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社会经济调查方法论争及其认识论意蕴.pdf

年第 期(总第 期)学 习 与 探 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年代社会经济调查方法论争及其认识论意蕴关永强祁曈曈(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摘 要:布斯式调查、功能学派深度田野调查和马克思主义调查构成了 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的三种重要方法分别蕴含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与行动主义的认识论取向 特别是功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布斯式调查者提出的批评和后者的反思推动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知、对调查方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和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更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以 年代社会经济调查方法的论争为切入点试图就三者的主要观点、分歧及其认识论意蕴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调查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关键词:布斯式调查深度田野调查马克思主义调查调查方法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基金项目: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研究项目“近代中国工商业调查的兴起研究与资料整理”()作者简介:关永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祁曈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现代社会经济调查是与现代社会科学基本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早期调查者大多仿照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观察、访谈、描述和统计研究进而提出社会改良方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世纪末 世纪初英国学者查尔斯布斯主持完成的 卷本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这项研究因其搜集资料客观全面、问卷指标可度量和统计数据详尽精确而被学界视为典范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布斯式调查”潮流、在基督教团体和英美留学归国学者的推动下布斯式调查方法也在 年代传入中国并被国内各大学术机构所采用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的主流方法然而在采取布斯式调查方法的过程中李景汉、张世文和何廉等学者很快就发现调查员与受访者之间存在沟通不畅和问卷指标不符合实际等问题影响了调查的质量 同时因英国殖民地管理和美国城市发展而新兴起的英国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区研究、在 年代也被吴文藻等学者引入中国从不同于实证主义的解释主义视角强调通过深度田野调查的方式理解社会文化和功能并批评布斯式调查不注重对社会整体和动态的考察其统计数据只体现单纯的现象和零碎的事实只关注静态事实而不探究其深层原因 陈翰笙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从批判主义的行动性导向出发批评布斯式调查所秉持的理论范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由此导致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 与布斯式调查和功能学派深度田野调查主要追求学术理论的构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更偏重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和民众的真实状况提升个人的认知能力最终实现改造社会的行动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计量方法的发展、政府科研基金的扩展、大型社会调查机构的兴起以及计算机存储和处理能力的提升量化研究和实证主义导向成为社会科学与调查研究的主流而坚持解释主义视角的学者也在随后掀起了质性研究的改革运动 年代以后在批判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哈贝马斯提出兴趣指导下的认识和对应知识领域的思想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在人类的三种兴趣中探索自然的技术的认识兴趣形成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科学人际交往的实践的认识兴趣形成了历史解释科学自我反思的解放的认识兴趣则形成了批判导向的科学和行动研究回顾 年代中国学界关于布斯式调查、功能学派深度田野调查和马克思主义调查方法的论争可以看出他们分别代表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与行动主义的认识论取向 其论争不仅推动了近代学者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和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而且对调查方法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更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就以上述学术论争为对象就三大社会经济调查方法的主要观点、分歧及其认识论意蕴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调查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不足之处敬请学界方家惠予批评指正 二、实证主义的布斯式调查与解释主义的深度田野调查 .布斯式调查的实证主义特点与功能学派的批评自 年基督教青年会社会实进会的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开始在来华英美学者和留学归国学者的主持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社会调查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主要学术机构纷纷仿效布斯式方法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展开大量调查产生了如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等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这些布斯式调查大体都遵循这样几个研究步骤:首先参照西方调查经验和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拟定研究目标选定调查地点和范围其次采取系统性的科学方法拟定调查计划、编制调查问卷和具体指标再次组织调查员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尽可能准确地填写问卷最后整理问卷资料运用统计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和绘制图表并根据分析结果发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提出社会改良的解决方案、这种调查方法突出体现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特点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真实存在、可以被认识的具有齐一性和客观规律性这种内在固定、重复发生的规律性可以通过量化维度得以发现研究的客体和主体也是能够截然分开的独立存在因而可以遵循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思路、方法和工具对人类社会进行客观的观测和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知识 