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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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 题 号】K3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03年02期第171～177页
【英文标题】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the Ninth Year of the Ming Emperor Wanli
　XU Su-min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3, China)
【作者简介】许苏民(1952-)，男，江苏省如皋市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定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The year 1840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author draws upon lots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has reached such a conclusion that the ninth year of the Ming Emperor Wanli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is breakthrough is conducive to changing the Western mode into Chinese one, resulting in multi-idea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开端/早期启蒙说/内发原生模式/世界近代史/一元扩散与多元发生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early enlightenment/take place from inside/from single to multi

［中图分类号］K0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2-0171-07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模式：一是“冲击—反应”模式，由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B.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费正清(J.K.Fairbank)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其近代化运动的历史。在马士的影响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陈恭禄、郭廷以、蒋廷黻等，在他们分别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中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二是“侵略—革命”模式，由苏联学者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印的《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革命史。中国的历史学家李鼎声（孪平心）在1934年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直接来自这一叙事模式。不言而喻，这—叙事模式也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三是“早期启蒙”模式，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于1945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该书于1947年再版时，将书名改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从而使其关于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观点更为鲜明。不可否认，无论是“冲击—反应”模式，，还是“侵略—革命”模式，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某些历史的真实，中国学者认同这两种分别来自西方和苏联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都反映了他们对于民族复兴的愿望，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发挥过积极的、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二者在学理上似皆有不足之处，前者的逻辑指向是“西化”，后者亦曾导致一度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惟侯外庐的“早期启蒙”模式在学理上似更为全面和深刻，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更具启迪意义。
本文试从学理上评说以上三种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模式，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借以论证中国近代史的“内发原生”模式和以明万历九年（1581年）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观点。
　　一
以何时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确立当前的奋斗目标、为现实的社会功利目的或政治目的服务的问题。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它乃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文化、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重大学术问题。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富于学理上的深刻性和广袤性。
“冲击—反应”模式论是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在西方近现代史上，“中国文明否定论”和“中国文明赞美论”两种观点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前者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东方文明否定论”的传统，后者源自拉丁文化系统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前者以法国启蒙学者盂德斯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威廉·琼斯、穆勒父子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重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分析；后者以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狄德罗和伏尔泰以及现代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为代表，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的阐扬。如果说18世纪是“中国文明赞美论”占上风的话，整个19世纪则是“中国文明否定论”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而“冲击—反应”模式论就是直接来自西方文化中的这一“中国文明否定论”的传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对中西传统社会的比较，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第一，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是区分亚细亚国家与欧洲农业国家的标志；第二，不具有各种得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可以同专制君主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掠夺，是区分东方专制政体与欧洲“名义上的专制”政体的标志；第三，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使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制度的基础和亘古不变的原因与保证。基于上述分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几乎完全一致地得出结论，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从而最后只有依靠外国资本的输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类似静止的状态归于结束。
19世纪的德国学者更从思想文化层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缺乏内在动力，只能靠西方思想的输入才能终结其停滞状态的观点。赫德尔认为儒家传统阻碍了中国在教育和政治方面的任何进步，而专制主义又防止了与儒家学说相对立的任何学派与儒家学说争雄长；因此，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裹以丝绸、画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1](P202)。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尚且停止在历史的绝对精神发展的最低阶段，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人们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因而这个国度也就没有任何的生机和活力，只能在周期性的相斗相杀中重复着终古相同的王朝更迭，其历史也只能是一种“非历史的历史”。因此，“遭受欧洲人摆布是亚细亚帝国的必然命运”[1](P203、204)。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斯·韦伯亦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作出了中国根本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的武断结论。
