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经济学观点整理(9).docx

2004年8月16日
七问顾雏军 曝光格林柯尔并购神话
2001年以前的顾雏军留给我们的印象似乎仅仅是曾经提出过一个颇具争议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但时至今日，在“整合冰箱产业”、“进军汽车产业”等概念之下，与他相关的资金调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而顾雏军本人对于这一切却似乎只是信手拈来：“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买下来”。
2001年是顾雏军带领格林柯尔一举成名的年份。在这一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000921．SZ），随后，在《福布斯》杂志2001年中国富豪榜上，顾雏军赫然位居第20名。此后，顾氏风风火火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购风暴，美菱电器（000521．SZ）、亚星客车（600213．SH）、ST襄轴（000678．ST）相继成为其囊中之物。伴随收购风暴而来的是媒体对于顾氏及其背后的格林柯尔的“质疑”风暴：顾雏军用于收购的大笔资金从何而来？他究竟是做产业整合还是资本运作？科龙电器赢利真相如何？顾雏军进军汽车产业的动机是什么？
置身于两个风暴的中心，顾雏军变得日趋神秘。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查阅大量公开披露的资料并进行了研究分析，以期发现外部表象的内部关联，总结其收购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手段。
总体而言，顾雏军通过其个人全资公司Greencool Capital Limited（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非上市公司）控制麾下格林柯尔系三大产业：制冷剂，冰箱和客车。制冷剂产业包括位于天津的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和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冰箱产业包括顺德格林柯尔公司（非上市公司）控股下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客车产业包括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控股的扬州亚星客车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顾雏军在短短数年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整合终于形成了柯林柯尔系的雏形，但是各方媒体一直质疑顾雏军最多的问题就是他用于收购的巨额资金的来源。事实上，如果对顾雏军历次的资本运营活动进行时间和主体两个维度的分析，即可由此量化他可能的实际支出。
9亿撬动136亿
顾雏军到底花了多少钱？从格林柯尔年表中加总可以查证的顾氏直接参与的投资和收购活动，包括收购科龙、投资南昌工业园、收购美菱、投资安徽格林柯尔、收购亚星、收购襄轴，顾雏军花掉了41个亿人民币。
顾雏军真的花了逾40个亿的真金白银吗？仔细研究上述投资活动可以发现，占其中绝对比重的是对南昌工业园的投资活动共计3．6亿美金，对于这样的投资活动我们有理由认为其支付不是一次性的，而且目前这项投资也仅仅是签订了意向而已。那么，40亿减去合人民币30多亿的3．6亿美金，我们发现，顾雏军用于其“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以较小成本“撬动”整体产业的操作是一种时机、条件、谋略和操作手法上精心设计的共同结果。那么，机会是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被捕捉到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借力政策东风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机会的把握。
“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一朝开始疾风劲吹，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
“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资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大玩了一把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根据我们的分析，顾雏军的收购成功源自于其独到的操作手法。顾雏军的整体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七步，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下面我们就这七个操作手法作详细分析。
第一步：安营扎寨
顾氏通过格林柯尔收购的企业多数是上市公司，但是在每一类产业的上端都是一家顾雏军100％控股的私人公司，各产业间表面上看来毫无交叉关联：制冷剂产业主要是天津的制冷剂厂和他的Greencool Capital Limited来控制；冰箱产业由顺德格林柯尔控制；客车产业由扬州格林柯尔控制。但是考虑今后跨行业的购并和未来整体上市的可能等因素，这样的安排可谓是独具匠心，深谋远虑。一来可以分散风险，各产业间不会相互影响，从而稳定股价，另一方面，各产业间的交易往来不必完全公开，保证公司有活动的空间。如果未来考虑上市，是打包还是独立上市，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由于顺德和扬州格林科尔都是私人公司，因此不必披露其资金来源，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第二步：乘虚而入
在2001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顾雏军收购或控股了科龙、美菱、吉诺尔、齐洛瓦、西泠、亚星客车、襄樊轴承等公司。对这些收购对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存在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大部分目标公司是国有上市公司且收购交易定价较低。实际上，目前除西泠外，包括科龙、美菱等所有与顾氏收购有关的都是上市公司。对此，顾的一位助手的说法是：“现在不收购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机会当然是指这些上市公司重组的机会，而且当地政府和国家又准备减持。
其次，收购对象多为经营困难但品牌较好的企业。科龙、美菱、亚星、襄轴无不如此。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被收购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和中国家电业十强企业之一，拥有优秀的制冷技术团队及一系列专利技术及营销网络。继2000年首次报亏之后，2001中期报表显示，科龙销售收入和利润继续下跌。与2000年同期相比销售收入下跌9·8％，纯利急降85％，每股盈利0．02元。中报发布当日，该公司在香港股价下跌12％。
美菱电器在业内一直保持稳健发展步伐，自创业元老张巨声退隐后，曾一度公告亏损。2001年，美菱电器巨额亏损达3亿多元，业绩一路下滑。
