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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
作者：赵建忠

一

　　“红学“已被公认为是当代显学，就国内而言，“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三，成为研究我国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之一；就国际而言，“红学”堪与“莎学”并立而毫无愧色，且已逐渐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西方学者看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从《十三经》或《二十四史》的烦难途径去考察，而恰恰是通过相对晓畅的艺术美文《红楼梦》去了解，从而去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红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无庸置疑，首先是由于《红楼梦》的独特性、《红楼梦》内涵的博大精深、《红楼梦》表现形式的精美绝伦，同时也与一大批脂残本以及曹雪芹家世等新材料的相继发现有关，正如发现了甲骨文和敦煌残卷必然也就伴随着上述两门永久性的学问建立一样，而“红学”中的很多争议，又大都与考据密不可分，像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续书作者、脂砚为谁这些要害性的问题，留下了一个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惑的同时也增加了探索爱好。此外，“红学”容许并期待着其它学科向它延伸，也就是能向文学以外的领域敞开，这种超学科的特点，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等也都热心与“红学”结缘，这样势必拓展了《红楼梦》的研究空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大批一流学者的介入，像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包括新文学的开山鲁迅，也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设专章考论，可以说“红学”初期基础打得就已经相当不错，以后又有周汝昌、冯其庸以及李希凡、何其芳包括海外的周策纵等闻名红学家以各种方式的推动，非凡是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介入，导致“红学”震撼朝野上下、席卷了大江南北。试问：中国文学史上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那么走红？又有哪一门学问像“红学”那样达到了如此的空前鼎盛？当然，《红楼梦》沦为了政治斗争的载体和附庸，使得“红学”研究在通俗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了庸俗化，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应该深刻反思，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力、知名度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
没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让民间、庙堂、学院均入“楼”中，也没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与二十世纪百年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紧密，可以说，“红学”当之无愧地是二十世纪最典型的学术个案。“红楼情结”始终令人魂牵梦萦、执著眷恋，“剪不断，理还乱”。《红楼梦》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并体现了他们艰辛探索的心路历程，假如说《红楼梦》在一座座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那么，曹雪芹无疑就是星汉灿烂的文学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颗；假如说《红楼梦》是一株耸入云霄的参天古树，那么，在它周身依附缠绕、衍生不息的枝蔓——研究范式迥异的各种“红学”理论则不知是多少“菟丝附女萝”！然而，正如庄子“言不尽意”那个古老哲学命题所揭示的，两百年来，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评点派、题咏派、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社会历史批评派以及当代五花八门的新批评派等“红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型，曾几何时，它们“各领风骚数十年”，有的范式还成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红学的“新典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方面可悲的现象，即“红学”中的无论哪一派，它们在《红楼梦》这株永不凋谢的“长青树”前，都因为远离文本或诠释过度而沦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论，诚如老一辈红学家俞平伯所感言的“红学愈显，红楼愈隐”，这虽为一时的偏激之辞，但也一语中的，道出了研究范式与文本解读之间有时难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于多维视野的文学理论的争鸣与发展，形成了“红学”研究者彼此的视角和研究范围的不同，根据库恩理论，昨天的“新典范”很可能就丧失了革命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还成了该学科发展的反动力。我们对两百年来“红学”诸流派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走向衰微的原因进行扫描和多方位的透视，对于这门东方显学进行前瞻性的总结，对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无疑都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建设性意义。 二

