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乡村师范教育思想撷要.doc

黄质夫乡村师范教育思想撷要
王运来
黄质夫(1896-1963)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名重一时的乡村教育先驱和中国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早年求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由该校派生出的东南大学的农科。毕业后，投身乡村师范教育二十余年，先后创办或主持了江苏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等，积累了一系列兴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理论。他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承者、光大者，又是乡村师范教育理论的开拓者、践行者。综观黄质夫一生尤其是他知天命之前的经历，他心中始终涌动着这样几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教育能够救中国，中国的主体在农村，拯救中国的关键是乡村教育，而实现理想的乡村教育的根本途径则是办好“乡村教育发源地之乡村师范”（语出《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以下简称《自省》）。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实践活动都与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有着极深的渊源。获悉栖霞区要组织编撰《师之范－黄质夫在栖霞》一书，作为黄质夫先生的晚辈校友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笔者欣慰有加，额手称庆。首先现拟从教育作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四个方面，探讨一下黄质夫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与黄氏缜密、完整系统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相比，本文实恐是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因而姑且“撷要”述评之。
一、 教育是“改造乡村唯一的工具”，乡村师范是“乡村教育发源地”
黄质夫认为，“改造乡村唯一的工具，就是教育”（语出《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以下简称《责任》）。此处的教育显然是指乡村教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乡村教育为乡村复兴之源泉”（语出《自省》）。而乡村教育的发源地就是乡村师范。他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针对中国农村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现状，抓住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兴办乡村师范学校，发展乡村文化教育,培养乡土人才，开发智力，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救百万村庄的穷，化万万农民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栖霞乡师校歌》）。他希望短期之内就能够建成“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乡村”（语出《栖霞乡村师范服务社会之实况》）。并将这种理想乡村称之为“栖霞新村”，“大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忧乐与共，携着手儿齐向那光明路上走，实现新中国的乡村，跻中国于自由平等的地位”（语出《<栖霞新村>半月刊发刊词》）。具体而言，仅在“推广”方面就要做到六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提倡农村娱乐，培养农民道德”。（语出《我们的主张与实施》，以下简称《主张》）。当然，“最后的责任，还在改进农业社会，使它科学化、工业化、商业化起来”（语出《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
二、 乡村师范学校要培养集教师、导师、领袖于一体的英雄式人物
黄质夫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兵连祸接，民不聊生。他对当时中国乡村的状况有着清醒而痛苦的认识，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联手对农民实施的“剥肤敲髓、竭泽而鱼”的举动，致使农村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现状，那就是“乡村人民生计的困苦”、“乡村人民知识的浅陋”、“乡村风俗的颓惰”和“乡村人才的缺乏”（语出《责任》）。而当时事实上真正到民间去，真正能够做下层工作的，“只有乡村教师”（语出《和乡村教师的谈话》）。有感于此，他提出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必须是“在校好学生，出校好教师”（语出《自省》），要成为能文能武、能官能民、能屈能伸、德才兼备的多面手，做一个集“良好的乡村教师”、“灌输农民知识、改进农民生活的导师”与“发展乡村社会事业的领袖”于一体的英雄式的人物（语出《责任》）。黄质夫为《我是师范生》写的歌词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学有专长，当仁不让，现身教育，造福边疆，赫赫英雄我首创。”这些人在毕业之时要具备七项资格（语出《责任》）：他们不仅是坐而言的人，还要是起而行的人；对于各种基本知识，应有充分的修养；体格健全，能耐劳苦，品格高尚，堪做乡民的表率；有各种应用的常识，且明白教育原理以及近代社会的趋势；对于本身职业，有浓厚的兴趣，肯认定他的职业为终身职业；长于社交，能得各方面的助力；了解乡村社会情形，熟知农民习性，安于乡村生活，视改造乡村为最有乐趣的事业。
