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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政府发展理念变革四大课题破解政府发展理念变革四大课题解决好 经济增长 与 经济发展 的关系，果断地放弃G DP增长主义国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与民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不断做大蛋糕国有企业要把盈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目标下，在盈利的基础上促进公益最大化改革开放30年，社会公共需求结构呈现战略性升级的基本趋势。从私人产品短缺到公共产品短缺，社会突出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深刻地揭示以人的自身发展为核心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主题。由此，形成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转型的特定背景和目标要求及重大课题。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必然伴随着政府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再保持20年至30年的较快增长，是各方面的共识和期盼。并且，我国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巨大潜力。问题在于，面对现实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看，其出路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其中关键问题在于，要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果断地放弃 G D P增长主义。首先，经济增长能否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不同的内涵。增长更侧重于资源配臵的效率，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另外四个要素，即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过去以做大总量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尤其是政府把相当多的资源集中于经济领域，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伟大历史。现实的问题是，实行增长至上，以增长代替发展，强化了结构失衡、分配失衡、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的突出矛盾与问题。面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阶段以G D P 增长这个 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其次，为什么要终结G D P 为中心的增长主义？概括说，G D P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第一，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由此形成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和积极性。第三，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不能也不应当长期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上。单一的经济增长常常容易使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并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再是，要不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 G D P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增长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内在的联系，并形成政府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相关机制与政策。例如，上级政府确立一个量化的增长目标，层层分解，落 实 到 各 地 各 级 官员 身 上，使 G D P的增长成为官员考核升迁的主要指标。这一机制的形成，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这样，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往往倾向于为G D P增长让路。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有可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例如：第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第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第四，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毫无疑问，国富、民富都十分重要。民富国强是我们追求的基本目标。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民富国强。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带来哪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的阶段，实行国富优先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它可以使国家有能力解决社会的贫困状态。问题在于，当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发展型新阶段，仍然坚持国富优先的发展，就容易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 求 不 足，使 经 济 发 展 缺 乏 内 生 动力；二是国富民不富，并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否实现民富国强？一方面，民富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由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新阶段的民富，在有利于解决公平发展的同时，创造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适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此，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如何着力构建民富优先的体制基础？应当说，国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与民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有利于国富发展的制度安排未必能自动全面地带来民富。为此，需要加快构建藏富于民的体制。例如，第一，合理控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第二，构建社会成员共享国民财富的机制，使国家财富真正惠及全体公民；第三，保护居民财产，建设财产性收入的体制性基础，尤其是让农民能够明显地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体制机制。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做大蛋糕将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清楚地判断当前制约做大蛋糕的主要因素？如何构建做大蛋糕、共享蛋糕的有效体制？我国是否进入 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30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问题，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 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现实看，从中长期趋势看，从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因为，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大蛋糕十分重要，分好蛋糕同样重要。