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笔记”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滥觞.pdf

-18-1843 年 10 月，马克思离开德国，侨居法国巴黎近郊。此后 15 个月，马克思“前所未见的兴奋和激动”，a有时一连三四天，焚膏继晷，不眠不休，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社会主义和国民经济学。巴黎时期的传世文献，除了神圣家族等出版物，主要是 10 余册笔记本，其中 3 册（IISG 现行编号：A79）即举世闻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b其余几册因以摘抄概述（Exzerpte）为主而以褒贬议论（Notizen）为辅，汉语学界多称其为“巴黎笔记”。近几十年，研究马克思思想史不能绕开“巴黎笔记”不谈已是学界一条共识，但是由于原始文献上的问题，鲜有史书能够准确利用这些文献。下面拟将相关问题集中做一讨论，俾资史家参考。一、“巴黎笔记本”和“巴黎笔记”20 世纪 20 年代是“巴黎笔记本”文献学的起点。19271929 年，梁赞诺夫（D.Rjazanov）从巴黎笔记本中选出少量内容，先后译为俄文、法文付梓。c梁赞诺夫所选内容虽然仅仅涉及 A9 讨论共产主义、私有财产、需要、生产、分工等处，但是已经初步显示出了“巴黎笔记”的研究价值。梁赞诺夫强调，摘抄本“体现出马克思如何工作，如何研究，如何独特而科学地处理一个个新课题”。d 1931 年，迈尔（J.P.Mayer）自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部遗著”（eine unverffentlichteSchrift）。e 1932 年，朗茨作者简介 孟庆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a P.Nerrlich(Hrsg.),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Berlin,1886,S.343.b MEGA1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EGA2称“经济学哲学手稿”。本文所涉文献，如为作者本人拟题，用书名号，如神圣家族；如为后人拟题，用引号，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 Marks,Podgotovitelnye raboty dlja,Svjatogo Semejstva“,Archiv K.Marksa i F.Engelsa,hrsg.von D.Rjazanov,Band 3,1927,S.247-286;Marx,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t prive“,La Revue Marxiste,1929,S.6-28;Marx,Notes sur lesbesoins,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La Revue Marxiste,1929,S.513-538.d Grnberg(Hrsg.),Archiv f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Jg.11,Leipzig:Verlag von C.L.Hirschfeld,1925.e Mayer,ber eine unver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Rote Revue,Jg.10(1930-1931),S.154-157.2023 年第 9 期孟庆宇摘 要 巴黎时期，马克思留下了十余册笔记本。1932 年，后人将其分为“手稿”“笔记”两个部分。现在看来，这种区分乏于客观依据。12 册（一说 11 册）巴黎笔记本共同构成了马氏经济学史的最初几个阶段，其中，B19a 是起点，A7、A9、B23c 可以说是 3 个界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推测 A9 和 B23c 的写作次序，或者聚焦两个本子称引穆勒的只言片语，或者关注两个本子建构理论的长短得失，不太重视把握作者研究和叙述的过程和阶段，这是相关研究中的主要教训。关键词 马克思 巴黎手稿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巴黎笔记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9-0018-07“巴黎笔记”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滥觞-19-胡特（S.Landshut）、迈尔共同编辑出了这部遗著“国民经济学和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之关系（1844 年）”,Nationalkonomie und Philosophie.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ionalkonomie mit Staat,Recht,Moral und brgerlichem Leben(1844)“，其内容为 A9、A8、A9*（不含 A7）。a同年，阿多拉茨基（V.Adoratskij）编辑出版 MEGA1第 I/3 卷。该卷分为 2 个部分（另有“附录”）：第 1 部分“出版物和手稿”（Gedruckte 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收入 A7、A8、A9，将其依次称为“第一手稿（Manuskript）”“第二手稿”“第三手稿”，并总称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b第 2 部分“摘抄本书选”（Aus den Exzerptheften）收入 B19、B20、MH、B21 的全部内容，以及 B23、B26 的部分内容；c“附录”收入 A9*。