正是由于19世纪西方学者们所提供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基础，所以才有20世纪从马士到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反应”论的叙事模式，后者只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推演。这一模式强调的是西方之“冲击”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只能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如此，费正清等人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也是如此。中国20世纪20～4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的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受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影响，1934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9年出版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40年出版的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等等，都是以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为思想渊源的。而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则主要是受费正清等人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影响，所谓“西方的现代化是内发原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次生型”等观点，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引申。
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侵略—革命”模式，以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与革命为近代史之主题，与“冲击—反应”的话语模式在叙事的纯粹形式上并没有差别，二者都是遵循由外而内的思路；差别仅在于前者是苏联话语，后者是西方话语。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长达70年的较量，使运用苏联话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方冷战的烙印，其中最明显的是把西方人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办报纸等等一概斥为“文化侵略”。不过，值得珍视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苏联的中国近代史话语的时候，力图避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而保持中华民族自身的主体性。1933～1937年间，吕振羽在他发表的多种论著中明确提出了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注：吕振羽先生最初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933年中国大学校内刊印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中，该书已佚。又见《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年第4期，第23页）、《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出版）等论著。）。1939年12月，在延安的历史学家代毛泽东草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时，也接受了吕振羽的这一看法，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2](P626)这一事实；然而，该章又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2](P624)。既然停滞不前，又何来资本主义萌芽？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正是“冲击—反应”模式的西方话语和“侵略—革命”模式的苏联话语赖以确立的理论前提。
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模式和苏联话语模式相区别，侯外庐在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话语模式方面作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探索，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启蒙”模式。
在侯外庐看来，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的中国研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中国社会决不像某些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早就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文化也不是一种丧失了任何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它可以而且能够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1945年，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从17世纪的王船山一直讲到20世纪初的王国维，确认这一时期从中国文化自身所生发出的新思想所具有的近代意义。1947年，该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时，侯外庐又将书名改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这一改动殊堪玩味。前者之所谓“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完全可以从思想往往先子时代这一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去加以理解，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未必就是社会史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学说；而后者之所谓“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则是从社会史的意义上明确论定从王船山到王国维这一历史时段的中国乃是“近代中国”了。1956年，侯外庐又将该书从王船山到龚自珍的部分独立成书，而名之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且增补了关于16～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专章论述，进一步从思想追溯到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在1956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氛围内，虽然侯外庐一方面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苏联话语模式表示认同，但另一方面却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晚明思想史，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由17世纪上推到16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并且富有深意地提出和论证了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
——不过，这是一个长期受到冷落的叙事模式。在苏俄话语模式占据统治地位的几十年内，虽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被看做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却没有人赋予其以“近代史”研究的名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冲击—反应”论的西方话语模式重新占了上风，“早期启蒙”模式又被斥为“唯物史观的教条”，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被斥为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明的“伪问题”。我们的一些学者不明白，苏东剧变和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决不意味着史学领域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西方话语的胜利，决不意味着放弃了苏联话语模式就可以照搬西方话语模式，而是意味着各国的史学家可以不受任何外来模式的支配和束缚而独立地探索本国的近现代化之路。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是不是“伪问题”，只要尊重事实，自不难解决。古希腊人说得好：“只要存在事实，上帝难改历史。”[3](P20)
　　二