我的看法是，我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估计 分好蛋糕 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当前，切蛋糕中存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有效社会需求的形成；另一方面，切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 题，将 影 响 进 一 步 做 大 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不断做大蛋糕。如何建立、完善 分好蛋糕 的体制机制？应当说，当前在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上都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这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能够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否实质性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资本：盈利性还是公益性？国有资本：盈利性还是公益性？国进民退成为当前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认为，只要目标明确，应当国进、民进并举。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有资本往哪进？这就需要深入探讨在市场主体形成和公共产品短缺的两大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本的盈利性与公益性的关系。新阶段国有资本的形成和定位与 30年前有什么明显不同？第一，在国有资本的形成上，过去主要依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国有企业仍有着特定作用，但是不是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使其逐步成为国有资本形成和扩大的重要来源。第二，在新阶段国有资本的定位上，国有资本是不是应当更多地配臵到公共领域，而不是市场领域。国有资本如何在盈利性、公益性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一方面，在市场主体基本形成的背景下，国有资本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大量配臵在市场领域，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 下，国 有 资 本 应 当 强 化 其 公 益性。在我看来，国有企业不是不要盈利性，盈 利 性 是 一 个 企 业 的 基 本属性。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需要把盈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目标下，在盈利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福祉的最大化。就是说，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的形式配臵于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配臵于社会公益领域，在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如何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第一，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加快破除行政垄断，允许、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相关领域；第二，加大国有资本在公共领域中的投入。以住房为例，加强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以能源为例，加强能源安全建设；在自然垄断行业，以 保 障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为 主(水、电、气、医等)；第三，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为公共财政奠定基础，以有利于加快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需要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需求，以更大的魄力解放思想，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迟福林 作者系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后危机时代外向型经济如何着力后危机时代外向型经济如何着力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维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对此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长期处于高位，也是不利于其经济机体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既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如果我们能提高自身利用外资的能力与水平，也是从战略上谋划对外贸易长远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主持人：本报记者柳 森嘉 宾：金 芳（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化经济研究室主任）柳森：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 月份当月出现的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止了我国自 2004年 5 月以来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一时间，中国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了吗 这一问题引人关注。金芳：这次单月贸易逆差出现后，大家反应较大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维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对此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习惯了某种思维定势，就忽视了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长期处于高位，也是不利于其经济机体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是评价一个经济机体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长期较高，进出口失衡明显，外汇储备又很高，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从长期来看，在稳定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的相对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我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的题中之意。柳森：也就是说，对于此次单月贸易逆差的出现，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是不是一个趋势性变化的开始？金芳：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此次贸易逆差的形成还是阶段性或偶发性因素占了多数。比如，按照往年的规律，春节长假过后一个月左右，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都处于低潮。又如，近期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双上涨，导致企业出口动力不足。