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枭雄张作霖.doc

乱世枭雄张作霖
——从他和日本的关系看
0605212106 丁盛

张作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是出自名门，和中央政府也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却能乘势而起，一跃成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北京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的元首。张作霖绿林出身，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只是粗通文墨，但处理事物、统御部下却有自己的一套。他曾经是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一切以自己升官发财为利益的出发点，凡是有利于他升官发财的他就干，反之就不干。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用主义者，最后却没有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使张作霖不能成为英雄，也不能成为奸雄，最后只能成为一代枭雄。
下面，我们从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来看看这位枭雄。
提起张作霖，就不能忘记他和日本的关系。简单地说，张作霖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具体地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之间既有相互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作霖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开始，张作霖对日本用力巴结，日本也“鼎力”帮助张作霖。日俄战争以后，满蒙地区，已完全成了日本势力范围，任何势力都无法与日本抗衡。张作霖认为：要想取得“满蒙”统治权，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就一定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否则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初期张作霖多次向日本献媚，示意要投靠日本，为了博取日本的支持，说了许多丧失国格人格的话。比如早在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时说，“日本在满洲拥有重大利权，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向为本人所熟知，亦为民众所知晓。日本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最后更无耻地说：“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这样的话在张作霖没有当上奉军总督之前还说过很多。仅仅有言语的投靠是不够的，为了更多赢取日本的信任和支持，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说：“此次青岛问题，学生等受报纸之煽动，徒事责难友邦，采取越轨行动，似此仅加重友邦之恶感，无补时艰。”公然要求北京政府“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极力压制人民的爱国行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张作霖对日本的献媚，得到了日本的欢迎，同时日本为了自身在东北利益的考虑也给了张作霖很多的援助，可以这么说，张作霖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一手扶持的结果。张作霖攫取奉督，曾得到“日本的好意援助”。张作霖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日本也制造“宽城子事件”，配合行动。张作霖的几次人关，日本都大力支持。直皖战后，段祺瑞垮台，日本更全力扶植张作霖。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若没有日本的扶植，张作霖早就垮台了。日本扶植张作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他充当日本的驯服工具，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力。日本认为只有这样，张作霖才有存在的价值。日本选中张作霖，起初是以为他出身绿林，没受过什么教育，头脑简单，容易利用和控制，但事实上，张作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从他个人的角度，他是不喜欢日本人的。但是他深知，没有日本人的扶持，他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的。于是他就不得不经常注意赢得并保持与日本的友善关系，张作霖之所以亲近日本、依赖日本，就是因为日本对他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张作霖亲日的根本原因。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地位。与此同时，却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张作霖这个想法虽然有些天真，但却是事实。他曾经断然对日本人说，“绝不能做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可见，他还懂得卖国可耻，为自身利害计算，为子孙后代着想，并不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的傀儡。这和日本人的要求显然有了很大的差距。日本人园田一龟曾经说过：“如果赤裸裸地解剖一下张作霖的内心，他的亲日论并不是纯真无疵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是“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者，“如果亲美国有利就当亲美派，和日本合作有利，就又变为亲日派。”从某种角度讲，张作霖就是这么一个人。于是，他和日本的关系在不断的合作中矛盾着、冲突着。
下面我说几件张作霖和日本之间矛盾的事件。第一件是1925年12月郭松龄倒戈时，日本帮了张作霖大忙，也曾向张作霖提出以承认“五条”作为出兵援张的条件。张作霖当时表示同意。但事过境迁，张作霖认为这些条件过苛，如果照着日本人提出的意见而行，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张作霖进入关内之后，已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握有北京政权占有大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所以他百般推辞，坚决不实行。这是张作霖对日本惯用的手段：在情况紧急时，他可以爽快地答应日本的苛刻要求，但危机过后，他也可以坚决的不执行他原来的承诺，或推托，或抵赖，或翻脸，或装傻。这和他出身绿林有很大的关系。几次之后，日本也知道了张作霖不是一个惟命是从、俯首帖耳的人。
第二件是关于铁路的事件。日本在东北拥有南满铁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张作霖深知到铁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张作霖感到十分的压抑，为了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他千方百计的筹划自己的铁路。于是在1924年成立了自营自建铁路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后来日本人得此消息后，十分不满意，认为张修建的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等等，并向张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反对修建铁路。面对日本的反对，张作霖没有顾日本的反对，开始装不知道，后来死不承认，再后来还是尽量修筑铁路。
就这样，张作霖和日本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延不断的扩大。最终发生了“皇姑屯事件”。
在东北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张作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张作霖所拥有的势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不得不采取在形势不利就承认下来，事后又加以“抵赖”、“不认账”或“装糊涂”等策略进行抵制。这固然和张作霖的出身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应该说是由于当时客观环境造成，林久治郎称之为“违反条约”，吉田茂称之为“无视条约”，河本大作说这是“忘恩负义”。从日本侵略者角度这样说很正常。从被侵略的中国角度来看，理所当然地应视为这是张作霖所特有的一种反抗形式。张作霖对付日本的手段，总的说来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任务的特别做法。从他和日本的关系，不难看出张作霖作为枭雄的个性，同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也许更需要“枭雄”。就像他所说的一样，在他的统治期间，东北没有丢失过一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