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何以贪腐——一项关于职务犯罪罪犯与基层公务员的实证研究.pdf

“小官”何以贪腐？一一项关于职务犯罪罪犯与基层公务员的实证研究李莉1，李宁卉2（1.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监察研究院，北京1 0 0 0 8 8；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 0 0 0 7 1)摘要：相对于“老虎”级别的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有关“苍蝇”的基层“小官”腐败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尤其是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基于调查获得的职务犯罪罪犯数据，从犯罪者视角探讨了基层“小官”腐败行为形成的主观影响因素；同时对正常履职中的基层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两个群体的调查样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基层“小官”贪腐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结构因素（年龄与级别的“天花板”现象）、机会感知因素（无“油水”“清水”岗位之别）文化感知因素（腐败亚文化影响显著）、决策风险感知因素（党纪惩罚风险感知更为明显）等。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当下我国基层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实证依据。关键词：“小官”；基层公务员；腐败行为；职务犯罪；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4-9 1 7 0(2 0 2 3)0 4-0 0 5 0-1 4一、问题的提出相对于“老虎”级别的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丰硕研究成果，被称为“苍蝇”的基层“小官”腐败问题关于高层官员腐败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高官腐败的特点、变化趋势等方面，例如过勇：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廉政大视野2 0 0 3 年第1 0 期；陈为升：现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的特点及趋势，党政干部学刊2 0 1 0 年第5 期；张涛：政府高官受贿腐败的特征一基于7 6 个受贿罪案的实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 0 1 1 年第1期；涂谦：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一一以十六大以来7 2 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 0 1 1 年第1 期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一把手 腐败问题，例如杨沫：“一把手”腐败现象与制度性缺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 0 0 5 年第S1期；乔德福：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 腐败案例研究报告一基于1 4 2 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理论与改革2 0 1 3 年第5 期；乔德福：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一一基于改革开放以来5 4 例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调查思考，理论与改革2 0 1 4 年第3 期；廖冲绪，李后强，周冬：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研究一一基于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 0 1 7 年第1 期等。收稿日期：2 0 2 3-0 6-1 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 9 ZDA1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 0 BZZ013）50作者简介：李莉（1 9 8 0 一）,女，宁夏银川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监察研究院副院长；李宁卉（1 9 9 6 一）,女，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莉，李宁卉“小官”何以贪腐？却未得到充分而系统的研究。基层公务员的行为特征一直是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基层公务员所处的现实场景的变化诱发了很多行为方面的新变化。身处科层制组织末端的基层公务员，在上级监督无法完全覆盖的情况下，会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引发权力滥用、寻租等腐败行为的发生。这些案件中，“苍蝇”虽然头衔不大、地位不高，是典型的“小官”，但其腐败金额之巨大，腐败情节之严重不容小觑。“党的事业，根基在基层，关键在干部”,基层干部腐败严重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腐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深挖“小官”贪腐背后的原因迫切且重要。