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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贫富差距的成因与对策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理性地对待和解决我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对于顺利实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分析我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着手，逐一研究国家制度变革之下，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及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趋势，剖析其产生的经济、政策背景，从而针对性地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合理化对策。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制度变革 成因与对策

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也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持续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将给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贫富差距并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进入深层次阶段的近十多年，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历史上的多数农民起义都是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百姓受剥削太重引起的。现代犯罪社会学理论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尤其财产犯罪乃是“贫富悬殊的自然结果”。所以贫富差距问题为我国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出发而产生的对被统治的民众力量的清醒认识。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间的三十年，我国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国家政策导向也是极力避免产生贫富分化，所以虽然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情况不明显，因此当时的贫富差距并不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同样，因为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和国家推行的平均化政策导向，使我国经济发展缺乏了活力，产生了“大锅饭”现象，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效率被抛在后面，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难以提振。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政府认识到由于人天生禀赋的差异和地域、群体的资源性差异，贫富差距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客观性。了解一定的合理的贫富差距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可以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除很少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外，只有当贫富差距过大时，贫富差距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因此，国家政策导向不再是限制个体发展的“平均主义”政策，而是从调动社会生产积极性的角度出发，适度容忍贫富差距的产生，实行“允许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总财富在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呈现日益扩大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有关统计数据，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16扩大到0.34，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了112.5％；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212扩大到0.369，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了73.6％；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时不足0.3上升到2000年的0.417，首次突破0.4这一国际常用的警戒线，此后继续上升，2004年基尼系数达到0.462，2006年达到0.47，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摘自新评周刊第九期）。近年来，贫富差距仍呈扩大之势。目前，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对立的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二、贫富差距的成因
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历它受天赋、历史、现实、经济、文化、体制、法制等诸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在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方面起着主要作用。
1、传统的户籍制度和以农支工的政策造成了城乡贫富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享受不同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安排。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农村和城镇居民获得的工作机会也是不平等的。不同的福利安排导致农村人口的消费、保障标准偏低；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导致农村人口获得收入的方式单一，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在收入无法提高而国家福利同时照顾不周全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相对于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下即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以农支工政策是我国在建国初期为了大力发展工业而做出的政策选择，这种政策选择对我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的对农民的利益有所损害，是造成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又一重要因素。在过去，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价，对农村税费的征收“重、乱、多”，农民负担十分繁重。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中，也是先“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最后才是“都是自己的”，这个“交够”和“留足”标准不一，农民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于此同时，城市户口居民却并没有此等担忧，所得不需交税，在粮食副食品购买方面甚至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由此可以想见，以农支工政策在几十年里，客观上造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存在。
2、改革开放东西部发展政策的不同步调导致了区域贫富差距的现状。
我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人口稠密，资源较少；中西部地区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在改革开放之前，东西部收入差异不大，如今的东部富裕省份如福建、广东的大部分区域在当时也是比较贫穷的。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国家政策向东部倾斜，掀起了以东部发展为先导的对外开放，东部地区先行一步，富裕了起来。
在东部发展中，国家在东部地区划定了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放宽限制，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在土地、人才、税收、金融上全方位地支持，使得东部地区迅速崛起，截止2008年，以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山东为代表的省份和直辖市占到全国GDP的70%以上，而此五省一市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0%。由此可见，东部先行的开放政策，既达到了东部先富裕起来的目的，同时也使它们和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差距，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在1998年以后，国家虽然逐步提出了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加强中部建设等政策，但由于时机已落后，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在教育、观念、政府服务意识等领域的落后，使得中西部地区一直无法赶上东部发展的脚步。而同时，东部地区支援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也并未得到有力贯彻。
3、发展民营经济和垄断企业的政策加大了阶层和行业贫富差距产生。