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首要标志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因此，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乃是论定近代史开端问题的关键。最先提出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是吕振羽。他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并不是从原则出发去寻找史料，而是从史料出发，十分审慎地引申出他的结论。他在1933年只是认为清代的前半期有资本主义萌芽，到1937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才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将资本主义萌芽上推到“明清之际”。他的这一观点为侯外庐所认同。继吕振羽、侯外庐之后，不少史学家在明清史领域辛勤耕耘，产生了尚钺、许涤新、傅衣凌、邓拓、郑昌淦、田居俭、李文治、戴裔煊、钱杭、来新夏、韦庆远、陈学文、刘石吉以及美国学者苏均炜、林珍珠等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力著，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已开始其近代转型历程的论题。就连晚年费正清也开始意识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局限，试图代之以“传统—现代”模式，并且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据实承认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萌动开始子鸦片战争以前，近代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4](P39)。
综合海内外的研究成果，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在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兴起，出现了农民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农村的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的局面。其主要表现，一是农村的专业经济区和专业户的大量涌现。例如：浙江南浔的农民多为桑叶专业户，杭州临平的农民多为蚕种专业户，海宁硖石的农民多为木棉专业户；嘉兴从明初亩产水稻1126市斤的“粳稻之乡”一变而为生产桑、豆、棉、麻、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区，闽广多果品专业户、甘蔗专业户，河南半数农民成为木棉专业户。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农民是什么赚钱就种什么，这正是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情景。二是手工业劳动从“农夫红女”的自然劳动分工中分离，带来了乡镇手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江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原先的许多只有数十户居民的村落发展成为有数千家甚至超过万家的繁华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写的盛泽镇就是如此。像这样的新兴城镇在江浙一带就有二十余座。城市的主体，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而不是官僚豪绅。如此迅速发展的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正是社会经济按其自然规律发展的产物。
第二，在城市，国有手工业经济衰落，私营手工业工场兴起，出现了商业资本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汉口、上海、佛山等商业大都市迅速崛起的局面。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是由朝廷的各行政部门掌管的国有手工业，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私营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这些国有手工业大都不景气，甚至无法继续存在，国家需要的产品遂以向民间加工订货的方式来取得。国有手工业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生产关系，而私营手工业工场则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与传统社会的商业资本总是向上地回流、商人转化为地主的情形相反，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即商业资本直接投资于手工业来组织商品生产的情形。汪道昆《太函集》中就有关于徽商阮弼投重资于浆染业而使芜湖成为全国浆染业的中心、徽商朱天泽投重资于福建铁冶业的记载。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有关于小商人发财后成为工场主的描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像汉口、上海和佛山这样的大型商业都市，都是在明代中叶以后诞生的，典籍俱在，可从范锴的《汉口丛谈》、陆楫的《蒹葭堂杂著摘抄》等书中见之。
第三，商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商品化和城市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商业资本直接介入和支配着农村专业户与手工业的生产，包买主不仅在不同的农业专业户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而且在原料的直接生产者与手工业者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明万历年间，“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贾”，又由商贾转售给纺织业发达地区的手工业者；浙江石门的榨油业，原料来自两湖，而产品则销售于东南各省。“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商人们奔走于全国各地，发挥着组织原料和商品流通的巨大作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全国的经济已经联为一体，即使是一个县的生活必需品也是来自全国的十几个省份，甚至有来自海外诸国的[5](P284)。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活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
第四，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已开始走向世界，努力开辟国际市场，并且展开了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权的斗争。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而明代中叶，则实现了从“夷入市中国”到“中国而商于夷”的转变。部分徽商和东南沿海的人民“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在海上，中国人与西方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贸易竞争，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严重。1650～1661年，中国到长崎的商船607艘，平均每年51艘。荷兰热兰遮城日志1655年3月9日条载；“属于国姓爷（郑成功）的船只二十四艘，自中国沿岸开去各地贸易。内开：向马达维亚去七艘，向东京去二艘，向暹罗去十艘，向广南去四艘，向马尼拉去一艘。”[6](P358)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将荷兰殖民者驱逐到印尼海域，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遂为中国人所掌握，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
第五，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明王朝不得不实行一些有利于新的经济因素生长的措施，客观上顺应了社会转型的要求。中国历代都有改革，但以往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自然经济的基础；中国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但以往的开放主要是“夷入市中国”，而不是“中国商于夷”。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则不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到了迫切要求明王朝实行鼓励农民为交换而生产的改革政策，以及废止东西洋海禁、允许民间商品经济走向世界的开放政策的地步。从嘉靖经隆庆到万历，变实物赋税和劳役赋税为货币赋税的“一条鞭法”改革逐步推行，至万历九年（1581年）正式以法典的形式确立下来而通行全国。改革不仅使农民摆脱了徭役的束缚，而且把农民引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之路，以至于反对改革者疾呼：“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7]（卷144）与此差不多同时，开放东西洋海禁的政策也在朝廷中的弛禁派和东南各省封疆大吏的反复吁请下，而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隆庆元年（1567年）和万历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有限的实施，至崇祯元年（1628年）而完全终止海禁政策。海禁开放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商人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贸易制海权的斗争中占有了明显优势，而且给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世界带来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的高潮。
