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實録》早期流傳考.pdf

181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張贇冰提要：萬曆十六年以前，明實録 流傳相對較少，姑可稱爲“早期流傳”。於其具體情形，前人所知尚少，更不明所以然。明實録 在明代可能流傳者，僅有副本。明廷原無明令禁覽禁傳實録，只因實録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歸内監收掌，士人難以見及；正統以後，移貯文淵閣，其實已向部分士人開放，却因文淵閣成爲辦理機務的清嚴重地，實録藏於其中，自然“不禁而禁”。然明代實録獨居國史地位，常用於查考故事，自不能絶對秘藏。尤其每逢纂修實録，此前累朝實録例發史館，部分士人便可藉機查考，但因纂修期間程限促迫，而一旦纂修告竣，實録副本即從史館發還原處，重歸秘藏，故長期無有大規模私抄實録之例。明代館閣藏書，本屬一體，實録理應長期收貯史館，方稱便利，惟因嘉靖以前，史館雖常設却不長開，以致實録每每須歸還文淵閣。及至嘉靖時期，纂修與抄録任務接踵，史館二十餘年長開不輟，實録因而長期留置史館，出入翰苑者便有機會從容抄録，明實録 始得外傳，並對明代私修史的發展産生影響。關鍵詞：明實録 文淵閣史館早期流傳聖政記唐代以降，實録一直是官修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官私史書重要的史料來源。實録之流傳與利用，於史學之發展，從來關係匪淺，而在明代尤爲突出。蓋因明代官修史制度多有荒廢，每朝例修不輟者僅實録、寶訓而已，餘皆少有成果。故實録在明代獨居國史地位，有明一代的朝政大事，以實録記載最全面詳贍，也最稱權威可靠。明實録 秘藏抑或流播，稍傳抑或廣布，對明代史學發展影響至大，其中關節，不可不詳察。關於 明實録 在明代的流傳情形，學界已達成一些基本共識。簡言之，明代實録長期秘藏，少有人見及，至嘉靖時期始稍稍傳布，直到萬曆十六年（1588），因敕命重抄歷朝 寶*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知識社會史視野下明代私修本朝史研究”（22CZS032）階段性成果。蒙李新峰、李成晴、苗潤博等師友教示，受益良多；匿名審稿專家亦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誌謝！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2訓 實録，從而得以廣泛流播 。這個總體認識，大抵無可置疑，但仍有幾個重要問題值得追問。其一，明代實録長期未得外傳，今人一般認爲是明廷“崇重秘書”、嚴密保管的制度使然，但並無詳論 。考諸史乘，也從未發現明代曾明令禁止閲覽或傳布實録。反觀宋代，朝廷雖三令五申禁止傳抄、收藏實録，但實録依舊不乏流傳之例 。此間反差，誠使人困惑。究竟 明實録 爲何在嘉靖以前總體秘而不傳？其二，明實録 在嘉靖以前極少流傳，却也非絶無流傳，因史料缺乏，其具體情形尚十分模糊。究竟哪些人有哪些機會閲覽實録？他們對實録的了解和利用，能够達到什麽程度？其三，百餘年秘而不傳的 明實録，緣何在嘉靖時期忽然稍稍傳布？管見所及唯金久紅曾正面回答。金氏認爲嘉靖十三年（1534）重録累朝 寶訓 實録，導致 明實録“第一次有機會向外大量流傳”，但並無確證。這更像是一種邏輯上的比附和推導：既然萬曆年間重抄歷朝實録導致其大規模外傳，那麽嘉靖年間的重抄理應帶來同樣的結果。審若如此，歷朝實録修成後，皆有謄録正副本環節，却爲何未導致外傳？況且，如果大規模重録必然造成大規模外傳，那麽明人爲何獨稱萬曆時期的重録對 明實録 外傳的影響？欲回答上述問題，僅縷舉極爲有限的個例，而不明其深層的形成機制，實難窺斑知豹。只有盡量探明明代實録收掌和利用的制度實態，將有關 明實録 流傳的個案落實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下，方有可能更進一解。考慮到上述問題主要涉及的時間範圍是萬曆以前，又鑒於萬曆十六年是 明實録 流傳過程中關鍵的時間節點，故本文以此斷限，姑稱萬曆十六年以前的流傳爲“早期流傳”。一、秘藏禁閣：明實録 的收掌明代實録修成後，底稿焚燬，正本進呈，前期藏於内府，嘉靖以後尊藏皇史宬，即便皇帝也是“不尚冠不敢恭看”，故底稿和正本在明代基本上不可能外傳。唯獨副本具備流傳的 錢茂偉 論晚明當代史的編撰，史學史研究 1994 年第 2 期，第 6061 頁；明實録 編纂與明代史學的流變，學術研究 2010 年第 5 期，第 111113 頁。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738 頁。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第 34 頁。金久紅 火災、政争與實録的外傳：嘉靖中期之後私人撰述本朝史興盛的契機新探，史學月刊 2019 年第 12 期，第 116 頁。謝貴安 宋實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26238 頁。金久紅 火災、政争與實録的外傳：嘉靖中期之後私人撰述本朝史興盛的契機新探，第 118 頁。明神宗實録 卷一九六，萬曆十六年三月甲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 3683 頁。下引歷朝明實録 皆此版，不具注。183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條件，明實録 在明代的一切流傳，皆源出副本。