收购亚星客车是顾雏军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步棋，顾雏军企图用做家电那种无孔不入的营销方式来做客车。亚星客车是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大中型豪华客车制造商，是国内客车底盘技术开发的教父。亚星客车的业绩从1999年开始也一路下滑，直至2003年被收购前每股收益跌至－0．78元，息税前利润为－1．4亿。2003年一季，亚星客车合并报表显示，主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38．69％和43．95％。
2004年年初格林柯尔宣布收购ＳＴ襄轴，这是格林柯尔继成功重组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后，再次出击汽车产业。襄轴股份前身为襄阳轴承厂，建于1968年，是国家“四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国家四大轴承基地之一，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汽车轴承生产专业厂，拥有国家级的专门从事汽车轴承研究、设计、开发的技术装备和研发力量。但是从1999年开始，襄轴的业绩也一路下滑，每股收益和息税前利润几乎为负值。
纵观顾雏军收购对象的挑选，可以发现顾雏军基本上是在“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背景下，把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的对象。这种时机的选择和收购对象的判断是整个购并整合成功的基础。
第三步：反客为主
分析顾雏军这几年收购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的过程，我们发现一个规律，这就是，顾雏军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
2001年11月2日，公告显示：科龙电器现有董事会将有变动。同时，顾雏军提早入主科龙董事会。2002年4月18日，股权转让完成。
2003年7月8日，美菱电器董事会提早选举顾雏军为公司董事长。美菱电器股东大会同意李士军等四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增补顾雏军、林科、成湘洲、霍永新等四人为公司董事，增补陆鑑青、景星、雍凤山等三人为公司监事。2004年3月2日，格林柯尔受让公司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2004年4月份，顾雏军担任了董事长。
2004年5月10日，亚星客车控股股东与扬州格林柯尔办理股权过户手续。2004年4月10日委派格林科尔副总裁出任襄轴总裁。本次股权转让须上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且证监会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后方可实施。
以上时间顺序的安排会使新控股股东更好地了解、管理未来的公司，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为新控股股东在对公司的一些操作中带来便利（见其第五步的操作手法）。
第四步：投桃报李
在分析格林柯尔屡次成功收购、整合冰箱产业的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现象，一面是顾雏军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雏军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数额动辄数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帐款的条件。在科龙的收购过程中如此，在美菱的收购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科龙电器的原控股股东欠有上市公司12．6亿元的债务。在顾雏军出任科龙电器董事长之后的2002年3月15日，当时的控股股东表示有能力解决对上市公司的12．6亿的欠款，具体办法是：容声集团拟将其所持有的科龙电器2．04亿股股份转让给格林柯尔，格林柯尔将此笔转让价款由原来的5．6亿元变更为3．48亿元，并直接交给科龙电器代容声集团偿还所欠相应数额的关联欠款，这样容声集团的关联欠款将减少至9．12亿元，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资产进一步偿还关联欠款，“科龙”和“容声”两个商标，是容声集团的资产的重要部分。1999年和2000年之间，容声集团为推广这两个商标的花费高达3．28亿元（中国证券报）。
2002年11月25日ＳＴ科龙的公报显示：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科龙、容声、容升”注册商标的专用权的转让价款64400万元，以及土地发展中心拥有的3996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中的人民币21339．71万元用于代容声集团归还容声集团欠本公司（上市公司）的欠款，交易完成后容声集团对公司的欠款清偿完成。在以上的基础上，科龙电器同意免去容声集团的资金占用费5043．．66万元。董事会的评价是以上的协议价金及条件属于公平合理，并能全面彻底地处理容声集团欠本公司（科龙电器）债务余额和资金占用费，符合本公司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一连串的处理作出某种假设，倒也符合某种逻辑：首先为通过商标的使用权进行偿债打下了伏笔，然后用高价抵偿原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巨额债务。
类似的操作在格林柯尔收购美菱电器的过程中又有发生。根据美菱电器的2003年12月3日的公告显示：美菱电器（000521）拟以其42725．09万元的应收款、集团公司对股份公司10110．53万元的债务、洗衣机公司对股份公司30918．49万元的债务受让集团公司拥有的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934984．6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洗衣机公司房产和附属设备。根据该公告，公司房产和附属设备主要是洗衣机公司拥有的21393平方米的洗衣机联合厂房。
以上关联交易按照某种时间顺序进行，如果我们作出一点假设，一切便符合逻辑：每次成功收购的背后，总隐含着某些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的默契，那就是柯林克尔通过作出某种承诺获得购买原来控股大股东所持法人股的优先权利，甚至获得对格林柯尔较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在顾雏军入主上市公司后，通过和原来的控股大股东进行债务豁免或者其他关联交易获得好处。如此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如果真是这样，受到损失的仅是中小股东。
第五步：洗个大澡
通观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它们都有很多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濒临退市，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生，再次造血呢？不二法门就是要赢利。而赢利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核心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可是这个途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怎么办呢？走偏门。其中有一个偏门就是纸上文章，玩数字游戏。简单说，赢利＝收入－成本－费用－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科尔又是如何做的呢？