　　早期的“红学”应该从评点派算起。可以说，整个清代“红学”，基本上是评点派的天下。广义上评点派的作品当然指的是道光以后附在百二十回本上的批评文字，如闻名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等，但毫无疑问，脂砚斋评红应该是最早的评点，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材料非凡是八十回后佚稿的情况，因此显得弥足珍贵，红学界一般将它视为独立的系统进行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孙逊先生的《红楼梦脂评初探》。从前人们虽重视脂本，但主要是局限在版本学意义层面和它的资料文献价值，现在研究者的视阈早已拓宽，将脂评放到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坐标定位，并与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这些明清小说史上的评点大家进行宏观比较，从而确立脂评在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方面的研究难点和轻易陷入的误区是，由于材料的限制，脂砚斋是谁目前尚未弄清楚，这个难题已经成为了红学研究中的闻名“死结”之一，同时也由于脂批文出众手，导致了有的研究者尤其是有些欲否定脂本的研究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破绽即所谓“自相矛盾”处或批语本身“迂腐不堪”云云，脂砚斋固然不能和曹雪芹的境界同日而语，但要把“诸恶”都归其一身，显然也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脂砚斋并非一人，是一个群体。这就需要条分缕析，进行艰苦的、扎实的“史料还原”性质的基础工作，先理清那些缠夹不清的批语归属问题，否则，一切结论只能是沙上建塔或逞臆妄谈，那样的所谓“震撼红学的新说”又能有多少学术含金量呢？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现象也要引起注重，由于“新红学”取得的辉煌学术实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红学界形成了“重脂轻程”的倾向，影响所及，甚至连附骥程本而流传的评点文字也不屑一顾。其实那些百二十回本蜂起后的评点文字才真正属于典型的评点派代表作。诚然，包括“三家评”在内的评点大家们的确有浓厚的纲常名教意识，不少文字还存在八股化的程式上的通弊，但评点派对《红楼梦》艺术尤其是结构方面的分析，往往是非常精辟的，评点派在这方面的贡献，甚至连后来居上的批评派都难以企及。令人振奋的是，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当代红学家终于开始对这个流派给予了重视。冯其庸先生主持纂校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可以说是对评点派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为以后的研究者打下了厚重的文献基础，嘉惠士林，功德无量。当然，像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涂瀛的《红楼梦问答》以及洪秋蕃的《红楼梦抉隐》等清人笔记、丛话、杂著，它们是否属于评点派，在红学研究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介定“评点”，假如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评点”，应该是依附于《红楼梦》正文，且有评论，有圈点，而上引的几种红学论著，虽然也与其它评点派作品差不多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但却均脱离了《红楼梦》而独立存在，文字性质也与后来的红学批评派不同，名之曰“杂评派”或更符合红学流派的实际。冯先生也清楚这一点，为此他在该书卷首的《重议评点派》一文中做了分梳，其实那些脱离了《红楼梦》正文的“杂评派”红学著作，是红学评点派过渡到现代红学批评派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将它们放到一起研究，更能清楚地寻索评点派红学源流嬗变的脉络及其走向。
假如说评点派是以散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散点辐射的话，题咏派则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随着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的面世，结束了《红楼梦》仅以钞本流传的时代，这部名著的响面大大地得到扩展，相应的，红学题咏派的人数也在激增，几乎囊括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他们或对红楼人物进行评价，或对其中事件陈述看法，或对红楼艺术表达见解，非凡是通过《红楼梦》寄托自己的某种观念和心理，从而体现了对《红楼梦》独特的品评，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作品，就是形象的《红楼梦》评论集。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作品自然难于做到对《红楼梦》评价的面面俱到，但其中的优秀篇章，往往能“以少胜多”，因而其涵概也就更加丰厚、深广，这与诗词等韵文形式本身的特点有关，“诗缘情而绮靡”的说法，本身说明诗更适合于抒发作者主观的情感，因而能使读者引起强烈的共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作为文学四要素之一的读者对其作品参与的也就更多一些。题咏派的自由驰骋相象，紧紧扣住《红楼梦》艺术形象去率意而发、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实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流派的研究却最为薄弱。其实题咏派作品蕴含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尚待深层次、全方位地开掘。比如几位与曹雪芹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者，敦敏、敦诚兄弟、张宜泉以及明义等，在《红楼梦》作者史料奇缺的情况下，他们留传下来的文字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题咏派作品颇多，一粟《红楼梦卷》收录千余首仍囊括未尽，笔者统计至少还有五千首以上遗漏。