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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看“三个自信”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成为来自理论界的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代表们认为，这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所在，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世界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希望了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往何处去。党的十八大报告郑重宣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商志晓代表认为，强调坚定“三个自信”有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让我们坚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认识是科学的，由此建立的制度是完备的、符合国情的。
他总结道，其一，这种制度能充分发扬民主、实现民主并实现集中。我们党强调服务人民的宗旨，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广泛发扬民主，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集中民智，形成科学和正确的政策。
其二，我们的优势表现在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其三，我们党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
自信源于实践检验，自信源于不断创新。代表们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00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
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第一，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关系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
（17）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
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在这一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
第二篇：从发展看“三个自信”的底气形势与政策论文从发展看“三个自信”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的特色。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愈加成熟、愈加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强底气。这种底气来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攻坚克难成功实践的深厚积淀，更来自指引我们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人间正道。
一、中国道路创造人间奇迹
第1.从一穷二白到举世震惊，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实现历史性飞跃。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第2.告别短缺，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地位由无足轻重变成举足轻重。第3.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巨大飞跃。第4.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对外贸易大国。第5.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
6.科技、教育由极端落后到突飞猛进。如今的中国，文盲率大幅度下降，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科技成果举世瞩目。
7.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二、中国道路的特征与优势
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模仿和重复，是对既有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提供了带有普遍意义的战略启示。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一起从实际出发、稳定优先、民生为大，以改善老百姓生活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顺序差异、渐进改革、混合经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决定中国道路的因素即“中国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包括以民生为本、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和共同富裕。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共同富裕、科学发展、和平发展、正义的道路上。
我们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改革开放道路上，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居民收人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已越来越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2.地理和环境差异以及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3.垄断行业的壁垒保护是行业收入差距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制度设计缺陷和宏观调控的不足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而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农业机械化。
2.切实落实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脱贫致富。坚决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和行业新秩序。
3.创新收入分配理论，通四次分配环节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广大劳动者稳步提高工资收入。
三、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支持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谓多矣，而究其根本，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决定性的指导思想。90多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历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理论。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同志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江泽民同志在关于信用和金融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阐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同志将我们党深刻概括为五个优势：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四、中国制度为什么能赢
我们把毛泽东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大战略的基础，这一大战略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在世界上诸
多的大国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中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条重要理由：一是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自然资源基础二是中国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比美国劳动力人口多得多——人力资源基础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度基础。除此之外，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发展进步、伟大成就，让我们增强了这种自信。坚定“三个自信”，有利于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有利于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身特色、开辟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第三篇：三个自信底气何在学习心得学习心得
十八大报告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过去取得的工作成就时，提到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要坚持理论自信、要坚持制度自信。
报告强调道路、理论和制度这三个自信，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那么我们为何如此自信，底气又来自哪里。
首先，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基础之上的。近代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自打鸦片战争我国陷入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时候起，千千万万热爱祖国、不甘屈辱的仁人志士就开始探索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道路，可谓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其心不可谓不诚，其力不可谓不巨，然而留载于史册的却是一次次失败、一场场悲剧。每一次失败其共同症结在于，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道路。我们的党在总结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这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国情的选择、实际的选择，一句话，是来之不易的适合中国的选择。既然有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开拓更为灿烂的前景。
其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两个时期纵向比较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和认识，加之“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初期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始终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主题，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巨大的变化中，使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完全正确的。
再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国际观察横向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事的各项事业无论在何种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纵观30多年来世界风云，中国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无疑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令人赞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我们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取得建设的成果，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可以如此自信。
第四篇。“三个自信”与中国发展“三个自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要理解“三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也就是对中国的理解。