探討 明實録 的早期流傳，必先考明其副本的收掌情況。（正德）大明會典 載：“凡内閣收貯御製文字、實録 玉牒 副本、古今書籍及紙劄筆墨等項，典籍等官收掌。”但明初並非如此。建文時初修 明太祖實録 是否抄録副本，於史無考。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令黄淮等人“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 及 洪武實録 點檢完備封識，付老成内官一人，同錦衣衞指揮王真及翰林院官鄒緝、梁潛、李貫、王洪送赴北京”。這裏所指顯然是永樂元年成書的再修 太祖實録，未言及正副本之别。永樂十六年，三修 太祖實録 成書進上，明成祖深感滿意，諭曰：“此本朝夕以資覽閲，仍别録一本，藏古今通集庫。”此處特命“别録一本”，説明當時可能尚無録副制度，再修 太祖實録 僅有一部抄本而已。是則明代實録之有副本，始於永樂十六年，而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及至宣德間，太宗、仁宗兩朝 實録 進上之次日，賞賜名單中即包括“謄寫副本兼録稿官”，説明録副已屬纂修程序的一環，此後遂成定制。太祖以後的幾朝 實録 副本初藏何處，史無明文，然以理度之，在移置内閣以前，當一直藏於古今通集庫。實録副本何時移入内閣收掌？查 文淵閣書目，其漫堂抄本中未見明代實録 ，而 四庫全書 本天字號第三至五廚即爲洪武至宣德四朝 實録 寶訓 。據劉仁考證，漫堂抄本反映的是“正統六年楊士奇等初步整理文淵閣藏書時藏書的狀態”，四庫全書 本則反映的是“整理完畢的狀態”。可見明代實録副本是在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等整理文淵閣藏書時，從古今通集庫移交内閣收掌，自此終有明一代不改。古今通集庫屬於内府衙門，由内監管理。劉若愚 酌中志：“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集庫，并鐵券、誥敕、貼黄、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及南京解文武誥軸。”古今通集庫具有檔案庫的性質，其所收掌，主要目的在於秘藏，而非利用。（正德）大明會典：“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合給鐵券以右一面頒給，左一面年終奏送古今通集庫收貯。”又：“凡寫完誥敕，類成寶簿。每年終於御前奏過，送古今通 （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七四“翰林院”，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明正德六年司禮監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5b6a 葉。明太宗實録 卷九三，永樂七年六月己酉，第 1231 頁。明太宗實録 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第 2081 頁。明宣宗實録 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癸亥，第 1457 頁。楊士奇等 文淵閣書目，國家圖書館藏清宋氏漫堂抄本，無頁碼。楊士奇等 文淵閣書目 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75 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20 頁上欄。劉仁 文淵閣書目 版本系統考論，文獻 2019 年第 4 期，第 119133 頁。劉若愚 酌中志 卷一六 内府衙門職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5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4集庫收貯。”又：“凡吏部累次選除過官員職名，附寫文簿用寶，年終本科奏送印綬監，轉送古今通集庫收貯。”收貯以上物件的場所，必定輕易不許外人進入，故實録副本藏於古今通集庫時，自然難以流傳。實録副本從古今通集庫移交内閣，根本原因在於實録究非檔案，而是記注之史，不可與檔案一體管理。之所以在正統初實現移交，或許是因爲當時英宗年幼，“三楊”以宿望舊臣輔政，深得張太后倚重，内閣的權力、官階、地位都空前提高，故此事最易辦成。在實録副本交内閣管理之後，貯藏於文淵閣，由翰林院典籍收掌。典籍只是從八品官，地位較低，所以實質上實録副本自此歸翰苑詞臣掌握。表面看來，此時已可比擬宋代的情況，實録廣泛傳布似指日可待，但事實却又不然。文淵閣設立初衷，是作爲藏書之所，部分士人自由閲覽文淵閣藏書，本有明詔允許和鼓勵。永樂間，明成祖特命於新進士中選擇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勉之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此後又多次選拔俊異之士入文淵閣讀書 。宣德末、正統初，效仿永樂故事，也於進士中選擇二十八人，“皆入文淵閣進學”。特選之人尚且如此，翰林官員更不待言。然而，在永樂年間，雖已開設内閣參預機務，但地點並非設在文淵閣，所以閒雜人員往來出入其中，自然無妨 。及至正統時期，文淵閣已成爲閣臣專門的辦事之所，勢必日益嚴邃，再不可能允許大量人員自由入閣讀書 。黄佐 翰林記 載：“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中秘書。”