通过研究它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我们发现它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反客为主后，大幅拉高收购当年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报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空间。只此一招，就可以“洗去”未来年份的大块费用负担，轻装上阵，出来一份干干净净报表，“赢利”就变得容易多了。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
1、科龙电器
2001年10月31日，科龙电器正式宣告第一大股东易主。格林柯尔并没有零售消费品的运作经验。在技术和品牌营销并重的家电行业竞争环境下，科龙能取得全新发展吗？
如何在短期内赢利成为摆在格林科尔面前必须做的事情。于是，纸面文章可能就成为最简单的方法。
2001底，针对容声集团对上市公司的8．6亿元的欠款，出于稳健性原则，ＳＴ科龙按20％的比例提取了应收账款准备金，高达1．72亿元，让我一次“亏”个够（见图一，2001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同时，股市做出负面回应，股价应声下跌。而后来，净利润由2002年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效果明显。
2、美菱电器
2003年，美菱电器投入格林柯尔怀抱，而公司发布的2003年年报显示，美菱电器已步入亏损阵营。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美菱电器亏损1．95亿2002年度的盈利为810万元　，主营业务利润急骤下降，管理费用及经营费用迅猛上升。
美菱电器的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27429．89万元降至2003年的23058．89万元，同比下降15．9％，尽管其主营业务收入比2002年增长9．7％，达13．84亿元。
经营费用迅猛上升。美菱电器年报显示，2002年末期，公司管理费用是0．49亿元，2003年翻了两番，达到1．56亿元。美菱的经营费用也由2002年的1．86亿上升至2003年的2．23亿元。此举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把转制前的“瘀血”一次放掉，以便日后轻装上阵。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
美菱电器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家电行业的市场竞争仍然十分激烈，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价格却节节上涨，中外许多其它家电企业纷纷进入冰箱行业，整个行业增长趋慢，产能严重过剩；公司改制前，因国企体制长期遗留的历史包袱较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美菱同处于一个行业、一个家族的科龙电器却逆市飘红，净利润由2002年的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
3、亚星客车
2003年12月15日，亚星客车600213　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已于本月10日与顾雏军旗下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书写明：扬州格林柯尔以协议收购方式收购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持有的公司11527．25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7％，收购完成后，扬州格林柯尔成为亚星客车的第一大股东，而亚星集团仅保留7％的股份。
客车公司2003年业绩不佳，亚星客车亏损1．48亿2002年的盈利是2229．65万元　，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原来业绩还算相对稳定的亚星客车，2003年度突然爆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而且是每股亏损0．78元的巨亏。
因此，柯林格尔在亚星客车上的手法不得不让人怀疑顾雏军在重操故技。亚星客车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79872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912万元，出现了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9394．38万元骤降至2878．82万元，降幅高达69．4％。
年报对此的解释是，公司于年初调整了经营层班子，新经营层班子需要有一个完全进入角色的过程，在尚未全面施展经营方略之际，面对着控股股东转让控股权这一重大事项，经营层存在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公司一直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主导产品不突出、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约束在9米以下等问题。继而自2002年9月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又进一步被限制在8．2米以下，上半年赢利能力强的大中型公路客车在主营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小，下半年突破生产公路客车长度限制，陆续推出十余款大中型公路客车，使下半年主营业务有所增长，但较大的产品开发费和促销费等亦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公司的成本和产品价格管理也存在一定差距；在客观方面，“非典疫情”对客车的营销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营销体系建设、降低物资采购成本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继续保持了公司大、中型客车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亚星客车与美菱有着相同的命运。亚星客车管理费用由2002年0．42亿元上升至2003年的1．02亿元，翻了一番。经营费用2002年是3200万元，2003年则增至5260万元（见图三，２００３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但在由此产生的未来赢利预期的带动下，很快反弹。
4、襄阳轴承
