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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金融7班 周超 童年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我国基尼系数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均衡的分派到社会各阶层，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据着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只占有全部财富的1.4%。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将在今后的十年里逐步扩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及其不和谐的一个画面。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造成我国贫富不均衡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我国从计划型经济向市场型经济转变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同时也体现出我国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把经济建设状况列为评价政府职能的标准。并且体现出我国税收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经济领域存在不平等竞争等现象。
消除贫富差距首先从三大方面入手：第一，调整政策。第二，规范市场。第三，构建公平社会环境。
调整政策首先要建立健全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我国4月2日截止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显示，自行申报高收入人数与实际高收入人数有很大的差距。所申报人群中工薪阶层占很大比例，而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被认为是高收入人群进行自行申报缴税者却寥寥无几。目前我国高收入人群薪资透明度不高，“灰色收入”成分比较大。个人收入差距的核心既在这些灰色收入中，放任对灰色收入的税收不仅对我国的税收带来严重的损伤，也会挫伤我国公民纳税的积极性。因此应该紧抓税收状况，对偷税、漏税等想象给予严厉的打击，进行坚决的制止。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对偏远贫困地区、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合理有效的完成社会资金的转移支付，解决贫困家庭最基本生活需求。第三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原来的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这只无形的手离开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建设完全靠市场自主调节。以往有些政府只是单纯追求本地区的GDP增长速度，把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绩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把经济建设还给市场是一项相当正确的举措。完成从管理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第四，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的完善也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途径之一，“知识改变命运”让更多的孩子读得起书上得起学，打破户籍带来的限制与歧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规范市场主要杜绝经济领域中不平等竞争现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体制已经不再适合于目前的经济发展需求，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紧抓，绝不可以一手硬一手软。杜绝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商业贿赂、散布虚假信息等违规违法行为，对违规违法的个人及企事业单位给予严厉的惩罚，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氛围是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途径之一，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结构、明确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必须拥有一个规范的尺度。
建造公平社会环境是在政策与市场规范的基础上，主要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开发我国西部等贫困偏远地区，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资金开发当地拥有资源。有些地区由于交通、通讯等客观原因拥有很多资源都荒废在当地，人们没有渠道和办法来有效合理的运用当地资源，造成贫困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建设，缩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要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坚持不懈。
l 扶持中小企业
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领袖在中小企业合作论坛上提出：一个经贸发达、经济繁荣、民生富裕的国家，其贫富的差距一定不会太大。要缩短贫富的差距，有了更多的阶层可以增强，无形中可以带动市场的发展和兴盛，从而增进经济的繁荣，我想这应该是经济繁荣的定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种种的建设，甚至进入了太空时代，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成就了很多的中产阶层，从而缩短了贫富差距。这就是今天中国富强康复的主要因素之一。
几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发展西部，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也增进了中国西部各省的繁荣，这个不争的事实更显示出中国政府协助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中小企业更应该积极合作，共同拓展。而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小企业应该从提升品质的大原则之下入手，有高品质的商品才能赢得消费大众的信任，进而拓展了国际市场，尤其是随着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要赢得这个战争的首要因素就是要有高端的产品。
谈到中小企业的合作，除了注重品质之外，我认为政府也应该切实配合，在监督改良品质的过程中，要加严管制。一些不符合商业道德的从业者为了竞争偷工减料而危害到消费大众的权益，这种恶性的竞争不符合商业道德的原则，政府应该严格地管制，使所有的商品都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信誉，从而赢得普遍的肯定。