在这一过程中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程序的规范性至关重要调查者应尽可能不受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不被既有的认识、理论和思想所干扰在真实记录社会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通过量化分析方法获得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客观解释布斯式调查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曾对此进行过明确阐释“科学只是朴朴实实的探索事实考究事实间的关系寻求事实发现的道理 理想、希望、私人成见、利害观念都不能掺入科学研究我们因经济的地位、阶级的利益或者相信一定的经济理论但是在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应该抛弃一切的信仰求经济现象正确的认识 凡是能牺牲私心、成见、希望、理想而能耐心搜求事实追求客观事实的真相与真理 的 便 是 帮 助 社 会 研 究 进 到 科 学 的 地位”布斯式调查的重要实践者、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调查部主任李景汉也将获得客观精确的知识作为调查的目标“他们(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所说的多半不合事实不能代表中国的真相中国数千年来人民的习惯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大概政府的记录与统计差不多都是官样文章”所以“(调查)的大用处是要使人尤其是有心救国者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社会的各种事实了解社会的真相然后根据事实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的问题”然而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很容易导向“唯科学论”将知识狭隘地界定为客观精确的事实忽视社会的复杂性和在时空上的差异更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物化成工具忽视人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思考和能动性这“本非中国传统学术价值观的主流而是中国留学生自西洋取得的真经”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布斯式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而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因此很多从事布斯式调查的学者也坦承存在各种问题影响着调查的质量李景汉本人和他的研究助手张世文就曾列举过在设计调查时缺少中国的参考资料、过于依靠英美经验、调查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训练因而无法有效进行访谈受访者因怀疑、害怕或不理解调查的意义而敷衍或欺骗调查者受访者由于日常模糊的生活习惯而无法对问卷指标提供准确数字调查者与受访者的文化和方言差异以及交流当中存在误会各地货币和度量衡单位不统一等等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廉也意识到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在实践中完全失败调查员往往工作机械无法与受访者进行有效沟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程度”年代初吴文藻等燕京大学师生先后邀请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和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并指导调查研究期间他们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社会学界等期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芝加哥学派城市社区研究和英国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等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同时对李景汉等学者的布斯式调查明确提出了批评 吴文藻指出布斯式调查获得的材料看似客观但“只代表一地方一时期的现象不能借此明了社会生活的全相 因此种种关系社会调查有它很大的限制 要想明了社会的传统洞察礼俗的涵义还得从别种观点来找出路”即使是最负盛名的李景汉的定县概况调查虽然详细记录了中国的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文化因素且注重实地调查但和其他布斯式调查一样“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使我们对于定县人民的社区生活和实际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印象”赵承信也认为布斯式调查通常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因而总是片段的“只注重量的分析仍不能包括社会现象的全体”然而社会本身是互相关联的社会问题只是社会变迁中发生的失调的象征“要了解社会问题 必然要分析整个社会的变迁的历程”廖泰初明确指出定县调查中存在的那些困难无论调查者怎样宣传和解释怎样给予农民以利益都无济于事“不能在这样得来的数目字或是百分比上表示满意现下的农村社会调查是走错了路只有热心而没有适当的方法”“这不是人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要得到农村社会的事实根本要推倒目下所采用的这种方法这种调查可以说是只在量上用功而忘记了质我们不只是要单位要数目我们还要生命要准确要生活的各方面不是片断的记载”李有义也批评布斯式调查大都偏重于数目字的获得或静态事实的叙述不仅数据的可靠程度存疑而且所能提供的“亦只是些单纯的现象和零碎的事实”但“我们需要认识社会生活的整体和它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它里面的复杂的组织和功能决不是数目字或片段的记载所能表现出来的但它的重要性却远在那些数目字或片段的记载所能表现的以上”.