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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把贵州由边缘推向前沿

史继忠

到了近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极力向外扩张，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末有的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处于边缘的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猛然被推向与外国接触的前沿，对外来侵略和外来文化的反应特别敏感。英国占领印度和缅甸，法国占领安南（今越南）之后，云南、广西、贵州便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处于前沿地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贵州在太平天国时期爆发了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进行了一连串“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都走在前列。南昌起义中贵州人起了重要作用，红军在贵州活动六年之久，中国革命在贵州发生重大转折。抗日战争期间，贵州进入了“战时经济主流圈”，并成为“抗战文化”的大舞台。
（一）、血与泪的感悟
粗略地看，贵州似乎没有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战火没有烧到贵州，也没有在贵州设立通商口岸和修筑铁路。然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鸦片战争一开始，贵州就派出2500人，分三批到广州参战，以后又由段永福带到浙江一带防守。鸦片的流毒在贵州相当严重，致使贵州成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之一。列强侵略带来的沉重负担——战费和赔款，分摊到贫困的贵州人民身上，显得比其他省区更难以承受，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在“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口号下，西方传教士纷沓而至，把云南、贵州作为向内地深入的重点，贵州实际上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最强烈、最敏感的反应，就是在贵州爆发了长达18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和绵延40余年的“反洋教”斗争。我们把贵州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来看，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是一个重要开端，它激活了贵州的思想，并成为往后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正当太平天国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半个中国之时，贵州爆发了咸同起义。这是贵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50多支队伍，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斗争，占据了咸丰、同治两朝，所以叫做“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以“苗、教为大宗”，其特点是“苗、教、仲、回分合聚散”。千里苗疆闻风而起，组成了大小数十支队伍，以黔东南的张秀眉起义军和黔西北的陶新春起义军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高禾、岩大五、包大肚、潘名杰、李洪基、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教军”以“斋教”为组织发动形式，因其各支以不同颜色的头巾为号，又称“号军”，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四支，以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和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最有实力。在此期间，布依族有杨元保起义，侗族有姜映芳起义，水族有潘新简起义，仡佬族有曾三浪起义，回族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白旗军。各支义军虽以某一民族为主，但均有其他民族参加，他们在战斗中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又不相统属。起义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直到同治十一年（1972年）才平息下来，前后18年时间。成千上万的农民，狂飚似地在贵州高原上来回扫荡，使得清王朝在贵州“全省几无完土”。
咸同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太平天国有诸多联系。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首先受其影响的是黔南，三年后在独山爆发了杨元保起义，揭开了咸同起义的帷幕。当时，白号军领袖刘义顺就看见了这种形势，断言“天下不久必有大乱”。从全国战局来看，太平天国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北方的捻军、西北的回民、云南的杜文秀、李文学和贵州咸同起义闻风而起，造成了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倘若没有其他各地的起义，太平天国就会处于孤立无援。恰好因为四处起火，弄得清王朝手忙脚乱，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天国。反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支撑大局，减轻对贵州的压力，那么，贵州的咸同起义也不可能持续18年之久。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贵州咸同起义进入高潮，而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贵州就成为清王朝镇压的重点，起义逐渐转入低谷，最后归于失败。这里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太平军三次入黔。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江，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10万太平军经过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假道黔省，以入蜀疆”。从这一年开始，先后有五支太平军进入贵州，前后活动五年。最先是靖王李文茂的部队，活动在黔桂边境。曾广依的部队，曾经与何得胜的号军、潘名杰的苗军联合围攻贵阳。余诚义的部队，转战贵州三月而离去。石达开亲自率领的部队，进入贵州后取道黔北、黔西北而入四川、云南。李文彩的部队转战黔南和黔东南，与张秀眉的苗军并肩作战，直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
