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诗人简介.doc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代杰出诗人。在唐代就被誉为“谪仙”。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为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载体方面，李白擅长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他在乐府诗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李白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
杜甫
杜甫(712—770)，中国唐代大诗人。字子美，书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
杜甫诗歌现存1400多首。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憎恨野蛮抓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
杜甫的诗被后人称作诗史，主要在于他的诗歌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以律诗写咏怀、宴游、山水、时事等，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的诗讲究炼神，他曾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恰能代表杜诗在遣词造句上的贡献。杜甫诗歌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唐代大诗人和文学家，与李白、杜甫齐名，是在杜甫之后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称“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死于洛阳，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
　　白居易诗歌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王维
公元701年，王维生于蒲州(今运城永济市)。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执政，擢为右拾遗，次年迁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半官半隐居。安史之乱被捕后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下狱。因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终尚书右丞。
他才华早显，既是诗匠，又精禅理。生在一个虔诚佛教的家庭里，据其《请施庄为寺表》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王右丞集笺注》卷二五，有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述及了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时说：“维十年座下."可见王维确实也与佛家因缘不浅，其晚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据《旧唐书》记载：“在京师，长斋，不衣文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采，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此时的王维俨然是一僧侣了。
与其小一岁的弟弟缙幼年均聪明过人。十五岁时去京城应试，由于他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少年王维一至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有关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唐国史补》曾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一个人弄到一幅奏乐图，但不知为何题名。王维见后回答说 ：“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请来乐师演奏，果然分毫不差（根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的考证，《霓裳羽衣曲》第三叠并没有拍，是散曲，白居易的句子“中序擘騞初入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沈括精通音律，其言可信。王维工于音律，是正史所载之事，但这个故事却是编造的）。
在诗歌方面，有他十五、十七、十八岁时写成的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可见，他在十几岁时已经是位有名的诗人了。这在诗人中是罕见的。当时，在那贵族世袭的社会中，像王维这样多才多艺的资质，自然会深受赞赏。因此，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在这时和他的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一直过着舒服的生活的王维，到了晚年却被卷入意外的波澜当中。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他被贼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而这在战乱平息后却成了严重问题，他因此被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幸其在乱中曾写过思慕天子的诗，加上当时任刑部侍郎的弟弟（曾跟随皇帝出逃）的求情，恳请将其官职等换其兄性命，王维才得免于难，仅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
王维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事业，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和在终南山上，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首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主要内容是“言志”，写诗人远离尘俗，继续隐居的愿望。诗中写景并不刻意铺陈，自然清新，如同信手拈来，而淡远之境自见，大有渊明遗风。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生平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等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又赞叹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皮日休则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 。”
　　《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早寒江上有怀》、《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之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禛推衍严氏绪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盛唐田园山水诗，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诗派。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开风气之先，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 《唐音癸签》引《吟谱》语)。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联,与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并列，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清代潘德舆曾指出“襄
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
总的说来，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是颇为中肯的。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作俑者，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之下，何也？一因其才气不殆，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孟浩然一生不仕，心有不甘，此情多发之于诗，令其诗每有寒俭处。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几经周折，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此情发之于诗，则往往意趣清远，无迹可寻。虽则如此，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不减王维。如“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天宝四载(745年)，宜城王士源辑录孟浩然诗，得218首，其书已佚。现在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较王本多45首，其中窜入有别人的作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