功能学派深度田野调查的解释主义特征 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同时出版不仅为英国殖民政府管理土著居民和训练殖民官员提供了重要助力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结构功能研究范式认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统一整体“社会结构之连续如一机体结构不为单位之变换而破坏个人可脱离社会死去或他去然其他个人可以加入此结构之连续藉社会生活之程序而维持”而包括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种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或生活方式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其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动态维持具有独特功能只有发现其功能才能理解其意义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布朗在安达曼岛和马林诺斯基在特洛布里恩群岛采取了民族志的深度田野调查方法并强调“只有通过田野工作的研究人类学才能前进从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和重要的科学”与此同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者罗伯特派克也从解释主义视角出发将新兴的巨大型城市看作心物合一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而不是简单静态的物质现象“第一个把这种(深度田野调查)方法介绍到社会学里来应用到芝加哥的城市研究上”理解不同社区人群的心理状态和道德秩序进而探索城市人口和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制度、设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新的深度田野调查方法与布斯式调查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以解释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具有地方性特点和时间维度调查研究本身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再次建构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所能看到的事物的性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研究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都会有所不同每个个体的认识都不是完整的需要通过狄尔泰式的对事物整体全面理解和局部理解之间互为前提的解释循环才能实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因此深度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不是资料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是研究者的理解能力和与研究对象的有效沟通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长期一起生活同吃、同住、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大小事件都进行详细观察和记录从中寻求对人类心态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 年代初的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大学师生先后引入和使用派克的社区概念和布朗、马林诺斯基的功能学派思想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功能学派”他们共同采取的深度田野调查方法也构成了该学派与以往布斯式调查的根本区别 早在吴文藻之前燕京大学就在清河、邹平等地进行过社区调查但这些调查采取的仍是西方基督教进步主义理论和布斯式调查方法吴文藻对派克社区研究的赞誉则主要集中在其深度田野调查方法和解释主义视角“社区研究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去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地人一样地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相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的明了”同样他对另一项葛学溥的潮州凤凰村社区兼人类学调查的批评也是基于解释主义的视角认为其只是对乡村社区的静态研究停留在材料的表面不足以揭示外部冲击对中国的动态影响也无法解释作为华南社会组织神髓的家族主义精神 吴文藻还曾详细阐述布斯式调查和功能学派研究的区别认为前者以叙述社区实况为主对事实存在的原因和社区各部的意义并不深究而后者则不但描写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解释事实“(布斯式)社会调查家叙述事实的范围大都限于一社区内的物质状况社会学家考察一社区时除了描写经济生活和技术制度之外还要关心民风礼俗典章制度以及民族的精神和理想 他们尤重视各部分间的联锁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间所有的有机关系或交感历程”“我们所说的社会学研究法主要的就是功能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的主旨乃是 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此外廖泰初、周叔昭、徐亦如等燕京大学的学生也从解释主义的认识论视角对深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 他们认为布斯式的数量研究或概况调查较为简单得到的只有静止的片段的事实没有质性洞察而仅恃统计来解释一切没有不失败的 质性的研究则“需要审慎的观察锐利的眼光不能为表面的现象蒙蔽从小的个体要看出大的世界在大的世界里也要知道小的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局内观察”或“居住调查”“研究者不仅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乃是亲身加入被研究者中间去共同生活共同动作变成被研究者的一份子”把“他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他们的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和他们交往接触做一个好邻人能做的一切事宜同时觉察自己的任务”“要冷静地观察要热烈地参加注意到日常生活同时注意到各种庆典要留心要等待如像猫儿等候着耗子一样”费孝通等中国功能学派学者的系列研究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就都是深度田野调查和社会结构功能研究范式的产物 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阐述了其将功能学派人类学方法拓展到社会学研究的里程碑意义强调“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也从解释主义的认识论视角批评了以往很多布斯式调查预先制定调查表然后依表格项目找人回答再进行统计分析的做法认为这种方法是“极不宜采取的 一个和所要调查的现实没有直接接触的人他不能发现这社区中所该用数量来表现的是什么项目 他不能凭空或根据其他社区的情形来制定调查的表格 他这样做实已假定他对于没有调查的社区已经明白了这种自己以为已明白的假定在科学工作中是最危险的”费孝通等学者在调查中也使用表格但调查表是调查员在实地观察、思索后当场设计的他们也使用统计数据但始终将这些数据放在具体文本当中进行阐释而不进行纯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费孝通曾用恩格尔定律考察禄村农民的消费情况并发现访谈收集的资料与恩格尔并不一致因而认为恩格尔定律也“是从静态来分析并不是从动态来分析的 因之他的定律在一个经济变动得较小的社区是正确的可是在一个财富方在重行分配的社区中他的定律也就不能呆板地应用了”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行动性与批判性调查主张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布斯式调查的批评及其行动性特征与吴文藻等功能学派学者同时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也对布斯式调查研究提出了批评 