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成也儒家败也儒家.doc

中国模式成也儒家败也儒家
　中国政府经常向欧美国家喊话，要求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每次喊话，对方都是摇头耸肩。中国入世15年了，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拒绝承认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程度与这个国家社会自由度成正比。自由度有多大，市场经济程度也就有多高。权力的手伸得有多长，市场的脚就变得有多短。
　　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底色，是宪政法治。自由与法治，从来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一对翅膀。因此，习李新政进一步深化改革，十八三中全会提“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四中全会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以大刀阔斧的深改举措，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张力和创造力，缩短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距离，给纵欲过度、严重肾亏、气喘吁吁的中国模式吸氧。
　　中国市场经济的模式，歌颂者誉为“中国模式”，如经济学者林毅夫、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当然还有各路吃财政饭、奉旨解读的专家，一直不吝溢美。
　　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见仁见智。我用三句话概括：苏俄经济学的基因，自由经济学的躯干，儒家经济学的血液。中国模式一个惊人的本质，那就是儒家经济学。
　　我从十个方面简要阐释。
　　一、中国经济王道。经济是中国最大的政道与治道。政治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证，是执政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新支撑。
　　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建构起一个长期稳定合谐的政治秩序，建立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合道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王道政治解决的是“政道”问题，而不是“治道”问题。所谓“政道”，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王道历来是基于执政者之理想政道，但不是基于人权的民主法治之道。王道政治下的逻辑非常简单，当局具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并且不受预算约束和在野党的干扰)，只要是当局想做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几乎没有做不到的;如果某些事情还没有做到，只能说明当局还没有下决心去做，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做。中国模式的荣与辱，均在此。
　　二、中国经济伦理。不管是戴着革命脸谱，还是抱着普世女神，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人骨髓血液里依然流淌着儒家思想。
　　儒家“经世济民”和“经世济物”的事功哲学、“藏富于民、均衡发展”的民本哲学，“以义统利、义以生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哲学，依然是当代中国经济价值观的鲜活灵魂。
　　现代许多人批评儒家“重农轻商”。殊不知在农耕文明社会里，儒家“重农轻商”是真理，是根据当时社会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做出科学判断。孔子活在今天，也会与时俱进，唱好市场经济。何况，儒家对社会分工认识，以《公羊传》为代表，其言曰：“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曰工;通财货曰商”。对农工商分业的排序, 是兼顾其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社会生产职能的先后顺序划分，无尊崇贬抑。《大学》谓：“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在当今中国经济语境里，就是“沿海先行、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农业稳市、工业强市、商旅活市、科教兴市”的执政口号。
　　三、中国商帮文化。中国受儒家思想浸润千年，是一个讲究亲缘、地缘、神缘、业缘与物缘的国家。中国商帮及其文化，是世界经济史独一无二的奇葩。
　　基于亲缘、地缘而缔结的中国商帮，是中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特色现象，也是世界市场经济活动的特例。中国商帮主张用儒意通商，儒家思想是其土壤、养料和催生剂。商帮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以“相亲相助、共谋发展”为宗旨，是有着共同信仰和文化特征的商业群体。商帮抱团合力，资源共享，在竞争中占据重要一席，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涌现晋商、徽商、潮商，曾经极度辉煌，后沉寂。改革开放后，新浙商崛起，继而各地商帮全面复兴，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成立为标志，新粤商、新闽商、新冀商、新沪商、新豫商、新晋商、新渝商、新鲁商、新湘商等新商帮迅速成长。每个地域商帮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有一批杰出的商业领袖人物，在当代市场经济中扮演领头羊角色，成为民营经济腾飞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四、中国民营企业。当代中国民营经济从个人手工业到家庭工厂，不断崛起，至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
