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公案之我见.docx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公案之我见
樊洪业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文革中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传是毛泽东说过的，但在邓小平为《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说过此话。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成为批邓的一大佐料。龚育之曾在文章中称之为“一桩历史公案”。 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1988年中国科协“四大”学术活动“交叉学科分会场”论文。

为了把这桩“公案”的原委交代清楚，最好还是读一读龚育之的原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科技工作的整顿准备了一个文件，起初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改称《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准备向中央作汇报的提纲，初稿上就写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修改稿上曾用黑体字写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说它是毛泽东主席的话。当时这样写的根据，一是马克思多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二是当时流传，毛泽东1963年12月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同志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不仅是流传，而且已被编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这类内部印行的资料中；不仅编入非正式出版物，而且正式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中也用黑体字印上了这句话。当时，文件、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的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话。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邓说明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毛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遵照毛的几点意见进一步修改汇报提纲，包括将用黑体字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删去。一是查找1963年毛听汇报的时候出席人所作的原始记录。找到了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人的原始记录。他们的记录上的确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一个直接的判断。那份流传开来、含有这个判断的记录，从何而来，已经查不出来了。

一、关于内部资料《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

　　以《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为题编印的内部资料，在文革中有过多种，一般都是由科研机构的人员编订的。龚文中提到的文本，与笔者收藏本相同。32开本，共46页，封面为白底红字。扉页印有“内部资料　妥为保存”。未署编者、印制时间和印发单位。据笔者所知，这个本子是1968年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组织编选，1969年印发的。
中国科学院的原有领导机构，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随后按着“大联合、三结合”的程式，于1967年7月30日成立了院革命委员会。相对于社会上严重混乱局面而言，科学院曾有过相对稳定的时期。
1967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单位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科学院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阶段。按当时的理解，就像讲“抓革命、促生产”时是强调生产一样，讲“斗批改”时则是强调“改”。经过一段准备，于1968年春节前举办了一次学习班。在家赋闲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被邀入会，他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这里摘录1月22日（开班第一天）日记中的一段：

8：30乘车赴西颐宾馆办公室。9时至西楼会议室，今天是院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幕典礼。目的要求人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和科学革命的论述，以斗批改为纲，总结我院两条路线斗争，研究下一阶段在我院开展院方向、任务、体制为内容的科学革命运动。参加人员今天到者约一百五、六十人，以革委会秦宝臻、邹协成、刘继英三同志负责。文革办公室、体制组、任务组有关同志，各所负责运动、生产的勤务人员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曾将领导班子称作“勤务组”，语出毛泽东谓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
及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参加。时间1月22－28日。今天由邹协成主持，先请秦宝臻讲了话，说明（1）斗批改，改什么？（2）斗批改的意义；（3）学习班的任务和（4）如何办好学习班。他的声音宏亮，我尚可以记下来大部份。继之刘西尧讲话，虽只5米距离，但我完全不能听清，因为声音低，无放大器。十一点散，分为三排七组学习。我在第四组，即和地质、地理、古脊椎、综考会一组，每单位3－6人，共约二十多人，在五单元开会。到十二点我至大饭厅排队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菜肉汤（每碗三角）。大家立在桌边吃完后再至二单元办公室。1时30分又至五单元，不久邹协成说要我和李宝田今天或明天去看钱学森，约他于星期三、四到学习班演讲。在五单元今日发了三个文件：1）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2）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等对于国防科学的指示；3）聂总和院革委常委1月15号的谈话。我即回到二单元阅读。