l 机会上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在贫富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从“社会主义以消除两极分化为目标”到现在讨论缩小贫富差距的策略，体现了对个体多样性必然产生多样性后果的尊重和承认，是中国改革发展日趋理性化的一个体现。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对于人，尤其要承认个体的多样性。在各个方面，人有不同的追求，并且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努力，因而在财富、知识、智慧、权利等方面存在“贫富差距”是必然的，即使在某些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了其实也无可非议。这里，我不能够引用事例，因为现实有太多可变的因素，以我的脑子是说不清楚的，仅以以下假设例子说一下贫富分化可以包容甚至有利的一种状态。
假设，有甲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巨富，并且目标明确，通过艰辛努力，过上豪华生活，并不断扩张自己的资产。而乙生来在物质上仅要求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即可，他所更想要的是在自身思想精神上的不断提升，因而在物质上的努力，乙只是保持在可以维持其所想要的“五有”生活，因而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乙与甲的差距逐渐加大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精神修养成面上。在同一事物上，所花的努力不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我觉得是很可以而且是很应该被理解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事物上，人们所花的努力可能一样大，但是在财富的增长上往往是步调很不一致的。往往是，有钱的人更有钱，穷人更穷。从经济学上说，这仍然是符合规律的。这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有较多的资本投入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等，由于技术进步和大量资本的形成，它在发展上就会比较落后的国家快，因为落后的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居民的生活消费。所以我不主张简单地说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如果采取硬性的规定让先富带后富，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剥夺，有点像政府在充当一个侠盗的角色，而它抢的钱却不一定是不义之财。
不要误会，我无意说应该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我的主张是让富者更富，让穷者不要更穷。穷者更穷一方面意味着穷人在投入资本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生活甚至生存条件上，这些人会离“五有”越来越远，事实上，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是保证不了“五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缩小贫富差距”始终是中国的重要议题，人对于生存和基本生活的追求有时候可以覆灭一切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何时覆舟？就是当学无所教、劳务所得、病无所医、老无所养、住无所居之时。

其实以中国人民的勤劳本性来讲，正常情况下应是不会出现“五无”的，但是现在中国却在为解决“五无”忙得焦头烂额，为什么呢？总的来说，我认为是机会上的不公平导致人们在创造财富上的难以公平。比如在教育上，城乡的教育条件相差巨大，甚至还有些地方九年义务教育难以贯彻；比如说在知识、信息的获取上，现在书本之贵，是非勤学之人即可负担得起；比如在赚钱上，不单是在正常资本的较量上，更难以躲避的是在权力的利用上，中国的商人永远要跟权力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普通人就难以通过正常的努力实现致富了。所以，我认为如果真的要“缩小贫富差距”，中国更多的应该在缩小“机会贫富差距”上下功夫。
我想以受教育这一点上说一点我的个人看法，因为中国受教育的群体大多是因自己无收入而导致无法在发展机会上自主的群体上，因而需要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配合来促进这群人在教育上实现接受教育机会差距缩小的目标。
中国现在的主要成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在这点上，却是有“学有所教”的意味了。但是，以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目的---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来看，“九年义务教育”对孩子们将来群体间发展机会上差距的缩小显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以中国的财政，要实现高中义务教育尚且需要精密计算，何况是高等教育呢？
但是国家短期内没有那么多钱是否就代表缩小教育机会差距的无财源了呢？我认为可以从民间资本上找出路。
企业家助学并不鲜见。一个有钱人可以轻易地供养起一个洁具生活的大学生一年一万甚至少于一万的受教育费用。中国穷人多，有钱人也不少的。问题是凭什么让大量的有钱人拿出自己的血汗钱砸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呢？晓之以义当然是一个重要手段，但我觉得更更应该关注的是授之以利。如何授利？我认为可以从政策、媒介和受教育者本人进行考虑。
在政策上，国家可以对一些对贫困学生支助达到一定数额的个人或企业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其在自己的事业上发展更顺利。
从媒体上说，自然是对一些捐助典型进行合理的宣传，一方面，对捐助者心理上是一种满足和回报，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潜在捐助者的调动。
至于受教育者本身，我想从其未来就业上考虑。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存在一个很普遍的“回炉”现象，因为所学专业与就业不对口。是不是可以这样，“孩子们”根据自己日后的择业取向寻找合适的资助人，而资助人此时也成了投资者，他资助该学生可以得到另一个好处，就是人才。在资助者和贫困学生之间，最好还有特殊的中介机构为二者的接触和联系提供联系。
以上是简单建议，我想说的是，无论在缩小教育或是其他机会上的贫富差距上，除了某些必要的行政强制上的设想外，我主张多从人性尤其是人的趋利性上去寻求解决途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义务不是无限的，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要免费获得“弹簧床”却不死努力的人去无偿担负什么社会责任。中国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上一定要提防再次陷入“大锅饭”的附近区域，不要简单的认为唯有在各方面人们的贫富差距都越来越小，社会才是公正的，才有可能长远发展。过度的保障反而会降低国民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并没有显得过度）。中国更应该靠略的是在机会上更好的实现贫富差距上的缩小。
l 征消费特别税
我们虽然不能限制富人的高消费，但是可以通过税收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我国人均GDP现在已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国内城市化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个时期各种关系处理得当，经济才能顺利发展。