　　基于血缘、亲缘的中国家族企业，是一个丰富多样的企业群体。按企业核心成员构成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父子型。又分为父带子型(或称子承父业型)和父子合作型。前者指父辈完成或基本完成创业，子辈经过精心培养和严格训练后继承家族事业;后者指父亲与儿子分工明确共同创业和发展。二是兄弟型。主要指兄弟携手由共同决策到各持一块分权经营成就家族事业。三是夫妻型。即在夫妻共同浇灌和精心培育下，企业得以起步和发展。四是核心混合型。企业的家族成员中既有血缘关系又有亲缘关系，既有父兄辈又有子女辈，既有夫妻、亲戚又有同学、朋友，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成员为核心，其它成员参与经营管理。
　　家族企业按产权变化分为四种形式。一是家族产权+家族成员管理，具有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二是家族产权+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引进的社会公众成员)共同管理，制度化管理逐步与亲情管理有机融合。三是非家族产权+家族成员管理，具有代表性的是传统“苏南模式”以及部分“准家族化”的改制国有企业。四是“红帽子”型，表面上顶着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帽子，实为家族企业。某些国家垄断暴利行业，甚至成为权贵家族企业。
　　五、中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最流行、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是“《论语》加算盘”。儒家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的应用，用三句话概况：待遇留人，感情留心，事业留魂。
西方“泰罗制”企业管理体系，以理性的方法探索企业管理科学途径，一度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其“重物轻人”特色，容易把人作为一般的生产因素、作为活的工具，由于对工人过于苛刻，因此会激起工人不满和反抗。富士康是“泰罗制”在中国的管理典范，其工人接连跳楼，成为令人心悸的新闻。
　　中国企业可分为四种管理模式，不难看出儒家管理模式依然是主流。一是作坊式个私企业，管理没有定式，老板个人意志是管理一切标准。二是现代式企业，引进现代法人治理机构，同时弘扬儒家文化的积极内涵，形成了具有东方韵味的企业管理特色。三是渐变式家族企业，处于儒家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与嬗变阶段。 四是外资企业和上市公司，与国际现代管理体系接轨。
　　中国优秀企业家把“礼义信”、“自强不息”与企业形象结合起来，把东方知识分子的贵德重礼与经商才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一代儒商的美好形象。张瑞敏、柳传志的儒商智慧，“企业家中的企业家”褚时健的儒商意志，都是典范。另一个著名企业家马云，前不久向母校杭师大捐款1亿，称愿一辈子都做老师，可见马云骨子里的儒家情怀。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提出了“产业慈善”理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从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抽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设立了非公募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中国各地都涌现许多贵人行仁的儒商，以“达者兼济天下”的儒家信仰，指导着企业家的精神富足。
　　六、中国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重要路径。在“中国模式”勋章里，产业集群功不可没。中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崛起，根植于儒家的地域、血缘文化。
　　产业集群并不是现代经济才出现，早在19世纪欧洲就存在不少特色产业区。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古代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也是典型的产业集群。新中国很长时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不具产业集群发展条件。改革开放后，产业集群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而逐步发展。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浙江等地区率先出现一些产业集群，随后不断发展并向周边地区和更大的产业范围扩展。中国产业集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至少三分天下。
　　中国产业集群有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一是浙江模式，根植于商帮传统和儒家地缘、血缘文化而成。浙江每个大型专业市场背后，都有成千上万家族企业组成的庞大产业集群支撑。如世界最大的义乌小百货市场、永康五金城、海宁皮革城、温州商贸城、绍兴轻纺城。二是广东模式，是自上而下改革探索、借助香港优势生发、继而涌现大批家族企业而成。如深圳电子、顺德电器、佛山陶瓷、南海玩具。
　　浙江是我国产业集群最为密集的地区，“一地一产业园，一地一博览会”。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在10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超过150个，工业总产值约占全省总量50%。广东、江苏、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同样以特色产业集群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国内其他省市区纷纷效仿，推出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区入园”，举办产品博览会与商贸会，创建地域产业集群品牌。个别省甚至要求各市县区创建产业集群，像浙江一样。
　　七、中国行业扩散。服务业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国服务业除了高科技领域，其他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因儒家地域、血缘、师徒文化而形成的行业扩散形象。