限于篇幅，这里仅拈出早期明义的一组题红诗来讨论。若单纯从诗的艺术角度看，这一组诗总体水平确实并不高明。红学界之所以重视，主要是由于明义的作品及诗序提供了有关《红楼梦》版本及作者生平的史料。关于这组诗的具体解读、诠释，研究者曾从不同视角做过探考，虽仁智互见，但大多倾向于明义见到的是八十回钞本，故所咏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的有关情节，诗前小序“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或即注脚。研究者们还引“已酉本”《红楼梦》卷首舒元炳“沁园春”题词“恨未窥全豹”为证，以说明当时流传的多是八十回钞本。不过，我反复看了这二十首诗，倒是有一些相左的看法。我揣测应该是题咏全部《红楼梦》的，尽管当时明义所得到的还只是个“世人鲜知”的“钞本”，甚至该钞本可能还处在“批阅增删”阶段，但全书主要框架、情节已经具备。概而言之，前八十回内容更多一些，接近于我们今天见到的定稿，因此，明义的前十七首中基本得到了反映，占组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至于最后三首，所咏分明是八十回后至全书结束，我们不妨看一下相关情节：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娥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从诗文上考察，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三首诗囊括了八十回后的全部内容，但以此也可以反证，明义看到的钞本后半部确实篇幅不是太多，至少尚未构成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那样的2：1比例；但仅仅从这三首诗分析，还看不出它与程高本后四十回的情节有明显的差异，即以第十七首为例，假如不拘泥于个别字眼，就认为是咏“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亦未尝不可。尽管我并不认为程高本后四十回系曹雪芹一人独立完成，但后四十回中还是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系曹雪芹原作，而并非零星残稿。 种种迹象表明，曹雪芹早期手稿的传播和阅读接受者，大体分为两个圈子，一是以脂砚斋为代表的家族群体，二是以明义、墨香、永忠等为代表的朋友群体，而版本系统也有区别。家族群体中传阅的是侧重写盛衰之变的，一般书名叫《石头记》，而将大观园儿女做为载体，所以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中颇多家世兴亡之感，他们甚至还能干涉雪芹的创作自由，如“遂命芹溪删去”天香楼一节秦可卿有关文字，即是明证；朋友圈子中传阅的主要是为“闺阁昭传”，一般书名都叫《红楼梦》，即雪芹开卷反复强调的“大旨谈情”，“都只为风月情浓”，而将家族兴亡作为“千红一哭”的具体背景。但曹雪芹接近定稿的作品，则应该是爱情离合与家族兴亡两条主线的有机结合。由于是在朋友群体中，无所避忌，雪芹更能放开笔自由抒写，因此我们看到的明义题红诗侧重的正是为诸芳传影写照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题咏派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使我们对《红楼梦》在当时的传播影响及其版本源流的了解，都是极有价值的。
三

当然，无论是红学评点派还是题咏派，由于其琐碎难成系统的批评模式，还仅仅停留在随感式印象式杂评阶段，非凡是由于没有受过“新红学”的洗礼，没有红学版本意识，这两派虽然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但一般都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混为一体笼统评论，导出的论断也就势必缺乏科学性，因此，尚不足以支撑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放到红学史的角度考察，真正使红学成为一门“显学”获得学术界公认，还应该从蔡元培、胡适围绕的索隐派与考证派的论战算起，这次论战导致了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和“新典范”的确立，应该说构成了第一次红学革命。从今天取得的红学知识和新批评方法看，也许这两派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简单地指出红学流派的优点或缺陷，还仅仅是停留在表浅的研究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应在不同学派的冲突与磨合、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的张力中寻求红学突破的契机。对考证与索隐这两大红学流派的反思，迄今为止，表述最为简洁醒豁、深刻全面的，还是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讲过的一段话：
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这反映出老一辈红学家对自己研究路径深刻反思后形成的思维亮点。俞先生在同一篇文章还指出：“索隐逆入，自传顺流”。用今天的话讲，索隐是指向情节的作品考证，自传是指向家世的作者考证。然而，我们总不能说“考证情节”就没有价值，假如从今天“回归文本”的提法上看，红学索隐派更注重与作品本身挂钩，注重内敛，恰恰是胡适研红范式离开文本、重心外移的缺失。再从文化渊源上逆向考察，红学索隐派走的是“西汉今文学派”的治学路数，而红学考证派则沿“东汉古文学派”一脉而下，近承乾嘉学风，所以索隐派注重的是《红楼梦》中存在的大量隐语和象征意象，这样也就很轻易陷入猜谜和牵强附会,索隐派理论因其内在缺陷而导致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而考证派更注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颇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正统派”朴学学风的遗韵,因此在作者家世文献钩沉、整理方面往往是很扎实的，用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做序时所说的，就是“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也正因为如此，“自传说”比起索隐红学，更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但这两派又都是把《红楼梦》当作“信史”，区别仅是将曹家人物代替了清史人物对《红楼梦》的附会而已，这反映出我国小说理论相对于创作的严重滞后。