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的侵略思想及其影响.doc

试析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侵略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摘 要：13世纪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建立了地跨 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蒙古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中形成了极具攻击性的侵略思想，这种侵略思想给蒙古帝国内部与当时世界的军事近代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帝国 蒙古族 侵略思想 影响

蒙古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根据蒙古人的历史传说，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即有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自从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蒙古族在世界上留下了辉煌的足迹。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为了征服世界，南征西讨，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后来经忽必烈平定中原，征服大理吐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蒙古帝国无论对元朝、亚欧的统治，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往，祖国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北部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的民族或民族政权，要完全的解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起源问题显得尤为困难。根据拉施特《史集》里面记载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有逃到额儿涅山区避难，波斯史学家们估计在大约9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平原。《蒙古秘史》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兰豁阿的故事。据说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传说中还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孛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格鲁塞认为真正的蒙古人（蒙古人一名似乎最早出现在唐朝：“从唐朝起，中国史书表明，室韦各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下游和兴安岭北部，确实是一些说蒙古语的部落，在他们之中有一支蒙兀和蒙瓦布，从该名中，我们觉察到蒙古人一名”）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在斡难河和克鲁伦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以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在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
[1]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东胡后裔诸族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族源，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即室韦—达怛人。[2]（唐玄宗开元廿年所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部分，载有其四邻部族和国名，称其东邻为“三十姓达怛”。根据碑文中各部的排列顺序，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置应在骨利干东南，契丹以北，正与唐书所记载室韦诸部相当。）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过程而形成的。就地域而言，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民族结合，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蒙古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各种外族人口，包括一部分非蒙古人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畏兀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游牧经济一直到近晚，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3]蒙古族的形成导致十三世纪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崛起，成为蒙古族人民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也把蒙古族送进了广阔的闻名世界中，对于蒙古族的历史命运有着无限深远的意义。

二、 蒙古族侵略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说过“战略问题是把握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战略是把握战争全局的，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侵略思想对整个战争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军事侵略思想作背后支撑。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同以往游牧部落对外扩张不尽相同。它继承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并使其发展到顶峰，即屠杀定居民众，毁坏城市和农田，使荒芜之地再回到草原状态，以利于游牧畜群。有的学者以此称蒙古人为野蛮的民族，毫不留情的批判蒙古征服者的暴行，有的更直呼其为蒙古旋风。但是我们从蒙古族的民族特性以及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需求来看，需要用理智和合理的态度来对待蒙古侵略问题。

1、 游牧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产生的巨大推力
游牧生活实际是“逐水草放牧”，“皆以黑车白帐为家”。使蒙古人更优越于相对于定居人民即“城中人”，他们有较强的流动性，几乎到处都是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体现在游牧人的服装，精良的骑射技术（后文会提到）居住简单朴素以及没有更多的繁文缛节。最重要的是他们居住在草原，有巨大的空间进退性。可以说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致命的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定居人的军队就要进攻至戈壁沙漠的北边，即他们安放财产和畜群的地方。[4]当公元716—734年，默棘连想替突厥可汗毗伽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城，但是毗伽可汗的老练参谋暾欲谷劝他不要建筑，因为游牧的人之所以不可制服，就在于能够迁徙无常。[5]由于游牧民族存在自身的优势，定居人民常常受到攻击，游牧人民入侵几乎一定是成功的。轻则掠夺战利品，重则使定居国家灭亡。格鲁塞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期，侵略仅仅是侵略，有如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6]
那么游牧民族为何具备这种强大的军事侵略性？蔡凤林在《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初探—以游牧经济生活为主线》[7]中指出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征战，形成军政合一，兵牧相结合的行国体制。家畜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财富，衣食住行都靠家畜。在封建经济体制下，允许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人民开展“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诸多冲突与矛盾，导致这种贸易关系破裂，而在经济生活上对外依赖强的游牧民族必须依靠其强大的军事机关动力，必然要犯塞掠夺了。对此，蔡凤林把这些因素归纳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是深深根植于他们经济体系之中，即游牧经济类型的单一性造成的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物质资料的觊觎是促使他们频繁南迁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于农耕社会的掠夺，是畜牧民族改变他们因畜牧经济单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资境遇的一种措施和最捷便的经济补救手段。因此游牧民族频繁外征，呈现出一种军事性，是与他们的这种经济生活有关的”。