二、有关官员腐败行为成因的解释目前，学界对于官员腐败行为的成因主要从宏观制度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一)宏观制度层面基于制度层面的腐败成因分析，主要聚焦于制度不完善的探讨。制度不完善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其一，制度不完善体现在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制度漏洞、制度缺失,进而引起腐败机会的出现叫;其二，制度不完善还表现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运作失灵2、流于形式3 、低效和腐败 4。鉴于这两个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本文重点将探讨的是因制度漏洞或制度缺失引发腐败机会的出现，继而导致腐败行为发生。针对这一点，美国研究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克利特加德(RobertKlitgaard)在对大量腐败案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腐败机会出现的条件 5 。沿此路径，中国学者也验证了经济转轨期的制度漏洞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中以高层官员的腐败行为最为显著。上述梳理表明，制度因素对于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在强调制度因素的客观影响时,却忽视了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制度之中的人的主观感知因素。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的行为需要在制度环境中予以理论8。官员对于来自不同机会的感知程度,反映制度约束对于官员从事腐败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试图从主观感知视角来测量官员对于腐败机会的感知情况，为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数据。从客观性的制度因素来看，“小官”与高级别官员在职位、级别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会直接导致其在获取资源和机会方面有所不同；就主观层面而言，无论何种级别官员都会存在对腐败机会的感知,影响其主观感知的因素却又会因级别等不同而存在差别。因此,本文将在考虑客观因素(职位、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村官”腐败的研究，例如赵秀玲：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析，东岳论丛2 0 1 6年第7 期；陈建平，胡卫卫，郑逸芳：农村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的发生机理及治理路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 0 1 6 年第5 期；唐金培：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透析，中州学刊2 0 1 3 年第1 1 期；褚红丽，魏建：村干部双重身份的腐败惩罚差异，中国农村观察2 0 1 9 年第5 期；王冠中：乡政村治格局下“村官 腐败的原因及对策，理论导刊2 0 0 9年第1 1 期；沈孝鹏：精准扶贫领域“村官 腐败的发生诱因与预防机制一一基于中部6 省1 6 8 起典型案例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 0 1 7 年第6 期。这些变化包括基层官员的避责行为、行为风格、工作价值观、内外动机与绩效关系的变化等。近年来，有关基层“蚁贪”腐败报道不在少数。如广西纪检监察网曝光了一起“蚂蚁搬家式”腐败，马山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原站长莫神鉴利用职务之便，5 年受贿9 1 次,其中，一次收受最少的仅三四百元。收红包的时候,莫神鉴是这么安慰自已的：小贪不算腐败，“一次就一千几百块，没人知道也没人会查我这种小人物”。江苏省睢宁县教育局原局长梁龙卫7 年受贿8 6 0 余笔，平均每3 天一笔；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韩鹏4 年内贪污骗取公款等合计2 8 次，平均每次1.8 5 万元这些案件的特点是小额多次、长期持续，多发于基层、不易为人察觉。本文所聚焦的“小官”是相对于省部级以上的高层官员而言的，学界的研究认为主要指“履行政府职能并直接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具体包括县、镇（乡、街道）等基层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区、乡村等的基层干部”,持这一观点的例如黄扬,陈天祥：街头官僚如何推动政策创新？一一基层卫生服务领域中的创新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 0 2 0 年第4 期。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小官巨贪 的案例更多指的是村官这一类“小官”。然而，本文样本中职务犯罪罪犯样本都是在犯罪前属于国家公务员法定范围内的公职人员，但不包括“村官”，因此，本研究中所指的“小官”和“基层公务员”指的是县处级以下官员，但没有包含村官这一类群体。51廉政文化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级别)的同时,更加注重聚焦官员对不同腐败机会的感知等主观因素的测量,比如对“油水部门”和对“清水部门”腐败机会的感知有何不同。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小官”腐败行为的发生与职位、级别、“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的贪腐机会感知相关，对“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的贪腐机会感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犯罪。