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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交易费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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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张强  更新日期：2009-1-12 16:46:00  编辑次数：1  浏览次数：
　　什么是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 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 交易费用低。
　　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以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的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重要结论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了节省这种交易费用，代替市场的新的交易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企业，而企业的不同组织结构也是为了交易费用节省的必然结果。
　　交易费用经济学包含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1）市场和企业虽可相互替代，却是不相同的交易机制。因而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现交易。
　　（2）企业取代市场实现交易有可能减少交易的费用。
　　（3）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
　　（4）企业“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产生额外的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不再增长扩大）。
　　交易费用理论仔细区分了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利益并不一致，但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企业内部交易一般是通过长期合约规定（如企业主和雇员），交易双方利益比较一致，但地位并不平等。市场交易导致机会主义，但在企业内部，机会主义对谁都没有好处。
　　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与决定因素
　　在科斯的分析中，科斯并没有专门分析交易费用产牛的原团。科斯首先赋予“交易”以稀缺性，或者说，他首先认识到交易（活动）的稀缺性，就使分析“交易费用 产生的原因”有了基础、但科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稀缺就是产生文易费用的根源 尽管他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这 一点，他只是从实事出发，贩子交易以稀缺性，从而把交易作为制度经济学购基本分析单位 但他没有分忻其产生原因。
　　威廉姆森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深刻的多。他指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可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交易因素”．尤其指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及交易的技术结构——指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第二组为“人的因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指出，由个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及资产专用性的存企 都会使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当然，他山没有指出文易费用为什么产生，只是列举了“交易”稀缺性的几个表现或仅指出了市场中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
　　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 费用；
　　（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 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
　　杨小凯（XiaoKai Yang， 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市场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 （YaoKai Yang， 1995）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交易费用理论取得的进展
　　一是把交易成本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运用的全部资源，狭义的交易成本则是指单纯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这种划分，以库特等的表述最为准确。
　　二是把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是交易之后发生的成本，它可以有许多形式 。
　　三是进一步强调交易成本是运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强调交易成本是由于制度摩擦所导致的费用，特别是由于产权不清必然导致各类摩擦发生。肯尼斯？阿罗明确定义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操作的成本” 。
　　四是强调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核心，突出真实信息的表现及获得和识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信息成本的高低，即市场价格信号的真假以及对其识别的敏感，根本取决于产权制度所规定的市场交易当事人的权利及责任、风险界区是否明确，价格归根到底是产权的市场运动形式。
　　五是强调交易成本是人们发生普遍社会交换关系中发生费用，其发生的前提是人们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的克服和协调发生的成本本质上是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等等。
　　交易费用理论与兼并 交易费用理论与垂直兼并
　　在交易费用理论问世之前，纵向联合（垂直兼并）理论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技术决定论”和“市场缺陷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许多生产阶段在技术上紧密相联，属于同一企业经营范围。是技术经济的需要，把这些具有技术联系的生产阶段组织在一个企业中更为合理和经济。
　　“市场缺陷论”的特点在于着眼于市场中的一些“缺陷”，即市场中偏离纯粹市场竞争模式的现象，来说明纵向联合可以改善经济效益，提高利润。这些市场的“缺陷”包括垄断、寡占、非完全竞争等市场模式。
　　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垂直兼并垂直兼并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资产有三种特性：
　　一是资产本身的特定性， 二是资产选址的特定性， 三是人力资产的特定性，
　　上述三种资产特定性的任何一种都能促使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垂直兼并。
　　一般来说，资产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垂直兼并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资产特定性达到一定高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垂直兼并就会出现，因此，在一个工业部门中，资产特定性越高，垂直兼并的现象就应该越普遍。反之，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资产特定性越低，垂直兼并的现象应该减少。
　　交易费用理论与混合兼并
　　把混合兼并理解为部门企业组织（M结构）的自然发展，这种混合型组织是为了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多部门组织管理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把混合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内部资本市场是交易费用理论对混合兼并的有力解释。它反映着资本市场经由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而得以内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交易费用理论的意义
