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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疯狂实验”与中国的科学造假
李振村

黄热病是和天花、鼠疫、霍乱并列的四大传染病之一，曾肆虐美欧大地，对人类造成过极大灾难。例如1793年，美国费城黄热病大流行，全市1/5人口死于此病，社会完全解体。1800年,西班牙黄热病大流行，死亡6万人……
    对于如此凶险的传染病，人类却一直没有发现它的传播途径。
    1805年前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弗斯，一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他把黄热病人的呕吐物，喂给饥饿的狗和猫吃，结果狗和猫并没有被感染。
    他迅即把实验对象转移到人身上——把自己当做“实验品”：用手术刀在胳膊上切口，把病人的呕吐物涂抹到上面，等待数天，没有发病；他又在大腿、胸部、背部等20个部位重复这一做法，仍然没有被感染。
    他把呕吐物滴入眼睛，并把呕吐物烘干制成药片，吃到肚子里……他依然没有感染黄热病。
    按理说，实验做到这个份上，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了。但是，弗斯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继续探索：把呕吐物兑水稀释，亲自喝下去！没有发病。
    最后，他干脆直接吞食黄热病人的呕吐物……
    他还是没有发病！
    在经历了这样一系列匪夷所思、几近疯狂的实验之后，弗斯最后才宣布了自己的结论——黄热病不是通过消化道传染。
　  那么黄热病究竟是通过什么传播的呢？人们苦苦探求。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卡洛斯·芬莱医生，耗时19年，试图证明：黄热病和疟疾一样是由蚊子引起的。但是，他所有的实验都失败了。
    1900年，沃尔特和另外三位医学科研人员受美国政府指派，研究黄热病的病因。沃尔特和他的研究小组同意芬莱的观点，但需要进行证实。
　　这几位医学专家和弗斯一样勇敢无畏，他们让已经叮过黄热病人的蚊子叮咬自己，结果他们都得了病，其中一位医生还因此而丧命，但他们没有贸然得出结论，而是继续进行对比实验：在医院搭起了隔离帐篷，一组志愿者住在蚊子绝对进不去的隔离帐篷内，一组志愿者住在帐篷外。结果，住在帐篷外被蚊子叮咬过的志愿者，有五分之四患了黄热病。
    1910年，人类终于揭开了黄热病的传染之谜，蚊子是罪魁祸首！
    写完这个故事，我想到了一件曾经轰动一时的科学造假事件：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汉芯一号”高性能DSP（数字信号微处理器）芯片研制成功的消息，宣称“汉芯一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属于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计算机心脏。一时间媒体爆炒，发明人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立刻成为华夏大地的著名科学家。各种国家级的荣誉纷至沓来，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从天而降……

陈进在当年公布“汉芯一号”研制成功的新闻发布会上

风光一时的“汉芯一号”

　　好景不长。2006年1月17日，一个神秘人物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扔出了一枚重磅炮弹：“汉芯一号”是假的——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担任测试工程师的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芯片，磨掉原有标志，加上自己的“标识”，摇身一变，成了“汉芯一号”。
    舆论大哗。交通大学很快承认了这一造假事实并作出了相关处理。
    举目四望，在中国的科研舞台上，抄袭他人成果，编造科研数据，东拼西凑，弄虚作假，几乎蔚成风气。很多人把科研当做牟利的工具，心态浮躁，急于求成，十几年执着于一个项目的人越来越少，科学精神几近沦丧。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让人绝望的是有些学者、公众人物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不再遵守：不但造假，造假被揭后还厚颜无耻百般狡辩，例如打工皇帝唐骏被打假斗士舟子揭露学历造假，至今四处喊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肖传国，被方舟子揭露造假，气急败坏，竟然雇凶伤人，最后被判刑入狱……

自称全中国树敌最多的打假英雄方舟子

    把这些中国学者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上，让他们与吞食黄热病人呕吐物的大学生弗斯站在一起，与耗时19年研究黄热病病因的卡洛斯·芬莱医生站在一起，与不惜以生命做代价让蚊子叮咬自己的沃尔特研究小组站在一起，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的丑陋和卑劣，我们会忍不住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如果我们不能直面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中国就无法重建诚信的学术风气，就无法重建诚信的文化价值体系。一个缺失了诚信的民族，无论经济多么发达，都不可能赢得世界真正的尊重，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黄热病已经被人类牢牢控制起来，但当年那些探究真理的先驱们执着的灵魂，一如明亮的星星，依然高悬于人类精神的天空，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她照见了科学的美丽，也让卑劣的伎俩现形。
    仰望星空，面对先哲闪光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行走。
     左：打工皇帝唐骏   右：雇凶伤人的大学教授肖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