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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的历史沿革和图形特征

计红梅

少数民族服饰是中国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成和识别民族这个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诸多方面中，是最为直观、明显的要素之一，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少数民族服饰工艺正是构成这些特征的重要依托和决定性手段。
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对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历史性梳理，从中寻觅到少数民族服饰工艺发展的渊源，同时又对图形艺术在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的运用进行了初步探寻，借以阐述中国少数民族装饰风格和特征。

一、少数民族纺织工艺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纺织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少数民族就在麻、毛、棉纺织和织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少数民族纺织工艺的多元化发展，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工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纺织工艺经历了从手工到机织的发展过程。人们最早是用手搓捻植物纤维、编结织物的。但这种方法很费力，效率也极低，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纺轮、纺车以及多种纺机等纺织工具的应运而生，极大推动了纺织工艺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纺织工艺的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和所属的经济文化类型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相对比较而言，北方气候寒冷干燥，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多从事狩猎游牧畜牧经济，主要以毛纺织居多，生产技术稍显简单，纺织品风格较为粗放。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利于各种作物生长，少数民族多从事农耕经济，纺织工艺较为发展，主要以麻葛、棉纺织为主，纺织产品精致细腻。
1、 麻纺织
最先，在人们没有认识蚕桑以前，主要利用苎麻、葛藤、大麻和苘麻等野生植物的葛麻纤维作为纺织材料。苎麻主要产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地区，尤以江南出产的苎麻最为著名。古代秦汉以前，这些地区主要是蛮、夷、百越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是他们最先将苎麻纤维用作纺织材料。战国时期楚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大多数属蛮、夷、越等少数民族。楚地的苎麻织物在战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精织苎麻布。《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古代滇西少数民族先民哀牢夷地区以生产“阑干细布”闻名。 参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卷116，中华书局缩印本，1997。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哀牢夷“有阑干细布。阑干，獠言纻也，之成文章如绫锦。”《华阳国志·蜀志》亦载“蜀有麻苎之饶”。《后汉书》中说蜀地“女工之业，覆天下衣”。用苎麻纤维织成的细布，叫作“黄润”，又称“蜀布”，远销印度，转至中亚和西亚各地。
宋代广西壮族地区苎麻种植和织作盛行，当地用苎麻纤维织成的“柳布”和“象布”，采用“以稻穰心烧灰煮布缕，而以滑石粉膏之”的工艺，使织作时“行梭滑而布以紧”。织出的布经久耐用，凡“买以日用，乃复甚佳”，被“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 参见《岭外代答》卷6，王云五《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