(二)微观个体层面基于微观个体层面探讨腐败成因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整合；在样本选择上，已有的研究大多从正常履职的公务员人手或依靠二手的腐败落马官员案例材料进行分析，缺少针对职务犯罪罪犯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犯罪者本身的主观感知研究。本文通过探讨个体的基本特征、风险感知和文化感知三个因素，来进一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1.“小官”的基本特征个体结构因素是影响贪腐行为的重要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会影响腐败,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伦理道德标准相对更高,更加倾向于遵守规则,因此较少参与腐败行为，工作岗位中相对多数的女性数量与低腐败值有较高的相关性。9-1 1 还有研究指出教育状况也会影响腐败，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各国发生的腐败现象有所减少。1 2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经济状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1 3 具体到基层公务员这一“小官”群体，与高级别官员相比，其大多是本土人，流动性较低4,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也因级别低等原因不高1 5 。基层公务员在职业发展方面容易出现升迁“天花板”现象1 6 。因此，这些现实中的人口结构特征实际上也深刻影响着基层公务员的行为。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因缺乏足够升迁空间而容易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都成为诱发腐败行为的因素。1 7 这些结构特征也显示出“小官”与高层级官员的差异。由此，本研究认为影响小官腐败行为的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受访者的个人背景及家庭经济状况两方面，即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经济负担）及家庭生活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小官”腐败行为的发生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生活水平相关。2.风险感知美国学者苏珊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指出“腐败与经济人假设是分不开的”,腐败行为人作为“理性经济人”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只有当预期收益（期望效用)大于预期成本时，人们的腐败动机会转化为现实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个体都是理性的，在进行决策之前，会进行风险-收益判断。腐败行为的发生条件是收益大于风险,而当风险高于收益时，个体就不会选择去从事腐败行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大部分人不会选择犯罪是由于腐败风险高于腐败收益，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个体而言，他们在从事犯罪行为之前会对风险进行考量，所谓风险，即指从事犯罪被发现和被惩处可能性的大小。在中国，公职人员除了面临司法惩处和党纪处分风险以外，已有研究发现失去尊严、自由、亲情等无形风险也是影响中国公职人员风险-收益判断的重要因素 7。基于此,对于腐败影响因素的探求,需要考量其对决策所起的作用。为了能够有效测量决策感知，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小官”腐败行为的发生与其风险收益感知、被发现风险感知、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相关，风险收益感知、被发现风险感知、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程度越低，腐败行为越易于发生。3.文化感知各种社会文化要素，例如组织文化、关系网络等，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载体，他们亦会对个体行52为产生影响。目前，部分学者研究了文化和社会资本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发现群体成员间彼此依赖合情合理，文化为形成关系密切的特殊群体（与权力距离大、崇尚群体主义有关）提供有利环境，从而李莉，李宁卉“小官”何以贪腐？也为产生违背道德准则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个人会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从而从事腐败行为。尤其是文化、共同价值观和个人所在的社会网络，会影响个人行为、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制度和法律基础。消极的社会资本(特殊信任)和权力距离大、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与各国的腐败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1 8。在中国语境下,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一把手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管；法治缺失，制度约束刚性不足，公职人员在公权行使过程中深受人情关系影响，权力关系网错综复杂等；学者基于“圈内化 理论和官员个性特质的分类，指出“偏向利已型”与“偏向利已型”偏向利已型”与“利己利他兼顾型”结合形成的圈极大增加了腐败风险“圈内化”的可能性。