d自此而后，人们大多认为，巴黎笔记本有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一是 1 部著作的 3 份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是一些摘抄本（“巴黎笔记”），后者是前者的附属物。这些认识有无充分根据？学界对此并非全无反思。20 世纪 80 年代初，“巴黎笔记”研究界接连发生了 3 件大事：一是鲁缅采娃（N.Rumjanzewa）主编的 MEGA2第 IV/2 卷首次发表当时所认定的“巴黎笔记”（B19,B20,B21,B23,B24,B25,MH）全文；e二是陶伯特（I.Taubert）主编的 MEGA2第 I/2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取消“第一手稿（Manuskript）”“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之称，改称“笔记本（Heft）I”“笔记本 II”“笔记本 III”；f三是罗扬（J.Rojahn）根据原件纸页的质量、规格、方向、分栏、页码，严格论证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笔记”之分不能成立。g“巴黎笔记”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思想史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学界开始使用“巴黎手稿”这一术语。所谓“巴黎手稿”，有广、中、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巴黎手稿”包括所有巴黎笔记本，如韩立新教授、鲁克俭教授所谓“巴黎手稿”即是如此；h中义上的“巴黎手稿”包括“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笔记”（又称“穆勒摘要”“穆勒评注”），如聂锦芳教授所谓“巴黎手稿”即是如此；i狭义上的“巴黎手稿”只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种简称。显见，广义、中义上的“巴黎手稿”有其进步意义，能够引导我们更多利用“巴黎笔记”拓展材料、视野。但是，尊重事实、照顾习惯、避免歧义是术语规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此而言，“巴黎手稿”不算一个好的术语。我们认为，“手稿”“笔记”之分，虽乏学术根据，却已成为事实，不必强加改变。可以沿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笔记”两个术语，同时更多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巴黎笔记本。j巴黎笔记本=“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笔记”这套术语，或许更易理解、使用。二、“巴黎笔记”的大致范围1932 年，阿多拉茨基主编的 MEGA1/I/3 将 12 个笔记本的主要写作时间判定在“巴黎时期”。除a Landshu/Mayer(Hrsg.),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hschriften,Band 1,Leipzig,1932,S.283-375.b MEGA1,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S.29-172.其中，A9“序言”置于 A7 之前，A9“黑格尔批判片段”集中置于最后，A9*未收。另外，“第 1 部分”还收录有神圣家族，以及前进报 社会明镜上的 3 篇文章。c MEGA1,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S.417-583.d MEGA1,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S.592-596.e MEGA2,Band IV/2,Berlin:Dietz Verlag,1981,S.283-579.f MEGA2,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S.711.g 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konomischr-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no.1,1983.h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0 页；鲁克俭：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3 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 65 页。i聂锦芳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 4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7-19 页。j德语学界所谓Pariser Hefte，通常是指“巴黎笔记”。-20-“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外，还有 9 个笔记本：现藏于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ISG）的8 个笔记本（IISG 现行编号：B1926）、现藏于莫斯科“社会政治史俄罗斯国家档案馆”（RGASPI）的 1 个笔记本（“Moskauer Heft”，简称 MH）。a各册概况如“表 1”所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人们开始质疑这一判定。