汗，虽“厥价不廉”，却畅销各地，为人贵重。 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316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台湾省土著居民很早就利用植物纤维织布。麻布是高山族的主要衣料。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载，高山族先民“山夷能作细布，亦作斑纹布。”近代高山族还“以苎麻为线，染以茜草合鸟兽毛，织帛斑烂相间，名曰达戈纹。” （清）光绪《续台湾府志·番社风俗》。
高山族首领还用苎麻布缀珠贝制成“珠贝衣”，作为礼服。
葛是一种多年生蔓生植物，因此又叫葛藤。葛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早在西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已广泛利用葛藤织布。葛藤主要生长在中国的东南部一带，这里属古代百越族活动的区域，少数民族很早就懂得利用葛的韧皮纤维纺织成布制作衣服。《禹贡》有“岛夷卉服”的记载，孔颖达《尚书正义》注：“卉服，葛越也，南方布名，用葛为之。” 反映了古代东南少数民族主要用葛为原料制作衣服。古代东南一带的葛织品质地精美，由于出于越人之手，所产葛布称之为“越布”、“白越”，质地细腻轻薄，被视为上好的夏衣材料。
2、毛纺织
中国北方、西北和西南一些地区有着广袤的山地草原，少数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毛织业比较发达。秦汉时期南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毛织工艺都相当发达。《太平御览》记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京带来的毛织品“积如丘山”。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用各色毛纱织成色彩斑斓的斑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载，“其人能作旄毡、斑罽、青顿、纰毲之属”，毛织品种多样。
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多使用毛纺织物品，原料多以羊毛为主，也有用骆驼毛、牦牛毛、兔毛、马毛等牲畜绒毛。毛毡制作不需要纺纱织线，是凭借毛的纤维相互缩缠粘连而成。元代蒙古族多用毡罽，当时设有专门机构中尚监专掌制毡，供内府陈设以及帐房、帘幕、车舆、雨衣之用。据《新疆图志》载，新疆的少数民族制作毛毡是“以芨芨草为帘敷于地，洗净羊毛摊帘上，以柳条拍之使匀，漉以沸汤，卷之使紧。或用驴、马旋转之，如碌礌然，即结成毡片。”新疆民丰出土的毛织物上，织有当地民族风格的葡萄纹罽和体现汉族与维族风格结合的龟甲花瓣纹。
毛毡在少数民族当中一直用处很广，披在身上可以御寒，铺在地上可以防潮，还用来制作帐篷，冬暖夏凉。至今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藏族、裕固族等民族仍盛行织羊毛毡、花毡，此外，东北、西北、西南许多民族例如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先民、彝族等也都用毛毡制作毡房、毡靴、毡帽，披肩、披毡等等，具有很好的保暖防水作用。
氆氇，藏语音译，意为毛毯，是一种深受藏族喜爱的传统毛织品，相传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族地区广泛使用。《西藏记·生育》载：“纺毛线，织氆氇。”相传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将中原地区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一起带到西藏，用当地羊毛织成氆氇，后发展成为藏族传统民族毛纺织品。宋代以后各代都将氆氇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氆氇一般约宽30左右厘米，用纺锤手捻成线，然后用木梭织机织成有各种颜色，多用来制作藏袍、靴子、帽子、卡垫等。
3、棉纺织
中国的棉织，较麻织、丝织时间要晚。棉花原产地印度，棉花是经少数民族传播到中原，其传播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非洲棉的传入，东汉时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而后有新疆的少数民族传入内地。另一条是亚洲棉，原产于印度，最先传入中国南方的黎族和壮族，而后由黎族壮族传入内地。汉代，中国的种植棉花、纺棉织布主要在东南、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唐代新疆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棉产区，棉织业相当发达，直至宋元时期，棉花才逐渐传至“陕右”，即今甘肃、陕西一带。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的棉花属亚洲木棉，古代闽广地区称棉花、棉布为“吉贝”或“古贝”。海南黎族棉织有着悠久的历史。黎族先民很早就懂得从热带植物中提取植物纤维作为纺织品的原料，主要种植棉花作物和麻类作物。黎族主要使用棉类纤维作为纺织的主要原料。《诸蕃志》记载“琼州在黎母山之东北”，“以纺贝为生”。“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岛夷，是指是指包括海南黎族在内的东南沿海岛屿中的古代少数民族。织贝，即后人习称的吉贝，也就是棉花。黎族先民植棉织棉盛行，用棉花纺织“卉服”，说明当时棉织已具规模。