在八十年中期我国开始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政策起始，我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初步得到了发展，产生了大批的“万元户”。随着市场的活跃和商品的紧缺，在商品流通领域也诞生了不少“倒爷”、“大款”。九十年代，我国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大批的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而同时，民营企业却凭借其市场意识和经营优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许多民营企业在此阶段成长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财富也得到快速积聚。贫富分化现象加剧，社会矛盾突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量民营企业和投机客进入以房地产和矿产为代表的暴力和资源性行业，进行投机炒作，掠取财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民营企业发展史，既有规范经营，取财有道的优秀企业；也有利用政策漏洞，行走于灰色地带的投机分子；也不乏巧取豪夺，不法经营的奸商。鱼龙混杂，无法优胜劣汰，是政策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中不规范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仅使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扩大，更令民众质疑这种贫富差距产生的“不公正”性，产生“仇富”现象，激发社会矛盾。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我国政府执行了壮大发展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企业的政策，并在财政和金融领域大力支持，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企在我国的许多国计民生领域占据着垄断地位。而为社会民众和学者所关注的是许多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获取不公平的市场利润，从而导致企业内部或行业内部员工的收入福利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据统计，我国烟草、电力等行业员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三倍左右；银行金融行业员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倍左右。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在事实上形成了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
4、社会制度、政策的不完善和权利监督缺失产生了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很快。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发展缓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利监督缺失，产生了不少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官员凭借手中权利获得财富；商人利用贿赂腐蚀官员获得高利润项目的经营权。这种“权利寻租”的现象，造成大量的隐性收入，使财富不公正的累积到个别群体当中，使得某一群体的显性和隐性收入之和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产生了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而这种贫富差距，性质上讲是恶性的，它削弱了政府的威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引发了社会的不满。
三、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对策
正如前文所述，从制度变革角度来看，在不同时期我国的不同政策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应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的政策进行纠偏和完善，系统性从制度政策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我国现有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乡户籍的区别性待遇是城乡贫富差距产生的内在原因。取消现有的差别性城乡户籍制度，实行居住制户口政策，允许户籍自由流动，执行平等的福利政策、社保政策、工作政策，可以消除由于财富初次分配和教育、工作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城乡贫富差距，在内在机理上解决这一问题。
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建国后“以农支工”政策的纠偏，是对农民的补偿。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税赋负担已大为减轻了，但这还不够。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农村收入来源相对单一，要实现农村富裕，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而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不是盖楼修路，而是要给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不仅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还可以实行“劳力支工、资源支工”的新型“以农支工”政策。于此同时，提高农村的科技水平，“科技兴农”，提高农村生产效率，也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加快产业内迁，科学规划全国产业格局。
随着近两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大量企业在旺季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能下定决心“关、转、停”一些产能落后或者低端的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地方正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引进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
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政策面应该出台大力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内迁的政策措施。同时，在产业内迁的同时，也应该全国一盘棋，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不同优势，科学规划，统筹安排，让相近的产业在相同的区域落脚，形成产业带或产业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避免各地政府各自为战，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如此，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经济均衡发展，人民收入也能大体相当。
3、改革税收政策，加大所得税的征收力度。
我国的税收收入中目前大部分还是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得税却只占税收收入的小部分。流转税最终都是要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一般民众身上的，而所得税确是直接向利得人进行征收。流转税无益于缩小贫富差距，所得税却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加大所得税的增收，有利于国家在财富的初次分配上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从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
加大所得税的征收，不仅是加大所得税的增收比例，也包括加大所得税的增收范围和执行力度。目前我国的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利得范围内，对资本利得、不动产利得等方面所涉甚少。而近年来，我国有大量的人士通过在资本市场、金融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或投机行为，获得大量财富。我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条文缺失，导致大量的个人利得游离在外。而缺乏财务诚信制度和会计审计诚信制度的建立，导致偷税漏税的行为，也使国家每年流失大量的所得税收。
4、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实行公务员家庭财产公示，打击洗钱行为。
官员的权利来自人民，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有清廉的官员。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强调集体决策机制，扩大各类项目的招投标制度，公示制度，审计制度。鼓励和支持舆论和社会公众直接监督，可以避免权力腐化，遏制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实行公务员家庭财产公示，打击洗钱行为，目的是使非法所得无所遁形，拿了也不敢用，拿了也没法用。加大公务员的腐败成本，从而降低腐败案件的发生。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法治层面给予警示，从快从重处罚腐败分子，让腐败分子望而生畏。这些都可以避免群体间恶性的贫富差距扩大。
四、小结
贫富差距问题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它是社会矛盾发生的起源，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毒瘤，影响着社会稳定的大局。而目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许多成因都是源于我国政策的不完善，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副产品，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由于埋头搞建设，埋头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或者说部分容忍了这个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而本文就试图从制度、从政策阐发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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