在咸同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贵州“教案风潮”迭起。贵州的“教案”在全国是有名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连绵不断，其间发生了十多起较大的“反洋教”斗争，在国内殊为罕见。影响最大的是青岩、开州（今开阳）、遵义三教案，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并成为中、法两国外事交涉上的争端。青岩教案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它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是《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哥土耆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前往贵州查办，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未达成协议。事未了结，开州教案又起。贵州主教胡缚理立即禀报法国公使，约集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严办官吏”。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商议，决定将田兴恕发配新疆，将贵阳六洞街田兴恕公馆改作天主堂，下令将宣传反教的书籍销毁，有关官员撤职查办，赔偿银1.2万两。
青岩、开州两案结案后，官绅“畏教如虎”，不敢再参与“反洋教”之事。外国传教士取得“胜利”之后，更是趾高气昂，变本加厉地展开攻势，以抬高教民的手段来争取信徒。更有一些士豪劣绅、流氓地痞，借教会势力欺压良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相仇”，造成对立情绪。在19世纪80年代，又爆发了永宁（今关岭）、遵义、兴义、安顺、桐梓、独山、仁怀、绥阳等几起教案，以遵义教案最为突出。遵义教案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年），在它的影响下，不但贵州又爆发了几起教案，而且推动了四川酉阳教案和安徽的安庆教案。法国政府见事态愈演愈烈，竟派军舰以相威胁，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辱媚外。清政府处理上述九起教案的方针，就是严惩“煽动之民”，对“平息教案有功”的官员加官晋级，将办案不力的官员正法、充军，赔偿法国银七万两。但教案风波并未因此平息，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反洋教”斗争再次兴起，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尤为激烈，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对于贵州教案，曾有人用“中西文化冲突”来作解释，认为是“贵州落后”，抵制“先进的西方文化”，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历史，唐代称为“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明代则有“耶稣会”等，清代前期仍继续传播，但都没有引起教案，为什么在鸦片战后却层出不穷呢？应当看到，在“文化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冲突”。引起一连串教案的真正原因，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凭着他们取得的“传教特权”，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耀武扬威，藐视官府，欺压百姓，霸占田土，唆使一些惹事生非的人挑起事端，并勾结一些流氓地痞仗势欺人。这些狂妄自大、横行霸道的行径，使人们很自然地把“洋教”与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联系起来，把对列强仇恨的怒火，集中到“洋教”身上。事实上，在用武力难以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列强不得不“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实际上是传教士搭上侵略者的车，侵略者以传教士为其先导，宗教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还有一点必须提醒，当时所反的“洋教”是天主教，它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失去了欧洲许多地盘，于是罗马教皇便希图在东方得到补偿，挽回它“失去的天堂”，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动势力，并无“先进”可言。
咸同大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在贵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在此期间，贵州经济处于残破，文化凋零，但从思想的层面上看却是一次大的跃迁。这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人们在血与泪中感悟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政体，谋求中国自立、自强之路。持续18年的大起义说明，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已经无视于官府，无视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正是贵州近代思想始终处于激进的重要原因。在“反洋教”的长过程中，贵州人民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海外传教”与“海外殖民”，实际上是同一目的的两种手段，“上帝”并不是什么“救世主”，在对待教徒与非教徒的问题上总是偏心的。贵州人民面对面地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抗争，亲身经历了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之苦，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外国传教士的真面目。事实告诉人们，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它对外妥协、屈辱，对内恫吓、镇压，再这样下去，中国将坠入亡国灭种的深渊。血与火的教训，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对清政府的不满坚定了推翻封建专制的决心。正是这些原因，贵州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崛起，辛亥革命也走在前列。