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副所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翰笙指出包括李景汉在内很多学者的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 它们都自封于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 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 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在组织对无锡和保定等地的经济调查的过程中陈翰笙发现各地不仅“亩”的单位大小各不相同土地产权也有十多种体现出前资本主义复杂而缺乏标准的农业特征而金陵大学美国教授卜凯主持的调查则依据英美资本主义农场的经验“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可知其“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之尚无深刻认识”陈翰笙调查团队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抛弃了当时一般农村经济调查所习用的耕作面积分类标准或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划分提出考虑富裕程度与雇佣关系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划分方法 他们创办中国农村期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范式进行调查的同时对布斯式调查提出了一系列批评 钱俊瑞指出卜凯主持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在理论指导上将新古典经济学和美国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理论框架直接套用到中国农村把家长督促下的全家共同经营解释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生产将地主和佃农的投资看作同样性质的资本投入仅从资本主义农场经营角度考察农场收支和利润不能反映中国农业经济的真实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卜凯本人并没有亲赴实地而是依靠金陵大学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和填写问卷 这些学生家境优渥凭借其乡土关系进行调查很容易导致样本畸重于富裕家庭特别是五台山七里沟和盐山吴家阁的调查分别只随机选取 户中的 户和 户中的 户还以华南的福建连江代表中国中东部的情况等等都降低了调查的可信度 因此“我们绝对不敢相信卜凯教授已经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质以及它和西方各国在本质上的差异”其“所得的结论往往和中国国民经济自身的要求大相凿枘”胡养元也批评李景汉的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在进行“选样调查”时将雇工、贫农、地主等不同阶级混合在一起统计表中无法体现不同阶级在借贷方面的差异和特征而且数额相似的借贷其内容和性质往往大相径庭有的是偿还田租利息有的是维持家族生活和从事简单再生产有的则是作为资本投入或放高利贷定县调查将其混为一谈本质是为了“粉饰真相”也令调查失去了现实意义与之观点接近的千家驹、吴半农等学者也在益世报上开设农村周刊发表评论 吴半农批评平教会的定县调查只是从基督教思想出发将中国农村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愚”“穷”“弱”“私”而这“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而已”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两个破坏中国农村或是说破坏中国社会的主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势力”在这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切建设都是没有前途的 千家驹进一步指出深埋在愚、穷、弱、私四个字后面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帝国主义之长期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之残酷的剥削”而这些是“平教会的人们所不敢提出不愿提出而且有意识地避免提出的”因为他们的“经济来源是靠向帝国主义者募捐而来的它在国内之能合法地存在是有赖于某种(士绅)势力之维持的”从李景汉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定县实验期间农民生活程度仍在不断下降正说明平教会的工作不能挽救农村经济的危机“不唯不足以救穷而且甚至不能维持前五年穷的水准”陈翰笙团队的成员孙冶方、薛暮桥等还提出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不在资本主义经济学解释或道德宗教层面的愚、穷、弱、私而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的“经济落后和劳动大众的贫困化都是宗主国的经济繁荣的另一面”帝国主义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就要保持和维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落后关系 帝国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买办资本和残余封建势力而来影响农业生产”迫使农民密切地依附于世界市场受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的支配 年代初中国农业的危机和恐慌“乃是国内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发展后的成果 这种农业恐慌的主要原因乃是世界经济恐慌的侵略尤其是世界农业恐慌的转嫁”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布斯式调查的批评与前述燕京大学功能学派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着眼点并不在于调查是否长期深入或能否从整体和结构上解释调查对象的功能与文化而在于调查所秉持的理论范式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即卜凯和李景汉等调查所采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基督教思想框架并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因此导致其政策主张也与中国现实完全脱节 这种行动性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前两派学者在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差异所在无论是实证主义的布斯式调查和量化研究还是解释主义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质性研究采取的都是学术理论取向在调查研究之初都需要理论的指导调查研究的最终目标也会回到理论的构建 不仅卜凯和李景汉等人的研究依赖和受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基督教思想功能学派的研究也依赖于结构功能的研究范式而这一范式同样不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布朗本人就承认有西方学者认为“并无所发现之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学律如功能派学者所探索者”对于自身所秉承理论范式与近代中国实践之间的差距两派学者也都有所认知 李景汉在定县调查时曾自省“作者自从与农民住在一起之后心里常有一个怀疑的问题:就是如果增加了农民的知识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程度敢保证他们那时候一定比现在快乐么?