2、狩猎习惯形成的军事优势
狩猎在蒙古游牧民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匈奴人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可以看出牧场—家畜—生命，是摆在古代游牧民族面前永恒的主题。《蒙古秘史》记载了许多狩猎生活与集体围猎的故事。蒙古乞颜氏贵族阿勒坦等人拥戴铁木真为联盟首领时，立下盟誓说：“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8]
游牧民族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游牧的特征使他们拥有很强大的军事优势，这种军事优势尤其表现在最原始也最现实的狩猎基础上。蒙古儿童从三岁起就用绳子系在马鞍上“从众驰骋”四五岁便能挟小弓短矢，长大后时常狩猎，因此都精于骑射。而骑马术的发明，使游牧民族转化为“对定居民族的军队来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战士。成吉思汗发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将蒙古人擅长骑射与蒙古马非同寻常的忍耐力及步伐平稳特点相结合，组成了能征惯战的蒙古铁骑。12世纪时，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更加精湛，他们演变成了马上弓箭手。而初期的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让那些处于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贵族王公们闻风丧胆。他们的优势，就像火炮赋以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中国定居人民与伊朗人都没敢忽视过这支骑兵，定居人民在3世纪时就不断改善他们的骑兵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在这一战斗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9]在大规模扩张之前，蒙古铁骑多次深入农耕区域，掌握了对付定居人民和攻占城市的方法。如：攻城车，撞城机，投石机，火焰投掷机，大驽炮等，在战争中抢得更大的先机。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固有的骑兵优势，而且能够吸收新战法，化敌长为己长。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曾说：“使用单一兵种—骑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骑兵利于野战，但遇高垒深地，长江大河便是一筹莫展。金哀宗曾检讨蒙胜金败的原因说：“北兵所以常取全胜。恃北方之马刀，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这位亡国之君一语道破蒙古人常胜的奥秘。事实上，蒙古人学习技巧的对象不限于“中国”，在攻夏，伐金，西征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支以骑兵为核心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在伐宋期间，更建立起强大的水军，不断适应新情况，增加新兵种，吸收新战法，配合骑兵作战，是蒙古人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
成吉思汗无疑是这支征服大军中最杰出的组织家和军事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其才能绝不限于毛泽东所说的“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上面高度评价成吉思汗“凭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既没有劳神查阅文献，也没有费力气遵循传统；而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也全是他自己领略的结果，才智的结晶。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的年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成吉思汗将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组织成号令统一，勇敢善战的铁军。

3、 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高度统一
12世纪是蒙古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氏族贵族的统治秩序在日益激烈的相互争夺中已陷于崩溃。成吉思汗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人民子不从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其妻，妻不顺其夫，翁姑不善待其媳，媳妇不恭敬翁姑，长不护其幼，幼不养其老……不守法规，以故犯上作乱，欺窃风行，盗贼不宁……”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整顿秩序使人们各安其位，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指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达怛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吾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汇集，共商国是，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10]谁敢反对他，他就执行颁布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连同他的部属，子女，党羽，军队，国家和土地，统统毁灭干净。他说：“那些系我之骑兵，通过他们，我将向我反抗者复仇。”因此，他的军队就具有更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是他之所以能战胜群雄，完成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恩格斯说：“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制度……博得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结合了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个人必须忠孝，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11]在聚集和接纳那可儿（扈从，同伴，《秘史》称“伴当”），壮大自己的力量下，建立了高度统一的军事制度。
首先，实行了军政统一的千户制。“其民户体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就是这些士兵的长官。这一基本军事单位和行政单位，取代了旧时代的氏族或部落结构，改变了氏族分割的局面，并进而构成了蒙古帝国的基本单位。千户制既是行政组织，又是适应当时蒙古地区特点建立起来的一种军事组织。通过千户制度，成吉思汗把蒙古高原全境有效地置于自己的统一控制之下。他指示：“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的井然有序，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他又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只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后回去，就可以统帅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里，不听训诫，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里，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他规定：“十夫长不能统率其十人队作战者，将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同定罪，然后从其十人队中另择一人任十夫长。对待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们也这样。”通过这样一套制度，使蒙古高原全境建立了安定和秩序。统一的汗权对于地方十户，百户，另行禁上，如身之使擘，擘之使指。它不单给蒙古社会开辟了发展和繁荣的广阔性，同时也使蒙古人拧成一股绳，大大增强了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军事能力。
其次，建立了怯薛制度（又称护卫军即大汗之亲军。《元史．兵志二》宿卫条云：“怯薛者，犹言番值宿卫也。”）1204年，成吉思汗在准备攻打乃蛮太阳汗时“将自己军马数了，立千百户牌子头（十人长），设六等扯儿必官”又设“八十个做宿卫的人，七十个做散班”和“带弓箭的四百人”总共怯薛五百五十人这就是成吉思汗最早的怯薛。怯薛的组成，系从千、百户及白身之子中，选择有技能，身体好的充任，并根据官位的高低，允许各率若干扈从入怯薛。成吉思汗用各种特权优厚他们，借以控制他们，这样一支强悍的护卫军，足以“制轻重之势”[12]大汗直接掌握着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部队，就足以制约一个任何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同时，各级那颜的子弟都被征入护卫军，也有助于成吉思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氏族贵族相互争战后，建立起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最高的汗权，对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防止旧贵族的复活和重新发生内战，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成吉思汗也是靠这支武装对外进行掠夺和成为扩张战争的有力工具。