黎族的棉纺织业发达，在中国棉纺织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汉代，黎族棉纺织技术已非常普及和先进，生产的棉布称作“广幅布”。《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帝末（公元前87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性。” 《后汉书·南蛮传》卷116。中华书局缩印本，1997。
当时官府征收“广幅布”为贡品，可见棉布质量之上乘。唐宋时期黎族棉纺织品由于品质精良受到当朝青睐。宋末元初，著名女纺织家黄道婆来到海南崖州水南村，即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向当地的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后回到松江府乌泥泾即今上海县华泾镇，将黎族先进的纺织工具技术带回家乡，又经过改革提高，使其家乡淞江在明朝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业中心，享有“衣被天下”的盛名，推动了长江中下游汉族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中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自古以来精于纺织，擅长织布，显示出高超的纺织技艺。秦汉时期土家族先民织出的精工细布，史称“賨布”。以后又织出“峒锦”、“溪布”。由于质地上好，是当时向朝廷进奉的贡品。朱辅《溪蛮丛笑》载，溪布“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为峒布”。明清时又有“土锦”之称。清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有“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逐成五色。”同治《来凤县志》载，溪布“染各色棉纱为经纬，斑然可爱。” 土家族纺织，相当普及。土家族妇女从小就学习织布，据《思南府志》载：“闺中妇女，向织土布。”成年以后，织布技艺已十分娴熟，擅长织土布及各种用品例如床单、帐帘、帕子、带子等等。在蓝靛传入前，土家族就创造了土法染织油灯布、紫花布、太阳布等技术。仡佬族也擅长纺织，仡佬族将毛线绷织成的“白蜡布”，犹如毛呢，不仅美观，且厚实耐用。
除此以外，还有布依族的色织布，苗族的斗纹布，侗族的侗布，水族的水布，毛南族的花椒布，土家族的土布等，图案花纹各异，技法娴熟，工艺十分精细。
4、织锦
织锦本指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的丝织物，后亦包括丝棉交织“通经断纬”的织锦。织锦彩色经纬纱有序交织，且有较多经纱或纬纱浮于织物表面的缎纹组织提花，表面平整，图案花纹错落，手感柔软，富有光泽。织锦图案丰富精美，工艺复杂。少数民族织锦多用木架式织机或腰织机织成。木架织机用于织大幅织锦，腰织机织小幅锦。用腰织机编织时用纱线的一头套在脚上，另一端拴在腰间，将腿伸开，拉直经线，经线排列数量根据所织宽度而定，按照图案在上面别多根竹签，编织时一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制作，以丝线数纱梭子穿梭挑织而成。少数民族织锦流行广泛，工艺精湛。其中以壮族的壮锦、瑶族的瑶锦、黎族的黎锦、壮族的侗锦、傣族的傣锦、土家族的土家锦“西兰卡普”等都有着久远的历史，饮誉中外。

二、少数民族印染工艺的历史贡献

印染是服饰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印染工艺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为中国服饰工艺做出了宝贵的历史贡献。
中国古代对手工印染工艺及其制品总称为染缬。据记载，古代的布帛印染工艺主要有绞缬、蜡缬、夹缬三种方法。绞缬是将帛或白布用线按照一定格式缝扎成各式花纹染色，晾干后拆开缝线即成。蜡缬，是用黄或白蜡在布帛上画上图案，染色后煮去蜡纹即成。夹缬，是用两片镂花木板夹住布帛，将染料注入缝隙之中，形成花纹。古代少数民族创造了独特的印染技艺，南方少数民族染色工艺起源较早。《后汉书》中载有“盘瓠诸子织绩木衣，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裳”。 《后汉书·南蛮传》卷116，中华书局缩印本，1997。
