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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至今有两个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语言表达思想，语言是思想输出的途径，就好比电脑屏幕和打印机输出电脑软件的运算结果一样；另一种意见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离开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正如离开了程序代码，电脑软件就不存在一样。
我的意见是，语言参与了人的思维过程，但并不是一种全程的参与。离开语言的思维是存在的，但离开语言将不可能形成复杂的思想。
一、对“思想”、“语言”的定义
思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思想包括人所思考的一切成果，包括音乐、艺术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片段想法。例如，有个人特立独行，做事我行我素，旁人会说：这个人很有思想。这里的“有思想”不过是指他有自己的想法而已，不表示这个人的想法有多么高明。狭义的思想则仅指广义思想中那些条理化了的、系统化的思想，而且特指哲学、伦理等人文方面的思想。例如，贝多芬殚精竭虑创作出很多音乐作品，他的作品是伟大的智力成果，但我们不把贝多芬称为思想家，只有休谟、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才被称为思想家。
在我这里，所谓的“思想”取其广义，泛指所有的经过思维操作而形成的智力“成果”（这里的“成果”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我要去除“成果”这一词语的感情色彩。因实在找不到适用的词语了，只好用带引号的“成果”二字来说明，由此亦可见言不尽意、言不及义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很贴切地表达自己有时候非常困难），包括音乐、艺术等方面的智力“成果”。
语言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包括所有能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包括口语、文字、手语、行为语言、工程师所使用的设计图、数学家所使用的数字和算符、音乐家使用的乐谱等。狭义的语言仅指人类日常交流所用的语言和文字。在我这里，所谓的“语言”亦取其广义。
二、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将现实事物抽象而为印象（或意象），并将印象作为思维操作的对象。每见到一个具体的事物，我们都会在头脑中形成对这个具体事物的印象，这个印象并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完全的摹写，而只是一种近似的抽象。我今天见到张三，于是抽取其主要的信息（主要是脸部的信息）而形成印象。明天我又遇到了张三，他换了发型，化了妆，但由于主要的信息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依然有能力认定：这个人还是张三。
须说明的是，这种印象并不是一定是视觉印象，我们还可以有触觉、听觉、嗅觉等所有与感觉器官相联系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洛克称之为“基本观念”，康德则称之为“感觉材料”。
有了这样的印象，我们就可以进行思考。这样的思考过程，表现为对基本印象的叠加、裁剪、复合、链接等各种操作，就好比我们用电脑软件对图片进行各种操作一样。操作的结果则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复杂的印象，也可以表现为各种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好比图片链接而成为视频一样），这些复杂的印象或印象之间的联系就成为“观念”。对观念的进一步的思维操作则称为“复杂观念”。
动物以及没有学会语言的人，其思考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种对印象进行操作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说起来也许简单，但其实异常地复杂，黑猩猩的聪明才智实际上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低下。人的大脑事实上也更为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操作方式，小朋友更喜欢看连环画而不是纯粹的文字信息，成年人接受视频信息也比文字信息也更轻松，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更乐于操作直观的画面而不是抽象的文字。
第二层面：将印象标记为语言符号，并将语言符号作为思维操作的对象。有过电脑编程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图片比文档占有更大得多的存储空间，对图像的频繁调用会大幅消耗电脑的内存，降低软件的运行速度。一种更聪明的编程方法，是对图像进行标记，例如标记为字母A、B、C、D，这样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不调用图片，而只调用字母A、B、C、D等，这样做大幅减少了电脑占用的内存，提高了软件的效率。
人类的思维非常高明地应用了与电脑类似的技巧，就是把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印象（包括在印象基础上的各观念）标记为语言符号。通过将印象标记为语言符号，我们的思维可以只需要直接对语言符号进行操作，而不是要直接操作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我们思维的深度和效率。
没有语言，我们不可能有很深刻而细致的思维。想象一下，如果不使用数学符号系统，我们的数学推理能走多远呢？如果不使用数字符号，我们肯定可以实现把对一个人的印象和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叠加起来，从而在脑海中实现“1个人加另一个人等于两个人”这样的简单数学运算操作。但如果稍微复杂一些，例如要实现8个人加9个人等于多少个人的思维操作，若不依赖数字的标记功能，我们的头脑一定会一团乱麻。17个人站在一起和18个人站在一起，我们见到后在头脑中形成的印象差不多，根本不知道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如果没有数字对而仅凭直观印象，我们只知道一群人加上另一群人会得到一大群人，却无法进行哪怕是8+9=17这样的略微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最简单的数学运算。