当时召开重要的工作会议，往往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义。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斗批改”的部署之下，讨论科学院今后的“方向、任务和体制”问题。会议由三位院革委会成员主持，秦宝臻是军代表，邹协成和刘继英是以造反派入院革委会的常委。在当时院常委的分工中，邹分管“斗批改办公室”，刘分管“科研生产组”。各所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是相关工作的负责人。与会人员以军事组织“连、排、班”编制。
会上发的文件中，列在首位的是《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为会议组织者事前派人编选的语录体文件，要求以其作为指导会议参与者思考和言论的依据。竺可桢又记会议于1月28日结束时，“邹协成同志说……前星期所发《毛主席和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取材料安排有何意见，限下星期提出。”按此，表明院中是打算在会后还要继续修订这份资料。
会后，院中有些研究所安排本单位的“斗批改”，也是按编选语录、办学习班这一套路。大约在1969年上半年，院革委会决定编选出“高水平”的《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革命》和《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并把任务分别下达给了他们认为在前段编选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单位。落实下来，前一本由数学研究所的毕大川负责　后未见成稿印发，内情不详。
，后一本由微生物研究所的吴允山　现在山东济宁某厂任总工程师。
负责。吴是一位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的“拚命三郎”。他接受任务后，马上就组织他所在的生物化学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投入工作，制定方案，分派任务，广泛收集，精心筛选。其中最困难、花时间最多的，是在核实订正的环节上。
编选素材主要是依据公开出版的《毛选》四卷和报刊中已公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学习资料》为书名的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印刷品。其内容都是未收入《毛选》四卷但又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著述和讲话。其来源多是在文革初期抄家、夺权高潮中，群众组织根据机关档案和高级干部收藏的内部文件、工作日志和个人笔记等辑录而成的。
因为事先已明确《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将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编选者并不敢轻易从流传本子中选择毛的论述。从积极方面说，是要用毛的论述指导工作，编选工作的态度十分虔诚和认真；从消极方面说，也是害怕沾上“伪造最高指示”的罪名，社会上以此获罪者已不乏其例。
在从民间印刷品中选择语录时，一般要参照毛泽东的其他论述，对拟选语录的可靠性做出初步判断。其次就是要到有关部门查阅相关文件或是对相关人物做核实或“校勘”工作。笔者当时曾与闻其事，近年曾请吴允山回忆此事，但相去时间已久，又没有留下工作记录。关于文献搜集、访查核实和最后定稿的过程细节，都已了无印象。
编选稿经多次修改后，送交院革命委员会审定，大约是在1969年国庆节之前在科学院内部印发。竺可桢在1969年11月10日日记中有句云“阅了《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应该是指此这本小册子的。

二、其来有自：“吴编本”与“流传本”的比照

文革初期的流传为毛泽东文选的本子（下称“流传本”），笔者保留有若干种，其中有两种 一种为《毛泽东思想万岁》单集本，32开，336页。全红塑料封皮，书名印于扉页，下署编印时间为“1967年9月”，未署编印者。收文按时序编选。另一种为《毛泽东思想万岁》两集本，32开，379页。封面白底红字，书名之下分两行印出“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不得引用　不得翻印”，未署印行时间与印发单位。收文按时序收选。

收选了1963年12月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时的谈话，又都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这里抄引《毛泽东思想万岁》单集本的全文，以便与其他各种本子相比照，由以判定各本之间的关系。

在聂荣臻同志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谈到松辽平原的经验时）主席说：“石油部是第一个运用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工作部门，用政治工作来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石油部是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象连队的政治工作一样，不脱离业务。”
主席说：“石油部比较单纯，一机部复杂（指产品），要调些人到工交部门作政治工作，解放军是出人才的学校。”
（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汇报基础理论时）主席说：“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
（汇报留学生工作时）主席说：“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
（汇报向国外进口书刊时）主席就问：“多少外汇？”（答××美金）主席说：“不多。”主席问：“社会科学的买吗？”（答：“也买。影印外文杂志，广告不要弄掉。”
（汇报十年的基建投资××亿时）主席说：“十年××亿，每年××亿，不多么。”
（汇报到××时）主席说：“要有些人专门搞这事，长远来搞，××从数量上来看，人家比我们多，我们搞不过人家，但是从历史上看，攻防两手，防我们要考虑，比如城墙筑起来，是为了防御。”
（汇报黄淮海问题时）主席说：“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
（汇报医药卫生问题时）主席说：“感冒药要认真解决。”
（汇报探索性工作时）主席说：“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
（最后谈到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问主席关于科学实验的含义是什么时）主席说“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实验。”

笔者所藏的另一种《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两集本，在下册中载有这次谈话，收录内容与上面引录的基本相同，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疑为所据来源相同，或两种本子之间有先后翻印的关系。
在由吴允山负责编选、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印发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下称“吴编本”）中，第33－34页选录有关文字情况如下。

（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任务时，毛主席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
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搞一批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也包括社会科学。
只派留学生，国内却固步自封，不向好的单位学习。
（关于治理黄、淮、海的问题）这个研究工作要几万人来搞。
（汇报探索工作时）允许公开犯错误，但是发现错误要批评，又要鼓励。允许人家公开改正错误。
我讲的科学实验，主要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科学是不能搞科学实验的。商品、价值法则不能搞科学实验。战争不能搞科学实验，辩证法不能搞科学实验，理论法则是概括出来的。军事学习不能搞实验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实验。
　　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吴编本全书是以语录形式入选，采用的原则之一是于科学院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将吴编本与前面引录的文革流传本的内容相对照，似可判定：吴编本是根据上述流传本选录的，仅有个别文字的差异。
作为原始的记录性文字，不管是高级干部的笔记，还是档案文献，都难免有错白字或语句不通之处。《流传本》的编选者可能对原文做过润色加工。吴编本》起初选择《流传本》为初选稿，后来在访查中有可能根据得到的原始记录稿做了个别改动。
无论怎样，吴编本中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直接来自《流传本》，当无疑义。