在“圈内”文化影响下，官员在单位集体中感知到的权力距离越大，个体对上级权威的服从性越明显，越易于造成一把手带头下的“圈内腐败同质化 现象。1 9 虽然上述研究强调了社会和单位集体文化对于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却未能对高级别官员与基层官员是否存在差异做出更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就共性而言，各层级官员都受到组织内部与社会环境双重文化的影响，但就差异而言，作为“小官”的基层官员所处的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更容易受到关系、人情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 2 0 ;另一方面，基层的官僚组织的特征也有别于高层级官员所处的组织，例如基层组织的层级属于行政体系的底层，更容易产生“唯上型”唯命是从的等级现象 2 1 。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中的文化感知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和集体文化感知两个变量，本文提出假设4：“小官”腐败行为的发生与社会风气和集体文化中腐败亚文化感知相关，社会风气和集体文化中腐败亚文化感知程度越高，腐败行为越易于发生。三、研究框架上述关于我国官员腐败行为成因的研究表明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都是重要的考量内容。然而，已有研究中对于主观感知因素的探讨却被长期忽视了。因此,本文将聚焦于主观层面，系统探讨“小官”贪腐的主观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官员对于制度的感知因素，例如机会感知因素等，也包括个体层面的主观因素，例如决策风险感知因素等。基于此,本文尝试整合并构建我国“小官”贪腐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见表1），并据此理论架构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实证研究。表1 研究设计类别自变量因变量一级概念结构因素机会感知因素文化感知因素决策风险感知因素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二级概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中排行是否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经济负担）家庭生活水平（社经地位）父母职业职位部门级别油水部门感知清水部门感知社会文化感知集体文化感知风险收益感知被发现风险感知法律惩罚风险感知党纪惩罚风险感知53廉政文化研究2 0 2 3 年第4 期四、数据收集与基本描述腐败犯罪研究的实证数据获取非常困难。本次研究过程中相关人员以法律监督员的身份，历时8 个月的时间，对中国H省X市监狱中的职务犯罪罪犯进行了深度访谈，基于访谈提炼出的要点进行问卷设计，构建了中国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量表。基于量表之上，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地点依然选取在H省X市监狱。此监狱共有职务犯罪罪犯1 4 9 名，全部来自H省。研究人员通过监狱管理干部的帮助，以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 4 9 份。其中个别调查对象由于调查当天忘记佩戴眼镜或文化程度太低等原因未能完成问卷填写，最终实际获得有效问卷1 4 1 份。在完成了职务犯罪罪犯问卷调查之后，为了能够与正常履职的基层公务员形成对比，又根据1 4 1 名职务犯罪罪犯的年龄、职级、案件涉及领域等特征采用按比例抽样方法，分别在H省X市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对基层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以问卷星的形式进行发放。由于很难协调受访人员的填写时间，此阶段调查采用了不同时段发放的方式，共计持续了三个月时间，获取有效问卷2 2 0 份。两个阶段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 5 6 份。本研究的研究范围限于研究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腐败行为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尤其是其主观感知因素的影响，研究因变量为基层公务员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研究对象分为两类：腐败行为群体（职务犯罪罪犯)及无腐败行为群体（一般基层公务员）,两类样本之比约为1：2。本研究虽然涉及到的职务犯罪罪犯样本数量较少，但依然具有典型性。原因有三点：首先，本文聚焦于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罪犯和正常履职的基层公务员，而基层公务员属于中国基层政府有效运作的重要载体 2-2 3 。例如在县域层面,政府本身的级别不高 1 6 ,但权责繁重。在公务员层面，具有较多相似的特征，除少部分官员上升较快，而绝大多数公务员晋升机会小，长期停留在具体岗位工作,他们成为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土干部 2 4 。其次,H省X市监狱关押的职务罪罪犯中有很多县处级以下基层职务犯罪罪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为管理严格，官员群体一般都不接受外部的调查,内部统计资料也较少公开。因此,对于官员，虽然有各种感性认识,但学术研究资料相当稀缺，尤其是针对职务犯罪罪犯的调查数据就更加缺乏。