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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与实践路径

摘要：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遵循人类发展规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任务提出的战略部署。生态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侧重描述社会发展动态如生态，狭义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时代背景、价值取向、中心思想、实践重点等都是围绕“狭义生态”概念延展。从狭义生态角度去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美丽中国建设是必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绿色发展；狭义生态；美丽中国；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理念上升为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在国家发展思路方面提出，坚持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自觉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基本理念。强调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粗放型发展方式使中国能源、资源不堪重负，造成大范围雾霾、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瓶颈制约。生态与绿色发展理念两者是高度契合的逻辑联系。绿色发展理念从提出的着眼点、涉及的中心内容、贯彻实施的措施等方面来看，都是谈论人类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是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生态”问题，只有正确厘清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才能推动正确的实践行动。

一、生态危机：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绿色发展理念从提出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环境看，是针对狭义生态问题而言的，是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压力的呈现
建设美丽中国，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顺应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随着生活水平进入小康，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健康水平的关注度呈现出从求温饱到盼环保、从谋生计到要生态的转变趋势。
中国自然环境先天不足，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52%，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10%，中国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草原退化面积达三分之二。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世界人均值。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没能得到有效控制，新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重特大环境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沙漠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十一五”期间在中国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通过加强环保措施中国取得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的好成绩。但中国治污减排的压力、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防范环境风险的压力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压力继续加大，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严峻。周生贤.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新要求，努力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在2011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环境管理，2011（1）.

当代中国要解决的不只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问题的挑战。传统的工业增长方式、落后的资源利用手段、加速膨胀的城市化以及令人不安的环境质量下降、不安全食品增多等，使原本就已凸显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发展，贴近民生，关乎稳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生态要求
绿色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期叠加”——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迫切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突出表现在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中国过去多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带来了诸多弊病，包括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以及导致发展错过了最佳的结构调整时期和技术创新时期。城市因为生态问题成为现代人精神焦虑的制造所和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关键是要调整好结构，发展环境资源友好型产业。
经济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从经济速度层面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发生质的变化；从经济结构层面看，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从经济发展动力层面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社会风险层面看，生态环境和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将进一步显现。 新常态下中国生态问题压力推动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行动转型。“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环境保护既大有作为又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攻坚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形成网络，逐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诉求高涨，生态文化通过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等创建活动不断普及，频发的重大环境事件促使公众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环境保护已视作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的提升
在生态危机的压力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济等都与绿色发展的观念和原则相一致。因生态压力，政府不得不放弃对GDP的单一追求，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国家的老路。的确中国也走出了一条不同西方的“中国道路”，连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了市场经济、一党执政、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非常有能力的政府等等。” 福山.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M].陈家刚编，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2：5.
相较而言，福山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表示出担忧：“假如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福山.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M].陈家刚编，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2：4.

针对发展的不可持续难题，中国政府的环境政策逐步渗透到其他政策领域，实际工作中环境监督与处罚，环境政策的协同性落实逐步去完善。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生态认同和环境治理的参与技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广泛性与公平性持续发展。 杜明娥，杨英姿﹒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中国政府坚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坚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以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满足群众的新期待；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形成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局面。
生态危机的存在，它促使中国政府不断加深生态环境的国际协作。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资源利用、危机处置等深度合作，并主动参与了多项国际环境公约谈判和环境标准制定。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手段全力推进。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增量的42％，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韩家慧. 绿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6-02-16.
中国政府宣布将于2017年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中国政府还决定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1亿美元气候融资。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表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得以创新运用。绿色产品政府采购比例不断加大，排污费征收、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试点走向深入，环境税政策正在积极酝酿，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十余家保险企业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成立了国家环境咨询委和科技委，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化工、制药、冶金和化纤等行业多项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新能源产业被确立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价值内涵得以拓展，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寻求企业环境收益，众多企业对绿色生产作出了承诺。
环境污染既是发展中的危机，也是中国发展的外在压力。中国政府生态危机的压力下，不断提升生态保护能力，并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即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绿色产业包括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绿色服务业等，致力于提供少污染甚至无污染、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清洁产品和服务。发展绿色产业，要求尽量避免使用有害原料，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和能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加强废弃物处理，促进从产品设计、生产开发到产品包装、产品分销的整个产业链绿色化，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二、人与自然友好：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生态观
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心思想是生态问题，是解决人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友好互动问题。
（一）伴随生态理论的发展完善，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取向确立
生态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急于摆脱工业污染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困境的背景下，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方案。生态理论确认环境与经济增长可以协调，科技创新是生态改进的首要前提，预防性战略有助于这些手段的实现。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带有浓厚的技术组合主义特征，当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更为全面地关注经济、政治及社会因素。
国外学者杨（Stephen C.Young）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问题的主要特征是综合的社会系统问题，例如公司的长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规划，履行环保责任，政府生态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一致，符合生态要求的新政策工具、社会团体公共参与，可持续的新经济增长方式，等等。古尔德桑（Andrew Gouldson）和墨菲(Joseph Murphy)将生态问题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在政府干预的协助下，环境和经济的结合；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整合；寻求替代和创新的政策措施；发明、创新与传播新的清洁技术等。20世纪末，魏德纳（Helmut Weidner）和耶尼克对30个国家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环境政策与管理能力高的国家，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众多的坚定的和战略熟练的环境参与团体；全面的监督和报告制度；政治精英对环境高度关注；大众传媒的资讯发布；有着为“绿色形象”而奋斗目标的社会组织；完备有效的管制手段与工具，运转良好的制度和高度的政策合作；大量的创新型环境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结构；有解决明显环境损害的可行办法供使用等。 [英]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代总序﹒