“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式，直到今天，还在一个不小的研究者群体中发挥着消极作用，就连作家刘心武都难免此弊，非要去建构“秦学”，还美其名曰“原型研究”，其实，不要说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不到秦可卿的所谓“原型”，退一步讲，就算是有，她和曹雪芹熔铸在《红楼梦》中的艺术形象也不能相提并论。本来，刘心武应该是深谙创作三昧的，他早年的小说有文学史意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居然也深陷索隐泥潭而不能自拔，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还应该看到，由于刘心武和蔡元培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导致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索隐派的价值判定迥异。在推翻满清、走向共和的非凡历史背景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迎合了当时的文化思潮，因而引起举国共鸣是必然的，再比如抗日战争前后梓行的景梅九索隐著作《红楼梦真谛》，由于迎合了民族兴亡时代的社会普遍心态而在当时影响颇大，虽然这部著作所兼容的索隐派种种旧说，差不多都被新红学派扫荡过，但在那个烽火连绵的救亡年代，人们宁愿相信这部著作隐含了清宫秘史的刀光剑影，而不忍在山河破碎、“黍离麦秀”的国难中去品位什么红楼儿女情长。除了历史文化原因外，索隐派在当时能够盘踞学术界，也与这个流派本身对解读《红楼梦》潜存着非凡的优势有关，而这种优势又非其它红学流派所能完全替代，比如说，对《红楼梦》隐语叟词的阐释、象征意蕴的挖掘尤其是对这部作品微言大义、政治倾向的探索，不能说没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就是今天，《红楼梦》究竟有没有“反满”思想，也还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继续讨论；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索隐派是继评点派、题咏派之后出现的一个较大流派，它的意义在于结束了印象式批评，从而支撑起自成体系的学术，跳出了从前那种“红学”小的气象，这在红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就不能低估，当然，索隐派的很多具体结论是不正确的，从根本上讲，还是个方法论问题,主要弊端是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对《红楼梦》进行史料还原，也就是将作品人物与历史人物机械对应。今天，索隐派早已失去了时代风潮的支撑，即使有市场经济下媒体的炒作，而且新索隐还将其理论建立在当代红学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的基础之上，并吸纳了考证、探佚派的一些优点，但在新的时代，由于红学界有更先进的思想武器做指导，这个流派也就不可能成为红学的主流力量去推动当代红学的发展。
　　从红学流派发展史上考察，考证派代替索隐派，是一种历史进步和必然的趋势。目前红学界有一种新观点，认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红学，应该从王国维算起，对此笔者颇难苟同。若单从红学方法论上看，王国维确实凌跨索隐、考证两派而令人耳目一新，这位于中学西学间挹注彼此、摧开奇蕾丛簇的文化巨人，通过《红楼梦评论》开始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其博大的堂庑和不同凡响的建树开拓了解读《红楼梦》的新向度，王国维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红学史家是应该给出高度的评价；但当时红学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要澄清索隐派的迷雾，然后才谈得上去建立一个新“典范”，不破不立，不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索隐为代表的旧红学的消极影响摧陷廓清，又怎么能去劈空出新呢？因为学术的发展究竟应该有一定的延续性，由于不适应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华学术惯性，更由于缺乏当时学术群体的支撑，王氏评红的模式遂成绝响，也是必然的历史命运，可以说生不逢时，它降生的太早了！按说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在当时虽都是文化巨匠，但若论辈分和资望，王国维可以和梁启超算一代人，是举世公认的甲骨学和词曲泰斗，蔡元培是国学大师和闻名教育家，还担任着胡适所在单位的北大校长，而胡适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可在年龄上究竟还属于晚辈，但由于“新红学”旨在通过《红楼梦》的史料还原，弘扬一种科学的启蒙精神，这就顺应了那个时代“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非凡是《红楼梦考证》三万多的文字完全是靠硬扎扎的材料说话，于是摧毁违反“科学精神”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索隐派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胡适的肩上，也就是说，这次红学范式的转型，不可能由王国维或其他人来完成。王国维研红范式的接轨及其价值的发挥，只能在经受了“新红学”的洗礼之后。不然的话，缺乏文献基础的“思辨索原”，是很难得出科学结论的。是考证派才使得红学研究第一次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家世与版本等实徵材料的基础上去探求《红楼梦》的创作企图，对这种历史贡献，我们必须客观承认。可以这样说，“新红学”真正构成了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以“自传说”为基础形成的考证研红模式就是相对整个旧红学的“新典范”。