一、中国发展的历史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构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1.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首先，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既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方面，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第二，在3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就建立起了一整套礼制传统，后又演变成了儒家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德治习惯，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一。第三，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其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之后，汉武帝将大一统帝制予以了全面的完善，形成了整个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时才宣告结束。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纵向人伦结构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结构是一种纵向人伦结构，这个结构的根源是中国得以长期保持的以血缘、姓氏为主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来源于周公时期所形成的封邦建国。由于有了纵向人伦结构，也就有了如父母、儿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之孝，“弟”是兄弟姐妹之爱。在中国，由血缘宗法制所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演化到社会上就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忠”是指对皇帝、对长者的态度；“义”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些构成了中国纵向人伦结构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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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纵向的服从性传统，这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所构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种纵向人伦结构。纵向人伦结构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基础是家庭农耕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农经济。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中的经验传承、劳动力使用都是由父母安排和决定的，这就构成了家庭纵向人伦结构的文化特征——孝悌忠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转变文化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把纵向人伦结构转向平等型的人伦结构。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其核心是平等原则、交换原则，这些原则把曾经的纵向人伦结构彻底地颠覆了。在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道路、理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遵循着中国的传统条件逐步演变的，这一点在理解“三个自信”时不能忽略。
2.独特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三个自信”直接延续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历史源自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那之后的17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围绕着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展开的，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后，才意识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
据估算，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间在1500年以上；近代以来，中国由一个富裕国家一下子滑落为贫穷国家。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滑落到只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期间也就短短的
五、六十年时间。因此，独特的历史命运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悲壮的回忆。在这段历史中，我国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期间的赔款、割地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千万不能忘了这一段历史；现代中国的“三个自信”也是源自于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如今，世界都在议论着“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如何从近代历史的“灭亡论”转变到了现代的“威胁论”，这个跨越是理解“三个自信”的重要历史基础。
3.独特的基本国情
中国有其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中国13亿人口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00万平方公里上，也就是居住于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的两点之间形成的这条东部连线，经济地理学上称之为胡焕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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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中国gdp的95％以上也是在这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因为地理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中国被开发的土地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其中，第二个矛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列入了世界前茅，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繁杂性和严峻性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的gdp总量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显示中国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尚未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分析测算，中国的世界排名在90名上下，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象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之前两个“没有变”，也就必然导致第三个“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认识“三个自信”的时候，也必须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
二、中国发展中的文明跨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因此它的转型就显得尤为艰难。这个艰难一方面是出于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的侵略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在思考中国文明跨越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工业化在西方源自于工业革命，在中国源自于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探索，但真正的起步和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进程；而它的大发展时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会有一定冲突。现代性是人们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理想认识。在西方，现代性源自于启蒙运动，源自于西方人对自身未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憧憬的理性王国。在中国，现代性是对未来生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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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历史进程中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中期，一个地区会因为社会转型而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相比较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说，往往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导致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不仅跟不上现代性，两者之间还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如何把握对工业化成果的认识和对理想化未来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环节，也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重要依据。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其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难免会带来工业性的环境污染。所以，现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突出和早期工业文明所应用的手段是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给制度造成了一种失衡。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而社会文化和制度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下的一个部分，这种失衡就导致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人们的收入、生存环境、观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发展与生态、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与我们的理想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群体阶层之间分配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中国发展中文明跨越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必须以自觉的理性分析来把握。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是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靠新的改革、新的发展去解决，这就是“三个自信”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客观认识。
2.中国发展面临的“元问题”
“元问题”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什么问题倒逼出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今天中国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元问题”的思考，“三个自信”确立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培育起问题意识。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的、完整的“三个自信”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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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如生态问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制度安排需要合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和观念需要进一步突破，以转向更好的现代化前景。树立“三个自信”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一个转变，这就要求培育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问题之复杂、之尖锐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我们要用新的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个认识问题的过程，认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元问题”的把握。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核心在于突破教条主义，走出“两个凡是”的桎梏，其讨论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元问题”在哪里，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对“元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使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中的“姓资姓社”问题，即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回答，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后，中国的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随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
今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讨论，即改革应该走向哪里。中国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这次讨论是被中国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怎样治理中国，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治理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完善与发展密切相关，和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信心坚持这条道路，去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3.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模式转换