　　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可以指摘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面目，使呆板的经济学具有了新的活力，并更具有现实性。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是把注意力引到企业在我们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上来，就错了；在我 看来，这一结果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我以为这篇文章在将来会被考虑具有重要贡献的是，把交易成本明确地引进了经济分析之中。”（科斯，1991）。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交易成本和制度门槛振动筛
经济学怎么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竞争”从一度的思想禁区，成为举国上下无人不晓的暖门词汇，再到如今几乎成为公众身边空气般的自然认识：市场竞争机制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接受的速度,查看振动筛最新信息,请访问网址，几乎比任何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建设市场机制的速度都要快。而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国公众在享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生活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更为清晰的感受到市场竞争本身带来的财富差距、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等新问题。而在大洋彼岸，市场经济的王国――美国却正在导演一起席卷全球的金融机构国有化运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市场竞争真的是让我们放心的吗？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对市场竞争的推崇，往往源于人们理想中的市场竞争与“划算”、“效率”这些词语的等同性。许多人常常认为，不论任何行业和环境，只要能够有效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就一定能够在保证“合理”价格的同时，让经济运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而事实上，即使在最为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观念都是值得商榷的。广义上的市场竞争，其实包括了完全市场竞争和引入不同程度垄断力量的市场竞争。哪怕是不择不扣的垄断行业，其实依据的也是市场的定价和竞争机制。只有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人行为都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的完全市场竞争中，竞争才能直接地导致有效率的市场分配结果。但是，不论是在学术理论层面还是实际经济运行中，完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都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问，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吗？完全同质的产品，近乎无穷多的供应者和消费者，以及进出市场的绝对自由：这是一个市场实现有效率的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在最为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这样的条件也只能在高度近似的意义下才能勉强成立。而在许多我们更认识，更常见的商品市场中，产品往往具有多种维度的差异性，市场参与者尤其是生产者的数量常常较为有限，而市场交易本身也总是伴随着各种固定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门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特别的行业里，消费者的需求常常不是独立的，而会受到生产者所提供的差异化产品所暗示的消费心态的直接影响，厂商便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加强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差异化的产品竞争中“诱导”出消费者许多本不必要的需求，最终带来匪夷所思的高价格和大量的无谓资源浪费。
刚刚过去的四月清明里流传的“死不起”这个离奇的词语，便是望似自由的市场竞争由于产品差异化和垄断力量而导致供应诱导需求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厚养薄葬，无疑是现代社会入步中人们尊重生命的更为切实的体现；然而，在如今市场化的殡葬服务业竞争中，商家去去抓住消费者“表孝顺”、“不能小气”的攀比心理而大做文章，在商业竞争中创造出各种无中生有的高价服务：祭扫用的纸质小洋房、小洋车往往要价百元，而骨灰盒则更成为“商品差异化”的成功典范，仅材质就有岫玉、翡翠、红木、仿玉、汉白玉、仿木等近十种，而其价格更是节节攀升，成本几十元的木质骨灰盒卖出千元以上已是家常便饭，而近十万的高价骨灰盒也已经并不鲜见，真正便宜而够用的骨灰盒在市场上却早已没了踪影。这样无谓的消费，为逝去的亲人固然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效用，即使对于消费者自身，也往往没有带来心理上的满意感，反而成为骑虎难下的沉重负担，对于很多本身并不富裕的家庭而言，“死不起”就这样产生了。事实上，殡葬业商家逐利的动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本好像无可厚非，但是这样观似自由的市场竞争，正在无形中成为了封建思想延绵不断的催化剂，攻击诱导需求也最终带来了殡葬业市场过度资源浪费和价格虚高的恶性循环。所以，当我们惊叹于“瞅不见的手”为经济资源分配所带来的精巧效果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市场结构和非经济因素，必然也会导致不同的竞争态势，竞争所带来的资源分配效果，往往也是多变而难于捉摸的。一刀切的认定市场竞争就是“低价”或者“效率”，无疑大大高估了市场竞争的自我调节能力。
而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又越来越认识到自由的市场竞争与资源的效率分配之间的另一障碍――“市场失灵”。市场失灵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信息不完全，是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不可能完全知道交易对方的所有与交易有关的私人信息，而信息不对称则是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具有更多的有关交易的关键性信息。这样，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占据着交易的主动权，信息相对较少的一方则相称于将自己在交易中的一部分决策权力交由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代理”。病人在医疗市场中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把自己的存款托付给理财经理，而股东则在高管劳动力市场里把公司的命运托付给公司总裁。每一次托付便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交易，其中寄托着人们对“信任”和“约定”这些词语最美好的期待，也融合着对市场竞争中契约的有效性的信心。但是，在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谁能保证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能老诚实实的做好信息劣势方的利益代理人呢？这便是如今“市场失灵”这个时髦词语的来由所在。在全球金融风暴中最先消失的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在其破产前的两支主要的对冲基金经营过程中，为了保持基金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始终向投资者隐瞒美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和基金亏损的的真实状况，还多次有意误导投资者追加投资，其基金经理甚至还在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基金中抽出了属于自己的200万美元资产。最终，两支基金在次贷危机中几乎分文不剩，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达到16亿美元之巨。不难想象，在广泛存在的信息问题下，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单纯的自由市场竞争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寻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效率。