从国外传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确也让中国看到了工业化道路中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线曙光。但是，经过中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调整，我们也认识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的处理以及对于环境的实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的‘不二选择’。” 洪大用，马国栋.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前言P2.
中国人选择了一条继承西方优秀思想又不同于西方的生态道路，我们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它是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
（二）伴随生态治理的全球合作，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伦理确立
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大背景下，代际公平是绿色发展理论中生态观的最重要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主要观点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等。“现在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的结果，将使后代人迅速地失去选择余地。……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10.
因此，人与自然的友好，包括了代际伦理（代际公平原则）。“各国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应保护和利用环境及自然资源。”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455.

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绿色发展理论中生态观的又一重大进步。人类环境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人类中心论到非人类中心论、从非人类中心论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两次大的飞跃，人类中心论中强调的人类利益至上，只关注人类的利益，并不关心其他部分的利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发现当自身的利益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他部分的利益就会成为决定人类利益能否继续增加的关键性因素，人类开始寻找这个平衡点，最初的探索是非人类中心论，但是此时又有些过于强调自然的利益了，并没有实现平衡，最终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认识到同时兼顾了所有部分的利益，在不损害进而有助于自然物利益的前提下，人类自我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纳菲兹•萨摩迪克•艾哈迈德﹒文明的危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2.

（三）伴随人与自然的日趋友好，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道路确立
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发展的规律，顺应人民期待，彰显执政担当，中国密集推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独特的道路。
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8.
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直接表述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是“五位一体”的，要统筹考虑、系统谋划。“生态”、“绿色”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国家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为了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理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11.

我们知道，对待生态危机仅有认知是不够的，克服生态危机更需要我认承认现实，并采取行动，彼得·圣吉认为，我们认知了全球工业化的副作用，“但是，要想成功限制排放，仅仅是认知是远远不够的。产生崩溃的真正威胁，更多来自拒绝承认现实，而不是缺乏认知。” 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32.
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做的，除了正确认知生态危机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切实采取了生态治理的行动，以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十三五”规划指出：在“十三五”时期，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树立绿色价值观引导的绿色政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逐步到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等。

三、生态逻辑：绿色发展理念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实践路径
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方案措施是依据生态逻辑进行的，中国生态治理制度法律层面、市场经济实践层面的措施都是围绕生态逻辑的延展。
（一）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从新法律法规方面迈进绿色发展
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尽管风仍然在刮，雨还有下，但是自然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然”了。正如比尔·麦克基本所说：“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独立的力量已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待。” 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译序P4.
传统的生态观念是对自然予求予取，我们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力无限。这种对自然界扭曲的观念，让人类在短短的不足四百年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工业化道路终结了“自然”。今后，中国不得不面临着如何亲近自然、人也自然和谐的问题，它迫使中国人遵循着生态逻辑：生态也是人类是否能存续下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必须与生态保持着共生关系，强大的人类不再凌驾于生态之上。
适应生态逻辑的需要，中国发展取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绿色发展成为了我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生态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为保证绿色发展，中国政府首先从生态治理的新的法律法规上进行了突破。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生态保护的标准化建设，健全生态治理的行业规范，将生态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实现生态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法治化成为中国发展目标。中国政府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环境保护督察方案》等一系列改革方案，颁布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新任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表示要整合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环保标准等制度。中国当前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关键是加快推动环保工作实现三方面转变，从主要抓污染物质量减排向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转变，从以毒气为主向既抓毒气又抓毒症转变，环境治理上下结合方式的转变，解决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建立推动绿色发展的内生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的生态治理需要中央地方协同权责界定、市场化组织形式、城市发展规划等多个方面去努力。2016年为督促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集中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规范区域限批管理，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中国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限批管理办法（试行）》。
的确，依据生态逻辑，中国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迫使中国社会走上生态法治的实践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2015年８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调显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责任终身追究。黄润秋.改善环境 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N］.中国经济时报，2016-03-22.