　　考证派红学雄视红坛数十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现在分工是越来越细，有家世、版本、探佚和脂学几个分支，此外，还有红学文物方面的考证等。起胡适于九泉之下，恐怕都会自叹佛如。一门学科分工的日趋细密，是该学科成熟化的标志之一，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概括。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具体论述，至今都还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假如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璨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溻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侵侵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在进行了如上的分析之后，梁启超还总结说：“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假如我们以此为参照，观察一下考证派的流变情况，也会看到一些类似的现象。遥想胡适当年，仅凭一篇《红楼梦考证》就能对如日中天的索隐派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文字还不是很精审、严密，但“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而今天的红学考证派把握、挖掘的史料要比胡适多得多，研究的视野、维度也远比胡适宏阔，可谓“支派分裂”的考证“日以精密”，如前所述的探佚、家世、版本、脂学等，但为什么在总体上没有出现预期的比胡适更大的红学新突破呢？这其中蕴涵着什么学术规律和我们值得反思的问题？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劝红学考证派“功成身退”，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把余先生的那篇鸿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与前引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那段话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余先生论考证派末流的通弊，的确有过人的深刻之处，但若论历史眼光、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全面性，尤其是在辨证思维方面，那就远远不如梁启超了。事实上，考证派真的退出红坛，《红楼梦》研究就真的会有一个新气象么？恐怕也并不那么乐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证派一度在红坛沉寂，可以说“屏息伏慑”几三十年，但这期间红学研究的实绩又如何呢？所以说根本上还是一个对考证派如何摆位和如何具体考证的问题。考证派独霸红坛是不对的，它对解读《红楼梦》有作用但也有限度，不能指望让这个流派所承担的任务超过它的功能极限，应该勇敢地承认，包括考证在内的任何红学流派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有所侍必然有所失，尽管每个流派也都有自身的优长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并且为其它流派所无法取代。红学考证派解决问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考察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且不说曹雪芹的身世是不是那么快就轻易弄清楚，因为新材料的发现究竟有限，但真的弄清楚曹雪芹一生的全部经历，就一定能使《红楼梦》的解读升华到一个高境界么？恐怕也并不那么乐观，如前所述，考证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力争把一些基本事实弄清楚是对的，也有必要，否则会沦入痴人说梦，但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文本与文献的关系，或者一定要等待考证派出了成果才去研究文本；再有就是，我们更多需要的是围绕《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的真正有意义的考证，而不要旁逸斜出、东拉西扯、离红万里的那种为了考证而考证。以考证派中的探佚而论，依据脂批和前八十回有关谜语、诗词去探索《红楼梦》后半部情节，不失为一条途径，但假如刻意求深，抓住只言片语就想入非非，那是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证，也势必会走到探佚派创立之初要“回归文本”、“还曹雪芹原著真面”的反面，非凡是探佚派还有一个通弊，就是过分迷信脂批和眼光仅局限于前八十回，而对后四十回可能掺杂的曹雪芹部分原稿不肯正视，从而敝于一曲而失其正求，这更是一种偏执；再以考证派中的版本和成书过程研究来说，本来，这应该是红学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史料还原，真正把《红楼梦》原始文字的源流衍变的脉络梳理清楚，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近年有的版本研究者津津乐道于无关宏旨的一字之辨、一事一考，支离破碎，使得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身于脑后，有的研究成书过程的学者仅仅根据尚未漏出庐山真面的《风月宝鉴》，以及仅仅抓住《红楼梦》中某些独特语言现象就不加节制地笨拙猜想，结果不但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度，而且还有把曹雪芹呕心沥血、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解构作未成型的粗糙毛坯之嫌。恐怕也正是由于红学考证派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凡是发展到末流时对《红楼梦》审美视线的遮蔽，红学界的有志之士才发出了“回归文本”的呼吁。