《后汉书》中亦载苗瑶先人自汉代起，便知道用蓝靛和黄蜡在白布上染织斑布。蜡染和扎染印花，能够产生皱褶效果，参差错落，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享受。传统印染大致有靛染、扎染、蜡染等多种工艺。
1、 靛染
西南的苗族、彝族，很早就掌握了利用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蓼蓝作为提取靛蓝染料原料的方法，并推广种植。靛染是利用蓼科植物中提取的染料对织物染的一种方法。蓼蓝，简称靛、大靛，民间俗称蓝草。《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造靛的方法，“凡造靛，叶与茎多者入窖，少者入桶与缸。水浸七日，其汁自来。每水浆一石，下石灰五升。搅冲数十下，靛信即结。水性定时，靛澄于底。”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第3卷，1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靛染织物，以蓝色为主，颜色由于染的次数逐渐加深，直至呈深蓝色。靛染原料获取容易，工艺提纯简单，又方便易行，南方彝族、苗族、瑶族、壮族、哈尼族、阿昌族、傣族、景颇族、布依族、水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靛染的习俗，许多民族都种植蓝草，靛蓝技术非常普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瑶族几乎家家种植蓝草，靛染织物，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因而有了蓝靛瑶之称。
2、 扎染
扎染又称绞缬、扎缬、撮缬，俗称扎染。是采用缝缠、打结、捆扎等防染技术对织物染色的一种印染工艺。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布帛印染工艺还有蜡缬、夹缬等方法。扎染是中国传统染色方法之一。扎染分为“扎”和“染”两个工序。“扎”，就是将布料按一定要求在花纹部位缝缀、扎结，再放到染料中染色，最后拆去缝线。由于捆扎部位不易被染液渗透，形成了一定的花纹图案。还有一种“扎经染色”方法，是先将经线按图案扎染，然后织造，织出的花纹对色彩有一种特殊的处理，维吾尔族传统丝绸艾得利丝绸即是采用这种方法印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代的西凉墓中发现了最早的绞缬红绢。在该地唐墓中发现的绞缬麦花纹绢，缚结时的缝线还没有拆去，可以看出当时折迭缝缀的方法。” 青年文库《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文1版，第11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少数民族扎染多选手工纺织的纯棉、麻、白布为原料，经过手工绘上民间工艺图案，用针线依图样将不染的部位扎牢。“扎”的这道工序的繁简依图案而定，图案越复杂，扎法越繁琐，工艺要求很高。“染”是采集板蓝根、黄连、杜鹃、红花、白草、山茶、红梨、黄栗等植物，经过加工，从中提取染料，再将扎好的白布放入染缸中染成，这种方法又叫作草木染。草木染又分为蓝染和药染。蓝染主要是从板蓝根中提取蓝靛作为染料染制而成。蓝色是少数民族喜欢的颜色，因此深受少数民族的喜爱。同时板蓝根具有消炎、杀菌、解毒的功效，对皮肤具有很的保健作用。药染是中草药植物作原料染成布料，又因草药种类使布料具有不同药性，以供人们的各种需求。大理白族草木扎染布十分著名，历史上曾是进奉王朝的贡品。
3、 蜡染
蜡染，又叫作蜡缬，是采用蜡防染技术对织物染色的一种印染工艺。古代少数民族创造了“点蜡幔”、“瑶斑布”的蜡染印花法，《后汉书》中就有苗瑶族先民“长沙武陵蛮”就有“衣裳斑斓”布 《后汉书·南蛮传》第732页，中华书局缩印本，1997。
的记载，由此来看，大约东汉年间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早就掌握了蜡染印花布的技艺。少数民族的印染技术在中国纺织印染工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印染主要还采用绞缬和夹缬的方法印染织物。蜡缬，是用黄或白蜡在布帛上画上图案，染色后煮去蜡纹即成。绞缬是将帛或白布用线按照一定格式缝扎成各式花纹染色，晾干后拆开缝线即成。夹缬，是用两片镂花木板夹住布帛，将染料注入缝隙之中，形成花纹。
中国最早发现的蜡染实物是川东峡江地区风箱峡崖葬地点大约为战国至西汉初的蜡缬细布衣服残片，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蜡染实物资料，其族属与百濮等民族有关。 参见《轻工业史话选编》第11页。