尤其是书本的知识和货财真能增进他们的幸福么?”他把中国农民比作驯良的牛评论那些留洋新回国的专家学者“来到乡间一看处处都不合他的理想样样都急须改造”就忍不住用学到的西方办法鞭打起牛来结果牛“跑了一阵精疲力竭倒卧地下不能行动从此病起来愈来愈瘦弱也许呜呼哀哉了”费孝通也曾反思“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他们的互相批评到后来只成了逻辑上的责难而不是事实上的驳证了”在结构功能理论范式下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提出土地制度问题并用手工业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侵入对其进行了解释又进一步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另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更浅的禄村的土地制度并指导了张之毅的易村和玉村调查 然而晚年的他仍然反思“马老师心目中我这本江村经济只是一部综合中国国情的巨著的初步起点但是后来我明白不论我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貌”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调查研究则并不以学术理论构建为其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采取了实践和行动的取向其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证实或证伪某个学术理论而是为了改进社会实践和提升个人认知能力包括揭露前述社会文化形成中的权力关系通过调查唤醒被压抑群体的真实意识进而通过集体行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批判和解放性特征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前述调查研究总是受到某种理论范式的支配如果这种前见是错误或者不符合实际的就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 尽管在伽达默尔那里通过保持研究视域的开放性研究者的视野和传统视域最终会不断融合成为一体但这一过程很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自省过程在此期间错误的理论前见可能已经在现实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损失调查研究所采取的理论范式或前见不仅会限制布斯式调查者的问卷设计和统计指标解读也会影响功能学派田野调查的关注点和对研究对象社会文化与功能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在调查和访谈实践中体现为权威压制和观念灌输影响被调查者对自身立场和真实观点的表达 特别是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身份地位不对等时这种范式或前见很容易导致照搬书本理论或上级指示的教条主义作风使被调查者的表述看上去完全是在附和调查者的意见和政策最终导致调查失去意义 为了避免这种人际交往中的曲解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主义导向的解放的认识兴趣并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而提出深层解释学以挖掘人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压抑与控制恢复正常交往过程实现自我反思 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在行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工作路线来实现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批判、反思和思想解放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调查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通过对工人和农民的深入调查科学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将调查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写入了正式文件明确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而且清晰表达了调查的行动性导向和避免教条主义影响的批判性特征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归纳了自己开调查讨论会的方法以及调查会人数、年龄、职业构成、调查纲目等方面的经验以尽可能获得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意见信息他特别强调做调查“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以获得对调查对象表述的亲身体会和深切理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专门记录了自己通过调查不断破除前见的经验寻乌调查前言中提到“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 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东塘等处调查 前言中再次提到“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正是采取了正确的调查方法和态度通过调查改变了之前的认知毛泽东在主持颁布兴国土地法时将井冈山土地法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有效实现了对中农的团结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明确从克服主观主义作风的层面要求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并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中央政府、军队高级机关和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他在农村调查汇编的序言中再次强调开调查会的方法和调查者在态度上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提醒党员干部通过这种平等、谦虚的调查态度力图避免自己的理论前见或官方政策影响被调查者的表述才能从他们的畅所欲言中获得真实的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正因为此他还诚恳地称参加调查会的“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此后的关于农村调查再次真诚地回顾了他通过调查不断破除前见的心路历程“我自己认识农村 就是 经 过 好 几 年 的 工 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并强调调查态度上“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哈贝马斯曾论及深层解释学实现自我反思应具备的三个特征 