又：“景帝興自藩邸，議者謂與太宗同，故在御恒思復太宗之舊。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并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命進學於東閣。”可見正統後期及景泰間選拔官員入内進學，地點從文淵閣改爲東閣，即便一意復永樂之舊的景帝亦然，原因自然是文淵閣當時已成爲宥密之地。職是之故，自正統以後，除閣臣之外，極少有人能够經常進入文淵閣讀書。翰林記 載：（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六七“中書舍人”，第 7 葉。（正德）大明會典 卷一六七“吏科”，第 11a 葉。明太宗實録 卷三八，永樂三年正月壬子，第 642643 頁。周應賓 舊京詞林志 卷三“讀書舉人”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第 259 册影印民國三十年輯 玄覽堂叢書 影印明萬曆刻本，齊魯書社，1996 年，第 405 頁。黄佐 翰林記 卷四 文淵閣進學，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清初抄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無頁碼。張昇 明清宫廷藏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 7375 頁。王其榘 明代内閣制度史，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79180 頁。黄佐 翰林記 卷二 東閣儲用。黄佐 翰林記 卷四 東閣進學。185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自正統以前，凡官本院者，每朝退即入閣中檢所未見書，蓋館閣無政事，以討論考校爲業，故得縱觀中秘，而受命進學者，亦與焉。景泰時，編修周洪謨輩猶然，其後始爲内閣所扃鑰。翰苑諸人與受命進學者自由閲讀文淵閣藏書的好景光，只在正統以前，景泰而後，遂成絶嗣。此時實録藏於文淵閣，實際上也就處於秘藏狀態。天順、成化間閣臣彭時描述了文淵閣庋藏實録的具體情形：“文淵閣在午門内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九十間，皆覆以黄瓦。西五間中揭 文淵閣 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 實録 副本。前楹設櫈，東西坐。餘四間皆後列書櫃，隔前楹爲退休所。”實録書櫃前方，便是閣臣辦理機務之所，很難想象在這種環境下，等閒之人能够查閲實録。當然，文淵閣藏書一般允許借閲。嘉靖八年進士李開先有“借抄先館閣”詩句，自注：“内書例許抄覽，必先具領狀，以時繳納，世所謂讀中秘書者是也。”而且明代文淵閣藏書長期管理不善，屢被盜竊，大量散失 。不過實録的保管必定與普通書籍不同。萬曆間明神宗“欲盡覽累朝 實録，而索其副於閣臣”，時任典籍吴果提醒閣臣道：“故事，正史尊藏禁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别録以進。今宜先録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雖皇帝索覽，典籍也擔心其不慎遺失，反對直接將副本進呈，而建議别録以進，明代對實録副本的謹慎保管，可見一斑。蓋實録正本尊藏，副本實同孤本，又時時需要查考，一旦遺失，既無從彌補，且易被發覺，故上至閣臣，下至典籍，都不得不慎重。且看明代館閣藏書，在嘉靖時“缺軼過半”，至萬曆間“十無二三”，却從不聞實録缺失，在萬曆時期仍可據副本抄成全帙進呈，足見實録的管理較爲特殊，必定輕易不許外借。因此，在實録庋藏文淵閣期間，實録流傳的機會，與其藏於古今通集庫之時相差無幾，除了個别閣臣之外，即便翰林院官員也無法隨意查閲。但這並非由於實録禁止閲覽，而是 黄佐 翰林記 卷一二 收藏秘書。彭時 彭文憲公筆記，朱當輯 國朝典故，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抄本，無頁碼。按當時明代已有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實録，此處言“三朝實録”，未知其詳。然似非傳抄訛誤，因黄佐 翰林記 引此條，亦作“三朝”。又“九十間”，鄧士龍輯 國朝典故 本（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沈節甫輯 紀録彙編 本（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皆作“十間”，蓋“九”字衍。李開先 李中麓閒居集 卷二 積書省悟，續修四庫全書 第 1340 册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67 頁下欄468 頁上欄。張昇 明清宫廷藏書研究，第 129132 頁。焦竑撰，李劍雄整理 澹園集 卷三一 光禄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吴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中華書局，1999 年，第489 頁。題萬斯同 明史 卷一三三 藝文志叙，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無頁碼。