再如，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环境呈收紧态势。尽管我国经济已率先走上复苏之路，但欧美经济仍在低谷徘徊，由于消费者信心仍然不足，其消费需求多少受到抑制，而这就会在近期压缩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空间。但是，此次贸易逆差的出现，却是个很好的警示。它既部分反映出外部市场的动态变化，也提醒我们，进出口的相对平衡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对此，我们务必要提前做好心理上和应对上的准备，保持持续的关注与数据收集，但切不可凭着一个月的数据就妄下判断。柳森：近来，除了首现贸易逆差，在我国对外经济领域，另两则信息也十分受人关注。一是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另一则是，针对中国过往三十年进出口贸易一直大而不强的现状，商务部在广交会上发布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 2030年要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金芳：其实，在学界，贸易强国这个术语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年。尤其是2008年，我们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时，经常会强调，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那么也应该是一个 贸易强国、投资强国、金融强国。所以，贸易强国 的目标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个 贸易强国。对于国务院新出台的这个若干意见，我个人觉得更值得关注。因为今年以来，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而这个意见的出台，恰恰有力地证明，我们利用外资工作的开放度不仅越来越高，且正在向纵深处推进。比如，意见提出，当前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友好且强有力的信号。柳森：在您看来，这个若干意见还体现出了哪些新意？金芳：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这个 意见 贯彻了我们整个 调结构、转方式的政策指向。比如，在意见的第一部分，就明确提出，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 两高一资 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同时，它又提出了很多对应的举措，比如，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在 2010年 12月 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些措施不仅导向鲜明，而且与以往那些利用外资政策相比，能从国家层面提出这些政策，还是比较新的。其次，在利用外资方式这一块，意见特别强调了要利用资本市场。尽管过去我们经常说，利用外资，就是要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实际上，这里的两个市场往往只是落在货物市场。以往所谓利用外资也只是限于 FDI，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这次就很明显地提出了资本市场方面的内容，包括把 到境外上市 也作为一个很好的利用外资的途径。相应地，也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而以往，这些内容大多只会在一些与 金融工作 相关的指导意见中才有所涉及。再则，在意见的第四部分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中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3 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不仅允许的投资、增资额度有所提升，也给了地方上更大审批权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更大限度地缩小了需要由国家层面的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范围。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既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如果我们能提高自身利用外资的能力与水平，也是从战略上谋划对外贸易长远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物价温和上升物价温和上升 三驾马车更协调三驾马车更协调据上海证券报报道，4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将于下周二出炉。有关专家预测，4 月 CPI或在2.7%左右，物价仍处在温和上升通道；4 月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6.5%左右；消费增速约18%；出口增速将回升到30%左右。权威部门有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CPI同比涨幅由2 月份的2.7%回落至3 月份的2.4%，与春节过后物价回落的季节性规律相吻合。4 月份物价上涨可能还会维持较为温和的状态，但 PPI将保持高位上扬势头。有关专家预测，4 月 CPI为 2.7%左右，而PPI或在6%以上。商务部食用农产品周度数据显示，4 月前两周，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环比回落幅度较 3 月有所扩大，其中肉类环比跌幅依然较大。但从后两周数据来看，由于国家冻肉收储、4 月中旬倒春寒等因素，食品市场价格出现连降 7 周后首次回升。机构普遍认为，在食品价格等因素影响下，CPI仍将继续处在上升通道，但涨幅温和。申银万国首席分析师李慧勇预测，CPI将在今年8 月见高点，目前仍在温和上升通道中。商务部数据显示，4 月中旬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继续上涨五周，且周涨幅均在1.0%以上，特别是矿产品、黑色金属、建材产品、轻工原料，各周涨幅均位于高位；加之自 4 月 14日起，成品油价上调 3.8%，这将直接推高4 月 PPI环比涨幅。总的来看，一季度CPI上升主要是受食品价格的推动，而这里面有偶然性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今年4 月的CPI仍然在3%以下运行，但是，由于去年信贷快速扩张等因素，加上上游 PPI的高位滞后传导，全年通胀压力可能有所加大。相关预测显示，4 月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6.5%左右，消费增速约18%，出口增速将回升到30%左右。整体来看，我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在经济数据持续向好的同时，一些投资者担忧经济过热风险可能会加大，并导致货币政策等进一步收紧。尽管央行日前出其不意地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让加息的猜测在短期内有所缓解，但一些专家仍认为，目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年中 CPI上涨形势堪忧，央行在不断从数量上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后，未来会进一步利用利率手段从价格上进行调整，年内加息的预期仍不改。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政策正常化趋势将继续强化，未来调控政策还将继续出台。而存款准备金率手段超越历史水平的运用，也成为可能。但整体来看，由于政策调控及时到位，今年我国经济有望保持相对平稳、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三驾马车的运行格局也将更为合理。（记者卢晓平 秦菲菲 编辑 衡道庆）专家：政策退出五步还差两步专家：政策退出五步还差两步随着经济回归惯性增长，退出政策相继出台，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摇摆幅度加大的时期。近期地产政策频繁调控对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并由此引发政策调控可能伤害中国经济的担忧。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周期，很多行业将逐渐对此反应，站在长周期的角度，经济和市场都远没有到顶。