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东汉“蜡染花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布面花卉图案制作精细，染色均匀。中国少数民族经过蜡染工艺染出的蓝地白花或蓝地浅花印花布，古称“阑干花布”。蜡染花布自秦汉传入中原，隋唐时十分盛行，以后，又传到北方。新疆于田古城遗址出土的北朝蓝色蜡缬毛织物、蓝色蜡缬棉织品都为深蓝色底白花，纹样光洁清晰、古朴典雅。
唐宋时期，五溪即今湘西、黔东地区苗族的蜡染闻名四方，有说唐代中原地区著名的“染缬”技术，是从西南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传入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傜人以蓝染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两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这里说的是蜡缬与夹缬两种方法的结合。当时少数民族先人还有用蜡液直接在织物上绘制各种花纹图案，或用蜡液涂满织物表面再用竹针钩画。《黔书》载：“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然后染之，去蜡则花见。” 《黔书》卷1，《花苗》。
工艺精湛的“瑶斑布”曾作为贡品进奉皇室。《溪蛮丛笑》载，溪洞“以蜡刻版，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因此斑布也称“点蜡幔”。文献记载，历史上辰、沅等州的苗族，“点蜡幔”最负盛名。长期以来，蜡斑布在苗族、瑶族、壮族、侗族等民族中非常普遍，已发展成为一种传统民族工艺。
蜡染制作方法，是将黄蜡加温溶解为蜡汁，用蜡刀蘸上蜡汁在白布上绘图，绘好后放入染缸渍染，然后用清水煮沸脱蜡，即现出花纹。古代还有一种印染方法叫做夹缬，先将图案贴于木板上刻成空心花纹，当作“花模”，将白布夹于两块同型的花模间，在花模空心处灌入加热的蜡汁，冷却后打开花模，取出蜡布放到染料中浸染，染好后再用清水煮沸脱蜡即成。由于蜡液在冷却后产生的自然裂纹，染色后形成一种特有的冰纹装饰效果。
少数民族妇女大多擅长蜡绘艺术，技艺精湛者多不用画样，直接在布面上就能绘制出精美的图案。蜡染图案花纹大都取材自然景物，常见的有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几何纹等，还有鱼鸟、蝙蝠、葫芦、涡状纹、波浪纹、对称菱形纹、连锁图案自然冰裂纹等，异彩纷呈。妇女们喜欢在百褶裙上绣上“树木纹”、“花草纹”、“原野纹”、“大花纹”、“人形纹”等抽象的几何纹样，花纹均匀完整，色调简洁明快。
少数民族蜡染制品用处极广，结婚时要穿多工艺制成的蜡染衣，还要要用蜡染布做嫁妆，如、被面、手巾、背扇等。贵州丹寨织金苗族姑娘出嫁，为表示富有，要制办24条蜡染裙。生儿育女还要赠送蜡染礼品，例如婴儿被面、包片、围兜、背扇等。贵州丹寨苗族祭祖时，要穿特制的蜡染“祭祖衣”，叫。榕江苗族祭鼓社，要用彩蜡绘制数十面旗幡，悬飘扬于仪仗队前。不少地方也用带有传统铜鼓纹、涡妥纹等的蜡染布制作殉葬衣。除此之外，蜡染制品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例如被面、蚊帐、枕巾、衣裙、头巾、背包等等，不胜枚举。
布依语称蜡染为“读典”或“古典”，工艺有千余年的生产历史。蜡染图案以龙爪菜、茨藜花、涡状花纹等植物花纹为多，色彩明丽、图案精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刺绣工艺的广泛应用和普及

刺绣，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民族工艺，指在用彩色丝线在丝织品、布或其它材料上以不同的针法运行穿刺构成各种花纹图案。根据近年来中国各地古墓出土的帛画和刺绣实物推断，刺绣在中国有着3千多年的历史。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广东粤绣，被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此外，还有北京的京绣，温州的瓯绣，上海的顾绣，苗族的苗绣等。刺绣最早是用辫绣的方法，以后因装饰内容和不同需要，发展了许多针法和品种，例如挑花、补花等等。商周以来，刺绣被广泛应用，几乎凡衣必有绣，图案色彩各异，以此区分人之贵贱，地位尊卑。《周礼·考工记·画缋》有：“五采备、谓之绣。”表明了刺绣的艺术特征。新疆民丰县出土的汉代镜袋、粉袋及裤管、袜袋上呈现的精致生动的动物、卷草和如意等绣花纹样，说明少数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能熟练掌握刺绣工艺。根据有关记载，清代刺绣图案变化达745种，用色更有88种之多。少数民族服饰刺绣工艺的流行极为广泛，主要以苗族、瑶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蒙古族、回族、土族等民族最为普及，多用于妇女服饰。刺绣技法很多，主要有素绣、彩绣、平绣、凸绣、辫绣、缠绣、堆绣、锁绣、绉绣、盘绣、挑花等多种方法，不仅绣工精湛讲究，色彩搭配也极为协调，使其不仅带有很强的实用性，还极富观赏性，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