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6緣於文淵閣成爲機密重地。然而，實録不僅有秘藏的必要，還面臨諸多利用的需求，正是對實録的利用，帶來了實録流傳的契機。實録副本秘藏古今通集庫，與秘藏文淵閣，只是表面相似，前者由内監收掌，後者由詞臣收掌，一旦涉及實録的利用，便可看出兩者畢竟有本質區别，正是這種區别，增加了實録流傳的機會，擴大了其流傳的範圍。二、查考故事：明實録 的利用實録在明代獨居國史的地位，是官修史最重要的成果。大臣建白施政，時需援引祖宗故事，而實録的記載無疑最稱權威詳贍。成化三年（1467），左春坊左庶子黎淳等奏請以東宫官僚兼翰林之職，奏疏首稱“臣等伏覩祖宗 實録 并御製 五倫書”，以示嘗詳考舊例。萬曆十六年，禮部尚書沈鯉疏陳親王之國舊例，特别强調“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館恭奉累朝 實録，歷歷查考”，以示審慎。至於史官纂修書史，若涉本朝故事，更是常要稽考實録。倪謙嘗言：“余嘗被命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欲采當代人物以見其郡邑之所産，然名公鉅人建功立業者，莫詳於國史。乃發内閣秘藏，因得拜觀累朝 實録。”按倪謙於景泰間預修 寰宇通志，所謂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即指此 。纂修地志不常有，但實録却是每朝例修，各朝實録之間，自然要盡量避免相互牴牾，對於經歷數朝之事，勢必要查對舊文。嘉靖初，董玘奏請修改 孝宗實録，云：“兹者恭遇皇上入繼大統，敕修 武宗毅皇帝實録，内閣所藏 孝宗皇帝實録 副本，例發在館。”“例發”之謂，證明每次纂修新朝實録時，調發前朝實録以備參對，已是成例。顧炎武也説：“每一帝崩，修實録，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事實上，纂修新實録時調發的不止是前一朝實録，而可能是此前歷朝實録。王鏊云：“初，鏊讀鄉先正陳公 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本朝實録，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王鏊先後預修憲宗、孝宗兩朝 實 明憲宗實録 卷四六，成化三年九月己卯，第 958 頁。沈鯉 亦玉堂稿 卷四 親王之國疏，明别集叢刊 第 3 輯第 53 册影印明萬曆間刻本，黄山書社，2016 年，第 368 頁下欄。倪謙 倪文僖公集 卷二四 書黄學士鐃歌鼓吹曲後，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43 册影印明弘治六年刻本，黄山書社，2013 年，第 375 頁上欄。廖道南 殿閣詞林記 卷五 學士拜禮部侍郎倪謙，中華再造善本 影印明嘉靖間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第11a 葉。董玘 較勘實録疏，陳子龍等輯 皇明經世文編 卷一五二，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57 册影印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 204頁下欄205 頁上欄。顧炎武 亭林文集 卷五 書吴潘二子事，顧炎武全集 第 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74175 頁。王鏊 震澤先生集 卷三五 書直道編後，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66 册影印明嘉靖刻本，第 621 頁下欄。187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録，此所謂“頃入史館”何指？考邵寶 直道編序，是書乃“故禮部尚書吴公爲題今名”，吴公者，吴寬也，既稱“故”，則邵 序 作於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吴寬卒後，而邵 序 又是因編者陳怡之請而作，故當與成書時間相去不遠。因此，王鏊讀 直道編 是在弘治末年，彼時其丁憂在家，所謂“頃入史館”是指正德元年（1506）還朝充 孝宗實録 副總裁。而陳循傳在 英宗實録，是則王鏊修 孝宗實録 時得見 英宗實録，已超出“前一朝之書”的範圍。纂修書史，調發實録，意味着實録副本的收貯地點暫時發生轉移。明初，文淵閣是修書之所，遷都北京以後，在文淵閣辦理機務，於是修書地點改爲東閣與史館。宣德五年（1430）進呈兩朝 實録，起點爲“史館”，行進路綫爲“從左順門東廊出，由金水橋中道行”，可見此“史館”即爲特指，非泛指意義下的文淵閣。此後歷朝實録，皆在位於左順門北廡的史館纂修（圖 1）。這意味着至少在纂修歷朝實録期間，已有的實録副本通常收貯於史館。内河金水圖 1：明代館閣位置圖 邵寶 容春堂續集 卷一二 直道編序，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76 册影印明正德十二年刻本，第 95 頁上欄。明宣宗實録 卷六一，宣德五年正月壬戌，第 1451 頁。圖據侯仁之主編 北京歷史地圖集政區城市卷 之 明紫禁城（文津出版社，2013 年，第 67 頁）改繪，“史館”和“東閣”位置係筆者標識，相關考證參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第 8183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88史館非特别宥密之地，而明代實録原無禁覽禁傳之令，因此當實録藏於史館之時，部分士人便可藉機閲覽。