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里莎被强暴评论.docx

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斯(Sene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关于“女性”和“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流。这次大会讨论了妇女的社会､民法和宗教状况与权利，要求在婚姻､财产､契约､买卖､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权利平等，特别是提出了一项要获得妇女参政权的决议。在现代政治史上，这次会议的意义划时代地意味深长。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效应就是它标志着现代女性政治关切的开端。此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或隐或显或秘而不宣或大肆张扬的各种话题就没有停息过。
　　目前，“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话题早已不仅仅是女性才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一些算是有识之士的男性也趋于认为，女性政治权利得到满足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群体的事情，女性并不为“女性”而斗争，用后来再次高涨的运动口号表达就是：“个人的亦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明确地宣布：“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①这其中的政治指的就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②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种口诛笔伐和一些实际的斗争常被贯以“女权主义”的称号而掀起波澜，而在人文思想领域，辩论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文学的舞台上发生的。凯特•米利特介入论题的个案和领地就是文学和批评。非但凯特•米利特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文学向来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由于她特殊的“性征”导致的低下､柔弱､受压迫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往往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像凯特•米利特引入的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美国梦》和热内的自传小说《窃贼纪事》即属此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书页上的文字”，而是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的符号意义。这些文本除了反击了T•S•艾略特那句有争议的话：“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之外，还印证了如下的观点：“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③
　　托里•莫依曾经向我们指出：“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④而朱蒂斯•菲特莉则直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远离中心作为一种“边缘诗学”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蕴含，而对这种政治蕴含的语境阅读和批判性抗争也成了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重要的“言外之意”。

　　二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义无返顾地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人文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中，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批评”与“政治”的话题占据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位置，同时，在他频频亮相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与“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生发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他首先给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提出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历史的多重困惑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运动’，而是揭示和探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范畴”。⑦但他也看到，在当代文化政治环境中，女权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起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着意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分析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困境。
　　伊格尔顿锁定的文本是《克拉莉莎》。《克拉莉莎》是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全称是《克拉莉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于1747年-1748年出版。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莉莎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是个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少女，但她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在她内心痛苦焦急的时候，贵族青年罗伯特•洛夫莱斯出现了。罗伯特•洛夫莱斯是个在外表､智力和仪态上都很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假装协助克拉莉莎摆脱痛苦的婚姻，帮助她逃出家庭，但他在内心里想到的却是玩弄她。当克拉莉莎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时候，他利用****把她奸污了，使她悲愤而死。最后，克拉莉莎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夫莱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莉莎报了仇。
　　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贤德的女主人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同情克拉莉莎的精神痛苦，竟一再要求作者给小说一个“幸运的结尾”。但这还不是令作者最意外的，让理查逊始料不及的是他亲眼看到那个诱惑克拉莉莎的恶棍罗伯特•洛夫莱斯得到了大批青年男女的崇拜，而且也有人对小说女主人公诟病有加的。小说反映的情感纠葛和家庭恩怨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规范，以至于小说出版五年后，英国通过了进一步强调家长权威的婚姻法。⑧
　　这足以证明《克拉莉莎》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它出版后自然是诸多批评家的阐释对象。当时英国批评家凡•根特就不认为克拉莉莎多么值得同情，他认为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不值得引起满世界的大惊小怪”，⑨因为克拉莉莎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清教主义的放纵者，她几乎是自觉地配合了那种强暴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克拉莉莎是自作自受；另一位批评家沃纳则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认为克拉丽莎是一个认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符码，坚持稳定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而强暴她的洛夫莱斯则是一个“解构”的英雄，是那个强调多元性的“尼采”；著名小说家瓦特也曾像其他批评家一样把克拉莉莎和洛夫莱斯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悲剧，认为克拉莉莎对洛夫莱斯有着无意识的感情，她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所以她也不那么值得同情。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批判都是有问题的：凡•根特片面地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进行解读，忽略了女性的个体问题，毕竟克拉莉莎作为女性个体遭到了摧残；沃纳则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的问题是拒不承认历史，克拉莉莎除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之外，也有着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容。伊格尔顿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克拉莉莎被强暴这一“符号性事件”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并从《克拉莉莎》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入手探索了当代性别政治研究存在着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们一直在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中把克拉莉莎说成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施暴者的帮凶，这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强暴”合理性的压抑性政治意识形态。把克拉莉莎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假正经，对克拉莉莎所代表的贵族清教意识形态的嘲弄打击，这是关于理查逊小说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忽略了克拉莉莎的被强暴所代表的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而克拉莉莎恰恰是她那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被践踏的妇女中的斗士，她的死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一并拒绝性压迫､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克拉莉莎其实是以一种自虐式的受难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彻底的批判。通过她的受难，资产阶级的施虐危及自身，从而使束缚克拉莉莎的那些忠贞道德经不起实践的打击而最终瓦解。