公司于2004年4月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公司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于2004年4月8日与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有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转让，须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同时，由于本次收购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所以不必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但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股权转让合同》。
从目前看来，襄阳轴承是刚刚摘去星的ＳＴ公司，同样的问题摆在格林科尔面前——短期要赢利，去掉ＳＴ。格林科尔会不会重操故技，再次上演费用把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六步：相貌迎人
顾雏军频频出手收购，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但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经营能力，被收购的企业，在其经营一年后，立即扭亏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顾雏军不仅能整合企业，而且更是一个经营专家。
顾雏军对科龙的收购于2002年5月正式完成。2003年4月1日公布的2002年报每股收益是0．2025元，虽然三天后又调整为每股只有0．1021元了但与前两年的连续亏损相比，这一业绩已经足以让投资者欢呼雀跃了。下面三张图分别反映科龙、美菱、亚星近几年的净利润状况。在顾雏军重组科龙后的2002年，重组美菱后的2004年1季度，重组亚星后的2004年1季度，上述公司都实现了盈利（见图四、图五、图六）。
　　是顾雏军的经营能力导致乾坤扭转吗？美菱和亚星的收购都是2003年完成，扭亏发生在2004年，由于季报信息的有限，我们重点分析2002年扭亏的科龙。简单比较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经营状况可知，在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科龙公司的主营收入分别是56．2亿元、38．7亿元、47．2亿元、48．8元，而同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17．74亿元、6．19亿元、7．66亿元、10．25亿元，净利润分别是6．85亿、－4．71亿、－12．3亿和2亿（后调整为1亿）。近3年来科龙主营收入有所起伏，相应利润也有所变化，但是毛利润率基本持平（见图七）。
但为什么公司的净利润变化却如此大呢？真正的差别是各年度计提的各项主要费用，存在巨大的差别，尤其是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从前一节的叙述可以发现，在2001年，科龙的费用急剧攀升，而之后的2002年费用却锐减，奥妙在哪里呢？
　　仔细阅读科龙2002年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在2002年，科龙公司坏账准备转回约0．5亿元，存货减值准备转回约2．12亿元，冲回广告费7900万元，维修费拨备相对2001年度减少计提约5000万元；合计约3．9亿。那么如果2001年没有这些坏账准备，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和广告费用、维修费用照常提取，科龙2002年还能是扭亏为盈吗？依此进行简单还原，得到新的科龙净利润变化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2001年的计提和2002年的转回，科龙在2003年并没有盈利（见图八）。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费用收入比进行比较，科龙在2001年的费用收入比高得异常，而如果以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平均费用比24％对科龙2001年、2002年进行同比还原的话，得到的结论是：科龙净利润根本没有好转。而美菱和亚星的费用变化存在同样的现象。如果依同样的思路，以近三年的平均费用水平24％和8％对美菱和亚星2004年一季度净利润进行还原，并以一季度经营状况预计全年经营状况，可以发现，此三家公司无一盈利（见图九、图十、图十一）。
　　考虑到无法完全模拟出真实的费用情况，上述这种同比费用还原方法还只能停留在定性说明的程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费用的调节对净利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顾雏军收购入主后，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无一例外地飙升，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次年的扭亏为盈与这些费用飙升关系重大。顾雏军不是经营之神，但其对财务报表的洞察、理解和执行能力，确实称得上熟练级。
第七步：借鸡生蛋
从顾雏军收购科龙开始，人们就对他的钱从何而来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无休止地进行收购？我们在对科龙一系列收购活动进行分析后发现，顾雏军利用了科龙电器的强大现金流而不只是单单靠他个人的资金，来完成他在冰箱产业的收购，达到他整合冰箱产业的目的。图十二描述了自2002年以来，科龙的系列并购与投资。
不算南昌工业园和扬州生产基地这两项投资，光是用于并购，科龙就投入了至少4亿元的真金白银。除此之外，科龙还是华意压缩的第二大股东。
作为消费品生产企业，科龙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例如，科龙电器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1．7亿元。一般地，科龙的经销商都是先付款后提货，而在供货商和广告商那里，科龙可以拿到30天到90天的账期。以60天的平均账期来计算，就有10亿元的现金一直留在科龙的账面上（61．7／360×60）。因此，科龙有充裕的现金用于投资。显然收购科龙给顾雏军带来了产业收购扩大效应，他动用了科龙的强大资金流来帮助他完成对冰箱产业的整合。
反思顾雏军
顾雏军对冰箱业的整合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赞美之声。甚至有人将他诩为中国的摩根。我们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在“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
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余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顾雏军先生会不会在以后的运作中继续故伎重演，本文中的部分假设是否能进一步验证，我们将拭目以待。

2004年8月16日
学术尊严与自由 不容顾雏军践踏
我2001年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等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因此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以保护国有资产和股民利益为前提的学术尊严与自由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决不容许顾雏军践踏。