三、否定之否定：《毛泽东文集》与《聂荣臻年谱》

前述龚育之文中，说到修改《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过程中，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是不认可，又因为未能从当事人的笔记中查找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出处，就只好从《提纲》中删除了这句话。
　　1999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以“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为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选定了如下文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35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

“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文中各段之间的空行，表示上下之间是针对不同问题的插话。
篇末注明系“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因为注释中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以此为据，似乎可以认为毛泽东当年并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
然而，同年10月，只比《毛泽东文集》晚4个月出版的新书《聂荣臻年谱》中，却又出现了这样的选文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914－91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下午，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毛泽东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搞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防御性武器。搞一批人专搞，让他们吃饭不做别的。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在数量上我们搞不过他，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

这段文字，只从毛泽东谈话中选择了两个部分，一是谈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一是谈尖端武器的研制，其他都略去了，这是由全书体例决定的。在该书“后记”中列出的致谢名单中，有各重要的档案馆，也有聂生前身边工作的人员（如甘子玉等）。因书中不采取文注对应的引文方式，人们无从判断其文献来源。
与前述“流传本”相对照，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那一段，年谱本与其只有一字之差。流传本为“过去打上层建筑”，年谱本为“过去搞上层建筑”。与“要打这一仗”相呼应，这里用“打”为合理。年谱本用“搞”字，或是编者加工所为；或者是两个本子所据原始记录不同。
流传本中关于尖端武器研制部分的文字很简略，也很原则，这恐怕与当年担心泄露国防机密有关。《聂荣臻年谱》出版于九十年代末，时已特别注重宣传当年的国防科研成就，再加上年谱文字是经过整理的，只从这些文字，难以比照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综合考察上述各种版本，可以认定，聂荣臻于1963年12月16日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场者之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记录中是记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
按常理，在汇报会上记录毛泽东的插话，如果不是有专业速记人员笔录，到场的领导干部及其秘书们都不大可能把谈话记全，各人的笔记也就不会完全一致。因有《聂荣臻年谱》的“版本”，可以印证文革中“流传本”乃至“吴编本”的可靠性。也可以认为，当年查核过的张劲夫等人的笔记中没有留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应属“失记”。

四、“科学技术”这个词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语汇中，“科学”与“技术”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名词。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常与“文化”并行出现。不过，当时的“科学文化”，乃“科学+文化”之意，常见有“科学文化落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科学文化力量”等等。不过，它不具有与后来所称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意义，亦不具有近年国中“科学文化人”在其《学术宣言》中所表述的意义。
与“科学文化”相比，“科学技术”的出现要晚得多。据笔者检索文献，最早见于1950年成立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这一机构名称之中，意谓该机构的职责范围包括“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普及，而非“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此后，有时出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宣传”“科学技术为政治服务”之类用语，语义与上相同，“科学技术”并未形成专有名词。
1956年初，在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多次出现“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这一年编制完成了以填补高新技术空白领域为主要目标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任务带学科”原则的推动下，大大加强了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中，“科学技术”四字连词，被各种传媒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送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遂而演化成了固定组合的常用名词。
在1958年出版的《新知识词典》中收入了这个新词目：“科学技术　简称‘科技’，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合称。” 《新知识词典》，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028页。

同是1958年，在国家行政层面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组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社会团体层面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组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机构的合并，更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工作”与“技术工作”的合流。
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注重实用的传统。一部中国古代科学史，几乎通篇是技术发明和带有明显技术化倾向的科学成就。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发端，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号召的。1949年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导方针，科学家周期性地面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实际”的问罪批判。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科学技术”，实际成了“技术”的同义词。更有甚者，在“科学种田”“科学染发”的口号或招牌中，科学已蜕变为实用技术的代名词。
于光远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评论说：“‘科技’成了一个名词之后，时间长了，加上有些人喜欢用‘科技’两个字，不那么喜欢用‘科学’两字，在该用‘科学’的时候也用‘科技’。许多人的头脑中，就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概念，似乎‘科技’可以代替‘科学’。比方有人把李约瑟写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硬翻译成《中国科技史》就是一例。” 于光远：“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收于《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说，“科学技术”一词的流变所折射的“科学观”，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科学观”，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容易把科学的发展完全纳入经济轨道，忽视基础研究，漠视科学精神，高举着崇尚科学的旗帜，却与科学渐行渐远。

