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doc

第一章 最后一出戏的开场
　　“去玛伊巴赫3号，”缪勒对司机吩咐道，“把车开快点儿，汉斯。”
　　“玛伊巴赫3号”是波茨坦市内一幢房子的代号，以盖伦为首的帝国总参谋部所属的“东方外军”情报局就没在这里；凯特尔元帅、古德里安参谋长的行辕，亨茨格将军的作战部和国防军智囊团——约德尔上将所管辖的机构，都设在此间的松林内。
　　缪勒坐在车内后排座位上。最近三年来，一直是汉斯给他开车，象家犬似的效忠于他。汉斯十分喜爱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常常不顾缪勒的制止，开着车顺路把孩子从学校送回家里，而且每个月都要回乡去，从父亲的农场里给缪勒弄一些上等的、地道农村风味的火腿。
　　六天前，弗里茨所上的那所学校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经登记晋竭了分队长，将一名打入教师中进行活动的报告人所写的材料呈放在桌上。材料中写道：弗里茨将一把小梳子折断，夹在鼻子下，然后把一缕额发甩到额前，装成诋毁性影片《大独裁者》中扮演元首的那个美国丑角演员卓别林的样子，拉着希特勒的腔调，喊起了所有国社党人都至感神圣的口号：
　　“每个德国人都有权得到土地！”
　　“保证每个阿利安人都有工作干！”
　　“日耳曼大罗马帝国的每个臣民都是世界上员幸福的人，他愿为保卫自己的自由流尽最后一滴血！”
　　但是，弗立茨·缪勒还对这几条口号竟然都加上自己的注释：
　　第一条——“有权在基地上得到一块一平方米的土地”
　　第二条——“在最好的集中营内保证有工作干！”
　　第三条——“如有人胆敢拒绝，我们就立刻把他吊死在柱子上！”
　　区分所所长毕竟年轻，对德国现时处世接物的规矩不甚了然。因此，他天真地以为，这个只打了一份的材料(在报告的一开头，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必然会使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哩！
　　“谢谢，我的朋友，”缪勒说道，他觉得十指冰冷，太阳神经丛有一种压迫感。“您干得象个真正的党内同志…“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会先把报告人抓起来，再把他的报告烧掉，干得不露一点破绽，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可就意味着养痈遗患了；那样在一个把自己全部时间统统奉献给我们民族大业的父亲家里娇惯坏了的狗崽子，不知将来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理，党卫队这个团体内，人与人的关系只讲真理二字，除此之外别无他言……我现在就任命您为柯尼希斯贝克市秘密警察局的副局长，祝贺您破格晋升，我还要祝贺您得到了卡尔登勃鲁纳大队长的嘉奖令……”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我的好朋友，希特勒万岁……我还有件事要求您办——纯粹是凭朋友关系而求助于您的。”
　　“愿为您效劳，分队长！”
　　缪勒冷笑道：“这很清楚，假如您不为我‘效劳’，睡觉时心里恐怕会发怵的……可您呢，净作美梦。您经常梦见的准是一些禽类——我敢打赌，是巴伐利亚秋天宁静的油田上飞翔的天鹅。”
　　“是不是天鹅，我记不清了，分队长……不过，一般来说，我对作过的梦都记不大清楚。往往一觉睡醒，头脑总会留下点让人高兴的事情，可后来日间的琐事纷纷扰扰，既把夜里梦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白日作梦是根本没有的，”缪勒说道。“大白天打盹是因为肚子吃得太饱啦。不过，把肚皮吃得鼓起来，是要作恶梦的……这样吧，请您务必在今天把一件事办妥：让弗立茨这个坏蛋应召到区人民冲锋局，派他到东线打仗去。我再不愿在家里看到他啦，懂吗？不管是谁，对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我们前线与后方一切胜利的创造者做出不讲分寸的事来，我都不能宽恕。您办完这件事后，请给我来个电话，绍利茨副官会把您的电话接到我这里的。您要告诉我，弗立茨什么时间走，走哪条路线，被派到哪个部队。明白我的话吗？”
　　“遵命，分队长！”
　　他咔嚓地碰了一下鞋跟，转过身去。缪勒吁了一口长气：区分所所长的脑瓜太象汉斯了——他留着四周头发下垂的发式，脖子很长，却又根粗；脑袋仿佛是从体内拉出来的，不象是头颅……可是，有段时间，他还挺欣赏汉斯的脑袋。他常常专门坐在汽车后座上，就是为了能观赏司机的仪态……
　　他把干掉儿子的任务交给了里哈尔德•；沙普斯。供缪勒驱使的“后备人员”中，不仅有二十年代他开始工作时接识的一批慕尼黑刑警局里的老朋友，而且还有三名刑事律师——搞突然袭击的专家——里哈尔德•；沙普斯、罗伯待•；格伦德列格尔和约瑟夫.鲁阿。通过刑警局第四处，他领导着这批专业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狱中的被捕者和监外的假释人员，并向帝国安全总署报告正在隐发中的特大犯罪活动。
　　……那孩子是在离奥德河还远的地方被杀害的，这样做就可以向外报导，说小缪勒在为伟大日耳曼的事业和反对布尔什维克野蛮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后改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在柯尼希斯贝克被杀，这是约瑟夫•；鲁阿做的手脚。那个打弗立茨书面报告的人及其三位密友被格伦德列格尔搞掉了，后者被杀是因为有关儿子胡来的消息有可能泄露给他们，当时正在住院的弗立茨的同桌皮捷尔．标涅什是在出院后被沙营斯干掉的。)
　　“如果一个孩子年过十五还不能成为你的朋友，”缪勒自语道，“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父亲时刻放在心上，那他就是个逆子。血缘问题让戈培尔研究去吧。因为这个看来还缺少自卫心眼的小畜牲，我早晚得在牢房里悬梁自尽——根据元首的新法律，等待着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是对我为之而生存的理想的背叛。假如施伦堡得知此事，今天我就可能在地下室遭到拷打。如果上帝想惩罚人，他就会让他失去理智——惩罚弗立茨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在“东方外军”情报局一座两层红砖楼房附近，缪勒下了车，然后对着一个塑料小盒朝汉斯点了点头：“孩子，吃吧，夹心面包，还有高级香肠和味道相当不坏的肥猪油，虽然肝是你喜欢的马格德堡货……我待的时间不会长，不必把车开进防空洞……”