1、刺绣的一些基本技法
少数民族流行的刺绣技法多种多样，图案风格更是丰富多彩，在少数民族服饰工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素绣，是指白线绣于青、黑、蓝地的单色绣，清白淡雅，达到素而有艳的意境。
彩绣，是用多种不同颜色线交织绣成各种图案，层次分明，绚丽而华贵。
平绣，又称“铺绒绣”，着重于图案布局的美观匀称，色调分明，给人以明显的物象感。是以平针为基础的绣法。具有绣面平整、针法丰富、线迹精细、色彩鲜明的特点。平针是基础性的针法，也是最古老的针法之一，平针绣品始见于西汉马王堆墓，唐中期以后逐渐兴盛。我国的四大名绣在运针设色上虽各有特点，但大部分针法均属平绣。平绣包括齐针、搀针、抢针、套针、施针、擞和针、接针、旋针等多种针法。
凸绣，采用多层次的绣法和不同色调，突出图象的立体感和层次。
辫绣，是将多根色线编辫，按图案平铺于布上，用丝线钉牢，其效果纹理清晰明朗。
锁绣，又称“辫子股”，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绣法，特点是用绣线一圈圈锁套而成，形如锁链，故名“锁绣”。由于锁绣的绣纹很像编结的辫子，故 又称“辫子股”。锁绣最早出现在商代，盛行于唐中期之前，直至唐后期才逐渐被新的针法取代，这种技法被承传下来沿袭至今。
绉绣，同辫绣大体相同，也是用彩线编成辫子，平铺钉牢于图案上。但在铺彩辫时，要将彩辫规则而又均匀地尽量挤绉，并用丝线钉牢，使绉纹固定下来，有一种彩色浮雕的艺术效果。
堆花，是用绫子剪成许多三角形，再将每个三角形的两角折成带尾的小三角，把它逐个叠放铺于布上，边放边缝，组成各样图案，风格古朴典雅。
缠绣，是将染色蚕丝片剪成等腰三角形小片，贴在底布上，小片边缘密针缠绣一圈，就形成许多兽爪、花瓣和植物等形状的图案，再将各种图案和谐地组织在一起。
贴绣，是将布剪成各种形状，然后沿边缝绣或在贴布上加绣，使之产生凹凸效果，突出物体的立体层次感。
连物绣，用线脚扣连银、铜、玉、玛瑙、鱼骨、贝壳、玻璃等装饰物缝在地料上，以绣托物，这种装饰多用于帽饰。
剪贴绣，也称“补花绣”，是一种古老的刺绣工艺，包括“贴绣”、“堆绫绣”、“堆绣”等多种技法。浮雕感是剪贴绣的主要特点，由于选用的剪贴材料不同，绣品的立体感也有差异。基本绣法是，先按图案要求剪贴花布并将其贴附于面料上，也可在贴花布与面料间衬垫软纤维，然后锁边钉固。剪贴绣绣法简单，造型丰满，色彩明快，有很强的观赏性。
盘金绣，又称“钉金绣”，源于“钉线绣”，这种技法早在唐宋时期便已流行。钉线绣是将丝线或某种纤维盘组成图形，再用绣线将其钉固于面料上的针法。钉线方法又有明线、暗线之分，明线针迹外露，暗线针迹隐藏。如果用金、银线盘组图形，再用绣线将其钉固于面料上，则称之为“盘金绣”或“盘金银”。
戳纱绣，戳纱绣又称“纳绣”、“纳纱”或“穿纱”，是一种传统刺绣工艺，盛行于清嘉庆年间。戳纱要在方格纱的面料上数纱绣平针，绣线需平行于经线或纬线，线迹的长短有“串二 ”、“串三”等变化。由于戳纱绣与面料的经纬编织结构极吻合，因此绣品与织锦相仿，“纳锦”之名概源于此。戳纱绣色调明丽、饱满、图案性强，富有装饰性。
打籽绣，打籽绣又称“打子绣”、“环籽绣”，由古老的“锁绣”发展而成，最早见于蒙古诺因乌拉墓出土的东汉绣品。刺绣是将绣线在针上绕一圈，然后在近线根处刺下，形成环状小结。打籽绣以点组构纹样，技法上有“满地”、“露地 ”之分，有“粗打籽”、“细打籽”之别，由于机理感强，常用于表现花卉、果实等。
网绣，又称“编绣”、“纹针绣”、“花针绣”，苗绣中称之为“扳绣”，是一种传统刺绣工艺，早在唐宋时期便已流行。刺绣时，线迹规律性地交织组构成网状纹理，以此填充纹样。网绣具有独特的纹理效果，如“刻鳞针”能产生鱼鳞般的纹理，常用于表现鱼、龙鳞片和鸟的羽毛。
2、挑花
主要有十字挑和平挑两种针法，又称十字绣，十字挑花。十字绣是民间广泛应用的一种传统刺绣工艺。挑花一般不先起样，仅凭构思在布面上数纱挑刺，正面看反面挑，严格按布面经纬线逐一挑刺，将诸多的图案用几何图形表现出来。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各地少数民族妇女极为擅长挑花。图案各民族不一。彝族的刺绣图案有人物动物、林木房舍、花鸟鱼虫等，花纹十分细致。路南彝族支系撒尼妇女喜欢以花鸟虫鱼和几何图案为主，多采用散点式、波浪式、垂直式、对称两方连续形式。纳西族喜欢挑角花和团花。瑶族喜欢在黑裤子挑绚丽色彩各式花样，形成强烈对比。苗族多采用几何纹、动植物纹，回纹、水波纹、菱形纹等纹样。贵阳、花溪、高坡等处的苗族挑花，图形多由小十字、米字、团花、小点花和斜线组套而成。遵义、安顺、镇宁、紫云等地的挑花，过去多以白线为图案主调，现在改用大红、深红为主调，再以黄、绿、蓝、粉红等色镶边，与底布颜色形成强烈对比，使图案显得活泼而有生气。挑花也要“数纱”，在织物经纬线的相交处运针，使纱格内的线迹呈斜向交叉的十字形，以斜十字线迹的等距排列组构图案。十字绣的针法简单、严谨，绣品耐用；纹样造型简洁，设色明快，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四、传统图形的特征及其利用

