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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足迹——艾青生平史料

金华，位于浙江省中部。这是一片富庶的土地，南宋诗人李清照曾这样描述它：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洲。距县城七十余华里的地方，在金华和义乌的临界处，有一个叫“畈田蒋”的村庄，站在褐红色的丘陵上可以望见起伏的“双尖山”，村口的两棵千年的老樟村，象两位老人，陪伴着这个“卑微的没有人注意的小小的乡村”。我国现代诗人艾青，出生在村里的一户地主的家里。

艾青，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其父蒋景，其母楼仙筹。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摘自《艾青诗选》自序)艾青的父母将这个“克父母”的儿子寄养在本村贫苦农妇“大堰河”的家里。

艾青在大堰河家生活了五年，他在回忆这段童年生活时说：“这几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一种朦胧的初步印象。”
艾青的父亲希望儿子专心读书，将来能够继承家业。但儿子使他感到失望，艾青厌恶在私塾里读书，他对那些八股气十足的文字毫无兴趣，却迷恋于贫民习艺所的手工艺品，他对剪纸、民俗画格外感兴趣。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我少年时酷爱绘画。”——摘自《我的创作生涯》
“用色彩表示我对世界的感情。”——摘自《我怎样写诗的》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的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艾青称父亲“是一个最平庸的人，……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中庸，保守，吝啬，自满。”——摘自《我的父亲》
他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小村庄。