三、 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侵略思想的影响

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曾描写到“蒙古帝国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个足可以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13世纪的蒙古帝国是一个不断扩张壮大的军事帝国，在一系列的侵略化过程中，帝国的版土不断扩大。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之所以进行战争，是由于他的政治目标所决定，也就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是为了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变为统治者。成吉思汗曾对长春真人说过：“余之使用武力，完全为以极大之劳苦，企求而后长期之和平。为求奠定和平，需要战争。草原之故老曾云：将尔无法媾和之敌人消灭后，远近如可太平。洵非虚语。”[13]本着这个思想，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已强盛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扩张，使蒙古骑兵不断南下和西征，以战争来求得和平的方式摧毁了不少城池和文明。这种极具破坏性的侵略思想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
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两度冲击斡罗思和东欧，欧洲大为震惊。斡罗思人将蒙古人的冲击看成是上帝的惩罚。《诺夫哥德编年史》作者说：“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14] 在西欧，马太·巴黎也叙述过蒙古西征的毁灭性和破坏，字里行间流露出种恐惧的心理。他们把蒙古人比喻成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一样遍布地面”，“他们闪电般地来到基督教国境，烧杀掳掠。无比恐怖和可怕地攻打一切人”。[15]
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欧洲首领们不得不考虑对策，1245年，法国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商讨防止蒙古侵略问题，里昂宗教大会后，教皇命令阿色林出使驻波斯的蒙古将军处，这次出使后，英诺森四世在致蒙古帝国皇帝的一道敕令中写到：“你以一种仍未减退的狂暴精神，不仅没有停止把你的毁灭之手伸向更为遥远的国度，而且打破自然联系的纽带，不分性别和年龄，一概不予饶恕。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因此，我们遵循和平之王的榜样，并渴望所有人类都应在敬畏上帝之中和谐地联合起来共同生活，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16]在劝阻蒙古人信奉基督教的同时，希望蒙古人停止杀掠和侵略基督教国家。
蒙古帝国大规模的征战不但给征服地区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蒙古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被迫远离家乡和亲人，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与陌生的，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们作战，屠杀别人或自己被杀，在毁掉他人幸福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安宁。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狂热的战争观使他们的私欲得到满足外，对胜利或失败的大众人民来说，都是悲剧。
正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疯狂地沉溺于战争以至于造成了蒙古帝国内部的分裂。蒙古帝国史上有三次大的征战，第一次东征是1219年，成吉思汗带着中原的攻城大炮和火药从额尔齐斯河出发，从花剌子模攻打到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国，准备攻打俄罗斯时，成吉思汗病逝，他的逝去引发了帝国内部的动乱，成吉思汗去世前，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问题。由于缺乏关于王位继承的法律，在每位汗去世后，留下了长时期的权力真空。在为选汗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前任汗的意向只是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不具有决定性，特别是对于皇子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17]窝阔台继承汗位是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指定的，这就导致了窝阔台和成吉思汗四子拖雷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积下了怨恨。