我在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对国内媒体演讲，上海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在8月10日对我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后，立刻受到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切，而在8月11日透过网站广为流传。我在8月13日接到了由顾雏军指使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信件，指出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而且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integrity)，名誉(reputation)，和性格(character)。
因此顾雏军透过律师要求我做如下的行动。
一、我必须详细书面汇报，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record)我的演讲。
二、如果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我的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我完成下列行动。
1）要求东方早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2）要求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给顾雏军一份我的演讲稿件。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它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我召开此次记者会的目的是透过披露顾雏军的律师函，清楚的表明我的观点。我的演讲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而我的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科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而得到的结果，因此是个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的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希望顾雏军能多加学习理解。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讯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的话，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而这也是我此次召开记者会的重要原因。我个人及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而这也是欧美各国以及香港多年所贯彻推行的"终生职教授"制度以保护学者发言权的基本精神。希望"大企业家"顾雏军能继续学习理解并遵守。
我希望清楚而且公开的回答顾雏军的三点要求。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的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如果媒体的报道都要像顾雏军的要求一样需要正确无误的"记录"的话，那我相信媒体只要聘用几个不须学历的助理带着录音机就可以了，也根本不需要记者了。因此我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我绝对不会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以及这两天才报道的媒体向顾雏军作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我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
我对我个人利用顾雏军所发布的数据所作成的理论和结论将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一点顾雏军请放心。而且挂我名字的观点已经详细披露在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郎评"专栏(由8月10日到17日的连载)，以及国内各媒体，欢迎顾雏军学习、批评以及指正。我在最后将很严正地告诉顾雏军两点意见。
1.、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中小股民肯定没办法像我一样召开记者会控诉顾雏军的威胁打压吧！我无奈之下只有建议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中守法的中小股民“噤若寒蝉”，免得遭到顾氏“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威胁。
2、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的为本的学术尊严与自由，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而且我将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2004年8月16日
我国的MBO事实上是MBI
我国目前推动国家产权改革的重要思维基本上不是透过研究而是透过拍脑袋想出来的。产权改革基本上是公司治理的范畴，也就是金融学的一部分。我本身就是专研这个课题的学者，但是我必须很痛心地指出，公司治理课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就算在欧洲也是非常普遍。举例而言，根据我在2002年在美国最富盛名的金融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显示，欧洲国家中，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我研究了欧洲5232间公司)，以奥地利而言，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就连民主典范的瑞士也是国家持股7.59%。这些数据充分的显示国家就是所有人之一，难道我们可以说奥地利有14.81%的股份是所有人缺位吗？
而国家持股现象在亚洲也是极为普遍的。我们可以看出，印尼国家持股10.2%，马来西亚国家持股18.2%，新加坡国家持股23.6%。这些亚洲各国的数据也显示了国家就是所有人之一。难道新加坡23.6%的股份是所有人缺位吗？
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国国营企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国企老总是没有信托责任观念的。