由于有了语言符号，人的思维可以直接操作这些符号，而不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直观印象。在这样的思维操作中，语言符号所代表的直观印象甚至可以被我们完全抛诸脑后，不到必要的时候可以不予考虑。也就是说，思维在操作语言符号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必理会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数学运算中，我们的头脑中只有数字、字母和算符，并按照一定的运算规则操作它们，却不必理会这些字符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在日常交流中，听到某个人名，我们也可以完全不必理会这个人名所代表的具体人物是什么样子，只需知道这是一个人名，并把它作为人名而在思维中进行操作即可。相反的是，在形象思维中，我们的脑海中需要预先有这个具体人物的印象，并将其他的一些印象与这个人物的印象联系起来，以此实现对这个人物的认知。例如，我见到一个人，首先得到他的一些初步信息，例如黑皮肤、高鼻子、矮个子之类，这些信息储存为一个具体的“初步印象”。接着，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个人，于是会掌握更多的信息，并将这些新得到的信息与“初步印象”联系起来，以此修正自己的“初步印象”。在这样的思维操作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调用以前形成的“初步印象”，是很繁难的一种思维操作方式。现在，我们把“初步印象”固定为一个名字，例如“张三”，这样每一次思维操作的时候，只需调用“张三”这两个字的符号即可。思维调用符号比调用图像更方便快捷，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招生办在招生的时候只将考生的姓名和考生的成绩联系起来，而不会愚蠢地去把考生的成绩和考生的相片联系起来。
三、思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语言
用语言符号取代印象来作为思维操作的对象，其优势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多学者相信，思维已经离不开语言，或者说，离开了语言我们无法有任何的思考。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思考不必然依靠语言。
贝多芬在思考他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可以认为他是用五线谱（五线谱作为一种广义的语言）在思考，但那些没有学过乐谱的民间音乐家，他们借助了何种语言而创作成了民间的音乐呢？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誉满全国，但他本人并不识谱，他的乐曲都是解放初期中央音乐学院的杨荫刘和曹安如两位前往他的家乡录音后谱写的。可以想象，瞎子阿炳在创作的时候，脑海中并不出现任何的语言符号，而是一段段的音乐“意象”在他脑海中流淌。除非认为创作音乐不是思考，否则就不能得出思考必然依赖语言的结论。
而且，即使是逻辑性较强的理性思考，也不是必然依靠语言的。先天的聋哑人在学会手语之前，他没有掌握任何的表意符号系统，但他一样可以有理性的思考，能在复杂的情势之下做出理性的决策。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证明，先天的聋哑人在学会手语之前的思考体现为一幅幅的视觉画面的流转，他的脑海里在不断地放映着“无声电影”。这样的思考没有任何语言符号作为媒介。
语言在思考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聋哑人一旦学会了手语，他的思维能力就将大大提升，同时手语也将在他的很多思考过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科学家发现，先天的聋哑人掌握手语之后，一旦处于激动的状态，他将情不自禁地做出手语动作来，一如我们正常人在激动时的自言自语一样。由此可见，语言一旦被掌握，它就将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人的思考，并成为人思维的重要工具。甚至于可以说，语言构造了我们的认知。但即使如此，也不表示人的思考必然依靠语言，因为我们仍存在很多不依赖语言的形象思维。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认为思考离开语言无法存在。在那些高度理性的思考活动中，例如数学推理和哲学理论的思考，维特根斯坦是对的。但如果认为所有的思考，包括形象思维的过程都是语言的运用过程，他的观点就很成问题，是有悖于现代科学常识的。
四、是否存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
很显然存在语言无法表达，或无法清楚表达的思想。
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表达能力的欠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想法，但就是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急得面红耳赤。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思维活动是直接面对印象的操作，而这些印象并不总是能顺利地“输出”为语言符号，因此就感觉到了表达自己的力不从心。正确表达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词不达意、言不及义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显然，人的思维活动绝大部分还是一种形象思维，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少量却十分关键地“塞进”了语言符号。如果我们的思维全部都是借助语言进行的，那么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只需把思考过程中的语言符号呈现出来即可，根本就不会存在表达的困难。之所以存在表达自己的困难，缘自于我们的思考并不都是依赖语言而是依赖印象。