（二）、维新思潮澎湃而起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孤陋寡闻，很少有人出国，对西方的情况知之甚少。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即随郭嵩焘出国，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使馆参赞，在欧洲五年，游历了十个国家。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这本书80年代重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黎庶昌在欧洲期间，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洋务派皆热衷于武备，悉心于制造枪炮弹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外国的技术而不敢触及政体。《西洋杂志》以新奇的眼光，开放的态度，盛赞西方物质文明，意识到“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所以中国不如西方国家发达。它以大量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必须走学习西方文明之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胸怀“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气节”的思想，亲历其境，在欧洲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认为西方的“民政之国”优于专制政体，赞扬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认为这种政体“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他的观点，不同于洋务派“中学为体”的主张，更不同于坐井观天的顽固派，显得更加理智，更加务实。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可能提出反对封建政体，但事实上是倾向“民政之国”的，下则求“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制度，上则求“无君主上下之分”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已突破了洋务派的框框，触及政治改革，事实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先驱。
梁启超说：“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办洋务并不足以使中国富强，必须变革政治制度，于是，“维新”思潮澎湃而起，终于导致了戊戌变法。寂静的山乡，此时已不寂静，掀起了阵阵狂涛，激起朵朵浪花，表现出贵州人极大的爱国热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中国如此泱泱大国，竞会惨败于区区岛国日本之后，这已是叫人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何况，《马关条约》十分苛刻，不但要赔款，还要把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痛定思痛，国人在苦痛的呻吟与沉思中看见了日本强盛之道，在于“明治维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集合十八省举人于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会议，到会者1300多人。与会者要求联盟上书，恳请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集千人在京城请愿，在封建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因此在签名时许多人迟疑、退却，所以在《上书》中签名的只有603人（内缺两省）。现存《公车上书题名》，记有600多人的姓名、籍贯和科甲。广西最多，共计99名，贵州为96人，仅次于广西。
康有为一连上了六次书，但都因人微言轻而不能上达。康有为也曾多次请托朝中大员转呈奏章，但大臣们都感言辞过激，不愿担此风险，婉言拒绝了。变法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能进入决策圈子，实际上是贵阳人李端棻密为保荐。当时，李端棻是二品大员、工部侍郎，有资格面见皇帝，于是秘密引见了这批变法人物。此事虽然机密，但却瞒不过深谋老算的慈禧太后，所以在她亲政以后，以“竞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的罪名，将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敬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在奏折中，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在此“需才孔亟”之时，必须兴办学堂，广开民智，培育英才，适应世界潮流。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以学校为“经”，以建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馆（即科学馆）、设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官员）为“纬”。他的奏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从此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也在这种情况下开办，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一奏章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指针。设译书局和仪器馆，引进了西方科学文化。建藏书楼和办报纸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报纸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选派游历者更具有开放意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尽管戊戌变法仅施行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但由此开创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却继续发展，直接影响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
教育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切入点，维新派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成为新学的重要开端。贵州得风气之先，于当年改革学古书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改革学古书院的是李端棻保举的严修，他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894—1897年）任贵州学政。他改革学古书院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之才”，改革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现“泰西之学俱为当务之急”的思想。他亲自到各府去寻访人才，选拔了48名高材生。开设的课程有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物理、化学）、地理等，打破了以往只读“圣贤书”的教学，开启了贵州的近代教育。