　　“日安，将军先生。”
　　“希特勒万岁，分队长！”盖伦迎着缪勒从桌边站了起来，答道。
　　缪勒微微一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个中尉什么的倒比较保险，根本不应该当分队长，您认为对吗？”
　　盖伦耸了耸肩：“您是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所以您总想把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一个按先后次序排列的公式。可是这个次序是不会有的，因为逻辑与情感一旦被分开，就会出现混乱。”
　　“我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关系，”缪勒答道，在盖伦对面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太过奖了。假如您能立即看出我的关系来，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顶多也只待在东线的掩蔽部里挨冻。”
　　“您犯不着把我当作您的主要敌人，”缪勒答道。“您的敌人可比我强大得多，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然而您手中最可靠的王牌要算是熟悉俄国的情况，而绝不是什么人事关系。来，还是快一点对我这个天真的乡巴佬解释一下您那个逻辑的奥秘吧。”
　　“好吧，”盖伦也微笑丁一下。“人的情感是天生的，而逻辑却是后天得到的。当这两个孤立的东西合二为一的事情才可能成功。而我们这几年在生活中却仿佛被劈成了两半：情感要我们这样做，可是逻辑——服从指示与执行命令却总是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您同意吗？”
　　“当然。”
　　“所以您看……您——作为一位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总是徒劳地想把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兼蓄并容在一起，于是就陷入孕育着痛苦的非逻辑论了。”
　　“第一，我是巴伐利亚人，而不是德国人。第二，我远不是经常都把我们现在这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与情感截然分开的，看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还能活着。但我至今弄不明白，您为何突然说起什么‘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呢？”
　　“因为您总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对方……不必争论了，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德国人——而是一个普鲁士混血儿，这一点别人不会看不出来……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的：一旦当了分队长或者将军——在敌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凶手，而中尉至多不过是半个狗崽子罢了。对吗？”
　　“对”。
　　“您当然比我更痛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憎根您。至于我，克里姆林官方面的极度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对我的事业所怀的那种贪婪的兴趣所补偿。”
　　“现在我算是完全明白啦。”缪勒吁了口气。“您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将军，您还能设法卖身投靠，而象我这样一个老淫妇，老缪勒爸爸，纵然变作一名中尉，也只有被俄国人和美国人枪毙的份了？”
　　“不，您根本不是巴伐利亚人，您是德国人，百分之二百的德国人，您的祖先肯定出生在勃兰登堡或是汉诺威一带，我很怜悯您。我和您，分队长，正是我们俩，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帝国的一部史料。我是一部反克里姆林宫的史料，您是一部既反克里姆林官，又反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的史料——枪杀我们是一种罪孽。”
　　“不，”缪勒摇了摇头，“不，将军；您把我和施伦堡两人混为一谈了。正是因为您有这种想法，才促使我来找您的……古德里安拒不把您的‘红色圣经’的副本交给我们。这是为什么？”
　　“古德里安只不过是签字罢了，分队长，拒绝交出的是我。”
　　他知道拒绝把一份“红色圣经”交给秘密警察的后果。在这本书中载有苏联政治活动家、设计师、部长——总之，所有该政权中坚人物的案卷，这些案卷是盖伦利用打进俄国的间谍所提供的材料，利用截获来的电话谈话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汇集起来的(他同弗拉索夫在一起呆了两个月，同他及其周围最亲近的人员谈过话，对“圣经”中的材料作了校正，并把叛徒提供的新情况补充了进去)。
　　“红色圣经”是盖伦取得成功的一种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占有他和他的参谋部所掌控的这种情报，包括主要研究政治上瞬间即可发生的倾轧事件的施伦堡在内，没有一个情报机关的人知道盖伦所了解的情况。队长忘记了，也许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情报机关往往要提前许多年就埋下日后才发生效力的缓燃地雷。不过，也应当可怜他——他是在希姆莱手下工作，而此人是动不动就跑去向元首报功的。但总帝国军方却信奉着留有余地的法则：即便在胜利时也要想到．可能的失败，并且预先作好报复、反击和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
