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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楚方:中国应检讨脆弱的文宣体制
2008-04-25 18:40:03

在各方压力下，中国政府决定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这是拉萨事件僵持40天后的一个转折。尽管新华社155字的消息中夹杂着旧的调门，但寻求对话，依然被看作正确选择。

之前，中国在处理拉萨事件上显得进退失据。最初没能迅速向外说明真相，并限制记者报道，造成“舆论战”失分（直到现在，这个损失还无法扭转）。后来调整传播策略，邀请记者进藏，却又被打上官方安排的标签，由于部分喇嘛突然冲出来要求自由表态，更令中方尴尬。中国官方媒体此后又逐渐增加涉及西藏信息的传播数量，却丝毫没有改善中国在西方的舆论形象，同时由于奥运圣火继续在全球遭受抗议，又极大调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由于一些抗议超出理性范畴，甚至有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危险，上周末文宣系统紧急调整策略，呼吁民众“理性爱国”。4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同时，新华社的评论和CCTV新闻联播都步调一致。官方还对敏感外国机构——如法国大使馆——严防死守，防止偏激者做出非理性举动。新基调重点非常明确：为激进情绪降温。

这样的一波三折早不陌生，在1999年大使馆被炸时，当5月9日消息传来后，官方媒体开始集中声讨，人们情绪被激发出来，而在5月14日之后，官方媒体开始调整节奏，力图将“爱国”引向理性轨道。1999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力量》是一个标志。文章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再不会因反帝爱国出现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也不会因盲目造反出现“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运动。2005年，反日游行时，类似模式也依序上演。

这一次，媒体呼吁人们 要“理性爱国”，“爱国”被解释为“做好自己的事”，学生应该好好读书，成年人则要建设好自己的祖国。这样的文宣语态，多年不变。

中国文宣体制是否要一次次地重复既往？此次拉萨事件，应该成为中国检讨文宣体系的契机。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四次公开报道的抗议活动，如炸馆事件、反日游行、厦门PX和此次抗议家乐福，其中，厦门事件具有偶然性，其他三次则和现存文宣体制高度相关。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这倒不一定是政府指使，相反是惯性使然，因为这样做往往是最安全的，发出其他的声音，可能会招来祸事。于是，从上至下，同样的声音在同一时间高密度发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声音广场。

这样的声音广场，在外人看来似乎声势浩大，却没有多少人相信。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如今，“政治正确”甚至蔓延到普通网民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更加暴力。

比如，动辄指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甚至主张把他们抓起来）， 动辄要杀人，动辄强奸对方家里的所有女人，甚至问候别人的父母，这些语言的背后隐藏的最大政治正确是“爱国”。但这样的“爱国”只能给CNN主持人“他们50多年来一直是一群暴民”的说法提供口实。

中国文宣体制对外损害国家形象，对内则让“党和政府”失信于民，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政府发出的声音将无法得到民众信任，更将危及社会稳定。

执政党在革命时代，相比他的对手——国民党，曾经拥有巨大的文宣优势，中共领导人习惯将之称为“笔杆子”。而几十年后，这一优势几乎荡然无存，目前，中国文宣体制，看起来很强大，但在技术和理念上没有丝毫进步，这一体制所能动用的资源越多，危害也越大，向上危害国家形象，向下则危害民心民智，后者贻害更深，用文宣体制经常用的一句话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