五、不同历史语境中科学观

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战”，是指对立派别都以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自居，都以毛的语录为最高原则来表述自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无穷的辩论、对立、冲突，往往在无穷的“但”书中展开。其原因在于，在个人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互动中，毛泽东语录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像经文、教义一样，垄断了几乎全部的话语权。毛本人对科学的认识，基本上都是“论语体”的表述，并且在不同历史条件的语境中强调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各自又都留有较大的解释空间。
如前所述，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的话，但他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从胡耀邦、胡乔木等人来说，在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就敢于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认定为是毛的论断，就敢于在《汇报提纲》中以黑体字排印“闯关”上报，至少他们认为毛是可能说过的。尤其对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党内一枝笔”胡乔木来说，绝对不会是一种疏忽，更不可能是伪造。
“生产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中的基本用语。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切方针政策用语，都会在这个概念框架中给予相应的定位，否则就很难具有权威性或合法性。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某些概念的解释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拐点上，往往会有明显的倾向性偏移。
在当代中国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覆盖着各种主流出版物。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发行量较大的工具书《新知识词典》，对“科学”条目的释文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人们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总结、总和。……科学分两大类。关于生产实践及人和自然界的斗争的知识的科学叫做自然科学，关于社会实践及阶级斗争的知识的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新知识词典》，第1027页　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

这是知识层面的情况，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普及的。
与意识形态相应的社会组织，也属于“上层建筑”。科学事业，长期与教育、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为伍（简称“教科文”或“科教文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的。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学院被列在“文教”口，归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领导，在党内则一统于中宣部。这样的归口管理，也反映了中共高层在建国初期是把科学研究视为“上层建筑领域”的。
在20世纪五十年代，在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观点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有人论述过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没有阶级性的，不随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属于上层建筑。 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强调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强调按科学发展规律办事，发生在对“大跃进”纠偏，需要稳定科研工作秩序的年代。即便如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前提下，总还是有些边缘问题，比如，自然科学理论与世界观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应用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掌握自然科学的人是有阶级性的……。这些边缘地带的政治气候，很容易晴转多云再转暴风雨。当毛泽东镜鉴苏联特权阶层“变质”而感到中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时，他更多想到的是“意识形态”的科学，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由此盘踞“上层建筑”的科学。到了文革，杀气腾腾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就再也不谈什么自然科学的特殊性了，
再说“科学观”的另一面。
毛泽东真正重视科学在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原子弹有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听过钱三强对原子能的介绍汇报后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紧接着，毛泽东在同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党提出“我们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并宣告“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传（1949－1976）》，第285－286页。
继而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接连提出“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69－470页。

在1956年，中国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双百方针”。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确有一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是“政治中央委员会”而非“科学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早年泛论知识时曾说过：“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　页。
到了1963年，他觉得这样讲已经不够了，因此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20页。
　此后又过半年多，就有了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时发表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两者之间关系以及阐述科学实验的那些插话，即使抛开他是否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句不论，只是听一听他说的“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也足以表明了他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看法。
历史是这样记录着，只有当毛泽东思虑国家安全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时，当他决心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而提出超英赶美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时，他会更多地想到“技术”的科学，“生产力”的科学。

六、“公案”形成的政治历史背景

在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列为三株大毒草。在当时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这样写道：

邓小平以及胡耀邦、胡乔木、李昌，为了贩卖“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了反对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必须实行“两服务、一结合”的方针，为了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惜以卑劣的笔法，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强加在毛主席身上。他们在《提纲》中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排为黑体字，并造谣说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听取科技十年规划汇报会上讲的。 北京天文台：愤怒声讨邓小平以及胡耀邦、李昌在炮制《汇报提纲》中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编《大字报选编》第17期，1976年5月7日。

反面文章正面看，这段大批判文字提出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汇报提纲》的起草者们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与当时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以“文化”为主题，在运动之初推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写道：“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按此，从1966年文革之始，至胡耀邦等起草《汇报提纲》时为止的文革实践中，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科研工作被列进上层建筑领域。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至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其第12条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与一般意义上泛指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是特指文化领域的，“科学研究”亦包括在内。它象一把高悬在上的利剑，使科学家、科研工作和科研单位处在不可名状的“专政”威慑之中。
协同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后来这样忆述了他们当初的工作思路：

首先，胡耀邦为首的科学院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理论论断如‘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运动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作依据，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纠正一系列荒谬观点。……其次，自然科学既然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自然科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属于生产力，它本身不包含阶级斗争，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不能实行‘全面专政’，不能把科技人员变成专政对象。　李昌：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收于《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409－4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他们认为是毛泽东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以它作为整个《汇报提纲》的一个基本理论支点。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会议听取胡耀邦等的汇报，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在插话中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由上可见，在不可触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和胡耀邦们是在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破釜沉舟的气魄，选择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理论观点上的突破口，用以重新认定科技人员的阶级属性和科研机构的社会属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就可以从被专政的“上层建筑”中挣脱出去，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就可以离开文革九年的旧轨，按照纠左治乱的新思路勾画科学事业的未来。
毛泽东没有认可他自己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也没有认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接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回合中，批判者们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反扑过来，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们是伪造最高指示，是反对宪法中对科研工作的规定，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反对在科研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覆灭了，邓小平复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作为邓小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论断闪亮问世，成为报告科学春天到来的一声惊雷，成为指导科技战线拨乱反正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后来也被归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