　　“人们可能会对您产生误解的，将军，”缪勒说道。“我到这里来，目的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盖伦摇了摇头：“分队长，您还是别自视过高吧：希特勒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军队。你们曾经是帝国最有威慑力量的机器，但那是一年前，甚至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如果没有我们，你们是毫无作为。眼下再也不会把我交给你们处治了。我再也不怕你们了。”
　　“嘿嘿，”缪勒说，“您其是好样的。我对好汉们一直是仰慕的。我从小就这样，因为自己过去也是个胆小鬼。正是胆小鬼才爱贴近秘密警察哩——他们是真正有势力的，不客气地说，就是有权主宰别人的命运……不过，您还是及早派两排人到图林根别墅您夫人和少爷那儿去，让他们象保护眼珠一样地去守卫您的家室吧——现在可是恐怖时期，打击往往会降临在不幸的妇女和小孩头上……”
　　缪勒说罢，慢悠悠地、艰难地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
　　“您疯啦！”盖伦喊道。“您疯啦！请回来！”
　　缪勒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盖伦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缪勒回答说。“儿子已经在东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红色圣经’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红色圣经’向克里姆林宫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莫斯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制了朱可夫、戈沃诺夫、罗科索夫斯基和航空人民委员沙胡林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弗拉索夫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肮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圣经’被我拿走会落到卡尔登勃鲁纳或希姆莱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一句话，您是在家我允许您参预那件我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了？”
　　“哦！您的表述完全正确，将军，您说得太确切了！”
　　“既然如此，您必须助不幸的卡纳里斯一臂之力。”
　　“卡尔登勃鲁纳在亲自过问他的案情。”
　　“是的，然而在真正的德国的爱国者……和热爱元首的人备受折磨的那座集中营里，”盖伦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了一句，“就有您的人呀。要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好一个逻辑啊，将军！您的逻辑到哪里去了？刚才您还说现在军队的势力无比强大，而我们，可怜的秘密警察，不屑为人一顾，怎么又突然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人无所不能呢？”
　　缪勒看了盖伦一眼，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蛮干一通。这个出自普鲁士门阀和军队帮派的家伙，见他的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这样商定：我保证已被处决的维茨勒本元帅和特莱斯科夫将军的亲属不会接元首的命令被杀害……我保证，根据元首命令而自尽的隆美尔元帅的家属不会照希姆莱的决定被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卡纳里斯的命运，我将尽力搞清将来会如何处置他。我想试试看能否了解到为什么他至今未被处死，是谁拦住了刽子手，这样做对谁有好处。这样的协议能使您满意吗？”
　　盖伦拿起话筒，要副官送来两杯咖啡，然后打开保险柜，默默地、有点厌恶但又心疼地把书送给了缪勒。
　　缪勒翻阅了前面几页，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商品吗？！简直是件商品！”
　　“这不是商品，而是前途……”
　　当副官送上咖啡后，缪勒问道：“哪几页可以照相复制呢？”
　　“复制几页可以，整本材料可不行。”
　　“ 占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就这样说定了。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盖伦哼了一声，说道：“您以后肯定会发狂似地爱上一位女士，在您这样的年纪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对她的关心，将决不下于您对我家庭安全的关心……”
　　缪勒摇了摇头：“我经常读点马克思的著作，将军。他那‘商品——货币’的公式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成年男子们的慰籍，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掺杂任何情感……”
　　“您的咖啡要冷了……”
　　“我根本不喝咖啡，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应应景儿罢了，同时也愿意周围的人都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当缪勒回到普林查波列王子大街自己的家中后，吩咐绍利茨煮点浓茶，并问他有什么新闻。听完副官的回答后：他有点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然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疲倦，他微笑了一下，便喂起小鱼来了。