传统图形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用灵巧的双手在服装饰物上织绣出的各种生动活泼、寓意深刻的图案纹样。这些图形是千百年来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积累，充分反映出各民族的风俗文化特征，表达着他们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期盼。
传统图形是各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和精湛技艺的展现。许多民族服饰上的图形仅凭巧妙构思，就能用点、线、圈、几何纹样等图形形式将上至日月星辰，下至山川湖海以及自然界花草林木，飞禽走兽诸多动物植物栩栩如生地形象表现出来。其设计之合理，构图之巧妙，组织之和谐，令人叹服。同时，在图形样式的选择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青睐偏好，从而形成了迥异的民族装饰风格。仅以花纹图形为例，赫哲族多为云纹或动物图形；蒙古族多为云纹、犄纹、“乌力吉”（吉祥）、花鸟、团花图形；回族多为花卉图形和阿拉伯文字图中国传统图中国传统图形；维吾尔族多为花卉、果实、禽鸟、昆虫和几何图中国传统图形；羌族多为各种规则的几何、花草瓜果、鸟兽虫鱼图形等。在这些复杂多样的图形中又以蕴涵吉祥如意及幸福美满的图形居多，如“团花似锦”、“鱼水和谐”、“凤穿牡丹”、“五谷丰登”等；苗族多为动植物纹、涡纹、云雷纹等。在表现手法上，这些图形不仅是自然物象的简单再现，而多是在保留其主体结构特征的情况下，采用抽象与具象并用的方法，进行大胆的变形处理，重新组合新的造型，极具艺术性和感染力。侗族多喜欢用几何纹、十字纹、龙凤纹、花草纹等；高山族排湾人、鲁凯人等多为菱形纹、三角纹、花叶纹、人头纹、人像纹、蛇形纹等等。这些延续了数千年的图形，主要可将它们归纳出的八大类型。
1、龙纹图形
在中华文化领域中，龙是一种神灵幻化的想象美化的人文动物，其幻化的概念源自上古原始文化中宗教信仰对象和丰富多彩的神话，其物化形成是长期糅合的结果。龙在华人的装饰艺术领域里一直是大家所喜欢的题材，它的形态，凝聚着中国人的丰富非凡艺术想象力，历朝各代“龙”式样更是变化无穷。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皆以“龙”来神化自己，其形象展现了尊贵与统御。在皇帝袍服上绣制大型团龙纹饰，各时期龙袍上龙的造型变化丰富，有盘龙、坐龙、行龙、升龙、降龙、过肩龙、界龙等不同的名称；西藏地方官员服饰有着严格的品级规定，其中三品僧官金丝织锦缎袍，通身满绣红褐蓝色团花和黄紫灰色金龙；在贵州苗族绣品中的“二龙戏珠”，宝珠下蹲一个苗族娃娃，象征阴阳交合孕育的生命体，龙已异化为苗族的生殖之神。

2、凤纹图形
凤和龙一样都是先民看作美丽幸福的虚拟生物象征，是人们一直崇拜的对象。远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即见凤的雏形，后来逐渐呈现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成为完美的艺术形象。凤纹妩媚多姿，柔美动人。凡是自然界的鸟，如鸾鸟、朱雀、锦鸡、鸳鸯等俗称祥瑞凤鸟都应用在各种服饰的装饰上，凤鸟形体大方，充分露出它的形态与气势。诗经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诗，正与民间流传的“丹凤朝阳”图案相对应和。
3、吉祥图形
数千年来，人们多透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创作出祥瑞的图案形象，并藉由熟悉的事物和神话传说，传达出人们的情感与祈愿，久而久之而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美术形式。由于吉祥图形富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反映了人们的理想追求，所以直至今日，世世代代流传不息，依然深植于人们的生活中。最常见的有“连年有余”、“松鹤延年”、“龙凤呈祥”等等。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合时宜的旧图形渐被淘汰，符合时代视觉需求的新图饰陆续产生，又给各种传统图形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
4、汉字图形
汉字图形不同于一般图形，因为汉字的造字原理即为“象形文字”而非拼音文字，因此“字”本身即隐含着“图像”。其次，汉字的艺术功能中常含括着文字的意义，如福、寿、喜等一类汉字。汉字图形在少数民族工艺里得到的发扬，注入了更多的民族艺术色彩。在苗族挑花背带上运用由两个喜字组成 “喜喜”，又与图形卍字符连续而成，形成万花阵；在白族挎包上运用寿字与童子、莲子、竹笙、桂花、鲤鱼等组成“连生贵子”图形，寓意连生儿子，长命百岁，是民间较为流行的生育求子图形。随着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不断发展，汉字是世界上惟一的方形字的构成者，更是全民族审美观的具象投射的最佳表现之一。
5、花卉图形