关于 B226b和 B268 是否写于巴黎时期，歧见丛生；关于“巴黎笔记”的总册数，相应有了“7 册说”“7册半说”“9册说”“8册说”等不同说法（A9*并不作为一册）。现将各说概述如下。（1）“7 册说”。1981 年，鲁 缅 采 娃 主 编的 MEGA2第 IV/2 卷收录马恩二人 1843 年1845 年 1 月的摘抄和评论，包括 A9*却未收录 B226、B268。c 对此，编者没有做出说明。但是，学界鉴于 MEGA2的权威性，一度接受这一观点。例如拉宾（.）的青年马克思1968 年版、1976 年版均从“9 册说”，1986 年版改持“7册说”。d（2）“7 册半说”。1983 年，罗扬指出，B268ad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 1 部分”包含 ab，c 的一部分（第 1617 页）；“第 2 部分”包含 c 续写部分（第 1720 页），d。前一部分，字行横向，写法寻常；e后一部分，字行纵向，折痕分栏，写法特殊，而与“布鲁塞尔笔记”相似。因此，罗扬仅将 B268 前 16 页半视作“巴黎笔记”。f（3）“9 册说”。1998 年，巴加图利亚（G.Bagaturija）主编的MEGA2第 IV/3 卷又将 B268、B226 归入“巴黎笔记”。其理由是“布鲁塞尔笔记本”评论较少，而B268 评论甚多，并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穆勒笔记”“李嘉图笔记”“普雷沃笔记”相关。g同时，B226 研究罗德戴尔，也与 A9、“李嘉图笔记”有关。h（4）“8 册说”。21 世纪初，罗扬的观点又有改变。他的“巴黎笔记”新编方案部分采纳巴加图利亚的结论，收入 B268 所谓“第 2 部分”，a MEGA1,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S.413-416.b MEGA1所编序号流传甚广。下用方括号注明这套编号，以便读者检阅。c MEGA2,BandIV/2,Berlin:Dietz Verlag,1981,S.283-579.d,M.:,1986,.286.e同时期的神圣家族手稿（轶）为了出版，想必也会这样来写。f 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konomischr-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no.1,1983.g MEGA2,Band IV/3,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S.613.h MEGA2,Band IV/3,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S.633；马克思：A9 第 16 页，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53 页。代 号所录著作及其新编序号页数评注含量M1收录情况旧新M1B19 B191a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25少有b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3/有c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 1/有B20 B202/斯密国富论23少有/MH3a勒瓦瑟尔回忆录5/有b斯密国富论（续）11/有B22 B234a色诺芬著作集1/b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7多有c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6多有B23 B215a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3少有b普雷沃译者论李嘉图体系6多有c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1/有d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3/有e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续）6少有B24 B226/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7/B25 B247a许兹国民政治经济学原理1/b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少/c奥西安德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18/d奥西安德论各民族的商业交往 1/e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续）1少/B21 B268德尔编18世纪财政经济学家丛书a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4少有b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0多有c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4/有d罗论货币和贸易1/e尼布尔罗马史5/B26 B259/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24少/表注：新旧代号，除 MH 外，均按 IISG 代号。“M1”代指 MEGA1第 I/3 卷。相关出版物的题目，尽可能按中译本的译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本子大部分写于巴黎，但不全部写于巴黎；大部分属于摘抄，但不全部属于摘抄；包含巴黎时的大部分摘抄，但不包含巴黎时的全部摘抄。例如，B26e 不写于巴黎，B23c 很难说是摘抄，A79 中的摘抄（包括 A9*）不在其中。