　　令他困惑英解和高兴的是；施季里茨竟然要回到柏林来了，虽然他曾断定，施季里茨多半不可能回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他的私人观察站自瑞士发来的消息不是向别人，而正是向他确切地证实：施季里茨与俄国秘密机关有联系。
第二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施季里茨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回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突击队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党卫队的凶猛反击……”
　　施季里茨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柏林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伯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具明其炒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约两百米，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似乎叫马拉霍夫卡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操，喝一点浓咖啡，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施季里茨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绿色而又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巴维尔斯贝格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德卡武什卡”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帝国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施季里茨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普列伊什涅尔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牧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督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伯尔尼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舒伦堡和缪勒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卡尔登布鲁纳和鲍曼是怎么知道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帝国边境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缪勒现在正在研究卡佳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在波茨坦或韦丁交给我的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施季里茨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舒伦堡是会向找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沃尔夫的那些日子里在瑞士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牧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伯尔尼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伊萨耶夫，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在普列伊什涅尔下榻的维尔吉尼亚膳宿旅馆。第二，缪勒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勃柳缅大街的那个人面质……普列伊什涅尔——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很简单：舒伦堡会提问牧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瑞士可以通过什拉格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舒伦堡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帝国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事……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缪勒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施季里茨！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缪勒，还是对舒伦堡，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鲍曼。把牧师弄到的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罗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鲍曼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缪勒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施季里茨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粗野的戈特利布”家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戈特利布本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局报告。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襟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