考察华夏民族的命名，都与花有关。华夏之意为五色的花朵，自此反映出先民的审美意识。中国的花卉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与应用价值，也常作为人格风范的象征。过去曾评选出牡丹、梅花、杜鹃、荷花、桂花、月季、菊花、山茶、兰花和君子兰为中国十大名花。花卉植物在少数民族心目中，也常为理想生活的寄托，人们习以“锦上添花”、“花好月圆”等来形容美好事物。这些花卉植物装饰艺术经数千年演变发展，呈现出强调理想境界，重视生命感召和寓意动感表现，即神似思想的风格。花卉图形在服饰工艺中树立了基本的造型规律，集夸张与简化，添加与组合，重复与求全，抽象与综合为一体，创造出一些带有经典性的图形结构，如缠枝花、卷草纹、宝相花、团花等。
6、十二生肖图形
早在原始社会，各民族先民就认为动物与人血缘相近，是人类的远祖。因此，常见以龙、蛇、鸟等为图腾，对动物虔诚膜拜。十二生肖的出现，约在两汉时期，后来在隋唐古墓中即出现丰富多样的生肖陶俑、石刻画像等。当时，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镜、带饰等工艺品也缀饰着十二生肖图案，可见早成为古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图案都各具特色，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多偏重装饰的图像性，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文化气息，丰富了人们生活内容和趣味。
7、瑞兽图形
瑞兽图形种类繁多，形象独特，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其中最具典型的图形当推龙、凤、狮和麒麟。但在古老时期，人们根据动物的飞、走、行、游，把它们分为鸟、兽、虫、鱼四大类，又被叫作四灵，殷商时期则称之为“四象”。到了春秋战国，有了五方配五色的流行，“四象”就标上了颜色，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至于麒麟乃为一种想象的神奇动物，最早形态像鹿，后来才演变成神兽。瑞兽图形的审美特质突出地表现在不追求自然形体的摹写，特别重视结构形式的生命和律动之感，着重表现它们活跃旺盛的生命力。
8、系列组合
松、竹、梅图形是以松、竹、梅三种题材组成的综合性纹样，这是我国古代图形中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周代的十二章、汉代的四神、宋代的一年景等。无论是清风松影，或是梅兰竹菊等等，这些喜爱的图形符号之所以能够长久地被当作表现与应用的话题，是因为在艺术思维逻辑中，它们已不仅仅是自然物象的代表，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表征，强调的是将心灵的体味引向一个无限广阔的整体世界，力图在人心与人心的相向运动中达到认知的高度契合与一致，从而形成一个充实而清新的图形组合世界。
在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种图案。《书•益稷篇》：“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黼、黻、絺绣，这十二种图案，也有各自的不同解释。日月星为三辰；山所以养；龙为神物；华虫为雉，象征耿介；宗彝为礼器；藻为水草，取其文；火取其明，黼黻善恶相背；宋代的一年景，则是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或花卉组成装饰图形。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三多为多福、多寿、多子；五福为以五只蝙蝠组成；六合，则是指天地上下二方和东南西北四方，泛指天下。
系列组合图形因呈多样组合型结构，故采用散点透视和系列组合的艺术表现方法，可以达到三方面的效果，一是使内容丰厚、没有单调感；二是使之更具完整和观赏性，符合人们的审美和欣赏习惯；三是增强装饰效果，进一步提高艺术表现力。

中国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在各民族的历史、宗教、民俗和文化的影响下，这些传统图形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识别符号，涉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多层面价值，突出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意向。研究传统图形的特点，有助于了解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特征，更深刻探寻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

（本文原载《少数民族服饰工艺的历史沿革和图形特征》，《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