參修實録的史官自不在話下。譬如楊守阯，弘治元年閏正月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奉召赴京纂修實録 ，同年十二月王竑卒，楊氏撰輓詩序，即云：“予在史館，拜觀 英宗皇帝實録。”未參修實録的翰林院官員，入館閲覽實録也非難事。譬如黄佐，雖在嘉靖初任翰林院編修，却未參修 武宗實録，然嘗言：“予在史館，閲實録，見謝給諫彈事。”即便翰林院之外的其他在京官員，似也有一定機會見及實録。張志淳 舊督察院題名記 稱：“志淳宦京師時，嘗竊覩 敬皇帝實録，中有巡撫雲南入爲尚書者。”考雷禮 國朝列卿紀，張志淳爲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間始終任官吏部，“正德元年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三年遷正卿進南京工部右侍郎，改南京户部，未幾致仕”。知張氏生平未曾供職翰林院，亦未預修實録，其獲覽 孝宗實録 是在任太常寺少卿或正卿之時，彼時孝宗實録 或未修完，或甫脱稿，仍在史館，張氏得“竊覩”之。每次纂修實録，通常要三五年之久，實非短暫。因此，個别長期出入館閣，數次參與纂修的官員，或者雖在館閣日淺，但力學勤劬，又留心本朝典故的學者，是能够詳細閲覽實録，並在著述中加以考索徵引的。例如程敏政，十歲即“以神童薦於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此後除數年罷歸及丁憂外，幾乎一直供職翰林院，凡二十餘年，先後預修 英宗實録 憲宗實録，充 大明會典 副總裁。史稱其“於書無所不讀”，又有“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音”之説 ，可見其博學一時無出其右。程敏政對實録所表現出的熟悉程度，在同時代人中也是罕見的。他曾爲卒於成化十一年的張欽撰神道碑，云：“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升。中世以來，乃有自别途以進者。蓋予嘗考諸國史，知之。”此處從實録中觀察到一種制度的漸變，且謂“考諸國史”，蓋爲詳細翻閲，與通常因參與纂修而偶閲某事者，顯然大不相同。程敏政所纂 休寧志，書中摘録 太祖高皇帝實録 癸卯年四月丙寅“陳友諒兵攻洪都之撫州門”一條記載，明孝宗實録 卷一，弘治元年閏正月戊辰，第 206207 頁。楊守阯 碧川文選 卷二 故兵部尚書王公輓詩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 42 册影印明嘉靖四年刻本，第 38 頁下欄。黄佐 董大理怡傳，焦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 卷六八，日本内閣文庫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第 65b66a 葉。（隆慶）雲南通志 卷九，天津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第前 39b 葉。雷禮 國朝列卿紀 卷三七 南京户部右侍郎行實，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刻本，第 16 葉。焦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 卷三五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第 43b 葉。明史 卷二八六 文苑傳二程敏政傳，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343 頁。程敏政 篁墩程先生文集 卷四二 榮禄大夫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神道碑，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61 册影印明正德二年刻本，第 421 頁上欄。189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是目前所見最早原文徵引 明實録 的非敕修著作 。雖然 休寧志 部分内容承襲舊志，且書成後經他人校閲 ，但此處引 明太祖實録 内容，係承接前文，言程國勝死節事；前文考辨康郎山功臣廟和南昌功臣廟重複祭祀程國勝的一段内容，亦見於 新安文獻志 和 篁墩集，無疑出自程敏政之手。蓋程敏政爲程國勝族裔，對先祖事迹最留心，也最了解，這段明太祖實録 的記載，也必定是程敏政所引。再如黄佐，正德十六年進士及第，選庶吉士，嘉靖元年授翰林院編修，但次年九月即奉命充岷府副使，册封南渭王，事竣又歸省，直到三年十月方還朝，五年十月又獲允省親，七年外放江西按察司僉事，九年致仕，十五年以翰林院編修、左春坊左司諫起復，但直到十九年二月方抵京供職，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院事，次年赴南京，二十二年召還，尋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又返南京。二十六年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不久即致仕，從此家居不出 。因此，黄佐實際在翰林院供職的時間，總計不逾四載，主要集中於嘉靖元年至五年間，彼時因纂修 武宗實録 故，累朝實録發在史館，黄佐得見之，已如前述。