国有企业老总总是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受到委屈了，就想控制公司，而所有人缺位这个思维正好给了国企老总舆论的支持，因此目前的现况是只要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事实上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的身份，都是职业经理人，你要做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把公司的业绩作好，这也就是职业经理人对股东的信托责任，而这个所谓股东正如我前面所说是包括国家股东的。你那里能够妄想侵吞股权呢？我听到了很多反驳我的说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部分人认为目前多数国企经营不善，如果不让国企老总做所有人，他们就不会把公司做好。这个说法正是我所极力批评的，因为这个说法正好说明了我们这十余年来所提倡的产权改革方向就是错误的。1980年代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面临破产局面，当时重组大王埃克卡拯救了该公司，难道他也变成了大股东吗？没有的，因为股东仍然是从前那一批股东，他把公司业绩做好是应该的，因为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如果国企老总觉得不公平，那就应该辞职自己去打天下，和真正有资格取得股权的民营企业家一较长短。只要你能放弃国企所赋予你的平台，而凭自己的实力打拼出自己的新事业，那我绝对不会批评你，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但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举例而言，如果云南省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家经营，读者觉得储时健会做得如此风光吗？如果国家不给长虹以及海尔政策的偏袒和银行无底洞的贷款资源，读者觉得倪瑞峰和张瑞敏会如此功成名就吗？我们对国企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当初国家给你了一个非常差的企业，才造就了今天这些国企老总的风光，这是国家给你的机会而不是负担，国企老总有什么资格再要求股权呢？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希望有这个机会的，但很不幸大多数人是没有类同倪瑞峰等人的机缘的。你既然决定做国企老总，那就必须善尽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因此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如果国企老总变成了股东，就好比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一样的荒缪。市场应该如何提供市场的激励机制给职业经理人呢？
第一：如果职业经理人把国企做好了，代表股东的董事会当然可以替老总加薪，也可以透过激励期权，以相同或稍低于市价的执行价格让国企老总以自己的钱收购。我认为对于好的国企老总，一年给个上千万元年薪毫不为过，但他就是不能成为大股东，只能透过激励期权少量的持股。
第二：充分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淘汰机制是目前国外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国企老总把国企做好了，他的市场价值自然提高，而他离开国企后的下一份工作将反映这个价值。我认为，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理念将会透过这种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而逐渐成型。
我想提出几个警语，第一，我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溢价收回。但目前MBO是好还是坏，国外还没有定论，我们就学过来了，而且学得还走样了。国内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溢价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 (MBO)，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 (Management Buy In )了，而且还自己制订价格。简单的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
第二，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这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的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相当多数量的公司不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吗？因此，现在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联合起来“合法的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挽救国有资产。
第三，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类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的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2004年8月17日
做客搜狐实录
郎咸平：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处理类似的问题，会通过更多的信息披露来消除媒体的质疑，在美国是这样做的。这次我比较意外，顾雏军采取的手法居然是用律师，而且几乎是带有威胁的口气。我再回想一下，这是不是上市公司处理反对意见的态度。我们再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在做一言堂呢？不准别人发表反对意见，我想我还有话语权，一般股民怎么办。我不希望讲过的话再讲第二次，我的观点已经很清楚地在网上披露了，已经很充分了，不需要唠唠叨叨地提出我的观点了。今天必须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必须要坚定地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所以我正告中小股民，我是不会退却的。
今天很多媒体给我打电话说顾雏军准备在香港告你，这都不是问题，该怎么做自然都有法律程序。但是我相信这一次事件充分让我们思考了一个问题，上市公司在碰到中小股民质疑，碰到媒体质疑、学者质疑时你是用你财大气粗，用你的钱来建立所谓的一言堂呢，还是充分披露你的信息解答股民的疑惑，我认为应该选择后者，任何上市公司选择前者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希望把这句话送给中小股民。所有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必须要这样做。
主持人子恢：在此之前你也发表过质疑国内好几个大企业的言论，包括TCL、海尔，其中也谈到你对张瑞敏、李东升这些知名企业家的评价，他们的态度好像比较温各，对此您怎么评价？
郎咸平：TCL当时还希望上一下我在上海的节目，发表一下他们的观点，他们想做一下澄清，我觉得这很好，我对你们提出质疑，你们来澄清的话非常好，这是上市公司该有的态度。如果你做打压、威胁是不可以的，至少TCL、海尔没有这样做。我相信通过事情的不断披露，终究会解答大家的疑惑的，我想股民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主持人子恢：您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你下一个阶段的研究方向将是重点研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等国内大集团产权改革方面的案例，我们想问一下，您在关注这些企业的过程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