不可否认，以清代明的征服战争，确实对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但在血腥的征服结束后，清王朝也采取了某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清初的“摊丁入亩”，直接继承了明朝的一条鞭法；清初虽曾一度恢复“匠籍”，但不久仍实行“以银代差”的明朝制度；雍正元年除各省乐户、惰民、伴、世仆等籍，使俱为良民；乾隆元年开放矿禁，此后又陆续在部分地区取消矿产品统购统销，等等，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乾嘉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已超过晚明。明代南京经营丝织的工场主只有几十张织机，到乾隆时，“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全城的织机“以三万余计”[8]，其生产关系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9]。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也有大的发展，乾隆时期，全国约有15个省份出现了直接雇工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地主，雇主与雇工之间没有主仆名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也有进—步的推进，江南苏、松、常、杭等7府已有市镇340个[10](P142-149)，浙江乌青镇在乾隆时已有8坊68巷116座桥，成为一座典型的以生产性为主的工商业市镇。由于矿禁的开放，云、贵、川、粤等省出现了大量的商办矿厂，规模最大的达五六万人，矿厂内部有相当严密的分工和管理体制，出现了中东部农民纷纷奔赴矿业发达地区的盛况，矿厂主与矿工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关系[11](P227)。虽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主要是“夷入市中国”，但中国外贸获得的收入仍相当可观。1700～1830年间，中国年均输入白银约277万两[12](P503-504)。这说明，当时国内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据傅衣凌考证，19世纪后期上海资产阶级的前身有一部分源自鸦片战争以前的苏、浙、徽、粤商人。邓拓和韦庆远也证明，中国近代矿业资本家的前身就是乾嘉年间的民办矿厂主。
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自16世纪后期起，中国社会确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从1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正是一部中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遭遇挫折、再缓慢复苏和生长的历史。虽然专制统治者的专横使得中国未能产生西欧式的享有法律上的特许权的“自由城市”，但社会经济结构确已处于近代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
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故《剑桥世界近代史》从文艺复兴讲起，《德国近代史》从宗教改革讲起。在中国，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也产生了被侯外庐称为“早期启蒙”的思想文化潮流。如前所说，侯外庐最初正是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来论定中国的近代史始于明清之际的。但问题在于，“早期启蒙说”也面临着一些来自纯粹学理方面的挑战。有学者明确指出：明清之际思潮的性质充其量只是属于“中世纪异端”，而并非带有近代性质的启蒙思潮；明清之际学者批判了旧世界，但没有可能发现一个新世界。学理的分歧归根结底来自对史料的掌握程度。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在明清思想史领域的潜心开拓，以大量的史料印证了“早期启蒙说”的正确。
从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中分化出“中世纪异端”、又从中世纪异端中发展出早期启蒙思想，是中西思想史上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果说从王阳明学派中分化而出的泰州学派依然带有中世纪异端性质的话，那么，李贽思想在万历年间的出现则标志着早期启蒙思潮的诞生。关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李贽的相关论述与康德给“启蒙”所下的明确的定义，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3](P229-230)。而自李贽始，提倡“工商皆本”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潮，批判君主专制而主张分权制衡的政治思潮，个性解放的道德伦理思潮，独抒性灵的文学艺术思潮，注重实验和数理演绎的科学思潮，批判宋明道学的哲学思潮纷纷兴起，虽然峰回路转，历尽曲折，但终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直到19世纪后期与西学东渐的潮流相汇合，并在晚清改革运动中继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首先，从经济思潮看，明清之际具有近代性的经济思潮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工商皆本”。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而明清之际则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新观念。例如，赵南星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说，冯应京提出“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说，王徵提出“商人者，财用发生之根本”说，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说，王夫之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说。
二是反对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经济运作，主张自由贸易。传统社会的显著特征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经济运作，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则主张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李贽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王夫之鲜明地提出了“人无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14]（第10册，P710）的命题，戴震亦认为“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15](P173)。
三是反对封闭政策，主张对内和对外的开放。对各地税关暴虐商民的行为，东林党人曾予以严厉抨击；晚明科学家宋应星更明确提出了撤除关卡以“通商惠民”的主张；东南沿海的封疆大吏们大都是主张开放海禁的弛禁派人物；王夫之主张打破一切贸易壁垒，以“视敌国之民犹吾民，敌国之财皆吾财”的胸襟气魄来发展“天下交相灌输”的自由贸易[14]（第10册，P1057-1058）。清乾隆年间，有一大批官员主张矿产品自由贸易，而安庆按察使刘柏更明确地提出了打破地域壁垒、建立统一的全国贸易市场的主张。乾嘉学者恽敬纵观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发出了“货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16]的感叹。而以上思想的产生，正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迈向以工商为本、以工商立国的经济演进的新趋向。
其次，从政治思潮看，明清之际初具近代性的政治思潮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是反对传统的皇权至上主义，确立了以人民的福祉为至上的政治原则，并把政治和立法的原则奠定在近代式的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为出发点，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揭露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17](P1-4)。王夫之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权利出发，鲜明地提出了“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14]（第10册，P669）的命题，认为君主若不能做到“公天下”和“保中夏”，则君权”可禅”、“可革”。顾炎武亦明确主张“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18]（卷3）。
二是批判专制强国论，主张分权制衡。王夫之针对当时流行的“以唐虞（公天下）为弱，以家天下自私者为强”的谬说，指出专制制度乃是导致民族衰亡的根本原因。专制程度越高，人才就愈凋零，国家就越衰弱[14]（第4册，P400）。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君、相、谏官“环相为治”的改革方案，以建立一种“置天子于有无之外”的政治体制[4]（第10册，P474）。黄宗羲继承晚明东林党人提出的“民亦君之主”和“以众论定国是”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学校议政，“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学校成为决定国是、对皇权和各级政府权力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民意机关与权力机构[17](P9-10)。顾炎武亦力主庶人议政，“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18]（卷9）。