雖然時間短暫，但黄佐對實録用力頗勤，相當熟悉。所撰 翰林記 云：“又定爲入直奏事之制，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事即唐之次對也。觀諸太祖、太宗、仁宗、宣宗 實録 所載可見矣。”一氣連舉四朝實録，足見其通覽詳繹之功。有學者統計，翰林記 徵引明代實録、寶訓凡九十餘條 。這雖然只是比對内容而得，並不能確證其全部直接引自實録，而非轉引其他官修史書，但黄佐當時既然有條件查閲實録，而 翰林記 是輯録本朝典故之作，若干内容徵引實録，似無需深疑。然而，在嘉靖初期及以前，明實録 的流傳似止於這個程度。一些士人在開館纂修期間雖有機會閲覽實録，但離館之後，便無緣獲讀。少數人雖能對實録詳加考索，並且出於著述目的，容或偶有摘抄，但大規模的抄録並未出現。總體而言，實録的閲覽和流傳只限於館閣之内，未能實現外傳。兹舉當時兩個典型例子，以想見一般情形。其一爲尹直，景泰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侍講學士、學士，成化二十二年入内閣預機務，翌年罷歸；還曾先後預修 寰宇通志 英宗實録，閲覽實録機會較多 。且尹直也是留 （弘治）休寧志 卷三一，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刻本，第 35a 葉。參 （弘治）休寧志 卷首 休寧志序 與 休寧志凡例。黄佛頤 先三鄉賢年譜文裕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粤（僑鄉）卷 第 5 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年，第 10271064 頁。黄佐 翰林記 卷八 備顧問。石鵬 黄佐 翰林記 的編纂及其價值兼論翰林志發展的歷史譜系，史學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第 92 頁。程楷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和尹公直傳，焦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一四，第 11a18b 葉。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90心本朝史事之人，撰有 皇明名臣言行通録 十二卷，輯録明代六十九位名臣的言行事迹。對這類著作而言，實録附傳本是既重要又簡便的文獻，此書每條例注出處，但通檢全書，竟無一條采自實録。其中有碑傳誌狀存世者，尚可云其更加詳盡可靠，不必參考實録，然如陳敬宗者，尹書所載其生平事迹，未注出處，與全書通例稍異，蓋鈎稽零散信息，非主一書，那麽此時徵引實録附傳理應最爲便捷，可是其所載却與 明英宗實録 所附陳敬宗傳多有出入。例如尹書載陳敬宗“與修 高廟實録，成，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讀”，而實録附傳記其“與修 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講”，可見在没有訪得碑傳誌狀的情況下，尹書也未采據實録。此非不願，實爲不能。皇明名臣言行通録 自序作於弘治十三年，蓋此書撰於尹直致仕歸鄉以後，已無法再查閲實録。其二爲王鏊，成化十一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侍講學士，正德元年簡入内閣，在翰林院任官長達二十餘年，嘗預修 憲宗實録，充 孝宗實録 副總裁、總裁 。然前引 書直道編後 證明，直到弘治末年，一旦王鏊離開翰林院，便無法查閲實録，讀書遇疑，也只有再入史館後方才查實。尹直、王鏊在館閣之外無法查閲實録，不僅説明他們雖在翰苑日久，又曾預修實録，但也未嘗大規模私抄實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直到弘治時期，世間大概尚無 明實録 傳抄本。即便有，也必然流傳極稀，否則以尹、王之身份地位，不難訪得。王鏊未明著史之志，且不論，而尹直確曾托友朋訪求文獻。皇明名臣言行通録 稱：“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冢宰及許觀死事見示。”書中張紞、許觀二人事迹，所注出處便是何喬新回復尹直書簡。以尹直之留心典故且廣泛訪尋，而依舊未得采據實録，足證當時實録尚未外傳。截至嘉靖初期，在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裏，史官每逢開館纂修實録，總可藉機查閲歷朝實録，却又始終不曾大量私抄實録，其主要原因或許在於纂修期間程限促迫，無暇不憚浩繁地從容抄録，而一旦纂修告竣，實録副本即從史館發還原處，重歸秘藏。明初，實録收掌於内監，而纂修委任於翰林，彼此互不統屬，調借之後，勢必要及時歸還，自然在情理之中，似不待煩言。而在實録移交内閣收掌以後，種種迹象表明，纂修期間從文淵閣發出的累朝實録副本，待纂修事畢，仍需及時歸還文淵閣。如前所述，景泰間倪謙曾調發累朝實録至東閣，而在彭時的記述中，實録藏於文淵閣。考 彭文憲公筆記 各條大抵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前引描述文淵閣庋藏實録之情形的一條，置於天順元年（1457）彭時受詔入閣辦事之後，蓋 尹直 皇明名臣言行通録 卷八 陳敬宗，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弘治十三年刻本，第 9a 葉。