原因之二，是因为经验分享的局限性。语言是对印象的标记，而对语言的理解则需还原为印象。我看到一个新东西，在脑海中就会形成对这个东西的印象，但如果他人没有由于对这个事物的经验，则我无论如何表达，他人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他无法形成正确的和有经验的人基本一致的印象。这里的关键，就是必须和他人进行经验的共享，否则你的表达是他人所无法理解的。对没有喝过茶的人表达茶的味道，无论你怎么表达，他都无法理解。

五、反对不可言说的学问
一方面，人的思维并不必然依赖语言，另一方面又存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不立文字的学问，认为真正的真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极端的说法是：真理不可言说，能说出来的不是真理。对这样的说法，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我认为，以存在不可言说的情形为由，来为自己晦涩难懂的文字开脱责任，这是说不通的。
一般说来，若抛开情感的因素，而纯粹以死板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事物，则人们对事物的体验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有基本相同的知觉系统，你我都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因此在认知过程中所得到的对事物的印象也是一致的。当我说“这张纸是白色的”，你将很容易就将“白色”与你头脑中的“白色”印象对应起来，因此你可以很方便地对我这句话加以理解。换言之，这张纸是否白色是很容易表达出来的，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虽然你的理解也许和讲话者的认知也许会有少许的差异（例如到底有多白，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形成的印象并不完全一致），但双方是不会造成误会的。
而一旦加入个人情感的体验，往往就容易造成表达的困难，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体验差异很大。我看到一幅画，我表达出这幅画的美妙，诉说着对这幅画的钟爱之情。你如果没有见过这幅画，我的语言会显得非常苍白，而当你真的见到这幅画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觉得我的语言是多么地不贴切。正因为加入了情感的、主观的因素，你我之间对某一经验现象没有共同的体验，所以造成了交流的困难，导致了误会，导致了“不可言说”的困窘。
艺术往往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它是非常主观的东西，它需要欣赏者用心去体会。但与艺术不同，学术思想力图抛开主观的、情感的因素，力图以一种客观的、不带个人偏见的态度对待事物，力图以与人们的情感无关的抽象概念来描述事物，因此学术思想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表达的，是能够被说得清楚而达成相互之间的共同理解的。
学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描述事物，让彼此的经验印象达到高度的统一，这在数学方面表现得登峰造极。数学概念把一切主观因素都剔除在外（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是“悬置”），留下的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的对应物，例如直线，日常生活中没有那种没有宽度而且无限延伸的东西。通过剔除主观因素，人们对“直线”这一文字概念的理解可以达到完全一致，产生完全相同的关于“直线”的印象，不会产生任何的争议。
哲学家提供的思想方面的概念，也许做不到像数学概念那样清晰，但哲学家仍然有义务消除概念的主观性，要让人们对这一概念形成清晰的、彼此一致的印象。因为哲学家宣称自己的思想是客观的，因此他使用的概念也应该是客观的，是人们能通过经验来予以理解的。只要是对于有共同体验的客观事物，皆可言说。即使一时半会难以言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或换一种新的方法来言说。这些新词汇或新方法只要对应到具体的事物，因为彼此有共同的体验，所以大伙儿能形成相互一致的对事物的印象而达成对事物的理解。
人们可能会说，哲学家的作品为什么难懂，那是因为哲学家的概念所指向的经验事物是读者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所以读者无法领会。这就好比对一个没有喝过茶的人描述茶的味道一样，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哲学家往往是书斋式的人物，他们的经验不会比我们更多，除非他们有着比我们更高级的知觉系统，能感知到我们无法感知的事物。如果这样，那只能说他们是能“通灵”的神物，而这种可能性估计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海德格尔、黑格尔这些哲学家，他们所阐述的思想并不游离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导致我们难以理解的原因绝不能归咎于我们经验的欠缺。
道理是可以阐明的，除非你不愿意阐明，或者你因为表达能力的欠缺而无力阐明。如果你不愿意阐明，那说明你在装神弄鬼，试图用晦涩的空话来掩饰你的无知；如果你文字水平不过关，不能清晰地表达，那说明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一个学者，这是你应该做的。
一个人若要证明他思想的真理性，要证明他的想法比别人高明，他就必须清晰地表达出来，不表达就无从证明。一切思想要取得真理之资格，都必须在理性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如果你在理性法庭上沉默不言，却要求别人认可你，就好比打官司时候，你在法庭上不发一言却要求法官判你胜诉一样，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表达真理，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