政策类型不同决定退出与否我们把2008年10月份以来主要的刺激政策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救急性的临时措施。其中比较明显的有房地产的一系列措施、石化行业、有色金属、钢铁行业、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些政策与后续提到的促进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关系相对不密切；第二类政策的是以危机为契机促进结构转变，厘顺经济规律，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基础，如增值税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保制度改革以及资源税改革问题；第三类为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为救急性措施，以此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也符合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促进了最终内需，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从这个角度看，第一类措施将会退出，第二类将加强，第三类将保持。信贷政策是最早发出退出信号的政策。退出政策第二步的标志性是2009年 8 月 28日，国务院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其中作为振兴产业的钢铁被明确列为过剩产能行业；第三步是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第四步将是前期宽松地方融资平台，随着经济进一步好转，该非常措施也将正常化；第五步可能是关于出口部分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汇率问题和出口退税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继续好转，出口退税税率甚至人民币汇率都将重回危机前状况。在外围经济依然处于低速增长过程，出于谨慎的角度，市场将对每一个正常化进行反应，不排除出现过度反应的可能，实际上，前三次均有比较剧烈的反映。此轮退出与2004年的抑制政策不同。以钢铁行业为例，虽然同是各种需求导致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但相对 2004年，目前铁矿石价格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在去年开始的钢铁行业政策退出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急刹车的情形，反而在行业重组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效果。信贷政策方面，虽然从增速上看，拐点是确凿无疑的，但我们一直认为此次拐点的指示意义并不大，绝对量上看，M2增速和新增贷款目标都处于较高水平，保持经济正常增长问题不大，且信贷控制也是结构性的、有保有压的。地产调控政策对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抑制是显著的，但地产政策的调整不会伤害实体经济。首先从政策目标增新量、调结构、促存量来看，意图在增加土地开发量，以保证增加供给；从地方政府问责制方面促进了公租房、保障性住房以及限价房等推行的力度看。后续退出政策还差两步后续出台的退出政策可能集中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及出口相关鼓励政策。以地方投融资平台为例，市场一直担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大，后续如果出现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风险释放，市场很可能再次受到巨大冲击。我们认为，化解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信心部分来自于政府手中有土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速过程中，国内的人均基础设施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中央政府也在全力推进城市化，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就是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举措。只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持续推进，土地价格不出现大幅下跌，就不会危及到银行的资产质量。具体看，部分参与地方融资的银行往往有多道防火墙，如一般要求项目本身有现金流，后期具备转让股份条件，同时在项目评估时普遍采取谨慎策略，土地作抵押，要求地方财政有稳定现金流，最后还有中央转移支付作为一定程度的保障。因此，我们不认为银行会在地方投融资平台政策退出过程中暴露出大量坏账。出口相关政策也面临退出需要。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中国将致力于减少对外依存度，而危机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提振出口的措施很可能并不符合结构转型的需要，面临退出的可能，只是目前全球经济依然复苏缓慢，中国出口状况复苏相对脆弱，仍未到退出时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退出政策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的确认和认可。具体到有影响的政策上，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民币汇率将重回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另外是危机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出口退税比例调整政策也将面临退出，部分行业可能因此受到一定负面冲击。信贷政策是最早发出退出信号的政策。第二步退出是去年 8 月28日，国务院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其中作为振兴产业的钢铁被明确列为过剩产能行业；第三步退出是房地产市场一系列调控政策；第四步退出将是前期宽松地方融资平台，随着经济进一步好转，该非常措施也将正常化；第五步退出可能是出口政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汇率和出口退税问题,随着经济继续好转，出口退税税率甚至人民币汇率都将重回危机前状况。（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华创证券研究所高利 郭艳红）换一个角度看退出政策换一个角度看退出政策对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复苏了。中国必须考虑选择适当的退出时机。而加息并不是唯一的退出标志。比加息更重要的是，央行不仅应该真实地控制流动性，而且应该旗臶鲜明地控制流动性。给市场，特别是给地方政府明确的政策信号：经济需要走上正轨。对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复苏了。如果未来几个季度继续高速增长，甚至像某些经济研究人员所希望的恢复到中国经济过去 20、30年表现出来的极其高的增长速度，那么，通胀就不是预期了。中国必须考虑选择适当的退出时机。激进的救市举措激进的救市举措给退出政策带来的复杂性给退出政策带来的复杂性首先，这次救市举措力度大，而且实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防止全球性金融动荡向中国实体经济传导，阻止实体经济下滑，特别是为了防止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出现危险的互动反馈机制，经济刺激政策力度要比按照正常经济模型所预测的大得多。因此，必然有过度之嫌。由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旦危机趋于明朗、和缓，理论上应及时进行反向操作。包括加息、吸收过剩的流动性。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转向是十分迅速的，原则上央行要密切监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及金融市场的恢复程度。如果有必要，中央银行应该及时取消原有刺激政策、甚至反向操作。但是，由于中国与全球在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恢复方面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全球各国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和波动性远大于正常时期。