本研究涉及两个群体的样本都是较难获取的一手资料。以H省X监狱作为样本来源之一，主要是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虑。更进一步而言，客观来看,H省X监狱的职务犯罪罪犯涵盖了H省县处级及以下的各个层级职务犯罪罪犯，H省处于中国中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对其职务犯罪罪犯的研究能够反映县域层面的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特征。最后，中国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存在于县乡治理中，置身其中的基层公务员必然受到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文化 2 5-2 6 中各种非正式制度 2 7 的影响。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由于流动性低，也会深受官僚体制内部的圈内化影响 1 9 。中国各地不乏地方特色，但总体而言，上述这些因素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具有普遍性,H省X监狱职务犯罪罪犯接受司法惩处前都是H省所在县区等基层部门的公务员，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一）职务犯罪罪犯样本基本情况本次调查的犯罪组有效样本总计1 4 1 份,通过对职务犯罪者的基本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样本的主要特征为男性、腐败行为发生时均为县处级以下基层公务员、来自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等部门、贪污受罪、中重度犯罪。(二)腐败行为成因分析本文以复选题型方式调查有关腐败行为的成因（见表2）。针对职务犯罪罪犯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 4 1 份有效问卷中，受访者认为自已犯罪归因为“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干”的占比4 7.5%；“不敢违背54关于此量表构建的详细说明参见李莉、李奋飞：我国基层公务员职务犯罪行为动机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9 年第5 期。李莉，李宁卉“小官何以贪腐？领导的意思”的占比32.6%，“认为工资太低不够花”的占比31.2%，其余的原因还有“很难被发现”占比21.3%；“为了显示作为领导的地位和面子”的占比12.8%；“美慕别人生活”的占比11.3%。进一步分析，可将职务犯罪罪犯所认为自己犯罪的原因分为归己型内因（例如“羡慕别人的生活”“显示地位和面子”等，和归他性外因（例如“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干”“不敢违背领导的意思”“工资太低不够花等）,见表2。表2 腐败行为形成原因原因A.工资太低不够花B.羡慕别人的生活C.显示出作为领导的地位和面子D.不敢违背领导的意思E.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干G.很难被发现1.结构因素差异分析为了进一步揭示腐败行为发生的机理，本文又对职务犯罪罪犯与一般正常履职的公务员在结构因素、机会因素、文化因素、决策因素四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对比分析。就结构因素而言，包括受访者个人背景和家庭状况两个维度。经卡方检验结果，由表3所列数据分别说明如下。结构因素男性别女x*-95.170*,入=0.16 9*2029岁3039岁年龄4049岁5059岁6069 岁*=116.974*,=0.282*高教育程度中低x2=35.445*,入=0.0 9 2是否家庭主要经济来源x2=0.190,入=0经济地位x2-9.670*,入=0.0 2 7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1)从性别分布来看，经卡方检验结果x2=95.170(P0.001)入为0.16 9(P=0.009）,表明性别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且具有统计上显著水平。由于犯罪组全部是男性，与正常履职的公务员的性别分布不同。这是因为犯罪组样本来自H省X监狱，该监狱属于男子监狱，因而这一变量同意/%31.211.312.832.647.521.3表3结构因素交叉分析结果一般(n=215)犯罪(n=141)次数百分比/%10151.59548.5137.210055.66133.963.30015073.93517.2188.9是123否75高5中107低89总计(n=356)次数百分比/%1411000010.1100.94138.34037.31514.05241.65544.01814.462.17337.9402.51153.24644.347次数24295141101024615202903664.619635.411510.61644.215345.2136百分比/%71.828.24.938.335.616.05.261.627.411.063.037.05.250.244.655廉政文化研究2 0 2 3年第4 期在本研究中并无法揭示性别与腐败的关联。（2)以年龄分布来看，经卡方检验结果x=116.974(P0.001），入为0.2 8 2（P0.001），表示年龄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且具有统计上显著水平。具体来看，犯罪组样本年龄层最多为4049岁，约占38.3%，其次为5 0 5 9 岁，约占37.3%，总计占了七成以上；一般组公务员的年龄层则以3039岁（约占5 5.6%)居多，故犯罪组样本的年龄偏高。这反映出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需要时间的累积,尤其是按照公务员晋升机制,在中年及之后随着职位晋升后腐败的可能性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犯罪组是已经服刑人员，所以也反映出腐败行为有可能存在潜伏期。