　　前几天，北大博士冯军旗写于八年前一篇论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得火热。这篇名为《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的文章，以迷人的社会学田野调查面貌展现，通过详尽数据和访谈，展示了湖南娄底下属贫穷县城新化，如何仰赖血缘、地缘和社会结构，发展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网络，并基本垄断了此行业，不断将该产业推至新高度。目前，近20万新化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
　　冯军旗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济”来概括。其实，并不准确。我认为准确的经济本质概念，是“儒家经济学”。一下子串红的“新化现象”，其实并不新鲜。一方面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师徒制，师傅不断带新徒弟，而徒弟掌握技术成了师傅后，也开始带徒弟，如此不断循环。另一方面是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这也是可复制的、绵延不断的。产业扩散的原子式扩张是现象，本质是儒家师徒制和地缘血缘文化。类似“新化现象”案例，如“沙县小吃”、“新疆羊肉串”、”云南米线“、“永康五金”、“东阳建筑”、“景德镇瓷器”、“温州泰顺发廊”、“莆田系医院”、“安溪铁观音”、“黄山保姆”等，其实早就很多。电商时代大名鼎鼎的“三通一达”，占中国民营快递业半壁江山，共同在国企长期垄断的快递业闯出了广阔天地。他们出自同一个县，甚至几乎发源于同一家人，把总部安在了上海同一个区。快递“桐庐帮”的传奇故事，演绎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独特地缘路径，散发了儒家经济学的光芒。
　　八、中国专业市场。如同产业集群一样，专业市场是一项极具儒家地缘、血缘文化特质的诱发性制度创新。缺失产业集群，中国工业化就如小儿麻痹症。没有专业市场，中国市场化就如蹩脚鸭。
　　浙江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具贡献的地方，其贡献不仅仅是GDP，更是源于儒家的浙商精神、藏富于民的儒家理念，引领全国的浙江民营经济、浙江产业集群和浙江专业市场，根植于地缘血缘崛起、腾笼换鸟、融入世界的浙江经济现象。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到“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浙商及其创造的民营经济模式，书写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美丽神话。
　　在人均只有几分地的浙江，唯一可以谈的资源，恐怕就只有人了。正是浸润儒家思想的浙江人，创造了这样奇迹：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繁忙的三合板市场;没有羊毛基地，却有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城;浙江不养牛，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不产一铁一铜，却有世界最大的五金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义乌，诞生了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城。自然资源最贫乏的浙江，成了人均资源同样不多的中国最向往的榜样。
专业市场是中国集贸式市场组织的典型，由乡村集市发展而来，后由农村到城市郊区，渐渐发展为大型综合专业市场和专业 MALL。最初专业市场，以地缘和血缘联接的众多企业和个体商户为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共享式商品交易平台。
　　中国各地各类专业市场总量已达8万个，亿元以上专业市场数量达3800个，总摊位数达366万个，成交额达8300亿元，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创业岗位。而今，中国后发地区政府依然把专业市场当做招商引资香饽饽。辽宁省规划建设一地一大型市场，湖南长沙手笔更大，同时打造两个圈地万亩的专业市场集群。
　　中国专业市场分四大类。最成功的有两类，一是产业集聚型，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五金城、海宁中国皮革城、中关村、华强北电子市场、广州虎门服装城等。二是销地市场型。如农贸市场、服装市场、汽车市场、家电市场等。
　　值得忧虑的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电子商务冲击、消费层级提升、工业4.0兴起的当下，各地打造专业市场依然兴致勃勃，但还有多大胜算呢?不成功专业市场有两类，一是拍脑袋的政绩工程。二是掠夺式开发。
　　九、世界华商经济。“有海水处即有华人”，华商几乎遍布地球每个角落，分属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除了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央企和大型民企，早期华商以地缘与血缘关系而结伴移民，大多以“三把刀”(剪刀、菜刀与剃头刀)谋生，并因祖国强大更有尊严和发展机会，在融入当地社会中抱持儒家情怀，在商业活动中散发儒家思想魅力。
　　华商在世界各地的生存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经济学。早期华侨为了谋生，缺少技术与资本，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三把刀”手艺，以地缘、血缘人脉抱团取暖。第二代华商与新移民的大量流人，呈现出多元化、科技化和资本密集型等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全球99%华商仍在从事低端服务业，中餐业、开小店仍是华商最普遍职业，服务对象大多是华侨和中国游客，赚的依然是地缘、亲情文化带来的利益。
　　华商群体取得出色经济成就，无不得益于儒家经济学。
　　一类是得益于儒家精神。如陈嘉庚，从一个顺安号米行的小老板，迅速发展为马来西亚橡胶大王和新加坡华侨首富，靠的就是儒家“奋斗+诚信”精神。亚洲首富李嘉诚亦是如此，他在办公室悬挂的唯一对联，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24个字浓缩了深刻的儒家思想。