严修又创办了贵州官书局，它比北京强学书局和上海大同译书局稍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严修上了一道《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他所讲的“经济特科”，包括内政、外交、理财、经武（军事）、格物（数理化）、考工（工业制造）等六个方面，目的是培养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的人才，他主张“经济特科”与原先的科举并行，纳入国家考试，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一科尝试，在1901—1906年曾一度在全国施行。在奏章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才观，极力主张“破格求才”，中心思想是“破常格”、“设专科”、“搜异才”。“破格”颇具开放意识，主张“录用无资格”（无论官员与布衣或秀才、举人、进士都可以量才录用）、“去取无定额”（有多少合格就取多少）、“考试不定常期”（可随时举行）、“选送无限疆域”（任何地方都可以考）。他认为地方官吏必须留心搜访人才，发现人才多的要奖励、重用，不重视人才的官要加以惩处，埋没人才的要罢官。“经济特科”抓住了时代的脉膊，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呼唤新一代人才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贞丰位于北盘江畔，有船与两广相通，商务繁忙，有“小贵阳”之称。当时在贞丰任百层厘金局总办的吴嘉瑞，与谭嗣同是同乡，在维新变法上有共同语言。谭嗣同的变法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这本书是在变法失败以后若干年才出版，而贵州率无传播其思想，在贞丰建立了“仁学会”。仁学会经常组织演讲，讲述国际时事、国内政治及西方科学文化，敢于“揭穿政治黑幕，言人所不敢言”。许多青年为之倾倒，一时间，维新思想弥漫贞丰全城。当时参加仁学会的有数十人，后来有的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创办学校，有的编辑报纸。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张百麟，年轻时拜吴嘉瑞为师，受其思想熏陶。
由于维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以后又出现了《贵州公报》、《西南日报》和《贵州自治学社杂志》，思想逐步开化。贵阳文通书局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全国仅比商务印书馆晚11年。钟昌祚成立“不缠足会”，提倡妇女解放。白铁肩开办贵阳女学，提倡妇女读书。贵阳出现了“科学会”，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宣传革命思想。贵州自治学社和立宪预备会等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在清末产生，在兴办学堂、开办实业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为贵州辛亥革命打下一定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有如昙花之一现。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为止，总共103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一个初生的婴儿，刚满百日，竟被活活掐死在襁褓之中，这是何等凄惨！何等悲哀！不过，这“维新”的百日，的确不同寻常，它做了几千年难得的一梦，梦想把自秦始皇以来日盛一日的君主专制就此了结，学习英、俄、日走变法之路。这是几千年无人敢想、无人敢做的事。然而，历史像是有意开玩笑似的，留下的，却是一滩殷红的血。血，使人感到凶残、可怖，触目惊心。但血的教训，更能发人深省。
（三）、辛亥风云回旋激荡
人们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彻底结束封建皇帝在中国的统治，杀开一条生路，建立“共和国”，于是，革命思想浩浩荡荡地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
农历的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也就是末代皇帝的宣统三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举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往后的历史进程有如疾风闪电，22日湖南、陕西宣布独立，23日江西九江起义，29日山西独立，30日云南新军起义，11月3日上海建立军政府，而就在这一天晚上9点钟贵州即响应武昌起义，与上海同列全国第六。以后响应武昌起义的，有浙江、 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在短短一个月内，全国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贵州在辛亥革命中名列前茅，是因为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已作了铺垫，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把贵州人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贵州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治学社，在全省有47个分社，最多时有社员十万余人。在此之前，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贵州有平刚、于德坤等人参加，建立了同盟会贵州分会，同时在省内发展了一批会员，其中有些同盟会员参加了自治学社，自治学社员也有人参加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自治学社迅速转向革命，通过《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和社员的活动鼓吹革命，并运动新军，发动陆军小学堂的学生，联络哥老会，造成很大势力。
贵州的“光复”极富戏剧性，一夜之间便换了“大王旗”。1911年11朋3日傍晚，起义的命令传达到陆军小学，但事机不密，被巡抚沈瑜庆知道。陆小向驻在南厂的新军求援，标统袁义保出面阻拦，队官杨树青朝天打响了第一枪，新军在杨荩诚、赵德全的带领下列队入城，沈瑜庆命卫队抵抗，而卫队已经反戈，末代巡抚沈瑜庆长叹一声交出大印，黎明时“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宣告贵州“光复”。这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革命，起义的枪声虽然打响了，但并末遭到抵抗，没有发生战斗，一声吆喝便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咸同时期清王朝在贵州就“已无完土”，而到了清末更是日暮途穷，所以在四面楚歌声中已是不堪一击，不打自溃，因而出现了这种梦幻般的历史巨变，在一阵呐喊声中一命呜呼了。