明英宗實録 卷三三，天順三年五月庚戌，第 6421 頁。參劉俊偉 王鏊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尹直 皇明名臣言行通録 卷三 許觀，第 12a 葉。191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大約是其入閣之初據親見情形所記，證明景泰間調閲實録不久即歸還文淵閣。弘治五年，丘濬上 請訪求遺書奏，疏中詳列“内閣所藏”歷朝實録的册數，其中所云 太祖高皇帝實録 二百五册、太宗文皇帝實録 一百二十四册，與 文淵閣書目 所記分别爲二百四十册、二百三十四册之數有不小的出入 。這或許是因太祖和太宗 實録 年歲既久，有所污損，曾經重新整頓之故，但同時也表明丘濬所舉之數並非抄自書目，而是其入閣預機務之後親自點視所得，那麽此處言“内閣所藏”，應當是指實之説，即歷朝實録此時藏於文淵閣，是則弘治四年八月 憲宗實録 修成後，實録副本很快從史館歸還内閣。又，前引董玘之疏稱武宗實録 開館後，孝宗實録 副本由内閣發到史館，時董玘任 武宗實録 副總裁，所言當爲親見，據此則正德時 孝宗實録 進呈後，歷朝實録同樣歸還文淵閣。如此看來，發還副本與進呈正本一般，都是實録修成後的例行事項，那麽它必然會在纂修事畢後盡快辦理，以奏功叙勞。三、留置史館：明實録 的外傳從就近取便的常理言之，實録的收掌與利用相統一，實有内在需求，而明代的館閣藏書制度恰也提供了這種可能。明代文淵閣、東閣、史館雖功用有别，但同爲翰林院官員入直之所，位置鄰近，關係密切，各處藏書實爲一體，貯於文淵閣的書籍，完全可以比較隨意地移置東閣或史館，事實也的確如此。丘濬嘗言：“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 曲江集 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 武溪集 手自録出。”按丘濬登進士第在景泰五年，時明代宫廷藏書目僅有正統六年所編 文淵閣書目，而丘濬稱之爲“館閣群書目”；明代文淵閣藏書雖大量散失，但誠如學者所言，其實際插架當無大變化 ，故按目索書，根據書橱編號，本非難事，而丘濬却説“檢尋良艱”，以致十六年後方得之，很可能是因爲 曲江集 不知何時已從文淵閣移貯東閣或史館，從而失去頭緒，難以檢尋 。面對這樣的事實，丘濬在 請訪求遺 丘濬 重編瓊臺會稿詩文集 卷一 請訪求遺書奏，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45 册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第 81 頁下欄。楊士奇等 文淵閣書目 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75 册，第 120 頁上欄。丘濬 重編瓊臺會稿詩文集 卷一一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第 259 頁下欄。劉仁 文淵閣書目 版本系統考論，第 131132 頁。劉仁 明文淵閣書籍的傳布與影響 認爲丘濬久未尋見 曲江集 的真實原因並非“檢尋良艱”，而是當時文淵閣藏書難以借閲（版本目録學研究 第 11 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 年，第 323 頁）。然丘濬此處似無必要故作謊言，正統以後固然輕易不許入文淵閣觀書，但通過典籍借出抄覽，當非難事，否則何以至嘉靖時竟“缺軼過半”？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92書奏 中將明代官方藏書之所規劃爲三處，分别是内閣和南北國子監，可見在其制度設計中，東閣與史館的書籍同屬於内閣藏書，應一體管理 。正德十年，大學士梁儲等奏稱：“照得内閣并東閣所藏書籍，年歲既久，殘缺頗多，必須專委官員用心管理，方可次第修補。”黄佐 翰林記記述秘書收藏情況，言：“今内閣、史館，凡御製文字宸翰，列聖 實録及玉牒 副本，經、史、子、集、類書之屬，皆在焉。”二人稱内閣藏書，連及東閣、史館而統稱，反映出隨着時間的推移，文淵閣大量藏書或因管理鬆懈，或爲取用方便，而實際貯存於東閣和史館，但明人將三處藏書一體視之，不以爲散佚。實録的管理雖不同於普通書籍，但貯存史館，並非外借，無增遺失之虞，大減調遷之勞，緣何明代實録副本不就便長期貯存於纂修所在的史館，而是收貯於文淵閣，以致每逢重大纂修，成百上千册之多的累朝實録都要往返調遷一番，豈非徒費周章？實録每須歸還文淵閣的關鍵原因，在 翰林記 關於明代史館的一段記述中或可稍窺，其云：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中 藏列聖 實録、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時公會後，恒扃鑰之，無復載筆於其間者。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按石鵬認爲 翰林記 成書於嘉靖元年至四年間 ，可從。當時正開館纂修 武宗實録，故此處所謂“常時公會後，恒扃鑰之，無復載筆於其間者”，顯然是就過往的總體情況而言。聯繫上下文，黄佐意在慨歎自宣德以降史官職廢，史館在“被命修書”以外，無日常記注之責。可見在嘉靖以前，明代史館大抵是遇事即開館纂修，事畢輒長期關閉。這使得史館的開啓一直具有臨時性的意味，因而每次纂修畢功後，必定要及時做一番清點董理的工作。實録是常常用於查考故事的國史，不能長期扃鑰不問，故有必要發還文淵閣。及至嘉靖時期，情況出現了變化。嘉靖二十四年，廖道南撰成 殿閣詞林記 二十二卷，其中卷九以下是在黄佐 翰林記 的基礎上增删改編而就。