其实，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揭开了序幕，这就是以“典型论”为核心理论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胡适考证派红学的交锋。余英时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认为这种批评范式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逼出来的”，所以“革命的红学”尚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这种看法也还有商榷的余地。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视角和认知方法，“社会学”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因为假如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那么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典型论”对“自传说”的可贵反拔。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研究范式只强调“作者”与“版本”两项，虽然也提及“时代”，但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研究实绩。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不容抹煞。可以说，“典型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于考证派独霸红坛的历史而言，它也确实构成了一场“红学的革命”，可以这样表述，就红学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继“新红学”之后的第二次红学革命。当然，这种新范式也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红学观”，事实上它也不可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就其根本缺陷而言，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对世界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看得过重，这就不但矫枉过正而且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艺术赏鉴的审美视线。实际上社会历史批评仅仅是触及了《红楼梦》文化层面的一部分，即“历史层面”，也就是把作品当作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是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所有优秀文学作品也并不只有这一层面，此外尚有语言层面、哲理层面、文化层面等等。　　 四

　　第三次红学革命或者说红学的转型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第三次红学革命虽然实现了对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颠覆，但并没有像前两次一样建立起第三个“新典范”，余英时在扫荡了“自传说”和“革命红学”之后，虽然也标榜过他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新的研究方式，但并没有获得红学界人士的普遍认同，事实上，他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什么“新典范”。看来，建立一种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内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新研究范式洵非易事，需要一个艰辛的探索和实验过程，鉴于前两次“新典范”的教训，这一次学者们表现的更理智和冷静，也许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新典范”，因为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不可能是任何一个红学流派或“新典范”所能笼罩住的。第三次红学革命的意义在于“破”而不是“立”，当然“破”是“立”的前提，因而这次红学的转型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次红学转型虽然没有立哪一新派为红学的楷模，但各种新批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要求对《红楼梦》进行主题价值学阐释，这实际上正是对传统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新批评这种范式，让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作品并将其显影放大，尤其是以心灵妙悟和文化融通为指归，关注《红楼梦》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哲学思考，这对以往的红学流派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当然，第三次红学革命中涌现的任何一种新研红范式，都不可能达到兼美的境界，但由于其立足点高，前景上有很大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抱尽量宽容的态度。对有缺陷的那些“片面深刻”的新范式的涵容，往往能使我们走出平庸的怪圈。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的，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的，熟悉不到自己的局限才是真正的局限。应该看到，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如何开辟新的方向，是红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为了全面了解红学各个流派的特征，从而使多视角的研究具有某种互推互补性，为新世纪红学“新典范”的建构作出深情的呼唤。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