然而，一夜之间的革命并没有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作为革命政权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只存在不到90天，便于1912年2月2日被旧势力颠覆了，从此演变为长达24年的军阀混战。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屠杀，纷纷逃离贵州，组织“冤愤团”上京告状。可是，那时是袁世凯当权，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从贵州看全国，又从全国看贵州，情况都是如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这一年为民国元年。但革命党并无实力，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局面，大权掌握在武人手中，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4月1日把大总统之职交给了袁世凯，前后也只有90天。从辛亥看戊戌，又从戊戌看辛亥，同样都是百日而终，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封建势力太深，不经过巨大的扫荡就很难改变社会，所以在辛亥革命后全国都陷入军阀统治的深渊。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在中国统治两三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当皇帝都成为不可能。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历史并不是直线型的发展的，其间有许多波折。作为封建余孽的袁世凯，在篡夺了革命果实之后，又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1915年12月31日，独夫民贼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将总统府改为“清华宫”，择元旦为登基之日，并册封皇后、嫔妃及公、侯、伯、子、男各爵，闹得乌烟瘴气。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封建制灭亡的回光返照。然而，封建专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民，再也不容许任何人再当皇帝，于是掀起了反袁的怒潮。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为了扑灭革命，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时，一批思想敏锐的革命党人，在北京组织“暗杀部”，1912年，北京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刺袁事件，一批革命志士用炸弹轰击袁世凯，刺杀没有成功，有三人壮烈牺牲，时人谓之“刺袁三杰”。“三杰”中，有两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麻江的张先培，另一个是贵定的黄之萌。正当袁世凯举兵南下围攻武昌之际，贵阳人熊朝霖在滦州发动兵变，率领敢死队与袁世凯军作殊死战斗。两年后，锦屏人吴虎头（吴鼐）拟收买袁的厨师在食物中下毒杀袁，不幸被捕遇害。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表明，贵州人民对独裁者深恶痛绝，表明与袁世凯誓不两立的态度。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显露以后，梁启超于1915年底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反袁。参加策划的有梁启超、蔡锷、戴戡、王伯群、蹇念一、陈国祥、汤觉顿，时人称为“天津七君子”，其中，戴、王、蹇、陈是贵州人。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发难，通电全国反袁，掀起了“护国战争”，维护“共和国”的尊严。在云南的护国军政府中，贵州人戴戡任左参赞，任可澄任右参赞，陈廷策任政务厅长。次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坚持“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当时，云南形势非常紧急，袁世凯派三路大军从四川、湖南、广西三面围攻云南，若不是贵州及时响应，云南首义很可能因孤立无援而被扑灭。云贵联合组成护国军，解除了云南三面受敌之忧，主动攻入四川，出兵湖南，彻底改变战局。云贵首义之后，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陕西、四分纷纷宣布独立，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了，仿佛又重新回到“民国”。可是不久在北京又出现“张勋复辟”的闹剧，三千辫子军又把末代皇帝扶持出来，还将1916年改为“宣统九年”。螳臂挡车，12天就被“讨逆军”打跨了。在一片混乱之中，北洋军阀段琪瑞重任国务总理，实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日本支持，公然拒绝恢复民国建立时通过的《临时约法》，宣布解散国会，于是，孙中山又领导南方各省进行“护法战争”，贵州再一次走在前列。
（四）、一次深刻的文化大反思
从辛亥到五四，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段剧烈的阵痛，在短短的几年间，风云迭起，政局动荡，光明与黑暗、专制与民主、帝制与共国、在此期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武人专政，军阀混战，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就引起了思想大反思，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它是对中国文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新的文化取向，直接针对“愚昧”与“专制”两大社会弊端，具有深远意义。
自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以来，在中国兴起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请出了“德先生”（德谟克利特，即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以“新文化”向“旧文化”猛烈开火，轰击专制独裁，抨击封建礼教，让思想冲出牢笼，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是一股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脚步声，响彻贵州高原，人们激动起来，深感需要焕发精神，打掉“老大帝国”的暮气，以少年精神来振兴中华，振兴贵州。1918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贵州出现了一个新思潮团体——少年贵州会，它比北京建立的少年中国会要早一年。“少年贵州会”的建立，在思想上深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召唤和感染，在组织上则是受了“玛志尼少年意大利会”的启发。参加少年贵州会的主要是 青年教师和学生，一批留日归来的“少壮派”军政人物也参加进来，工商界人士、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也是“特别赞成员”。“少年贵州会”有3000多成员，在贵州70多个地方建立分支机构，犹如春回大地，整个贵州高原一派生机。