因此，中国（一国）的退出政策往往要考虑、甚至一定程度依赖于外部调控的现实及预期。这便成为一种艺术。其次，中国这次的刺激政策重点不是超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而是通过极高的信贷投放实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都是流动性短缺、市场利率高企。造成实体经济难以获得资金及信贷成本高，从而大大限制了实体经济的运行。中央银行为了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可以通过降息来降低经济实体的资金成本，或者向金融体系和市场提供流动性，保证经济正常运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没有大幅度降低利率，当然更加谈不上零利率；而是大幅度地向市场提供信贷。中国的刺激政策看上去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了一定的政策空间（降息空间），但问题是：一是天量信贷很难以控制。因为商业银行一旦过度放贷，那么银行流动性就很快转化为市场流动性，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失去控制。而且，天量信贷部分显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即使流入实体经济的也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信贷资金的 自我创造能力有目共睹。二是升息的时机和空间将很难选择。因为降息不多，企业的资金成本并没有很大的降低，银行也没有很大的利差空间。一旦不恰当地加息，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很明显。因此，激进的货币政策在救市方面功不可没，但特殊的刺激举措对退出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已经不仅仅是复苏已经不仅仅是复苏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几方面实际数据反映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已经是有热的表现。首先，一季度GDP增长率11.9%的数据属于高的范畴。虽然许多人认为这是因去年处于深度金融危机低谷时的基数比较低的反映。但是，从中国央行近期发表的一季度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表明，与前一个季度相比，季节调整后季环比折年率为 12.2%。即实际上还比去年第四季度11.3%的季环比年率涨幅有所增加。这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消除与2009年初经济增长相比产生的基数效应。或许央行的估算数据难以百分之百准确，但至少部分反映一季度经济快速增长并非仅是由于去年经济放缓而造成的统计结果。特别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经减少新增贷款的情况下，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仍呈现实际的大幅增长。那么，在今年第一季度信贷仍然高速增长的滞后效应的情况下，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难道会低？其次，投资数据仍然令人震动。虽然一季度中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同比增长 9.1%，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0.4%。而且今年安排的5722亿元中一季度才开始陆续下达地方，仅公布了下达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 22.28亿元。但是，地方投资似乎没有这么客气。有 21个省区市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在10%以上的省份，都列出了长长的投资计划和拟开工项目名单。各省公布的投资增长目标中，不仅东北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沿海，甚至有的省提出的投资计划高达 12万亿元，令人愕然。显然，从地方投资发展的层次看，经济增长速度很难说是为了所谓的复苏，而是更加旺盛的经济热度。再次，宏观经济的供求矛盾正在加剧。这不仅表现在已经看到的巨大的投资热情导致的各种基础原材料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而且也反映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正在面临问题。这次央行的宏观经济报告的数据反映，3 月份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达到 3.06%，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为连续第七个月上升。所谓产出缺口就是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之间的差额。产出缺口为正基本反映出生产与需求的矛盾上升。特别是，缺口过大必然形成对物价上行的推动力。人们也许仍然为是否存在过热有争议，但是经济的客观数据还是提醒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选择适当的退出政策。选择特殊的退出政策方式首先，加息并不是唯一的退出标志。加息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对经济过热的降温（技术降息刺激经济的反向操作）；一是对通货膨胀预期或现实的控制。这两个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上，会根据当前不同的情况决定是否加息、加多少。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经济增长（准确地说是，经济增长率）是各级政府很重视的目标。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际经济部门，经济增长的边界很难确定，虽然有所谓的经济增长计划、规划。因此，加息对所谓的经济过热的应对往往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指标（以 CPI代表）又或多或少受到干扰，很难客观反映真正的社会总供需状况，反映也比较 迟钝。因此，经常会出现所谓的低膨胀高增长的美丽景象。加息当然就很不应该了。同时，从中国以降息作为刺激政策的手段的使用上其实也没有穷尽。利率水平也并非特别的低。如此，人们所一直期盼的加息一直难以到来。所谓加息作为退出政策标志就难以实现。那么，这是否表明货币政策将无所作为。其实，并非这样。央行完全可以将调控从利率手段转化为数量手段等来调控经济。其次，退出政策从控制流动性开始。控制流动性才是中国中央银行最应该做的，而且必须给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合理的、可持续的区间。对中国而言，这次刺激政策的很重要的着力点是信贷。这不仅必须在去年的天量信贷，而且也反映在今年一季度信贷投放量的持续性。显然，当前中央银行应该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市场流动性不可以像 2009年和今年一季度那样过度。虽然今年两次提高准备金率就是针对去年和今年一季度信贷过快增长的警示，但是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动仍然很明显。这不仅反映在信贷数据上，也反映在 GDP的数据上。因此，这对中国中央银行而言，控制流动性很重要。而控制流动性可以有各种手段，而并非加息一样。特别是，比加息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不仅应该真实地控制流动性，而且应该旗臶鲜明地控制流动性。央行给市场，特别是给地方政府的信号应该是明确的：经济需要走上正轨，但不应该重蹈覆辙，不能忽冷忽热。人受不了忽冷忽热，经济也受不了忽冷忽热。当前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长已经快于大多数人对增长的预估，如果要像某些经济研究人员所希望的中国经济增长要恢复到过去20、30年表现出的极高的增长速度，那么，通胀就不是预期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要选择退出的时机了。虽然，央行对流动性的控制不应该造成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紧张，更不能引起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潘正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