表 1 MEGA1所认定的“巴黎笔记”一览表-21-仅仅排除 B226。罗扬同时提出，B191c 是否属于“巴黎笔记”其实仍然存疑。a不过，B191c 篇幅很小（仅 1/4 页），其实无关紧要。总之，1983 年后，将 B268 编入“巴黎笔记”渐成趋势，“巴黎笔记”包含 B191、B202、MH3、B234、B215、B247、B268、B259 等 8 册可以说是学界共识。但是，关于 B226 写于何时尚无定论。鲁缅采娃把它推到“布鲁塞尔时期”，但是没有给出理据。巴加图利亚把它推回“巴黎时期”，理据其实也不充分。b在发现新证据前，讲“巴黎笔记”共有几册，恐怕只能阙疑，取“9 册”（一说“8 册”）的模糊说法。三、马氏初学经济学的主要经过马克思写“巴黎笔记”，并非面对一摞笔记本，按部就班，逐一去写，其写作次序可谓变换莫测。对此，各家有不同的设想，“表 2”做了详细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以“笔记本”而不是“笔记本各部分”为单位，也可做粗略的排序（见“表 3”），但是，这种排序只是泛泛而言，在学术上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通常，它只考虑各笔记本第 1 部分、B234 第 2部分的写作次序，而不考虑其他部分（如 B191bc、MH3b、B234a、B215e、B247e、B268e）的写作时间。在“表 3”中，可见一个明显分歧，在于 B191 和 B247 的次序上。之所以说马克思最初学经济学，始于B247a，原因主要有三：（1）B247a上有标记“I”；（2）B247a 所摘抄的许兹国民政治经济学原理属入门读物；（3）B247a 广及货币、价格、地租、关税、银行，而马克思闭口结舌，不置一词，这在“巴黎笔记”之中并不多见。最可能的原因是作者此时尚无能力加以评论。c而之所以反对上述猜想，也有两个理由。一是恩格斯晚年回忆与此不符。在资本论第 2 卷“序言”中，为了批驳“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之说，恩格斯曾回忆马克思初学政治经济学的历程：“1843 年，他 马克思 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d二是马氏摘抄许茨此书，仅用短短 14 条，所费笔墨不足 1 页，不似初学者的手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a田畑稔 1844 年草稿抜粋編集、季報唯物論研究第 110 号、2009 年。b马氏提到罗德戴尔是一回事，写 B226 又是一回事。对此不能做过度的解释。c MEGA2,Band IV/2,Berlin:Dietz Verlag,1981,S.721,793.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 页。表 2 “巴黎笔记”各部分测序对照表阶段鲁缅采娃陶伯特罗扬（1）拉宾罗扬（2）1MH3 aMH3 aB 234 aMH3 aB 234 aB 234 a2B 247 a-dB 191MH3 aB 247 a-dMH3 a3B 191 a-cB 247 a-dB 191 aB 191B 202MH3 bB 191 a4B 202MH3 bB 202MH3 bB 247 a-dB 215 a-dB 247 a-d5B 234 bB 215 a-dB 191 b-cB 234 b-cB 215 eB 247 eB 202MH3 b6B 215 a-dB 234 b-cB 215 eB 247 eB 202MH3 bB 259B 191 bB 191 c(?)7B 234 cB 259B 215 a-d/B 215 a-d8B 215 eB 247 e/B 215 e/B 215 e9B 259/B 259/B 25910/B 268 a-c（部分）/B 268 a-d存疑/B 247 e/B 247 e表 3 “巴黎笔记”各笔记本排序对照表序列MEGA1第 I/3 卷MEGA2第 IV/2 卷1B 19MH2B 20B 193MHB 204B 23B 235B 21B 216B 22A 9*7B 24B 248B 26B 259B 25/-22-B191a 包含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所附经济术语解说，共计 20 余页。显然，恩格斯的回忆不能作为铁证。正如鲁缅采娃所指出的，许兹国民政治经济学原理附有丰富参考书目，或许正是这一书目引导马克思走向了英法经济学家也未可知。问题在于，B247a 摘抄如此之少没有合理解释，而以 B191a 作为“巴黎笔记”的第 1 部全无可疑之处，并与恩氏记忆相符。就此看来，马氏学习经济学的起点更可能是 B191a。根据“表 4”可见，记 下 B191a、B247ad 等笔记后，马氏始读斯密国富论。而后，马氏 利 用 B202、MH3b写了 A7。直至此时，马氏仍然只能算是经济学“初学者”。A7 第 XIII 页说，李嘉图有部名为“地租”的著作。李嘉图何来一部地租？经查，比雷（E.Buret）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 1 卷曾经提到“李嘉图先生关于地租的著作”，a其实即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可见，马氏此时尚未读过经济学界头号人物的代表作。从 B191a 到 A7，这 是马氏经济学史的一个独立阶段，可以称之为“起步阶段”。四、关于巴黎时期马氏经济学的最终成果在 A7 后，马氏才读李嘉图派的著作。这段历程，现保存于 B215ab、B234b 之中。正如拉宾所指出的，这些文献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史的新阶段。在其中，马氏已有能力做出批判，并且尝试创造一些新的理论。目前，关于 B215ab 和 B234b 的写作次序有相反的观点。一是 MEGA2第 I/2 卷所主张的，B215ab 早于 B234b。b其原因是 B234b 曾经谈及马尔萨斯，而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读过马尔萨斯。