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能视域下加拿大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pdf

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效能视域下加拿大社会治理的经验与 启示赵健（贵州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01）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越性，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在长期的社会治理探索中，“数据孤岛”导致的治理效率低下、原子化个体导致的治理体验不佳、效能感缺乏导致的治理参与不足成为我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需要破解的难题。加拿大社会治理实践中彰显出来的以公民为中心、全力开发人力资源、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等经验，对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有重要启示：树立“服务”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电子化体系；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改革公务员评价与甄选模式；摒弃“单中心治理模式”，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关键词：治理效能；加拿大；社会治理；启示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青年项目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微教育”模式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20FDY028。作者简介：赵健（1993-）男，硕士，山西运城人，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彰显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创新能力，也保障了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趋利避害、稳步前进。闭门造车已然不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抢抓机遇”与“直面挑战”并存、“说明1世界 与 解释世界 的沟通”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具散化”“后单位社会”流露出来的社会微观单位孤立化、社会联结薄弱化、社会关系淡漠化等特征，让人们不断陷入因原子化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梳理、社会失范的2社会总体性危机。”原子化个体的无限扩大衍生出来的需求多元化导致社会治理无法满足个人视域中的全面需求，进而导致个人的负面治理体验大于“单位社会”形成的群体负面体验。加之起到价值与需求整合作用的社会组织发展长期处于低位状态，原子化个体的组织化、集成化速度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高速化步伐，导致原子化的个体感知社会治理体验时产生不佳、漠然的态度。效能感缺乏导致的治理参与不足。在“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下，社区解决问题的有限性与公民多元主体自身目标的功利化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负外部效应”引起的存在感、效能感的缺乏使得利益不均衡下的集体行动变得“迟缓”与“低效”。而各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与执行”的偏差，使得公民对社会治理效能提升而带来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漠然待之，进一步陷入了政府社会3治理的“利益差异与集体行动困境”。缺乏治理主体参与的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方略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20世纪90年代，面对机构臃肿、浪费严重、繁文缛节盛行、民众质疑等社会问题，加拿大适时展开了例如“公共服务2000创议”和“项目审查”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实现了社会治理机制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加拿大社会治理实践中蕴含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觉选择和相互适应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我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存在的问题“数据孤岛”导致的治理效率低下。“数据孤岛”起源于“信息孤岛”理论，数据被分割、存储在不同的物理空间而无法实现互联互通，无法利用最大化的数据结构呈现数据网络与数据增值，与数据互通、互享的天然属性相背离。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伴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而需要数据作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燃料”，只有“燃料”足够充分时才能在治理启动、治理流转、治理决策、治理回馈中实现精、准、快、稳。然而“数据孤岛”所衍生出的“物理孤岛”与“逻辑孤岛”，不仅阻碍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和实体产业的优化升级，还会因“数据鸿沟”的负面影响降低社会治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孤岛的林立在产生大量“数据垃圾”的同时，也耗费了数据利用的技术成本、时间成本、物理成本、心理成本，最终导致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原子化个体导致的治理体验不佳。随着“国家单位个人”纵向控制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社会原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社会松188治理，使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沦为虚置，“公众的公共精神、社4会责任感、及主体意识无法得到有效激活”，多维互嵌型社会治理格局尚未形成聚合态势，社会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的格局难以打开。加拿大社会治理实践的宝贵经验核心理念：“以公民为中心”。1994年，加拿大倡导的“公民第一”运动、启动“政府在线”工程，将“我们来自政府，倾听你的声音”5作为核心理念，发布运用信息通信科技改革政府服务蓝图，试图通过网络将政府服务无触角地传递给个人和企业。通过十年的实践和改革，“电子政务发展成熟度指标，已经连续五年排6名世界第一”。在“政府在线”工程建设中，重突出了以下三点：第一，将“创建更容易接近的政府”理念贯穿于网站建设全过程。政府网站设计分为加拿大公民、企业和非加拿大公民三大板块，电子政府提供的服务涵盖公民生活需求的大部分，“足不出户”即可让公民和企业快速、便捷办理好相关业务。第二，将“公民一起参与进来”理念贯穿于网站建设全过程。在项目启动之前，征求各界民众的意见建议。在项目建设之中，开设“在线论坛”，鼓励公众对在线系统的内容、可浏览性、安全性、个性化服务等提出意见，不断加强对网站的优化调整。在项目建成之后，根据现实需求和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内容，及时设立全新版块，确保准确性和实效性。第三，将“政府服务属于每一位公民”理念贯穿于网站建设全过程。“政府在线”提供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选择，对初次使用者设置新手指南。“政府在线”工程极大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践行“以公民为中心”核心理念的有效探索与实践。发展主线：人力资源的开发。以人力资源开发和发展为主线进行改革，是加拿大社会治理改革的独到之处。一方面，从国外大量引进有核心技术、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另一方面，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倡导“全民教育”“终身教育”，使得“20岁以上的成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达30%，安大略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高达50”。