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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

06历本 0605212101 包林栖

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在烽火中摇摇欲坠，中华民国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中诞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谁也没有料到，孙中山在4月1日解除职务，把政权交给了清王朝的奸臣、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关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史学界给出了很多合理的解释，但不够全面。我认为，要想全面地探究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应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来做一番综合的分析。
一、 客观原因
（一） 袁世凯政绩卓著，位高权重，赢得了资产阶级的拥戴。
袁世凯从1895年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逐渐被清政府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为实力雄厚的北洋新军。在其后的6年里，袁世凯大显身手，加紧扩充实力，发展练兵事业，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势更加显赫，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1905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实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不遗余力地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立宪政体的措施，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在推动新政的过程中，他还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通过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措施发展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肯定。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建立了政治联盟，竭力敦促清政府实行宪政改革，进一步赢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通过这次新政，袁世凯获得了信任和实力的筹码，其权势和威望达到顶峰。后来在1909年，由于他功高震主，被清廷遣回河南，从此远离政治。在清廷百般猜忌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误以为袁世凯和清朝是对立的。因此，资产阶级寄希望于他，推动“反满兴汉”的革命。
（二）袁世凯阴险狡诈，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派手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欣喜地看到重新崛起的希望，耐心地等待清政府的召唤。此时，唯一能抵抗革命军力量的只有北洋新军了。清政府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其为湖广总督。袁世凯阴险狡猾，以“足疾未愈”而故作推辞。清政府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东山再起后，采取了一系列阴险狡诈的卑劣手段。首先，他纠集各种反革命力量，在重要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巩固政权；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以肃清威胁自己的势力。其次，他以伪善的态度，向湖北军政府提出了“南北议和”的建议。由于南方各省的革命政府普遍倾向于妥协，纷纷主张与袁世凯“和谈”。最后，袁世凯以武力控制了一些独立省份，以强权逼迫革命党人妥协，以取得“南北议和”的有利形势。在南北议和其间，袁世凯对革命派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面派手段。他一面响应革命派的号召，以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等条件，逼迫革命派对其妥协；一面又要挟以武力镇压革命派。革命派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了南北议和的条件。由此，袁世凯的反革命嘴脸在这次“和谈”中暴露无遗，为他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做好了铺垫。
（三）帝国主义和部分资产阶级有着“拥袁弃孙”的倾向。
武昌起义胜利后，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孙中山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无动于衷，甚至两次断然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们一致承认和支持袁世凯当政，把他作为自己在华统治的代理人。帝国主义甚至公开反对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把国家政权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帝国主义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南北双方实力的不均衡，最终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妥协退让。
此外，部分资产阶级也比较看好袁世凯，如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立宪派对袁世凯的信任由来已久，早在清末新政中就和他成为了盟友。此后，袁世凯一直拉拢立宪派，与其共商大事。著名实业家张謇曾和袁世凯交往甚密，两人在商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时，达成了协议。张謇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有着民主共和的理想，对他产生了政治期待。于是，在武昌起义后四天，立宪派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稳定大局”的计划。立宪派一面催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部分革命党人，如汪精卫、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一致肯定了袁世凯的政治手腕，纷纷表示拥护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从这可以看出，袁世凯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能力是非凡的。
（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需要大量经费。当时国内经济凋敝，列强又在经济上加紧控制中国海关税收，在政治上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激化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危机。财政问题一旦不能解决，那么革命活动就无法继续开展。于是，孙中山采取了两项挽救财政危机的措施：一是发行债券，二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但发行公债没有解决问题，孙中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后一条途径上，但是屡屡失败，空手而归。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却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如实业家张謇财政实力雄厚，却吝啬到只从400万两盐税收入中拿出100万两来应付困境。
筹集经费的行动失败后，革命党人对革命形势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内部逐渐产生离心倾向，一致认为应该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而且，当时袁世凯位高权重，财政实力雄厚，因此有能力继续开展革命。在革命党人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孙中山权衡再三，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以巩固辛苦得来的革命果实。
二、 主观原因
（一） 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对袁世凯存有幻想。
革命党人内部成分复杂，在辛亥革命后，混入了一些旧官僚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虽然表面上拥护革命，但不赞成民主共和。他们极力推崇袁世凯任总统，企图恢复君主立宪制。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其核心力量——同盟会组织涣散，内部矛盾重重，没有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深刻的认识。
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因此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和旧官僚有着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注定了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强势下，不得不妥协低头。在帝国主义三番五次的干涉下，孙中山束手无策，只好默认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不合理要求。当时，袁世凯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崭露头角，其威望和实力得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普遍赏识，包括孙中山。袁世凯运用政治手段也拉拢了部分资产阶级，胁迫资产阶级对其妥协。
（二）孙中山个人因素
1、孙中山名利观念淡薄，政治理想不切实际。
孙中山名利观念淡薄，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产生了“功成身退、从事实业救国”的念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民生问题。他以为只要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已完成革命任务了，这无疑是其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还不具备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和素质，缺乏政治经验和才能。他常年漂泊海外，多从事一些革命暴动和宣传活动，虽接受了西方的一套政治理论，但没有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因此，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目标的文人，但是其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却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另外，旧官僚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价值观念和用人标准还未摆脱封建思想，他们需要的是具有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特征的领袖。因此，同盟会成员并不完全认可他的领导地位。
2、孙中山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共和，对袁世凯存有幻想。
孙中山曾在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并不反对南北议和，反而想“以和平收革命之功”，避免战乱的发生，并通过袁世凯，尽早完成革命任务。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一定的幻想，但对袁并非毫无认识。他认为：“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既然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迅速实现民主共和，那么在他看来，是否由自己掌握政权已不重要。他的那种文人气质，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但是他对凡事想得过于美好，容易使自己走入误区。袁世凯以伪善的面孔骗取了孙中山的好感，最后成功地窃取了革命果实。虽然孙中山对他有所戒备，采取了一系列约束措施，如参议院和《临时约法》，但政权一旦转让，这些就如一纸空文，立即作废。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中山的让位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是不可避免的。在主客观的共同作用下，辛亥革命史上出现了最大的憾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中国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陈光泉《试论孙中山“让位”问题》，福建党史月刊，1997第4期
2、李纳森《孙中山“让位”原因新探》，江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4、黄伟《孙中山“让位”问题探微》，《学术界》1999年第1期
5、刘云波《关于孙中山让位的两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