而说到竞争对降低价格的效果，在市场失灵的竞争环境中，竞争本身也时常不能有效的起到控制价格的作用，却会反而造成价格的上涨。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所提出的“信号传递”（Signaling）理论便为人们理解这样的反常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由于市场中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们常常不能在购买前获得有关商品或服务的实用性的准确信息。这样，厂商便会通过强调一些与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和质量没有必然关系，但是却能够从侧面较为明显的显示厂商好坏或能力的“信号”来吸引消费者，如各种花费高昂的广告、宣传方式，或在产品上加入一些本不需要的花哨属性等。这样的“信号”，确实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不难想到，由于信息问题的存在，这样的市场竞争其实已经不再是消费者所真正关心的产品的竞争，而演变成为了一个无关的“信号”的竞争，在“信号”上的高昂投入不仅本身成为了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在竞争的驱动下，对消费者灌输无谓的消费导向，进而造成进一步的资源分配扭曲。在医疗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医武竞争”便是一个尤为生动的教训。由于患者在医学信息上的劣势，一般很难自己判断怎样的治疗手段才是恰好合适的，也很难以治疗效果来完全定位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差异，所以医院便会通过配备一系列高端医疗设备作为“信号”来吸引患者。这些设备在医学意义的必要性常常缺乏合理的论证，但是面对健康和生命这样高度不可逆的选择，患者即使不认为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也去往会认为最贵的才是“最放心的”、“最不会后悔的”，从而乖乖的为这些高端设备和服务买单，而忽视了对真正必要而恰当的治疗方式的关注。如此，高昂的设备投入不仅造成的直接的浪费，又进一步让医院和医生有激励在治疗过程中过度利用基于先入设备的诊疗手段，在恶性循环中导致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化和医疗服务价格的不断上涨。显然，这样的市场竞争越激励，最终的市场价格也越高，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程度也越严峻。如此竞争，不仅不能降低价格，反而会在观似的竞争中将价格越抬越高，当然不是我们所真正期待的。
更为严峻的是，在缺乏监管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市场竞争所蕴含的单一性逐利动机，还可能最终完全破坏经济中某些商品的内在属性，造成市场本身的异化。全球金融风暴背后所铺现的金融系统过度自由化和投机逐利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论是人类历史中伴随早期货币而逐渐衍生出的传统金融活动，还是从上世纪50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开创的金融经济学研究，金融产品最为自然和根本的目的，都是为经济中的参与者分担风险。“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这个时髦的词语，最初的学术意义也正是通过设计出更多的金融产品，让金融市场更为完整和稳健，具有更为可靠的分散风险的能力。然而，现代金融市场上毫无约束的逐利动机让人们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金融产品用于“分散风险”的这一最初使命。在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激励驱动下，金融机构为了在激励的竞争中吸引投资者而采取的五花八门的资产证券化，资产组合分割和无序的评级，再加上高度的杠杆使用和投机性交易，这正像雪山中一列飞驰而无法停下的列车，将风险的雪球越滚越大。其实，同样的问题也正明确的存在于我们的医疗系统中。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到日内瓦宣言，医生和医疗系统的使命，从来便是为病人抵御疾病的风险。但是，市场经济教科书对医生的定位，无非便是一个医疗服务的单纯提供者，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义务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动机入行约束。事实上，由于医疗活动中明显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单纯的自由市场化竞争不但无法真正的提供医生和医疗机构在专业服务上的有效激励，反而会将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注意力导向对商业利润的追逐，让医生这个原本神圣的职业变成一种没有任何情感的谋生手段，最终破坏医疗系统天然的对人类健康风险的对抗能力。
事实上，不仅我们无法相信市场竞争与效率的必然联系，在公平的意义上，自由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不可持续和公正问题更是大大超出了市场竞争“观不见的手”的能力范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巨大的影响力向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扩张，市场竞争与各种人类自然发铺目标和社会公益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已经越来越凸显。正如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理论中所指出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人性和自然本质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波兰尼指出，市场竞争泛化的最大危险，便在于它企图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要素都变得商品化的乌托邦式期望。而从英国圈的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简朴的商品化力量从来的效果都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贯穿市场竞争制度发铺的殖民主义便是最为显著的一个跨越时空的印证。今天，虽然仍旧有主流经济学家为殖民主义的历史辩护，声称殖民主义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劳动力流动的雏形。但是，正如今天的白人自己也却始终无法归避他们经由历史而产生的“原罪”一样，今天的世界也始终无法归避因为殖民主义而贯穿至今的肤色、种族和历史所产生的人类差异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事实上，正如市场竞争最为明确的支持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所指出，自由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定价”，如今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依然把微观经济学课程鸣做“价格理论”。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一个参与者，我们的劳动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市场所定价。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性的意义上接受了人类自身的“商品化”，接受了人类全面价值可以被货币所度量的观念，让市场的元素超越了人类自身的属性，那么，人类所珍视的其他的不能被定价的价值便会沦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这便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指的“人性的异化”，也无疑深刻暗示着无原则的自由市场竞争的可怕之处。
让我们最后再次拜访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不过这次，我们更需要归顾的是他的《道德情操论》。如果说《国富论》建立了人们对“瞅不见的手”作为市场工具的信赖，那么《道德情操论》则在伦理的意义上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最终追求。“望不见的手”，实际上是在亚当斯密的年代里实现个人私利与公众福利之间的一致性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亚当斯密所无条件推崇的一种万能的或永恒的社会安排方式。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各种复杂的信息问题，也对“瞅不见的手”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些变化却没有动摇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早就提出过的发展理念，即采用有效的方式控制人类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事实上，任何制度本身都是一组对人类行为进行一定限制的准则，面对不同的历史和生存环境，人们都有必要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约束自身的行为，这包括面向个人的市场竞争制度，也包括社会风俗、家庭组织的非成文性约束力量，当然，还包括有效而明确的政府规制、管理和社会干预。正如康德所说，自由的前提，永遥是对另一部分自由的限制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