当然，在黄质夫的设想中，而要想培养出这种“赫赫英雄”，那就必须拥有“才能胜任、德能感人”的导师，这些导师应该是一些十项全能的人——他们要具备这样十个条件（语出《自省》）：有许身乡教宏愿、改造乡村决心；厉行俭朴，重视劳作，为学生倡；遵守学校纪律，努力为学生表率；努力进修，力求深造；师生共同生活，不自居于例外；精选教材，恳切指导，务使学生学有所用；有劳而不怨、诲人不倦精神；爱惜公物，共体时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示学生以楷模；爱学生如子弟，视学校如家庭，认乡教为终身事业。
三、“以教育求合于社会需要”
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和乡村师范学校的特点，黄质夫提出了包括教导、训育、体育、推广在内的全面教育思想（语出《主张》）。他格外重视学生道德品质和实用技能的培养。他认为德育（即训育）是核心，是办学的方向和重心所在，始终强调“爱国报国，求实苦干，献身乡村，文明礼貌”等。他明文规定“校长负训导上的最高责任”，并制订各个年级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方案，循序渐进，严格执行。在智育等方面强调学以致用，“务期教应所需，用出所学”，“以教育求合于社会需要”（语出《自省》）。讲究的是水无定势，兵无定法。可以说是，除了最基础的文化知识之外，农民需要什么，乡村需要什么，农业需要什么，他就组织乡村师范的学生学习什么，这便是他的“职业课程宜增加”、“浅尝课目宜减并”的思想。他所讲的浅尝课程是指那些“无所不能”而又“未成一技”、“实无可用”的“空泛”课程（语出《自省》）。除基本文化课和教育专业课外，在他长校的学校均增设农业常识、工艺常识、医卫常识、手工劳动、音乐、美术等课程，所有课程均严格考核。栖霞乡师规定学生须学会一二种乐器，毕业考试前多出现秉烛夜弹、校园乐声悠扬的情景。学校还将课外活动视作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开展绘画、音乐、读书、作文、冬泳、园艺、标本采集等活动，举行国语（普通话）演讲、书法、美术、歌咏、专题辩证比赛等，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发展才能。在体育中，创设了“千分制”的千分考（语出《主张》）。而且，黄质夫所主张的教学内容的重点是动态的，变化的。例如，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他就在教学中加进了一种“探试”——训练，包括精神、体格、生产、特殊技能、社会服务的训练（语出《非常时期教育设施的一种探试》）。
四、“教育方法不妨多，教育形式不必同”
黄质夫既不赞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也反对对欧美教学方法“未敢稍加变更”的做法，独创性地提出了“教育方法不妨多，教育形式不必同”的黄氏教法。他根据乡村师范教育的宗旨，通过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参考中外名家的研究，审察当时教育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主张“实施工读，以代实习；加紧劳作，以代体育；利用休闲，以代音乐”的、强调“纪律军队化，生活劳苦化，思想笃实化”的乡村师范教学新思路（语出《自省》）。就系统性、逻辑性、深刻性、新颖性而论，它们都称得上是黄质夫“三三教法”或“黄氏三三法”。
黄质夫认为，作为职业学校之一的乡村师范学校，理应做到工读结合，“以做为经，以教学为纬”，“做学教合一”。但是，由于时人“泥于外国之书本，不求合于中国之实际”，以致于即便是职业学校也还是“反复于章句，而离去其事实”，完全是“八股之贻毒”，毫无“教育之真谛”。事实上，乡村师范教育乃“生利之事”，不可做“纸上空谈”。所以，他主张“以工作代其实习”，这“固不妨碍其全体学习，更依学生工作成绩，给以报酬，以代替公家之供膳，杜断其不劳而获之心”。体育的真正目的应该在于“活泼肌肉，强健体格”,而不是“执为专好，废弃其他”。“加紧劳作，以代体育”，既能达到体育的目的，又可“除浮嚣之习，去奢侈之风，张自信之念，塞外漏之卮”。音乐有益于人生，可于休闲时“聚二三同好，作音乐演奏”，既“有补于乡村人民之生活”，又“不浪费学生学习之光阴”。而在训练中，黄质夫则十分重视纪律军队化、生活劳苦化和思想笃实化。他以昔日的普鲁士“曾以全国师范生，采用军队之训练，一战而胜法”为例，来证明乡村师范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贡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认为劳苦者自高尚。对于当时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者，人亦莫斥为废弃；从容儒雅，自矜高贵者，群仍奉以为清流”的丑恶现象，他深恶痛绝，认为这些“人格凋丧”的人“得意则误国，失意则害民”。所以，他才极力倡导劳苦：“身既习于劳者，志自趋于高尚，去脆弱颓惰之风，养发扬蹈厉之气。以此强国，何国不强，以此治校，何校不治？”针对青年意虑不深、容易轻信盲从的个性，希望他们能够“相互勖励于正心诚意之间，而不存重于责人轻于自恕之念”，秉持操守，思想笃实。

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历史学博士，兼任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8913967909。yunlaiw@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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