窝阔台继位后几年开始第二次西征，从钦察草原一直征战到亚德里海岸，几乎整个俄罗斯都成为蒙古帝国的纳贡者，1241年，窝阔台在征战中死去，使蒙古帝国陷于严重的混乱局面，在汗位悬空期间，诸王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而其子贵由又违反死者的意志，在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上迫使蒙古贵族以后的大汗继承权限定在窝阔台系，从而在黄金家族内部产生了许多矛盾。在一系列斗争中，权力落到了成吉思汗四子拖雷后裔手中，拖雷长子蒙哥继位后组织了第三次西征，蒙哥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各指挥一支远征军在对外族的一系列屠杀和掠夺财产后，蒙哥于1259年病逝。忽必烈击败弟弟阿里不哥，在未召见术赤宗王和旭烈兀的情况下，在开平称帝。于1271年改蒙古帝国为元朝，基本上完成了元朝的大一统。[18]
蒙古帝国在一系列的对外扩张中，不仅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军事体制，而且在不断征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使用了初级火器进行战争，开创了近代战争的先河，这对于封建社会的军事近代化有着极大的意义。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中都用到了火器，1241年4月，德国的西雷西亚国王亨利与退入其境的波兰王米西斯拉夫，组成了一支三万人的波德联军，以抗击蒙古军拜塔儿所部的进攻。双方的军队在波兰境内的莱格尼查城附近展开激战，激战中蒙古军队以火药箭和毒药球击败了波德联军。[19]
波兰和西里西亚史学家们因不明白蒙古军队所用的火器，便将其误传为蒙军使用了一种妖术，说蒙古军大旗有“X”形怪兽，能口吐烟雾，散发出难嗅的恶臭，蒙古军借烟雾遮障，波军不能见，以致伤死枕藉。[20]这说明蒙古军队使用的火器是在波德战争之前未有的，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蒙军的火器缺乏了解，并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说得十分惨重，所以用妖术来夸大蒙古军队的作战方略。
蒙古军队火器的使用，令欧洲人心惊胆战，视为怪物，三次西征，蒙古军队不但出动了数量众多的铁甲骑兵，显示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巨大威力，而且动用了炮手军队与火药箭部队，装备了当时中华民族创造的最先进的火药箭，火球，铁火炮等火器，使原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蒙古骑兵又如虎添翼。强悍的蒙古骑兵和大威力的火器虽然给所到之地带来了战祸，使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遭到破坏，但又客观地打通了中西方的交往。在西征过程中，中国火器制造师们把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带到了阿拉伯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其他国家间接地获得了火器作战技术，经过不断地仿制和改良后应用于以后的战争当中。
因此蒙古军队首次应用火器作战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所在，有些人认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发挥到最大价值，对此我认为，从发明到应用是有一定过程的，火药的发明并不是为了炼丹，蒙古人首次运用火器作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被欧洲人运用于近代战争的大型武器诸如大炮，火枪等的使用是在蒙元时期的仿制和改良的基础上做成的。可以说，近代化军事作战源于蒙古军队使用火器的传播。
综上所述，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的侵略思想不仅给当时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还给蒙古帝国完成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的军事侵略思想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对于提高近现代世界军事作战技术的研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释：
[1]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9，第275页.
[2]韩儒林.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第一章，第5页.
[3]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第422页.
[4][6]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9，第313页.
[5]新唐书:第215卷，突厥传.
[7]中国边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索与发现
[8]蒙古秘史.第一二三节
[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9，第7页.
[10]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1页.
[12]元史·兵志:卷98，第2520页.
[13]布尔霖.成吉思汗传.
[14]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页.
[15] [16]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第188页.
[17][18]纪宗安，李强.略论蒙古西征的原因和影响.黑龙江民族从刊，2007，第4期
[19]乌尔班斯基著，欧育湘等译.火炸药的化学和工艺学:卷3，国防工业出版社1976，第258页.
[20]C.D'ohsson.History desmongols,pti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