通过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伊格尔顿对当代性别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个刨根问底的问题：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是否真正理解了克拉莉莎?克拉莉莎的遭遇是否能为当代性别文化政治研究提供某种启示?他认为，克拉莉莎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权主义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真理和正义的阐发与限制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在女权主义置身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但妇女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和真理呢?克拉莉莎的反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作为社会个体，以美德为武器来应对“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合力的压迫。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证明她成功了，由于她坚持道德本位，洛夫莱斯对于她的坚持毫无办法(洛夫莱斯用麻醉药才能将强暴付诸实施)。乘人之危的胜利恰恰暴露出性别压迫上的失败。昏迷和失去知觉的克拉莉莎并没有体验到强暴，洛夫莱斯的强暴行为最终是落空了。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莉莎是胜利了。但是，克拉莉莎最终还是毁灭了，她的毁灭是因为她不知道“美德”一遇到权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德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累赘，因为在一个掠夺成风的社会里，端庄的行为必然引来暴力”。{10}所以，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反抗，在那种压抑性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与受害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性)联系在一起，强暴者与受害者的弱点惊人地一致，克拉莉莎虽然认识到了洛夫莱斯的坏本质，但是她很难摆脱他，如果她不和洛夫莱斯通信就摆脱不了另一种压迫(家庭､社会)，她只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慷慨赴死来争取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成功。
　　这正是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一方面，伊格尔顿赞赏克拉莉莎的反抗，认为她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话语逻辑——资产阶级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在一种关系范畴中认为权力与真理具有某种反映性的对应关系，克拉莉莎的死肢解了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略她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恰恰在克拉莉莎成功的地方显示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困境，那就是，克拉莉莎式的解构主义立场必须在对手划出的区域斗争，“克拉莉莎们”必须在一种能够令她毁灭的语境中进行反抗——她必须在洛夫莱斯帮助下撕裂那种道德观念才能到达爱情的彼岸，而这恰恰是毁灭她的原因，离开了这种语境她的反抗就失去了意义。而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研究恰恰对那个不利的意识形态语境视而不见，一味地在“解构主义”的逻辑上过分看重个体经验､过高强调差异､多元性的激进趋势，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妇女之外的任何人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对这些痛苦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也漠不关心。更有一些妇女解放理论，认为解放妇女很重要，但是却也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一种妇女“个体”的事情，与社会其他阶级的解放都无关。伊格尔顿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解构”方式恰恰是当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困境：说白了，女性解放关注的仅仅是作为女性的权利，而不是更多，而女权主义的斗争武器——多元､差异和性分离主义的“解构主义”学理基础并不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利器。

　　三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是借《克拉莉莎》的文本政治提出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文化政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解构主义的激进锋芒问题。
　　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女权主义把斗争指向人类“女性化”的历史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反应，它的理论勇气和雄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异军突起也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理论强劲势头突入激进政治版图，并进而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大显身手，除了它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资源之外，它对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那个“异类思潮”——“解构主义”的“借力”也是理论家们一致承认的。伊格尔顿也正是在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来探讨当代激进文化政治问题的。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并没有恪守它的信念，而是走向了“解构的政治”。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坚信：现实是由我们的叙述“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叙述来“反映”的，所以意义､真理､知识､现实这些传统的概念与语言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被“表现”的真理､意义只是词或表现符号的一种暂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意义､意思､真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在“叙述”本身。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以这种“怀疑论”的思路企图破坏一种特定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实践。当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这里继承了较多的思想能量。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德里达对那种意义与语言之间的“表现”关系的肢解是服从于另一种“总体结构”､“总体性”，他说，德里达“并不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思､特征，以及历史连续性这些东西存在；相反，他寻求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历史的结果——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11}这种态度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它过分强调符号的力量，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面对作为某种极权形式的“总体结构”，其实是以一种“总体性”的前提从事对“总体结构”的具体“分解过程”。而女权主义秉承的恰恰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差异”精神，在一种对“差异”过高期望的层面上从事作为女性个体的解放事业。为此，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妇女运动的要旨不仅仅是妇女应该得到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它是对所有这种权利和地位的怀疑。”{12}女权主义的解放之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克拉莉莎式的“个人”姿态，而应该真正深入决定了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逻辑之中。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的“分解”立场并不能触及到关于女性解放的根本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仍然是“总体结构”､“总体性”以及它们与“极权”的联系。解构主义斩断了它们之间的连接链条，但是权力仍然无处不在，“解构主义”没有进一步追问和讨伐那种权力的根本来源。
　　无论性别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激进政治仍然是一种对抗政治。对抗政治对统治制度怨声载道，这不仅是因为统治制度在社会､种族､性别等问题上压迫着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逼迫我们在一种噩梦般的记忆中对我们的身份的历史刻骨铭心；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又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的缺陷是过分夸大了作为政治的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了政治之上，在这其中“文化”所作的就是“从我们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13}其结果是走向了同一性政治，而“同一性政治的悖论是：一个人需要一种身份才能自由地摆脱这种身份。” {14}而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激进政治”却成了一个“反讽性”的事实，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对抗政治都必须要在敌人划定的区域内斗争，因为它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对手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对立面占着上风。而“解构”的姿态并没有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做出令人兴奋的举动，“解构主义”以“再现叙述”取代“意义表现”的语言策略只是解决了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手段问题，这就好比我们面对一个带枪的威胁我们生命的敌人，如果我们只缴了他的枪械而并没有真正战胜他，这其实并不是大功告成。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研究都难以摆脱“反讽”的形式。其实，在女权主义这样的激进政治研究中，伊格尔顿并不反对解构的方法，只是对“解构”的姿态造成的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政治研究探索一种更现实的解决途径。伊格尔顿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德里达的“历史问题”：德里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因为德里达虽然立志肢解“总体结构”，但他并不反“确定性”和“总体结构”。如何解构?解构之后如何确立意义?这是伊格尔顿所关心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伊格尔顿就没有对德里达留下好印象，而更多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激进政治研究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为激进政治超越这种“反讽”的形式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在思想层面上是一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关于如何从同一性王国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学说”，{15}它既重视解构､差异的历史性，同时又重视差异的现实性，所以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思想资源；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又不像解构主义那样片面地强调“差异”，而更重视实践立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话语支持，从而为激进政治提供现实斗争的武器。伊格尔顿还指出，这种武器绝不是“阶级决定论”的粗暴应用。在《保卫自由世界》中，伊格尔顿诚恳地批评道，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件套”其实包含着严重的哲学范畴错误和政治错误，虽然在“压迫”的逻辑上，激进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在现实领域，马克思主义为激进政治提供的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有力支持。
　　　四

