉及音乐不多。吴毓清分析《左传》、《国语》关于“和”的论点后强调指出 ：“和字的初义本来是乐器的名称，后来方引申为‘谐和’。这一载着它的引申义的‘和’字，在春秋时期的音乐（礼乐）思想领域中，则可以说是唯一体现着对于音乐自身的特征的认识的一个概念。” 不少学者指出，稍后孔子提倡“和而不同”。再往后，儒家主张“中和之美”，皆受其启发。
季札最终还是“论声以参时政”，从乐舞观察各地文化传统和政治兴衰，这是春秋时期审美价值观的主流倾向。他认为《卫风》反映康叔、武公之德 ；《齐风》是“表东海者”，“国未可量也”；《豳风》“其周之东乎”；《秦风》“其周之旧乎”；《唐风》“其陶唐氏之遗民乎”；《小雅》“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大雅》“其文王之德乎”；《大武》“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大夏》“非禹其谁能修之”；还批评《陈风》“国无主，其能久乎”；《郑风》“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这些属于政治评语。有的学者指出，季札的评论，显然溶进了他的主观再创作与理论思考，尽管他力求思想与艺术兼顾，但最终还是突出了接受者的政教功利主义审美观，这对于汉代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诗歌评论家有直接的启示 。 谭家健：《左传的美学思想》，《文学遗产》，2010第1期
也有的学者指出，季札重德而不重情，重旧乐而不重新声，带有保守倾向。
（二）舞乐的社会功效
崇礼是贯穿《左传》的中心思想，一切社会活动必须合乎礼制，乐舞尤然。例子比比皆是。隐公五年，鲁国某新建宫殿举行落成典礼，将舞万舞。隐公问舞者中执羽毛的人数于众仲。对曰 ：“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万舞包括两部分，文舞手持乐器与野鸡毛，武舞手持盾牌与斧头。佾，即行列。八佾就是八排执羽之人。这些规定属于古礼，春秋初期尚严。春秋末期，鲁大夫季氏已经用八佾舞于庭，无视周礼，所以孔子很生气，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庄公二十年，周王朝的王子颓宴五大夫，“乐及遍舞”，即演奏了所有舞蹈和乐曲。郑伯闻之，对虢叔曰 ：“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奸王之位，祸孰大焉？福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王子颓是周庄王之子，与周惠王争天子之位，闹分裂，从而周室大乱。所谓“乐祸”指在灾难中作乐。“奸王之位”指他篡夺惠王之位。所以郑、虢二诸侯决定帮助惠王复国。次年，诛王子颓。庄公二十一年，郑伯纳王有功，在王城宴享惠王，也把各种乐曲演奏一遍。原伯说 ：郑伯去年批评王子颓，今年却学他的样，明知故犯，必遭祸殃。这年五月，郑伯病故。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惑引诱楚文王之寡妻，在其住宅之旁修建公馆，并演出万舞。文王寡夫人哭着说 ：“先君习是舞也，以戒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侯仇敌，而舞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万舞是带有军训性质的舞蹈，表演万舞是为了战备，如今令尹不是对付敌人，却在寡妇门前玩弄这一套，不是有异于古礼吗？子元得知，十分惭愧。后来，寡妇自称“未亡人”，即始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死者乃晋平公之母舅，礼应服丧。然而晋平公竟然不彻乐，《左传》批评 ：“非礼也。礼为邻国阙。”“阙”即停止音乐。《礼记·檀弓》记，晋国执政知悼子卒，晋平公与师旷照旧饮酒，作乐，鼓钟。宰夫杜蒉进行讽谏。可见古代乐舞受礼的制约。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举行国丧时，皆要求全国停止娱乐活动，表示哀悼。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侯舞。曰 ：“歌诗必类。”歌诗时与舞同类相配合。齐高厚之诗不类，晋大臣荀偃怒，且曰 ：“诸侯有异志矣！”高厚吓得逃回齐国。这说明乐舞违礼者会受到惩罚。《左传》有大量“赋诗明志”的记述，这是春秋时期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左传》提到一些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并对它们的美学价值作出分析解释。“服美不称”和“车泽人瘁”是两个重要美学命题，揭示出器物华美与道德丑恶的矛盾现象。而庆封多次不知礼敬，不识诗义，说明他是个只会追求物质享受缺乏文化素养的小人。
人,是具体环境中的人。人物的活动,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它必然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左传》人物亦不例外。《左传》这一历史文学巨著,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生活于波谲云诡的春秋时代,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无不带有典型的乱世特征。研究《左传》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左传》,无疑是极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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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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