病人主观上想请医生治疗、病人不能使用没有痛苦的代替性满足、病人必须认识到疾病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准备为之承担责任 这些也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在上述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实践中首先是调查者在主观上必须意识到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要从对群众的调查访谈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次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反对恩赐观点认识到正确思想只能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来要以学生对待老师的虚心态度向群众请教、让受访者畅所欲言而不能做老爷式的调查最后是调查者必须亲身调查、亲自记录听取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不能怕调查获得的信息推翻了已有的判断和决定才能在获得真实信息的同时提升个人的认知能力 在这里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实践代替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医生通过正确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态度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实现了自我反思和思想解放 四、结语如前所述 年代功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与李景汉、何廉等布斯式调查学者自身的反思共同推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界调查研究的深入和对中国社会经济真实状况的认知 李景汉、张世文、何廉等在解决调查中所遭遇问题的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实用性的经验方法和应对措施为后来的调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助益 李景汉在定县、何廉等南开学者在静海、高阳和济宁等地陆续设立了以指导教授为核心、配合研究助理的长期工作站加强了对调查员的培训拓展了对调查对象理解和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费孝通等功能学派学者在调查中也采纳了一些布斯式调查的技术手段张世文和赵承信等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调查方法之间可以实现互补和兼容 何廉和吴文藻还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差距从而分别提出了经济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人更以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通过正确的调查方法和态度不断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解放思想提升党员干部的认知能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参考文献: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北京:西苑出版社 年版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北平:星云堂书店 年版张世文:农村实地调查经验谈北平:友联社 年版 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年版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版 张丽、李坤:陈翰笙与中国土地革命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国农史 年第 期 田耕:“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学海 年第 期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年版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年版 陶孟和:社会科学是科学吗?社会科学杂志 年第 期 李景汉: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新教育评论 年第 期 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版 费孝通:留英记费孝通文集(第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年版 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学刊 年第 期 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 年第 期 廖泰初: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欠和补救的方法社会研究 年第 期 李有义: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的调查益世报(天津版)年 月 日 拉得克里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吴文藻译社会学界 年第 期 拉得克里夫布朗: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李有义译社会学界 年第 期 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社会学界 年第 期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年版 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益世报(天津版)年 月 日 田耕:人文、生态与社区:重温帕克城市社会发展研究 年第 期 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 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社会学研究 年第 期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 年第 期 吴文藻:花蓝猺社会组织导言王同惠:花蓝猺社会组织上海:商务印书馆 年版 徐亦如:实地研究与局内观察社会研究 年第 期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费孝通:禄村农田重庆:商务印书馆 年版费孝通:昆厂劳工 书后史国衡:昆厂劳工上海:商务印书馆 年版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 年创刊号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中国农村研究之发轫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年创刊号 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中国农村 年第 卷第 期 胡养元:李景汉先生定县农村借贷调查略评中国农村 年第 卷第 期 吴半农:论定县主义益世报(天津)农村周刊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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