7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公务人员中施行“绩效报酬”以及在基本报酬内附加“风险报酬”两项制度，有效地遏制了公务人员的工作懈怠。2007年启动的“公共服务更新行动计划”是对政府人力资源发展的又一次全面推进，主要有四个优先项目：第一个是制定适应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第二个是实施公务人员优选计划；第三个实施公务人员优育计划；第四个实施公务人员优管计划。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加拿大社会治理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智力保证。必要补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活动范围广、精细化程度高、社会影响力大，涉及公民生活中福利、互助计划等各个方面。政府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制定法律界定志愿组织，保证其合法地位，并给予资金支持，加拿大志愿者协会90%的资金都来自政府的专项拨款，政府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设立“志愿部门创议项目”。通过政府的支持，非政府组织实现了公民、政府和学校的“三赢”，最好的例证即是多伦多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虽为社会服务组织，却由安大略政府和多伦多大学共同出资支持，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是有编制的公务人员，而是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提供法律指导。多伦多法律援助中心对于公民而言，使其获得了最便宜的法律服务；对于政府而言，使其以最小的成本减轻了在社会公共法律服务方面的压力；对于学校而言，则尽可能的提升了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类似的非政府组织在加拿大数不胜数，它们作为政府社会治理的“助手”，有力推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加拿大社会治理经验对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启示树立“服务”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电子化体系。在新的历史方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公务人员牢固树立“服务”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服务的重要标准，公民也要转变思想、转变理念、转变行为，主动地选择合法、正当、适宜的服务。首先，电子政府建设要统一谋划、形成合力，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规避陷入“富裕”的“数据孤岛”。其次，电子政府建设要树立服务理念，使政府职能由“管”向“治”转型。再次，电子政府建设不仅要主动投入，还要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扩大融资渠道，实现共建共享。最后，电子政府建设应以提供均等化服务为目标，缩小各地区“数字鸿沟”。我国地域广阔，通过互联网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社会治理联系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带来的政府治理新途径，应高度重视、抢抓机遇、主动作为。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改革公务员评价与甄选模式。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境遇下，人才的竞争俨然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使每个人的优势与能量发挥到极致，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开发人力资源必须要依靠教育，保证人才储备的连续性和优质性。要保证教育从“量”向“质”转变；要重视教育东、中、西部均衡发展，使教育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落实到实处，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奠定人才基础。公务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其治理能力与治理观念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改革公务员评价与甄选模式至关重要。首先，要实行以能力为依据的甄选及升迁制度，摒弃传统重视“资历”而轻视“能力”的做法，实施核心行政人员人才培育计划，建立高级人才培育、储备制度以及弹性任用机制。其次，改革公务人员考核与评价制度，杜绝传统的依靠经济效益来判定政绩的方法，在综合、动态的评价社会治理成效的基础上对公务人员进行考核。摒弃“单中心治理模式”，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从加拿大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经验和活动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在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积极培育这个“最佳伙伴”，让其“茁壮成长”，但是也要防止“失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发生。树立“多中心治理理念”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一环。应着重从以下几点发力：一是依法有序培育非政府组织，放宽准入标准；二是加快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化进程，逐步消除公务人员在非政府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三是加大对非政治组织的投入，包括资金支持、政策支持等；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运行与管理；五是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保证其公益性与非营利性；六是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使其能够真正成为政府的“助手”，填补政府社会治理的“空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冲破“管理”的牢笼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何在“中国之治”的探索中实现社会稳定与人民幸福相统一？加拿大社会治理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借鉴，用好这一笔宝贵的财产，将为我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镜鉴。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需要我们不断创造有利条件，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厚土壤中实现“大国之制”与“大国之治”的统一。参考文献1邹贵波.中国精神:伦理情怀、时代际遇与逻辑建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7-542田毅鹏，吕 方.社会 原子化:理论谱 系及其问题表达J.天津社会科学，2010(5):68-733徐婷婷，沈承诚.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J.江海学刊，2012(3):228-2334徐顽 强.社会治 理共同体的 系统 审视与 构建路径J.求 索，2020(1)161-1705郑慧.加拿大公共服务改革研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8-1496严明，吴鹏.国外电子政务案例加拿大政府的信息 资源 管理J.电子政务，2005(21):6-127于 凤荣.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之我见J.行政论坛，2008(5):86-8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