经查，B215b 曾经谈及马尔萨斯。假设先写 B215ab，后写 B234b，可以解决上述矛盾。二是 MEGA2第 IV/2 卷所主张的，B215ab 晚于 B234b。c其根据是 B215ab 多次提及李嘉图。不过，B215ab 多次提及李嘉图，可能只是因为马氏读了李嘉图派其他人的著作。相比而言，还是 B215ab 早于 B234b 更为可信。这体现出作者学习经济学的途径，不是按时序梳理经济学的历史，或者按原著整理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二手文献”到“一手文献”，逐步走向经济学的核心。接着 B234b，马氏写了 B234c（即著名的“穆勒笔记”的主要部分）。B234c 针对商品经济中的人际关系，有自成一体的异化理论，其中许多观点并不见于 A79，且与 A7 有所矛盾，这使 B234c和 A79 的写作次序成为“巴黎笔记”文献学的焦点。围绕这个问题，有 B234c 写于 A79 之前、a Eugne Buret,De la mis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Paris,1840,p.6.b MEGA2,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S.696.c MEGA2,Band IV/2,Berlin:Dietz Verlag,1981,S.717f.表 4 “巴黎笔记本”早期内容写作次序考证表表注：“内容”一列，主要包括摘抄、评论、引用情况。“外观”一列，主要包括纸向、分栏、编号情况。代 号内 容外 观可能的写作时间B234a 关于色诺芬 与经济学无关 与“克罗茨纳赫笔记”相似“克罗茨纳赫时期”MH3a 关于勒瓦瑟尔 与经济学无关 纸张竖向 折痕分栏，左录右述“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巴黎时期”之间B191a 关于萨伊 属经济学基础 摘抄从详，少有评论 纸张竖向 折痕分栏，左录右阙 著作编号用罗马数字 属于初学阶段 早于 B247aB247a 关于许茨 属经济学基础 摘抄从简，没有评论 纸张竖向 折痕分栏 著作编号用罗马数字 属于初学阶段 晚于 B191aB247b-d 关于李斯特、奥西安德 摘抄从简，少有评论 纸张竖向 折痕分栏 著作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晚于 B247aB202 关于斯密 多有概述，少有评论 反复摘抄收入理论 纸张竖向 未分栏 著作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晚于 247b-d 早于 A7MH3b 关于斯密 承接 B202 纸张竖向 折痕分栏 晚于 B202A7 摘抄从简，多有评论 曾引 B191a、B202，未引 MH3b 尚不熟悉李嘉图著作 纸张横向 画线分栏，区分“收入 来源”晚于 B191a、B202 接近 MH3b 早于 B215a、B234b-23-之中、之后 3 种说法。一是 B234c 写于 A79 之前。此说源于 1932 年的 MEGA1第 I/3 卷。该卷主编阿多拉茨基根据笔记本的写作形式假定 A79 属于一部“著作”，B1926 和 MH19 是其准备工作。这意味着 B234c 在前，A79 在后。a后来人们发现此说在理论上也有一定根据：A7 看重劳动异化（而非交往异化）、阶级关系（而非商品关系），可与马氏随后所提出的某些理论衔接起来。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拉宾说”的兴起，此说逐渐式微。不过，此说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大学，至今仍有很大影响。b二是 B234c 写于 A79 之中（A7 之后，A9 之前）。1969 年，拉宾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3 种收入来源之比较分析一文将“巴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A7 代表第一阶段，A89 代表第二阶段。就理论水平而言，B234bc 属于第二阶段；就引文情况看来（A7 未曾提及穆勒，A89 则有大量引用），cB234bc 写于 A7 之后、A89 之前。d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42 卷（1974 年）、中文第 1 版第 42 卷（1979 年）、原文第 2 版（MEGA2）第 IV/2 卷（1981 年）均从此说。e此说南传之后，也统治了日本学界。三是 B234c 写于 A79 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陶伯特提出这一假说，根据主要有二。（1）A9 不曾引用 B234c。A9 第 XXXVIXXXVII 页曾经引用穆勒一大段话。但是，这段话在B234c中（第XVIII页）只有简略记录，引文应是来自原著。f（2）相比A9后部，B234c的讨论更加丰富、全面、详细、彻底。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2版（MEGA2）第 I/2 卷（1982 年）、第 IV/3 卷（1998 年）及中文第 2 版第 3 卷（2002 年）均采此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拉宾和陶伯特有激烈的竞争，罗扬成为举足轻重的“评论员”。1983 年，罗扬明确站在拉宾一边，指出 B234bc 和 A8 的相似之处，甚至猜想两者属同一个笔记本h（山中隆次还曾据此编过一个本子i）。关于作为争论焦点的 A9 引文，罗扬表示，“引文不是来自摘抄本，而是原著原文，不能说明什么”。j正如 A7 有时引用斯密原著，而不引用 B202，不能说明当时没有 B202。然而，到了 21 世纪，罗扬又公开表示，自己承认陶伯特的考证。k关于何为巴黎时期马氏经济学的最终成果，于是更加晦暗不明。五、重新把握巴黎笔记本论交换和媒介的过程和阶段“拉宾说”和“陶伯特说”的旷世之争，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文，二是理论。