　　一类是得益于地缘市场、血缘文化。全球华商领袖都得益于大陆改革开放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地缘、血缘优势，得益于大陆庞大市场。投资中国内地让华商赚得盆满钵满，华侨企业因更接儒家思想地气，发展更迅猛。香港商界领袖、台湾郭台铭、康师傅、大润发、菲律宾侨领施恭旗的上好佳等都如此。澳门赌王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尽享中国富豪阶层雨露。
　　一类是得益于专业市场模式的输出。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各地兴建“中国商城”，亦是大陆新华商崛起的重要表现。
　　十、中国经济病根。李总理放狠话的东北危局，是中国模式危机的缩影。当下中国经济危机四伏，GDP政绩观导致经济纵欲，经济纵欲导致肾亏虚脱。市场经济与革命文化格格不入，与计划经济改弦易辙，中国经济病根在儒家经济学。
　　金闪闪的中国模式招牌下，工商界寒气逼人，投资界空间逼仄，地方经济增速亚历山大，无不彰显中国模式之窘困。首先是暗潮汹涌的民间金融。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高利贷在全国范围内崩溃、煤老板血本无归、炒房团全线被套，继而发生系列外逃、自杀、暴力案件，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其次是危如累卵的地方债。地方政府大肆举债搞城镇化，大肆低买贵卖土地形成土地财政，动辄百亿、千亿投资工程，以透支资源、透支未来为代价，粉饰政绩，捞取私利，令人胆寒。再次是资产泡沫。楼市泡沫之后，而今又在加紧制造股市泡沫。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危险。
　　中国模式，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儒家经济学有深入骨髓的致命点。
　　致命点之一，官本位。儒家入世学说，与佛、道的出世说迥然异趣。儒家入世兴趣和终极追求，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当代中国经济学，首先是政绩挂帅的儒家经济学。经济领域里的一切腐败、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府因素，都源自官本位。官本位的另一个危害，是大批企业家期待加冕“红顶商人”，穷极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欠发达地区尤甚;同时官商勾结成风，结成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侵吞国家利益，瓜分社会财富，加剧底层百姓仇富心理。完全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市场版的“两个凡是”，凡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
　　致命点之二，潜规则。儒家思想重视德教、人伦，轻视法制。凡事讲人情，以情为重;凡事看关系，有关系者优先。潜规则正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网中悄然而生。制度缺陷、法治不彰是潜规则盛行的直接原因。从注水肉、苏丹红，再到三聚氰胺，麦乐鸡、霸王洗发水，从假学历到“剽窃”论文的学术圈、娱乐圈…仔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行业要发展，企业要利润，学者要职称，演员要角色，空姐要调岗…似乎每个行业都有着只做不说的公开秘密，这就是饱受诟病的的“行业潜规则”。
　　潜规则的存在，让企业形成顾盼和惰性心理，认为遵守潜规则理所应当，遵纪守法是不识时务之举，以致竞相作伪，普遍麻木不仁，良知泯灭。只要潜规则存在一天，被揪出的企业就不是个案，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就永远得不到保障;潜规则不打破，中国企业整体道德伦理就永远得不到提升，中国永远是一个制假贩假、不善创新、乐于抄袭、声名恶劣的山寨大国。
　　致命点之三，做教主。从西汉开始直到清朝灭亡，中国皇帝和儒家集团成了一个硬币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儒家一直拥有独裁治权，把独尊地位维持两千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这奇迹归功于儒家作为封建独裁教父的非凡智慧和高超手段。
　　政治是最大的经济。尚未实现完全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已掣肘着大国复兴梦的世界空间。“一带一路”战略，表面看是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实际上是地缘政治战略。没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没有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一带一路”恐会遇到许多狙击和挫折。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尴尬局面、失败案例，已是明证。
今天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儒家传统依然顽强作用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冲突式的担忧，已被谨严的法治国家和宪政民主体制所消解和融化。因此，担忧西方文明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动摇政府合法统治权威的种种顾虑、忧愁和警觉，都会被证明为大国崛起时躁动不安的青春期烦恼。
　　中华文化的特质，不止儒家，而是百家争鸣，吸纳包容，不断催生新思想。从德赛先生、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近现代中国文化不断在换血更新，勃发新活力。我们不能鼓动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山头主义，来排斥敌视异域文明。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文明之一，不是那个国家、那个集团的知识产权。坚定文化自信，拥抱西方文明，进而吸纳出新，不仅是转型中国避免长期陷入经济乱象、文化泥沼、精神困局、人治阴影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和中国人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