1928年秋，年满十八岁的艾青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
艾青常常到湖畔写生，凝望着远山、林野和湖光波影，艾青感到了西子湖的空虚。在离它不远的乡村里，家舍破旧不堪，妇女污发垢面，老人、孩子们在乞讨。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这并不是一个富有艺术气氛的时代。
现实的阴影投射在他的画面上，他总是喜欢用灰调子去完成每一幅作品。
一天， 院长对艾青说：“你在这儿学不到什么，你到国外去吧。”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1931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中华民族又一次在危亡的边缘。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艾青乘坐邮轮，离开法国。到达上海不久，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国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祖国呻吟在屈辱之中。
艾青在“左联”的刊物《北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会合》，记录了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开会的场景。“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他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艾青等十二人被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作为政治犯受到起诉。艾青以参加了以危害民国政府为目的团体，并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艾青无法再从事绘画，却用笔写下了一首首诗篇，监狱的生活使他从一个画家转变为一个诗人。
在狱中，艾青先后写下了《聆听》、《监房的夜》、《病监》、《叫喊》、《铁窗里》、《老人》、《大堰河——我的褓姆》、《透明的夜》、《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九百个》、《古宅的造访》、《雨的街》、《我的季候》、《画者的行吟》、《巴黎》、《马赛》等二十六首诗作。
1935年十月，艾青出狱。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上海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我的褓姆》。其中包括《大堰河——我的褓姆》、《透明的夜》、《芦笛》、《巴黎》等九首诗作。艾青亲自为诗集设计了封面。
胡风先生在《吹芦笛的诗人》一文中热情地肯定和赞美他“用着明朗的调子唱出了新鲜的力量，充溢着乐观空气的野人的人生。……预告了作者的另一视角和心神的健旺了。” ——摘自1937年1月《文学》
1937年春天，艾青写下了《太阳》、《春》、《煤的对话》、《生命》、《笑》等诗作。
面对正义的战争，艾青写到：“我们已临到了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的创作心的时代了。”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
“12月28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
“……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
中国，
我们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1938年，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一路上写《手推车》、《乞丐》、《补衣妇》等短诗和长诗《北方》、《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 ——摘自《为了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中，艾青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1938年11月艾青写了《我爱这土地》。
同一时期，他在广西桂林完成了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
《吹号者》描写了一个给人们带来黎明和战斗信息的战士——“吹号者”的死。“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
《他死在第二次》把一个普通兵士的负伤、死亡与一个民族的存亡、斗争和解放融为一体，将朴素和平凡的个人的生命和伟大而辉煌的人类的进步溶为不可分割的部分。
《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之后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艾青向战争所提出的，并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
1940年5月，艾青前往重庆前夕，在湖南新宁，他遥望黎明前朦胧起伏的山影，仿佛看到 一支迤延不绝的队伍。摇晃的树枝成了无数的光把，有一个火把点燃，便会有千万个火把相连接。他写下了长诗《火把》，在诗句里，波动着艾青心灵感情的潜流：
读着这首诗的人，都能得到一个火把。这样的火把，是不会熄灭的——
“让卑怯的灵魂
腐朽的灵魂
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塌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塌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塌下来”
这是典型的艾青式的语言。
三年的时间里，艾青写下了近百首诗。
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往北撤移的时候，受到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
重庆笼罩着恐怖。
“我由周恩来同志帮助，和几个人化妆为国民党官僚，一路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 ——摘自《我的创造生涯》
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艾青面前。
在延安，艾青成为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他创办了《诗刊》，并开始试验着用新的诗歌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
“诗是民主精神的焕发，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 艾青在《诗刊》的论文中写到。
他以欣喜的心情歌唱解放区明朗的天，歌唱民主与希望。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
他写到：“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是从精神上——既情感，感觉，思想，心理活动上——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博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去观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就成了虚伪没有生命的。”
在这篇文章中，诗人重申了作家的人格和尊严，权力和使命。
“诗人必须说真话”。他说。
“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所谓良心，就是人民的权力和愿望。” ——摘自《新诗应该受到检验》
这是艾青始终如一的诗品和人格。
作为一个人，一个诗人，艾青是直率、正直的。
1945年9月，艾青从延安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跨越黄河、吕梁山脉，徒步行军两千里，到达了张家口市。1946年华北文艺工作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文艺学院，艾青担任副院长。
1949年一月北平解放，艾青作为军代表，接管中央美术学院。
1950年秋天，艾青访问苏联。写出了一些歌颂世界和平的诗歌，收集在诗集《宝石的红星》中。
1952年四月初，艾青来到杭州，作《西湖》一诗。
艾青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家乡金华畈田蒋。返回北京后写下了优美的抒情长诗《双尖山》。诗中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强烈的热爱与思念之情。这是艾青自己很喜欢的一首诗。
1955年五月，中国开展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八月，时值广岛受难于原子弹十周年之际，艾青写下《寄广岛》一诗。
1956年，在中国作协的会议上，作家们对艾青提出了批评。
“艾青目前在创作上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憎恨，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
艾青作了反省性发言。“在抗战时期，我没有多少事，每天都可以写很多，可以全心全意地写诗。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沾满露水，现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
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艾青在大会发言。他说：“作为一个诗人，我已经感到惭愧，作为一个新中国的诗人，我更惭愧，……我没有写了什么令人满意的作品。”在会上，有人曾提出“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严重问题。艾青说：“我认为：没有理由可以怀疑，我能为社会主义歌唱，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但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我有信心去克服它，社会的变革太快了，用旧的步伐是赶不上的。”
作为一个忠实的诗人，艾青感到诗人的危机，而他却永远无法预料这个变革太快的时代将要发生什么。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艾青写了《画鸟的猎人》、《偶像的对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这四篇散文，反映了作者对政治、文学、社会的批评。
1956年十月，艾青与高瑛结婚并成为终生伴侣。
艾青绝没有料到，等着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1957年，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艾青感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数的批判文章，和恶意的漫骂往往来自熟人、朋友、诗人、作家。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在艾青蒙难之时，法国1958年出版了李治华教授翻译的艾青诗选集《向太阳》。
一位开垦过南泥湾的将军对艾青说：“老艾我是了解你的，你不是右派，你是歌颂过巴黎公社的子孙的。”“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你离开文艺界，到我们那里去吧。”
对于艾青来说，他的信念始终如一的。“何必隐瞒呢？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 ——摘自《旷野》
　　1958年四月，艾青夫妇携带子女，离开了北京，随着垦荒的队伍来到了北大荒。
艾青和普通农垦战士一样，伐木、育苗、盖房子、办黑板报……林场老人们至今仍没有忘记那个曾经与他们共同劳动、生活过的诗人。艾青将自己结余下来的稿费，为林场购买了发电机和照明设备，使他们用上电灯。
艾青常常在林间散步。他说：“看见森林我就什么都忘了。”
在农场艾青写下了《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两部长诗，歌颂开拓者的业绩。
1966年，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又一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是这次更彻底、更全面、更深入。
一天早晨，在石河子的街上出现了一百多张大字报，人们要揪出“大右派”艾青，要重新清理艾青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抄家。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艾青和孩子们一起烧掉了所有的精美藏书，其中有艾青珍藏多年的世界名画的复制品；从中世纪的绘画到罗丹的雕塑；从拉菲尔、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到雷阿、凡高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文学、诗歌、戏剧……都在雄雄的火焰燃烧中化为灰烬。1967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首先被冲击，许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长江行》以及写上海的《外滩》、写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写的大量的诗。许多重要信件、资料也遗失了。”——摘自《我的创作生涯》
在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之后，1973年三月三十日，艾青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红旗》一诗。诗发表后，一个读者来信：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从1958年四月被定为“右派”至此，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多少事变，大海里的游鱼曾因为一个巨浪的冲击而变成了化石，但是一束阳光却使化石神化般的复活了。压抑在诗人心灵深处的激情，像色彩斑斓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 ——摘自《虎斑贝》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摘自《艾青诗选》自序)
人们惊异地发觉，沉寂了二十年，年逾古稀的老诗人的创造力依然那么旺盛。在短短几年中，艾青写下了一百七十多首诗作，包括《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等长诗和《鱼化石》、《致亡友丹娜亡灵》、《墙》等众多优秀的诗章。
艾青的一生， 是歌唱光明，追求光明的一生，在几十首直接以光和火为主题的诗中，艾青把人类的真、善、美、自由、民主、博爱和个人的理想、希望、追求水乳交融在了一起。
艾青的诗歌被介绍到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芬兰、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泰国、尼泊尔、马来利亚、新加坡、巴西、智利等国家。美国、法国、苏联、瑞典、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巴西等国都出版了他的专集。韩国先后出版了他的五部诗集。
1985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乐，授予艾青法国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马乐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1991年九月，世界艺术与文化学院在第12届世界诗人大会上授予艾青代表最高荣誉的名誉博士学位与学院奖。
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获得中国作协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奖。诗集《雪莲》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1983—1986)全国优秀新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