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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启示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启示

值此中国音乐剧正待上路之时，引进《悲惨世界》这样一部作品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将使得我们原先依据为数不多的见闻所形成的有关“音乐剧”的概念发生改变和深化。

音乐剧并不都是流行歌加踢踏舞加爵士乐，也不是每个演员都得会急口令和翻筋斗。音乐剧中最重要的是以具有戏剧意味的声乐演唱来完成对角色的塑造，演员的音色形象和演唱风格是与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密切关联的，而不是单一的“流行唱法”。音乐剧所使用的音乐语言也并不是“流行音乐”所能一言以蔽之的，而是由戏剧情境、表现意图和作品所处时代之间的平衡来确定的。

一部成功的音乐剧并不是非要有一首象《回忆》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样能独立于音乐剧母体而“上榜”的流行曲，也不是有了这样的金字招牌就万事大吉了。在《悲惨世界》的音乐构造中，使用了诸如多个音乐主题的并置支撑，音乐材料在场景中的贯穿发展，不同声乐体裁（独唱重唱合唱）的交替对比，音乐情境与戏剧情境的紧密关联，正剧与喜剧因素的调剂配置，还有显然是从莫扎特的歌剧中借来的那种逐层递增的终场结构等音乐戏剧手法。所有这些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出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音乐戏剧效果。与那种“动听”曲调大串连的结构相比，要复杂和“严肃”得多。

音乐剧的“商业性”并不是将大把的钞票都贴在脸上，也不是满台的金壁辉煌和机关噱头的代名词。《悲惨世界》的演出设备装置需用一架波音运输机来承载，所呈现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如此简洁朴实的舞台画面，而这正是这部戏剧作品的艺术表现所要求的，也是高度精致的制作和严密精细的操作的结果。昂贵的票价并不是获得商业利润的唯一途径，更值得重视的是音乐剧整体市场的培育、剧目演出的生命周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衍生产品的开发、以及剧场活动与当地社会生活的互动等。

音乐剧的“娱乐性”并不是仅仅体现在舞台上的滑稽效果和观众的哄笑声中。尽管《悲惨世界》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元素，但这并不是一部狭义上的喜剧。广义上的“娱乐性”可理解为现场的吸引、震撼与观后的回味思索以及由此达到的“宣泄”和“净化”。这并不是“高雅”、“严肃”艺术的专利，也是自古希腊戏剧以来的许多大众戏剧所追求的境界。

在对雨果原作的转换上，音乐剧《悲惨世界》似一部立体的多媒体的连环画，既保留了原作的主要故事框架和线索，又展现了剧场艺术的流畅而张弛有度的叙述方式。既有大众舞台艺术形式的感官和情感上的感染力，又不牺牲文学名作在解读上的多维性和延伸性。总体上看，雨果的这部现实性、寓言性和预言性兼备的宏篇钜作的基本精神还是得到了较为准确的传达。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标识（logo）是小科赛特的头像。剧团巡演时，会给画中的孩子穿上当地的服装。冉•阿让——还有雨果毕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让这样的苦孩子过上富足安宁（而又多少有些平庸）的生活。

雨果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共和与封建帝制反复拉锯的时期，也是马、恩从事过革命活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的地方。雨果曾以自己的寓所掩护过巴黎公社流亡者，公开谴责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雨果的幸福观虽有其时代的局限，但是他对于社会正义与个人幸福、宗教救赎与道德良知、法律与公正、革命和暴力等问题所作的思考，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