根据国外比较普遍的看法，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都应该算做高消费，要征收特别税。至于具体的税率，要由我国的税收部门来确定。据我所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消费税的税率都比较高。中国的香港地区曾对红酒和豪华车增加了特别税。对豪华车不仅取消了空调、音响、防盗器等的免税优惠，还首次采用了登记税递进税制，不同的车价不同的税率，其中超过50万港元的车价部分要交纳150％的税。香港业界曾估算，豪华车的税款要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
扩大内需不是要盲目消费，更不是有害消费、奢侈浪费，而是要调整消费结构，提倡适度和科学的消费。同时，为了避免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必须逐步缩小收入和生活差距。要在不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不仅不会影响到创造财富的效率，反而因为调节了社会各种关系使之和谐发展，会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
要把对高消费征收的特别消费税，作为扶贫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同时，还要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捐赠，建立非政府性的各种慈善基金组织，政府在政策上要给予优惠。 　
l 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慈善
厉无畏解释社会第三次分配时这样说：所谓社会第三次分配是从支出上考虑，在一
些社会生活领域里如何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也即实行社会收人的转移支付，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以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举个教育收费的例子，有人认为高校收费高使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所以要降低收费。其实学费高低并非公平的标准，合理的制度应该是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
美国大学的学费高达几万美元，但我当年出去读书时一分钱都没出，因我拿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像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现在出去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靠的都是奖学金。在美国，穷学生为什么可以不付费、少付费？因为有富人付出了高学费，有大老板捐赠建立的各种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它们在背后支持着美国高校的正常运转。
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出现了一批富豪，他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愿。社会也已具有一定的实行转移支付的条件。
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
此外，我们还应该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用于资助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事业。
l 对高收入者征税
孙国华认为，关键是要从法律的制定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遗产税的法律制度，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办法缩小收入差距。在政治上，要强调“人人平等”，不能让“有钱就可以欺压人”的封建意识还魂。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达到并且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文明，使老百姓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人权。
政府追求先富论还是共富论？追求效益优先原则，还是追求公平优先？是追求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创造就业优先？这些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也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目标、不同行为和不同做法。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个人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则理应以社会公众富裕为目标。共同富裕论既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的角度看，不是人为地规定哪些人、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些集团先富起来，而应该为所有的人、所有地区、部门、集团提供平等发展、公平发展、协调发展的制度平台，这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实现各方面协调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为本，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则。消除贫富差距，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并对高收入者征税。
新的发展观应该称为“第二代发展战略”。1978年，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发展战略，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而第二代发展战略，也就是现在所提的新发展观，主题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投资于人，发展人的能力。
新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和实施，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挑战的一个积极响应或主动回应。就目前来讲，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所得税占GDP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低收入国家为6%，中高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11.5%，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例不到1%，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这说明我国税收系统对企业等法人的征税是有效的，而对于个人征税的效率较低。
政府应该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应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比如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每月代扣制，年度统一核算、抵扣或增税，而中国是月征税，再加上税收服务上的欠缺，这样交易成本过高。同时在管理上应该有征税号，有利于严格掌控，防止偷税漏税的现象。此外，要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不交税的成本。