中国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重新激发活力。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下滑，预示着我们要重新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重新起飞。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4.2％；而今天中国的gdp增速在7.5％上下徘徊。那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充满活力呢。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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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调整，这两对基本矛盾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都致力于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今天，中国的改革跨越到了两对基本矛盾需要同时解决的时代，也就是既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要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整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对“元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上层建筑问题，而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国今天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经济层面的改革走向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又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提出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改革，经济、制度、精神文明这三者都需要走向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现代化的支持与引导，制度现代化需要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跨越，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结构、整体前景和整体希望。
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者之间有着历史逻辑关系，它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逐步发展、逐步培育起来的。“自信”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内心”又源自于我们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支点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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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三个自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文学与新闻学院
传播学
陶兰
201330080918摘要：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饱受凌辱的时期，也是中国爱国人士不断为解救祖国寻找出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人尝试西方资本主义，有人试图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有人也试图走民主社会道路，可是这些方法都一一失败了。而自从中国共产党从俄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中国人民以后，中国的革命面貌就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在随后的不断斗争中解救了中国。自那以后，中国的发展改革以及崛起的道路就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态，而且也作为指导社会变革的思想旗帜，深深影响着中国。而中国共产党9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历史。本文试图简单重现历史，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历程，中国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裂变。经济上，封建经济基础逐渐瓦解成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上，历史上那种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统治受到资本主义各国争相分割中国实力范围的挑战；思想文化上，历史悠久、独成一脉并影响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西风东渐而呈式微的态势。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国情状况的恶化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开始了新的生存奋斗。然而“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现象是人们逐渐认识到革命风暴过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气象一新，反而迷茫在更加混乱的遭遇之中。一大批革命者、思想家痛苦地认识到，衰落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帝制的推翻而获得新生，革命的使命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国社会的变革还需要另辟蹊径。
一、马克思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一场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开辟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历史价值，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救过救民道路的视线转移。对于十月革命，李大钊凭借其灵敏的政治洞察力作出了深刻评论。1918年7月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称“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表露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欣喜心声。此后其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代表着李大钊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也在十月革命的触动下，从原先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开始，一批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在各地纷纷建立组织的基础上，1921年7月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正式完成建党的工作。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有限的条件，力求从星散零碎的资料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一些主要内容上取得了比较准确的认识：第一，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鲜明阶级属性；第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科学额思想；第三，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第四，阐述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关系；第五，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当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从总的特点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中国共产党初建时期，更多地注重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自身的理论研究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较大程度上停留于介绍宣传的面上工作，理论消化不够；第三，从理论上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还比较欠缺。另外，思想理论上对苏联的依赖性比较严重。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开始。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对自身错误进行反省和纠正的阶段。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新领导层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并由此在党内开始了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持续了七八年之久，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念在全党牢固树立起来的重大收获。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表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获得的一次巨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从1921年7月到1927年7月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实践突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提供了孕育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土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党的领导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和苏维埃模式来设计中国革命，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随后毛泽东领导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正确地提出了革命任务，在其间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中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提出的一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则达到了成熟。毛泽东的理论创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入了巅峰阶段，如《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阐述的思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成为继马克思主义之后知道中国革命的又一面思想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而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结晶。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探索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处于领导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就必然要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并在制度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
而中国这样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制度改变，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1956年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全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规律，这就需要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并思考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却是富有成果的探索。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上都提出了积极的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期，中共领导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经历了经济大跃进的挫折，行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惨剧，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有其时代条件、实践根据和历史必然。首先，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次，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最后，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创新前奏和必要思想前提。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中坚持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五、迎接新时代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入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志和愿望，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代价后做出的正确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引领我们立党兴国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团结一致，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断奋斗。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
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既反对轻视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又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七、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处理了认识与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与中国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的辩证关系，其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