“少年贵州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把贵州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它认为要拯救这个“垂暮之古国”，首先必须培养“少年进取之气”，强调“竞争不息”的精神，以“英英少年”的姿态“与世界为缘”，与时代“车趋竞进”。他们提出“警醒夜郎”的响亮口号，要人们特别警惕“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以致“抢残守缺，故步自封”。“少年贵州会”极力鼓吹“德谟克拉西”，把它定作一个能概括新思想、新学说的“标准语”，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这对于“政治恶劣、社会黑暗、思想固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被封建专制禁锢了几千年的思想牢笼。
“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在贵州的发展，大力提倡“新戏”，在社会上造成很大震动。新戏又称“时装戏”或“时事新戏”，它内容新鲜，贴近现实，密切结合当前时事，传播新思想，展现新人物，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演新戏最著名的是达德学校，称为“达德学校戏班子”。为了打破贵州的暮气，振奋精神，活跃空气，培养竞争意识，鼓励人们积极进取，锻炼强壮的体魄，“少年贵州会”大力推广近代体育，如体操、球类、游泳、射击等等。又开展文娱活动，传播西方音乐。他们致力于“灌输新智”，举办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哲学讲座，出版《少年贵州报》，开办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班。
当“新文化运动”日益高涨之时，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巨大推动下，人民更加觉醒，思想更加解放。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会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废除中日军事协定”、“抵制日货”等口号。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进行镇压，殴打、逮捕学生，次日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以示抗议，并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发通电，散传单，组织演讲。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湖南、武汉及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与“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反思有机地结合起来，犹如滔滔洪流冲破缺口，改变一代人的观念。
当时在北京求学的贵州学生，积极投入了时代洪流，上街游行，当学生们走到卖国贼曹汝霖的公馆门前，怒不可止，贵州学生赵伯愚划燃了一根火柴，烧了赵家楼。消息传到天津，贵州织金人谌志笃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觉悟社”，率领学生进京请愿，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谌志笃被推选为大会总指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袖领。那时在日本留学的贵州籍学生有30多人，在黄齐生、王苦飞的率领下愤而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声援“五四”运动，继而赴法国勤工俭学。6月1日，贵阳各界人士在梦草公园光复楼前集会，成立贵州国民大会，表示“吾国存亡，在此一举，务祈举国一致，誓死力争”。大会通电全国，并组织示威游行。会上有件十分动人的事，一名女教师愤慨已极，“断指血书”。7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贵阳支会成立，学生们面对国旗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生命及各种权利”，与全国学生一起“努心同心，直前勇进”。学生们愤怒地摧毁了日商在大十字所开的“小林洋行”，经销日货的几家商号很快倒闭，商界纷纷抵制日货，日货在贵州无人问津，成批地被烧毁。
这是一个思想开放、活跃的时代，各种新思潮都涌入贵州。“五四”以后，贵州有一批先进青年走出大山，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第一次大会的13名代表中，贵州荔波的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顺的王若飞，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共中共秘书长，参加重庆谈判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斯大林全集》中有一篇《答邱贡洛夫》的文章，这邱贡洛夫就是镇远人周达文的俄文名字，他曾带领王稼祥、张闻天、乌兰夫等到苏联学习。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是铜仁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与贺龙一起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组织洪湖赤卫队。思南的旷继勋是红军的著名将领，担任过红六军、红四军及红二十五军军长。锦屏的龙大道，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赤水的段雪笙，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三穗的杨至成是解放军上将，担任过军事学院副院长。往后出去的革命人物更多，如周林、韩念龙、雍文涛、陈曾固、宦乡、秦川、贾若愚等等。
（五）、南昌枪声与红土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快了革命步伐。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败了北洋军阀，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遭到失败。面对蒋介石、汪精卫叛背革命的严重局势，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从此进入了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时期。
在北伐战争中，黔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十一、二十五和四十三军，当时，贺龙的部队为第九军第一师。贺龙的部队与贵州有深厚渊源，他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之后，便在湘黔川边境活动，在铜仁、镇远招收贵州兵，后来纳入黔军系列。第九军军长是彭汉章，国民党的党代表兼军政治部主任是彝族民主革命的杰出代表安健。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造成了有利于革命活动的政治环境。共产党员周逸群早就结识了贺龙，他组织的一支有30多名共产党员的宣传队，在湖南常德加入了贺龙部队，担任第九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彭汉章在武汉遇害后，第九军瓦解，贺龙部队改编为独立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开往九江、南昌。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一部分和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主力是二十军，以贺龙为起义的总指挥。二十军的主要骨干是贵州人，欧百川任第一师副师长，秦光远任第二师师长，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师师长，官兵有不少贵州人，杨至成上将当时是第三师的一个连指导员，故有“三千子弟兵，八百贵州人”之说。二十军在南昌起义中担任主攻任务，歼灭了敌第九军有生力量，占领了江西省政府，立下了不朽功勋。部队撤离南昌后，在广东潮汕一带遭到挫败，贺龙与周逸群回到湘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二、六军团。