(3)就教育程度而言，卡方检验结果x=35.445(P0.001)，入为0.0 9 2(P=0.188)，表示教育程度高低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但从=0.05的显著水平来看,本项数据并未达统计上显著水平。一般组学历主要集中在高学历（7 3.9%），犯罪组主要以高学历（4 1.6%）和中等学历（4 4%）为主，两个群体的差异在于出生年份不同，犯罪组由于年龄整体偏高，受教育程度较低，这符合新中国成立后的代际之间的教育差异现状。但总体而言，两个群体都普遍处于中高等教育程度，显示了腐败类犯罪的白领化特征。（4)从经济状况而言，是否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可以反映经济负担高低，卡方检验结果x2=0.190，二者并未达统计上的显著差异（P=0.663）。该结果显示,犯罪组与一般组差别不大,六成以上都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表明其承受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这有可能影响他们对腐败收益的感知。家庭生活水平可以表示被调查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卡方检验结果x=9.670(P=0.008），表明犯罪组与一般组差异不显著。一般组承认其处于中等收人和较低收人水平的比例分别为5 3.2%和4 4.3%；犯罪组则分别是4 4.2%和4 5.2%，两个组的趋同性反映出基层公务员可能由于工资水平低，感受到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这使得其腐败犯罪时的收益感知会更加强烈。2.机会感知因素差异分析根据本研究架构提出的机会因素一一职位、级别、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感知四个变量，依据前述研究假设1，即认为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与职位、级别、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感知程度具有相关性，进行百分比列联表交叉分析及卡方检验。相较于一般组，本研究假设犯罪组对于油水部门的贪腐机会感知程度更高。分析结果见表4 所列数据。表4 机会因素交叉分析结果一般(n=215)结构因素次数政府37人大、政协4党委组织18群团组织（团委、妇联等）2职公共服务机构（学校、医院、公益组织等）位与法律相关的机构(公、检、法、司）国有企业农民其他x2=42.149*,入=0.113*科员副科级级正科级别副处级56正处级副厅（局）级x*=25.527*,入=0.0 4 2*犯罪（n=141)百分比/%次数18.7432.019.131.026633.31155.65326.821.052.54223.24726.05329.33117.121.163.3总计（n=356)百分比/%次数34.1800.852.4211.641915.043.23527.8001915.12123.11314.32729.71213.21415.444.4百分比/%24.71.56.51.28526.2154.68827.220.6247.46323.26022.18029.44315.8165.9103.7李莉，李宁卉“小官”何以贪腐？续表一般(n=215)结构因素次数油水高部门中感知低x2=-85.975*,入=0.2 7 7*清水部门感知x2=6.225*,入=0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1)从犯罪组与一般组的职位部门分布状况来看，犯罪组中属于政府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国有企业的占比明显高于一般组。卡方检验结果x=42.149（P 0.0 0 1），说明职位部门与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相关性具有统计显著性。若以关联系数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入为0.113（P=0.036），表示职位部门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并具有统计上显著水平。犯罪组的职位分布主要集中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这反映出在基层单位，腐败对象的主要来源与其他级别官员的来源相近。（2）从犯罪组与一般组的级别分布状况来看，犯罪组处级干部占比高于一般组，经卡方检验结果x2=25.527(P0.001）,说明职位级别与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相关性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若以关联系数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入为0.0 4 2（P=0.002），表示职位部门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并具有统计上显著水平。按照党政系统的一般规则，科级（包括副科级)及以上级别的公务员界定为政府官员。县级领导岗位为正处级或副处级（通称县处级）。这一群体在犯罪组比例较高表明了虽然基层一把手的级别并不高，但一把手的腐败机会可能会更多。（3）从油水部门贪腐机会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油水部门贪腐机会多的占比为36.9%，明显低于一般组8 7.4%，卡方检验结果x2=85.976（P 0.0 0 1），入为0.2 7 7（P=0.001），表示油水部门感知程度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低度相关程度，并具有统计上显著水平。通常，财政局、交通局、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类权力较大的单位被称为“油水部门”，在县里这些单位被视为“大局”。由于这类部门都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往往容易滋生腐败机会，这也会影响对其的感知。