l 缩小城乡差距
《嘹望》杂志上有人发表文章，作者认为扩大内需主要在于住房，汽车，电讯，和电脑四个方面，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作用有限，发发汗，治治小感冒可以，但非一剂长效的好药。看看中国的实际，这几个方面的消费，对90％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奢侈品。以房地产为例，98年出台了住房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取消福利分房，增加住房分期付款年限等措施，但房地产还是热不来，光北京就有6千万平米的空房，上海也类似。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在取消福利分房以前，大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已经有居住房，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很少有人短期内会在住房上作进一步投资。汽车？有车也未必有路（集中中高收入家庭的大城市路本已拥挤不堪，所以有人呼吁致力发展公共交通，而非私人汽车），有路也未必有停车场，这问题至少在5年内没法解决。上海高架桥现在在下班时间时常出现堵车。本人以为，缩短城乡贫富差距才是扩大内需的长远之策。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是让大家掏钱买东西。谁有钱？城里人。如果去分析一下6万亿居民存款，农民存款的比例少得可怜。大多数农民能攒点钱盖间砖瓦房，买个电视，让儿子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哪有钱作上文作者提的四种消费？按官方数据，97年农村居民消费1930元每人，城镇6048元每人。三倍之差！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农民做什么都是掏自己的钱，如住房自己盖（城市真正自己买房的人比例有多少，大多是单位解决绝大部分），任何生产资料自己买（包括化肥、农药，听说过工人自己掏钱买车床吗？〕，医疗费一分不漏自己掏（城镇居民一般0－10％），包括城里各单位发的年货农民也不可能有...这些差别意味着实际的城乡消费能力的差别何止3倍！事实说明，我国的欠发达过剩的真正原因是城乡的巨大差别导致的农民购买力严重不足，而城市居民消费又落后于工厂生产线上流出的产品而产生的。假如城市居民大多拥有大件（而使前几年电器这一消费热点降温〕、房子，他们再消费什么呢－－买食品、买点衣服、送送礼等，然后把剩的钱存到银行去，存到银行的钱又未有效贷出，于是成为死钱。所以，作者文中提到的4种消费，忽视城乡差别这一导致内需失衡的根本因素，一厢情愿想打开城市居民的钱包，实非长久之计也。只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让9亿农民的消费能力上去，才能真正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l IT技术缩短贫富差距
在2005年11月18号的APEC首席执行官(CEO)峰会会议上，与会企业家们强调要通过信息通讯技术解决贫富差距。以“信息通讯和知识基础经济”为主题展开讨论的微软公司（MS）副总裁克瑞格-蒙迪和中国联通总裁尚冰一致表示：“应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缩短城市和农村、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克瑞格-蒙迪说：“要努力使垂直的传统网络通过互联网技术成为水平网络。”尚冰以中国为例说：“IT发展带动了全产业的革新。今后要为加快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通信发展付出努力。”
l 实现迁徙自由
实现迁徙自由，实际上是社会各个利益阶层博弈的结果。相反，限制自由迁徙，只让少数的城市人口通过享受社保来分享全体国民的工业化收益，这必然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由财政负责的城市保障体制已经解体，现在已经形成了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占有“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较大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政府的社保政策往往会有利于本地利益集团，所以要实现迁徙自由，让社保福利遍及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个社会弱势群体，这必然会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医疗、就业、教育等行业的利益造成极大的冲击，一时还难于实现。
l 他国的部分措施
《星期日泰晤士》介绍了英美两国采取的一些调节措施。
l 增加普通家庭收入
过去20年来，美国社会产值大蛋糕分配中，低的一头份额更小，但即使“相对贫困”了，他们的收入增长却是战后最高的，尤其在克林顿时期，即“绝对富裕”了。每个美国家庭的平均税后收入，已由48500美元增至62400美元；而中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也从41400美元增加到45100美元。与此同时，英美低收入家庭所享受的教育、医疗等方面补贴，也有不少增长。
l 调节税收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20年前，美国最高收入20％家庭纳税占总额的57％，如今已占65％。而收入顶级的1％家庭（人数约100万），则纳税量已由20年前占总额的15％，增加到目前的23％。
与此同时，美国最低收入20％家庭的纳税量，20年内减了一半，目前仅占总额的1％。
l 推进志愿主义
许多英美媒体与学者一直鼓吹，让富人更多参与国民服务，尤其为穷人服务，是缩小两极差距，使脱离主流社会的极端两头都回归大众的重要措施，也是公民道德建设重要内容。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已推进并扩大了克林顿发明的“美国志愿主义（克林顿亲自接见了全国志愿服务团代表并为之授勋章）”。
虽说志愿，但由国家发起并支持，事实上带有一定半强制性质。比如，强求富人及其子弟到内地小城学校任教一个时期，到贫苦地区甚至到监狱里参加定期志愿服务等。
l 提倡慈善活动
英美大力提倡这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开始的做法，不少富豪也乐于参加。
世界最富之一的英国人安德鲁·卡乃吉去世前，捐出了极大部分财产；他的名言是：“死了还富必死得不雅。”
美国《国家杂志》如今不仅每年公布最富者名单，而且还公布最慷慨慈善家名单。
走到英美的不少大学、医院、教堂、中小学、杂志社都可看到墙上刻着赞助捐献者的名字。
《纽约时报》报道，波士顿大学社会福利机构预测，未来50年，该国穷人获得的慈善赞助将达19——50万亿美元。年轻超富往往更加慷慨，他们出道早退休也早，不少40岁就退下来专心从事慈善事业。单单1999——2000年一年间，美国家庭为单位的慈善基金会，就增加了20％，他们的资金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
2001年一年内，美国各种慈善基金会直接支援穷人，以及赞助科研事业、社会工作的款项，已达到了28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8％，是连续第五个慈善捐赠款额增速达到两位数的年头。
以比尔·盖茨及媒体大王特德·特纳领头的超富们，捐钱时有一点与政府赞助救济不同——他们严格监视捐款项的使用，确保它们更直接更有效地为弱势群体与社会事业服务。