按廖道南與黄佐爲同科進士，同授編修，但在嘉靖十五年之前，廖氏基本上一直供職翰林院，身處翰苑的時間遠長於黄佐 。换言之，關於嘉靖元年至十五年之間史館的情況，廖氏所記乃目見親歷，足可信從。丘濬 重編瓊臺會稿詩文集 卷一 請訪求遺書奏，第 82 頁下欄83 頁上欄。梁儲 鬱洲遺稿 卷二 修書籍疏，明别集叢刊 第 1 輯第 69 册影印清回天閣刻本，第 282 頁下欄。黄佐 翰林記 卷一二 收藏秘書。黄佐 翰林記 卷一 史館。石鵬 黄佐 翰林記 的編纂及其價值兼論翰林志發展的歷史譜系，第 9092 頁。胡直 廖中允道南傳，焦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 卷一九，第 38 葉。193明實録 早期流傳考對於上引 翰林記 的那段記述，殿閣詞林記 保留了其他内容，唯獨删去“常時公會後，恒扃鑰之，無復載筆於其間者”一句 。蓋廖道南未領會黄佐慨歎明代史官職廢的本意，而據其在館閣十餘年間所親見，認爲此言不實。這反映了嘉靖前期史館大體長開不輟，也説明廖氏並非草率抄襲 翰林記，而是認真審擇，斷以己意。因此，殿閣詞林記 沿襲“今史館中藏列聖 實録”的記載，並非人云亦云，而是反映了嘉靖前期累朝實録一直藏於史館。昔實録因史館扃鑰而歸還文淵閣，今實録隨史館長開而留置不還，這兩個推斷，恰可相互印證。嘉靖間史館長開，主要緣於纂修之事增多。正統至正德間，每隔數年方有一起纂修活動，而嘉靖前期二十餘年間，纂修之事幾乎接連不斷。嘉靖初期例修 武宗實録，四年六月成，而三月已命修 獻皇帝實録，至五年六月成 。同年即動議修 大禮全書，地點也在史館，後更名 明倫大典，至七年六月書成 。然是年三月，明世宗已“詔儒臣重校 大明會典，訂正謬誤，增入續定事例”，八年四月正式開館，不知何時成書。在此期間，七年七月經張璁奏請，將歷年明世宗諭内閣之言編集成帙，名 嘉靖政要，且“每歲以次續入”，意即設立了一個常例化的纂修任務 。及至十三年七月又重録累朝 寶訓 實録，十五年八月成，將完之時，世宗即令“將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等，及四書五經、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官生各謄寫一部”。此抄書計劃龐大，加之同時又有重修 宋史 之議，以致大學士李時感到“見在各館書生恐不敷用”，奏請調集補充人手 。重修 宋史 雖未見成效，但抄書工程曠日持久，直到二十二年與二十四年仍有相應的奏功齎賞之舉 。而二十四年閏正月，又再次開始續纂 大明會典，直到二十九年成書 。接二連三的纂修及抄録任務，使得史館長開，而只要史館開啓，在館閣藏書一體管理的制度背景下，若非特殊緣由，實無必要再將實録副本發還文淵閣。當然，這並非説 實録 從此永久收貯於史館。吕本 館閣類録序 云：嘉靖己酉仲春，本荷蒙聖明，特簡自成均，爰立召入内閣。獨坐文淵，自愧不敏，廖道南 殿閣詞林記 卷一一 史館，第 11b12a 葉。謝貴安 明實録研究，第 117121 頁。楊艷秋 明世宗朝官修 明倫大典 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明世宗實録 卷八六，嘉靖七年三月己卯，第 1943 頁。明世宗實録 卷九，嘉靖七年七月戊戌，第 20762077 頁。明世宗實録 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第 39513952 頁。明世宗實録 卷二七三、卷二七四、卷二九四，嘉靖二十二年四月辛丑、二十二年五月丁卯、二十四年正月乙巳，第 5372、5380、56265628 頁。明世宗實録 卷二九五、卷三六，嘉靖二十四年閏正月癸巳、二十九年五月辛卯，第 56465647、6442 頁。文史2023 年第 3 輯總第 144 輯194思景前修，遍誦秘典，手録自太祖至世宗九朝 實録，内有關館閣者俱書之，三閲月成帙，題曰 館閣漫録至六月，召直無逸殿，日贊萬幾，無暇復加編輯。這固然是籠統之言，因爲嘉靖年間不可能抄録 世宗實録，但吕本於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簡入内閣後，至六月入直無逸殿前，以閣臣兼 會典 總裁官的身份，翻覽摘抄歷朝實録，當大體確鑿，或許實録正因其閲覽而重新發還文淵閣。即便吕本只是在文淵閣摘抄實録，並非將實録全部調至文淵閣，而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奉天門、午門、文武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闕左右諸門災”，史館正在被災範圍之内，短期内實録自然必須另藏他處。不過最晚到了隆慶元年（1567），開館纂修 世宗實録，累朝實録必定又照例發付史館。世宗實録 歷經十載，方才修成，而其未成之時，又詔修 大明會典，至萬曆十五年始畢功。前後二十餘年，史館一直忙於纂修，更何況萬曆三年張居正奏准恢復起居注，史館在承擔不時的纂修任務之外，又有了日常的記注職責，自然更要長開不輟。總之，自嘉靖初年以後，實録 副本因史館長開而長期貯存史館。根據前文的論述，明代實録秘藏抑或流傳，其道理並不複雜。一言以蔽之，實録在史館愈久，流傳機會便愈多。尤其是在卷帙浩繁、程限促迫的實録告竣之後，累朝實録副本若仍在史館，館中諸人便有較多時間從容閲覽、詳細考索乃至摘抄節録實録。廖道南即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廖氏不僅在史館日久，而且嘉靖十三年重録累朝 寶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