在本研究中，犯罪组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并未感知到油水部门的腐败机会更多，与原假设相悖。本研究认为由于犯罪组样本并不都是来源于这些所谓的油水部门，这一结果实际为我们理解腐败机会及主观感知提供了更有意义的视角，即腐败机会感知在犯罪组与一般组的差异表明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实际并无所谓的油水、清水部门的绝对划分，任何部门都有滋生腐败的可能性。（4)从清水部门贪腐机会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和一般组大多认为清水部门贪腐机会较少，但一般组认为清水部门机会少的占比略高。卡方检验结果x2=6.225（P=0.0 4 4），这一结果与对油水部门腐败机会感知的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对于正常履职的公务员而言，他们对于油水和清水部门的感知存在较为明显的划分，但犯罪组却并非如此。这反映出对于腐败行为而言，由于高度隐秘性，很多即使是清水部门也未必没有腐败的可能性。这一结果也打破了我们常常从非犯罪人视角来看待腐败的习惯性认知。3.文化感知差异分析根据本研究框架提出的文化因素一一社会风气和集体文化感知，卡方检验结果见表5 所列数据。犯罪（n=141)百分比/%次数17487.4178.584.0高7中30低162总计（n=356)百分比/%次数4136.95347.71715.33.5215.13081.483百分比/%21569.47022.6258.11.7926.16072.22452.919.178.057廉政文化研究2 0 2 3年第4 期表5 文化感知交叉分析结果一般（n=215)结构因素次数社会高风气中感知低x2-11.990*,入=0.0 0 7集体高文化中感知低x2=0.991,入=0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从社会风气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社会贪腐风气程度高”的占比为39.8%，约为一般组的2倍(2 3.0%）。从集体文化风气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与一般组无明显差异。这反映出从单位内部层面来看，集体文化风气差异并不大，换言之在官僚体系内部，基层的圈内化等特点都具有共性；但从社会风气感知来看,犯罪组对此的感知程度会更高，也表明了从事腐败犯罪行为者很有可能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更大，易于“随大流攀比”等。4.决策风险感知差异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本文萃取出风险收益感知、被发现风险感知、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四个子量表，与腐败行为发生与否进行统计分析。依据前述研究假设3，即腐败行为发生与风险收益感知、被发现风险感知、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程度高低具有相关性，进行百分比列联表交叉分析及卡方检验(见表6)。结构因素百分比/%高131风险收益中感知程度低x2=40.195*,入=0.18 1*高被发现风险中感知程度低x2=19.083*,=0.043高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程度x2=7.929*,入=0.0 0 5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程度x2=8.120*,入=0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从风险收益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风险收益高的占比为2 7.7%，远低于一般组6 3.9%，从被发现风险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被发现风险高的占比为4 4.9%，明显低于一般组6 9.2%，从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被法律惩罚风险低的占比约为一般组的2 倍，从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情况来看，犯罪组认为被党纪惩罚风险高的占比6 8.2%，明显低于一般组8 2.5%。这一结果58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就风险收益和被发现风险两项感知而言，腐败犯罪人与一般正常履职的公务员存在显著差异，在这两项感知中,犯罪组均高于一般组。从犯罪者视角而言,这符合犯罪行为人的犯罪（n=141)百分比/%次数4523.010352.64824.516785.72713.810.5表6 决策风险感知因素交叉分析结果一般(n=215)犯罪（n=141)次数次数63.9287436.10014669.26430.310.5199.0中167低25高中17035低1总计（n=356)百分比/%次数4739.85546.61613.610283.62016.400百分比%27.76968.344.04944.95752.332.876.4.79.27611.82682.57117.0320.51百分比/%9229.315850.36420.426984.94714.810.3总计(n=356)次数百分比/%15952.014346.741.319560.912137.841.3268.169.724323.95168.224130.8671.0276.015.977.821.60.6李莉，李宁卉“小官”何以贪腐？心理，正是由于他们对收益感知高，风险感知低,所以才有可能从事腐败行为。其次,再看被法律惩罚和被党纪惩罚两项感知而言，犯罪组认为被法律惩罚风险高的比例较低（6.4%），但认为被党纪惩罚风险高的比例较高（6 8.2%）。从犯罪人视角来看,虽然对受到党纪惩罚带来的风险的感知较高，但对于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较低，因此腐败行为频频发生就在所难免了。