现阶段贫富差距有其必然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拉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不过，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出现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再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变革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才能从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这个过程中往往很难实现机会的公平。因此，在共同贫穷的前提下，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其实是改革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贫富差距是走出共同贫穷时代的标志。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发展严重不足，供应极度短缺，国民生活状况是普遍性的贫困，是一个虽然平等但普遍贫穷的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绝大多数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迅速进入小康生活阶段。在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富裕阶层。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出现富人；没有富人的出现，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较大的贫富差距。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让全体国民直接从共同贫穷同步迈进共同富裕的时代。可见，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是因为有了富人才出现的，是中国走出共同贫穷时代的客观标志。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国家发展衰退或者停滞甚至倒退中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个结论。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损害社会和谐发展
根据贫富差距功能论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的社会现象。
贫富差距的存在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先富带后富” 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和谐社会也承认和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的存在。而根据贫富差距效应论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与其社会条件或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贫富差距会产生“马太效应”。如果不控制贫富差距，就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毫无疑问，中国贫富差距的出现，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矛盾，而近10年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则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抗心理，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行为。同时，由于部分高收入者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切实缓解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不同社会阶层能够在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条件下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刻不容缓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中国能够解决好贫富差距偏大的社会问题
作出这样肯定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比较高，但还不能因此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且无法化解，因为中国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其次，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正在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正在成为中国步入健康、文明、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正在放弃以往仅靠劳动力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持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能够保持效率又能够促进公平的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占GDP分配中的比重的财富分配目标。这种发展理念与分配理念的转变，是切实缓解贫困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偏大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再其次，中国正在加大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包括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快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严格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管制、实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等，以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原则。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确实已经起到了遏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势头的作用。此外，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实力的持续增强，也为强化再分配手段并通过再分配方式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大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又是一个可以缓解的社会问题。

　　在缓解贫困问题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中国需要吸取以往发展中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偏重财富增长、忽视财富分配，偏重城市发展、忽视乡村发展，偏重东部发展、忽视中西部发展，偏重招商引资、忽视劳工权益以及制度分割、政策分割的教训，在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平等的就业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全体国民提供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民合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