贵州是一片红色土地，从1930年到1936年都有红军活动，前后6年。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于次年4月进入贵州，在荔波、榕江、从江、黎平等地活动，一月后返回广西。后来邓小平又发动广西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1930年3月第一纵队突围进入黔桂边境。当时控制南北盘江北岸的是布依族上层人物王海平，他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力量，被军阀任命为贵州西路水上纵队司令。经过谈判，王海平同意红八军第一纵队进驻蔗香，负责全部给养，红军在休此整半年，然后返回广西与红七军会师。1932年右江革命委员会又派人到黔桂边境开展工作，在林佑屯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以后转入贵州板陈，先后建立了蛮瓦、卡法、丰业、板陈、六旺、运转支部。1933年王海平在党的帮助下，办起了板陈兵工厂和创强小学。后来红军独立第三师六十四团的余部与王海平所辖的罗源川部组成红军黔桂省边独立营,对外称护商独立营。1936年秋，红七军的一个营到达板陈，与王海平的保商队合编为黔桂省边护商大队，使贞丰、册享、望漠、罗甸等地成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贺龙和周逸群回到湘西，在桑植一带建立红四军，开辟鄂西革命根据地，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任鄂西特委书记。1930年建立红六军，旷继勋任军长，周逸群兼政委。不久，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创建湘鄂西革命委根据地。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红二军团受挫后改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委，于1934年进入贵州。在沿河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决定建立黔东特区。7月21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土地革命，组织雇农工会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了14个区革命委员会和30多个乡苏维埃。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建立了沿河、黔东、印江、德江、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和30多支区乡游击队。当时活动在黔东的有一批贫苦群众自发组织的武装，他们立“神坛”练武，称为“神兵”。红军将“神兵”加以改造，编为黔东纵队，进而合编为红三军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当红三军在黔东取得胜利之时，活动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领导下向贵州转移，于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建置，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统一归贺龙指挥。直到1934年10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二、六军团离开贵州，向湘西挺进。
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红军发展到30多万人。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抬头，采取昌险主义，全面出击，结果遭到惨重失败，不得不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大撤退、大转移的过程中，把持党中央的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极力主张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被蒋介石发现，派重兵加以堵截，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在此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甩开敌人包围的主张，在湖南通道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得到支持，于是进军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准备在遵义一带开辟新区。当时之所以考虑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主要是因为贵州具有开展武装斗争的特殊条件：其一是贵州尚处在地方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利用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开展斗争；其二是贵州地瘠民贫，广大“干人”盼望红军到来；其三是从1930年起就有红军在贵州活动，有较好的群从基础；其四是贵州地处偏远、山高箐广、有广大山区可与敌人周旋。红军进入贵州以后，避开了国民党的主力、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于是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日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原为柏辉章公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中央机关及各军团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改变了黎平会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此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上，瑞金、遵义和延安是三个重要的革命圣地，以此三个重大转折点来确定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历程。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一方面令薛岳部队尾追不舍，另一方面又令刘湘的川军在长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