在引文方面，陶伯特对拉宾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引过穆勒著作不等于写过“穆勒笔记”（因为没有直接引过“穆勒笔记”）；而罗扬对陶伯特的批判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没有引过“穆勒笔记”不等于没有写过“穆a MEGA1,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S.XIII.b张一兵：巴黎笔记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 期。c全面的梳理，参见韩立新：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与穆勒评注中对穆勒引用的对照表，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 138-141 页。d Lapin,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rei Qullen des Einkommens in den,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 vor Marx“,Deutsche Zeitschrift fr Philosophie,Heft 2,1969.e但是，俄文第 2 版第 42 卷、中文第 1 版第 42 卷语焉不详，MEGA2第 IV/2 卷则有自相矛盾之处。参见渋谷正経済学哲学手稿問題、経済1983 年 8 月号；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MEGA2 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5-126 页。f MEGA2,BandI/2,Berlin:Dietz Verlag,1982,S.914.g Taubert,Pl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e von Karl Marx“,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Berlin,1978.h 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konomischr-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no.1,1983.另有学者（巴加图利亚）认为，A7、A8 属同一个笔记本。i山中隆次手稿経済学哲学社会主義御茶水書房、2005 年。j 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konomischr-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no.1,1983.k J.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vol.14,no.4,2002；田畑稔 1844 年草稿抜粋編集、季報唯物論研究第 110 号、2009 年。-24-勒笔记”。现在看来，二人所做批判均可成立，但又均不足以证明各自观点。的确，没有引过 B234c 不能证明没有写过 B234c，但是，没有引过 B234c 同样不能证明已经写过 B234c。这些争论最后只是“否定”研究引文的路，却没有“肯定”任何东西。在理论方面，拉宾认为A9 更高明，陶伯特则强调B234c 更丰富。然而，他们对于此二文本的理论的估价能有那样大的差异，这本身足以令人警觉：这种比较有无意义？“拉宾说”支持者特别赞赏 A9 中的两处讨论：一是第 XXXV 页说，“分工”是“劳动社会性”的“异化”；二是第 XLII 页说，“货币”是“我”（货币占有者）同“人”（人的生活、社会和自然界）的“纽带”，因而也是其“分离剂”（Scheidungsmittel）。a问题在于，这些片语只言可以有相反的身份：既可能是 B234c 的结晶，也可能是 B234c 的先声。“陶伯特说”支持者特别强调，A9 讨论货币不曾涉及信贷；而 B234c 讨论货币则延伸到现代国民经济学（Moderne Nationalkonomie）和货币主义（Geldsystem），进而对于信贷做了系统讨论。问题在于，对于这种情况，也可以有相反的理解：或是 A9 有些盲点，B234c 加以补充（A9 在前）；或是 B234c 有些议论，A9略而不谈（B234c 在前）。可见，无论是比较 A9 和 B234c 称引穆勒的只言片语，还是比较 A9 和B234c 建构理论的长短得失，对于判定两者写作次序而言，均无太大意义。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把握作者研究和叙述的过程和阶段。b写至 A9“序言”附近，作者已在酝酿一些出版物（一是批判政治的一系列小册子，二是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一部专著），但是，至少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尚未步入“以叙述（Darstellung）为主的阶段”。按 MEGA2所披露的原始手稿异文可见，马氏所计划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专著，题目主要限于国民经济学“有意识”c的题目，结论主要“通过分析 以及批判 那些文献”d得出。在 A9“序言”前后，马克思论分工，以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穆勒的言论为主线；论货币，首先称引歌德的诗、莎士比亚的戏，然后才做阐发。这种写法略显冗碎，往往见于“以研究（Forschung）为主的阶段”。