更进一步来说，在我国的党政机关体制内，8 0%左右的公务员，9 5%左右的领导干部都属于中共党员，因此腐败行为不仅会受到司法惩处，也会受到党纪惩处。这一数据也表明了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纪惩罚的威慢力更为明显。五、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为深入了解并整合上述各部分统计分析结果，依据本研究设计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1=犯罪,0=未犯罪)的特性,本研究将进一步以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提出以下回归分析模型加以说明(见表7)。本研究主要将结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观察机会、文化、决策感知三者对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影响。整个模型的二元对数似然值为38.5 15,2=134.8 18(P0.001）,N a g e l k e r k e R 2=0.8 5 6。表7 结构、机会、文化、决策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模型59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影响因素性别(1)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因素家中排行是否主要收人来源（1）家庭生活水准（社经地位）职级机会感知油水部门感知因素清水部门感知文化感知社会风气感知因素集体文化感知风险收益感知决策风险被发现风险感知感知因素被法律惩罚风险感知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常数x2-134.818注：1.*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2.报告系数为发生比（oddsratio）；括号中为系数标准误。就年龄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言，年龄越高腐败的比例越高(Beta=5.737）,高年龄者发生腐败行为比不发生的概率大了5.7 37 倍，亦可说高年龄公务员发生腐败行为的期望值为不发生者的310.149倍(Exp(B)=310.149);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统计值达=0.01的显著水平。就职级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言，基层公务员职级越高越不易腐败（Beta=-1.372），低职级公务员发生腐败行为约为不发生者的4 倍，亦可说低职级公务员发生腐败行为的期望值约为不发生者的4 倍(Exp(B)=0.254);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统计值达=0.01的显著水平。就油水部门贪腐机会感知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言，由于感知程度的赋值情况为1=高，2=中，3=低，即感知程度的值越大，感知程度越低，越易腐败（Beta=3.082）,对油水部门贪腐机会感知程度低的发生腐败行为约为不发生者的2 1.8 0 8 倍(Exp(B)=21.808);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统计值达由于父母职业和职位部门两个变量不具有统计学上显著性，且加人这两个变量后严重影响模型整体显著性和拟合优度，故将这两个变量排除，剩下变量纳入回归模型。Beta(SE)-27.566(2996.772)5.737(1.740)*0.899(0.954)-0.567(0.406)0.808(0.964)-0.824(1.009)-1.372(0.491)*3.082(1.405)*-2.033(1.622)-3.174(1.234)*-3.308(2.474)1.358(1.181)1.585(1.117)2.073(1.298)3.738(1.716)*-10.706(6.738)-2LL=38.515Exp(B)0.000310.1492.4560.5672.2420.4390.25421.8080.1310.0420.0373.8904.8777.95142.024廉政文化研究2 0 2 3年第4 期=0.05的显著水平。由此观之,相比职务犯罪者,反而更多未犯罪的一般公务员认为油水部门“捞油水”的机会多。也就是说，认为油水部门“捞油水”“吃拿卡要”的机会多，成为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普遍观念。就社会贪腐文化风气感知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言，由于感知程度的赋值情况为1=高，2=中，3=低,即感知程度的值越大，感知程度越低,越不易腐败(Beta=-3.174），对社会贪腐文化风气感知程度高的发生腐败行为约为不发生者的2 3.8 倍（Exp(B)=0.042);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统计值达=0.01的显著水平。也就是说，越认为社会贪腐文化风气泛滥，越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这与研究假设一致，社会中腐败亚文化感知程度越高，越容易犯罪。就被党纪惩罚风险感知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程度而言，由于感知程度的赋值情况为1=高,2=中，3=低,即风险感知程度的值越大,风险感知程度越低，越容易腐败（Beta=3.738）,对党纪惩罚风险感知程度低的发生腐败行为约为不发生者的4 2.0 2 4 倍(Exp(B)=42.024);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统计值达=0.05的显著水平。也就是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