依据生态逻辑，中国全面地走上了绿色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的发展道路，今天正受到质疑和纠偏，生态成为了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离任生态审计，终身追究领导干部生态责任，将成为绿色发展的常态。正因如此，中国绿色发展之路被西方学者广为关注与赞赏，“中国可以因循集中式能源供给模式驱动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一种较为分散的模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一种不同以往的平稀，让人们得以保留和恢复已经被现代城市化运动割裂了的土地和自然的历史联系。” 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P5-6.
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有多种可能，其中，更有一种可能是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的榜样，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之路。
（二）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从多元主体共治上着力绿色发展
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采取了政府、社会和企业多元共治的道路，绿色发展不是某个组织或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个组织或某个人，就能独立完成的。绿色发展建立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基础上，多元主体的共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且多元主体缺一不可。
依生态逻辑，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政府积极地采取生态治理措施。而中国政府在生态治理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如为了落实政府环保责任，政府开展了中央环保督查巡视，落实省级党委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上收环境监测事权，三年内完成国家大气、水、土壤监测点位的建设和事权上收，为保障监测数据质量、强化环境质量指标的硬约束提供支撑，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为了将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中央推动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等改革措施的落实。城镇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供水、燃气等公益民生和节能减排领域，均有约束性考核指标要求。各级政府要严格加强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公用事业附加等税费征管。大力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建立良性的投入产出机制解决成本与价格倒挂问题等。近年来，公众可到看到，全国各地的生态建设正在大步上台阶；出现生态责任的地方，官员正被问责。政府在绿色发展上，实实在在地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依生态逻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绿色发展上采取了相应的分权，中央与地方形成了新的分权体制。分权的标准是充分考虑到生态逻辑的特性，既有行政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又要有土地转让、矿产等资源开采、污染处理等环境权的划分，这样有利于明确地方具体的生态责任。地方与地方之间，也逐步形成了实质性的环境协作机制。一些区域（流域）在各地政府的协作下，打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蓝天白云”自觉地采取生态治理行动。
依生态逻辑，企业越来越注意环保，一些企业甚至直接从事生态生产，成了生态产业（企业）。当前，强化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的方法有实施新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推进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税等方面发展规划的制定和修订，通过环境法律的完善和执行，严厉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使企业环境行为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有效统一。我们可以相信企业正处于一场变革的边缘，这一是场由生态逻辑引发的巨变，“我们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惊人的不同的经济，一种在恢复生态系统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带来革新、繁荣、有意义的工作和真正的安全感的经济。” [美]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
适应生态逻辑的企业，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支柱。
依生态逻辑，公众越来越成为绿色发展的主体力量。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的积极行动，成了今天绿色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支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绿色理念及其宣传，正通过公众及其传播的自媒体网络，得以贯彻。一些影响生态或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事物，正被公众全方位的关注与监督。在自媒体传播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公众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监督和保护着与自己习习相关的生态，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破坏，都不被公众所容忍。绿色发展，是公众的发展！

（三）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从供给侧结构改革上中实现绿色发展
习近平指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格局……”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34-135.
中国模式的生态文明之路，要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来建立，我们的绿色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生态治理要从生态供给的结构性改革上实现绿色发展，具体来说：
首先，要从绿色供给上着眼进行改革。例如，推广绿色信贷，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通过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实施环境治理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市政公用事业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进一步开放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市场，打破垄断，实行市场竞争，建立规范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市场。通过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放开市政公用事业领域，通过理顺价格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地下管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燃气、市政道路、园林、排水等设施建设。
其次，要从生态供给的资本化着眼改革。这就要求做到向自然资本进行投资，“通过不断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存量的再投资，使生物圈能生产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生态系统服务，朝着使全球范围免遭巨大破坏的方向努力。” Paul Hawken.自然资本论[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12-13.
中国的生态治理要从生态资本供给上下功夫，生态供给侧投资越多，就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有意义的就业率。形成可持续的“融资-使用-偿还”机制，增强环保事业的造血功能。
最后，倡导全民参与的生态环境国情教育和生态价值观教育，让全民参与生态供给。绿色发展理念，包含了绿色价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经过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大多已经形成提倡绿色消费理念，政府也引导公众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转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消费侧的绿色发展，然而仅有生态消费领域的绿色发展还不够，我们也需要引导和鼓励政府之外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公民、大众传媒等主体参与到生态决策与供给中来，所有人都参与环境保护、美化环境，才能更好地“减少无效和低端的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要的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56.
全民参与生态供给，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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