三是反对特权人治，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更倾向于法治。黄宗羲根本否定特权人治的政治体制，主张以真正具有合法性的“天下之法”来取代君主专制的“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17](P7)。王夫之认为法律的权威高于君主之权威，主张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并以“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为立法原则的法治社会[14]（第10册，P116、309）。如此等等，皆颇能体现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和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
再次，从道德伦理思潮看，明清之际具有近代性的道德思潮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反对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提出了建立在自然人性论或“气质之性”一元论基础上的新理欲观、情理观和义利观。李贽根本否认有所谓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19](P4、92)。王夫之认为以程朱理学治天下必造成“后世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的惨祸，主张“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14]（第15册，P87），同时又反对纵欲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戴震从“血气心知”的自然人性论出发，批判宋儒理欲之辨为“忍而残杀之具”，主张“遂己之欲，广能遂人之欲”，认为“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主张“各遂其情”[20](P328、347、188)。
二是批判长期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奴性，提倡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和豪杰精神。李贽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主义的“条教禁约”和圣贤偶像，反对“居官则庇于官长”、“为圣贤则求庇于孔孟”的奴性，提倡“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的豪杰人格，呼唤“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发展[19](P58、155、17)。傅山继承李贽，要人们“把奴俗龉龊意见打扫干净”，从此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人[21](P419～426)。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皆强调学者要具有不为权势和流俗所左右的独立人格与学术个性，提倡豪杰精神。这种精神在清代乾、嘉、道时期并没有被泯灭，在提倡“学者当自树其帜”的郑板桥那里，在以“解薮斯以尽吾生”自任的戴东原那里，在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那里，都表现得十分鲜明。
三是对伦理异化的种种突出表现的批判。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中国传统的双重两性道德、性别角色定位、“张巡杀妾”式的“忠”、“郭巨埋儿”式的“孝”，以及纳妾、小脚、阉宦等传统陋习，统统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从这些批判中，产生了初步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恋爱婚姻自由的思想、女子参政的思想，等等[22]。我们原本以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的这些新思想，其实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新思想也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思想火花，而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呼应，并且从未间断的一股社会思潮。如果不是社会已开始了近代转型的进程，这样一股社会思潮的出现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还可以从科学思潮、史学思潮、文学艺术思潮、哲学思潮等方面来论证早期启蒙思潮的存在。传统社会对自然的认知局限于知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而明清之际则兴起了以“缘数以寻理”为核心的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呈同一趋向；传统的官修正史为尊者讳，而明清之际的史学思潮则勇敢地揭露官修正史之作伪，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传统文学的主流是载道文学，而明清之际的文学思潮则以抒发性灵、张扬个性和反映市民生活为特色；传统哲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以抽象的类精神来压抑人的生命追求和智慧创造，而明清之际哲人则凸显了个人生命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的生活和实践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所有这一切，典籍俱在，只要沉下心来通读明清学者的大量原著，自不难发现其中所闪耀的新思想的光芒。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论定：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近代化萌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与西方一样是内发原生型的而不是所谓外发次生型的。因此，应当以世界近代史的“多元发生”模式取代《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一元扩散”模式，以中国近代史的“内发原生”模式取代西方话语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苏联话语的“侵略—革命”模式。
在中国社会开始其近代转型的过程中，1581年（明万历九年）是具有关键性的，故笔者拟把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侯外庐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作为社会转型标志的是成文法典的产生。而1581年（明万历九年）确立的“一条鞭法”，正是一部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法典。只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苏联话语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侯外庐才含蓄地把“一条鞭法”看做是“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然而，按照笔者的理解，“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其实也正是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正如西方各民族的近代社会转型及西方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都是从“封建末期”开始的一样。紧接着1581年的改革而来的，是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一条鞭法”的确立和随后而来的利玛窦来华这两大事件所具有的历史象征意义来看，改革和开放乃是中国近代史之主题。一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改革开放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次改革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可以纳入这一“内发原生”的叙事模式中来加以陈述。
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走过了艰难的道路，但作为文艺复兴之策源地的意大利和宗教改革之策源地的德国所走过的道路也很艰难。此两国也与中国一样，经受过落后挨打的命运。意大利曾长期处于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占领军的控制之下，拿破仑亦曾征服德国。至于两国真正走出中世纪，乃是20世纪的事。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的近代史能以其体现历史主动性的15、16世纪为开端，中国的近代史却要以后来遭遇惨败而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为开端呢？科学的历史学理论实在是不应厚彼薄此的。以1581年（明万历九年）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内发原生”模式的确立，不仅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层面上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据实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历程，深刻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规律性，而且在价值层面上有助于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所经过的曲折历程中认真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坚持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性，在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收稿日期］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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