e马氏或许想按 A7前部那种形式（夹杂大量材料）去写 A9“序言”所提出的专著，然而他讨论货币，又不愿意仅仅取材于诗歌戏剧，这才决定摘抄评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随着材料、思考与日俱增，自己渐有成竹在胸，一气下笔，自然成章，已经超出国民经济学的题目和文献。B234c“交换”部分本意是写“摘抄本”，结果却像“出版物”；A9“序言”附近（“分工”“货币”片段）本意是写“出版物”，结果却像“摘抄本”。人们均知这一反常现象，却不知道这一现象实际体现了学术阶段上的差别。a马氏特别指出，“Scheidemnze”（辅币）一词，值得玩味。b在马克思经济学史上，通常以 1857 年为界，划分“以研究为主的阶段”和“以叙述为主的阶段”。其实，具体到一个个小时期，也可发现这种学术阶段上的差别。c MEGA2,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S.844.d MEGA2,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S.845.e马氏批判政治，起先也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为纲。直到成竹在胸，这才准备直抒己见，“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A9 第 XXXIX 页）。B23c 写 于 A7-9代表人物理据学术阶段理论水平称引细节之 前阿多拉茨基 A79 属一专著 B19-26 系其准备/之 前细见英/A7 高于 B23c/之 中拉宾/B23c 高于 A7 A9 高于 B23c A7 不曾称引穆勒 A8-9 多次称引穆勒之 后陶伯特/B23c 高于 A9 A8-9 不曾称引 B23c之 中罗扬/A8-9 有与 B23b-c相似评论 A8-9 是否称引 B23c无关紧要之 后/A9 尾部尚以研究为主 B23c 后部则以叙述为主 理论水平不足为据 称引细节不足为据表 5 B234c 和 A79 的写作次序考证表（下转第 74 页）-74-本源上讲，土地并非劳动产品甚至不具备完全排他的商品交易属性，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载体或物质基础，是国计民生之根基，具有重要的民生保障功能。通过厘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权占有状况、土地所有制性质和田制改革可知：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甚至出现“庄园制”等士族门阀，严重影响农民与土地结合以及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终致民生状况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甚至社会动荡；土地与劳动力结合必定有助于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有益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保障土地占有权有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赋税地租相关经营收益分配格局亦非常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农村土地由村集体共有，从根源上消除了土地兼并的可能。21 世纪初，取消农业税和“村提留”等田租赋税制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然而，由于农业比较利益相对较低、工业化和城镇化等“推拉”作用的影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观意愿较低，土地流转甚至撂荒现象普遍。近十几年来，“资本下乡”势头明显，地方政府也逐步从借助土地征收“经营城市”转向通过介入土地流转“经营农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中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社会风险不断堆积。在“三个不得”约束下，当前“三块地”制度改革和农地“三权分置”实践探索取得了长足进展，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但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等实际国情，同时透过魏晋南北朝“庄园制”大土地制度肆意扩张、“门阀士族”荫户荫客众多且剥削繁重的历史教训可知：农地改革实践应当始终保护农户的土地权益和主体地位，切不可盲目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尤其需要警惕资本力量和行政干预对农户地权的渗透与侵蚀。责任编辑：王 冰 许 磊应该承认，上引 A9 后部两处论断已经触及 B234c 的关键之处。但是，作者那时显然尚不明白，人是“普通存在者”（Gemeinwesen）a的假设可以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他的经济哲学。因此，A9 最后 3 个片段（MEGA2第 VIIIX 部分）泾渭分明。其中，“序言”部分虽经删改，但是始终没有切中要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B234c 根据人是“普通存在者”的假设，随笔就能点出“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银行、交换、语言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多是 A9 后部理应有所说明却又没有很好讨论的。假设 B234c在前，A9 在后，则此情况颇难解释。总而言之，B234c 更有可能写于 A9 之后。从“巴黎笔记”B234c论交换和媒介处，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