　　“日开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施季里茨在地铁“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电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施蒂尔利庆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鲍曼，立刻就会得罪缪勒。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绍利茨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鲍曼打电话……好样的，施季里茨，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帝国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瑞土虽然读的是我们俄国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帝国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这么一回事？
　　……同鲍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季里茨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莫斯科方面有利……
第三章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真正地怀疑您

　　“您好，施季里茨，见到您我异常高兴。请坐。”缪勒说道，由于他不时地挤眉弄眼，左面颊抽搐了起来。“想不想喝一点我的苹果伏特加？”
　　“好的”
　　“想品尝一下真正的马格德堡的腌猪油吗？”
　　“那就更好了。”
　　缪勒从放在大书架中间的冰箱内取出一瓶上面蒙着水汽的巴伐利亚木瓜洒，一小木盘切得根细的粉红色腌猪油和一听贻贝罐头；把这些摆到休息室内的小桌上以后，说道：“假如非抽烟不可的话，那就悉听尊便了。”
　　“谢谢！”施季里茨笑了笑说。
　　缪勒飞快地向他瞟了一眼，“你为什么发笑？”
　　“我在笑我的记性……我读过一本犹太作家绍洛姆·阿列伊赫姆的作品……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不可能，但又很想做，那末，就不妨做做看。’”
　　“妙极了。”缪勒说罢举起了高脚杯，“为您的顺利归来，为您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为您的语文才能干杯。”
　　施季里茨饮了—杯，又吃了两口腌猪油……这个菜的确非同寻常，一不禁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说‘语文才能’呢？”
　　“因为我知道在德国出版过记载着所有犹太人的名字的书籍。其中并汉有绍洛姆．阿列伊赫姆这个人。只有俄国出版过他的书。”
　　“不错。还有巴黎的加里马尔也曾经三次出版过他的作品。”
　　“让这个阿列伊赫姆滚他的蛋吧，我现在也不反对在我的亲戚中找出一个犹太人来，不用很久的时间，当犹太人从美国涌来以后，这一点就会起作用了，那时斯大林也会派爱伦堡来做他的总督的……算了，您还是说说和鲍曼谈话的情况吧……您没作笔记吗？”
　　“没有，往后我也不打算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从我同他第一次会面之后，他对您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您是不是在我对他讲过您的一片忠心以后才去会见他的呢？”
　　“他告诉过您这件事情吗？”
　　施季里茨耸了耸肩：“还有谁能告诉我呢？”
　　“譬如说，您的上司，我的朋友舒伦堡？”
　　“看来我的上司，您的朋友舒伦堡要把我交给帝国人民法庭审判了，因为我帮助什拉格牧师同英美进行了卖国的谈判……”
　　“什拉格代表什么人？难道他的背后还有靠山不成？他和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他与党有什么关系？他曾经当过叛徒，现在依然是个叛徒。舒伦堡知道应该派什么人去伯尔尼……不管怎么说，舒伦堡直到目前还没有让我把您当作“敌人的帮凶”来对待……”
　　“他会让您这么干的。”
　　”您把这件事告诉过鲍曼没有？”
　　“当然告诉过。”
　　“他的反响如何？”
　　“他说，他需要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您好象事先已经同他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了……”
　　缪勒又分别给两只酒杯斟上了酒，对着光线望了望自己的杯子，摇了摇头：“施季里茨，我们何苦介入政治呢？”
　　“我们算什么政治家？不过是间谍而已……”
　　“在当今的世界上真正的政治家恰恰就是间谍：他们知道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知道绝对的真理，而政治家们却象蛇一样地弯来弯去，总想把鹰和字都铸造到一个平面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您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种工作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说到底达还是一种幻觉，但人们往往还热衷于它哩……”
　　“鲍曼的确要求过我保证您的安全，您又算猜对了……您在瑞士睡得还好吗？”
　　“和在这里—样。”
　　“但是那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