　　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重视构成了伊格尔顿激进文化政治批评的主要价值指向。很多人把伊格尔顿在这个时期的实践看成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这种评价并不过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像他曾经赞扬过的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几乎也是单枪匹马地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举差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的文化思潮做着艰苦的斗争，对德里达等某些解构学派颇合适宜地“向马克思致敬”的“后结构主义打算”{16}表示了坚决的拒斥，他的立场和姿态在点到了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的痛处之外，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批评理论家的批判价值，这种价值在我看来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在任何的理论纷争中批评理论都要保有一种“干涉性思考”。{17}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对德里达以及解构主义作了既利用又批判的“功利”使用。
　　伊格尔顿在“差异的绝对性”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解构主义，但在激进政治批判和马克思之间的关联上又难以回避解构的立场，甚至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有某种思想关联，因此他在“解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他在激进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有一定的摇摆。在我看来，伊格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走出“解构”的“怪圈”。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向我们指明在接近德里达的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我们在语言和思维的运作过程中，只能陷入到一种不能自拔的､只能自制的悖谬境地。一开始，当我们费尽心思去捕捉德里达的思路时，可能会产生某种夹杂着激愤和省悟的感受：我们的理解竟然是他的设想的误解。然而，这种误解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我们完全认同了德里达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也犯了我们借助他的论述发现的错误——这是一种必然的错误。” {18}卡勒的经验同样适合伊格尔顿。对于“解构”，伊格尔顿犯了同样的毛病：一对“解构”方法加以借用就难再根除它的“立场”的剩余，因为，解构主义立场和它的方法是极端地同一的，这正如米勒所说的：“解构”的方法就像寄生物兼寄主的关系，“寄生物既在门外，却又早已在门里，是最不可测度的客人。”{19}因为它追寻的就是那种“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运动的感受”。{20}米勒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本身蕴含着“不可确定性”的方法的任何利用都会落个“拆解自身”{21}的结局，而已经沾染了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伊格尔顿最终要在马克思那里定格“确定性”的立场也只能是自身也陷入困境。
　　但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是否还拥有以往的话语形式?如果没有的话，那些左派理论家该如何来应对当代的文化政治现实?面对类似这样的追问，伊格尔顿和他的同伙儿必须面对来自不同阵线的声音。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二十世纪左翼思想》中就毫不留情地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那些热衷于“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左派政治学”做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现在英美的一些大学已经成了滋生左翼理论的温床，而那些热衷“文化政治”的教授们的批评事业其实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面对这样的批判，伊格尔顿以一种刁钻的语气反驳道：“如果把怜悯之心放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基础之上，那就肯定会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之物。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某种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22}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以罗蒂为代表的批判，伊格尔顿显然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批评反驳途径。但伊格尔顿的反唇相讥也并非只是就事论事，他的看似随意指摘的言辞包含着对当代西方知识界的敏感话题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罗蒂从社会现实实践的外部层面上对“文化左派”狭隘的“差异”主义和“身份”本质主义导致的隔靴搔痒式的“实践侏儒”特征进行批判，而伊格尔顿其实走得更远，他既要在哲学和理智的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这种“实践侏儒”寻找“理论”上的契合之处；同时又要在思想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迎战“自由主义”的挑战廓清理论的渊源和现实障碍，所以，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的困境也是伊格尔顿的困境。他说，对付激进政治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只需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毯子从激进思想下面抽出来就行”。{23}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在当代文化政治领域，女权主义研究已经证明了其中的尴尬之处，而且这种尴尬还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