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395408 頁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劉進寶朱雷老師的籍貫是浙江海鹽，1937 年 5 月出生在上海。出生四個多月，父親就去世了。1955 年，朱老師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1959 年大學畢業後又考上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生，跟唐先生學習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61 年春節後，由於貫徹高教“六十條”，唐長孺先生提出成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建議被批准。正是有此機緣，1962 年朱老師研究生畢業後留在了成立不久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今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從此一直在武漢大學從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一唐長孺先生早就重視敦煌文書的利用，1957 年夏在給本科生講授隋唐五代史課程中，講到“均田制”時就引用過敦煌户籍殘卷中的“應授”“已授”等;講到農村中的雇農問題時，引王梵志詩爲證;講到五代遼之“投下軍州”時，説“投下”亦作“頭下”，同時講到敦煌文書中的“寺户”記載，猶云“某某團頭下某某”之意1。由於唐先生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兼職研究員，在得知科學院圖書館入藏英、法敦煌文書縮微膠卷後，就於 1957 年夏赴北京閲讀、抄録敦煌文書。當 1961 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成立後，即通過北京圖書館購買了英、法所藏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武漢大學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可能是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外第四家擁有敦煌縮微膠卷的單位。同時，唐先生還於 1962 年“囑人由香港5931 參閲朱雷 唐長孺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21 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4 年，41 頁。購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會所編的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 上、下兩册”1。日本的西域文化研究 六卷七册主要刊佈和研究的是大谷探險隊在新疆獲取的文書，且以吐魯番地區的爲主。1962 年朱老師研究生畢業留校後，唐先生就給朱老師佈置了兩項工作，“一是通讀全唐文，并作出分類資料卡片;二是整理校對補充唐師所抄録的敦煌文書資料”。從此開始，朱老師“白天上班去大圖書館縮微閲讀室看拷貝，晚上則閲讀全唐文 并作資料卡片”。至 1963 年夏，完成了敦煌文書的校補任務2。1973 年夏，爲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朱老師與武漢大學歷史系黨支部書記彭神保一起赴西北地區搜集考古資料，當看到新疆博物館展廳里的吐魯番文書時，立即給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唐長孺先生寫信作了匯報。唐先生以極其敏鋭的學術眼光，馬上感受到了吐魯番文書藴含的巨大學術價值，就向國家文物局領導王冶秋、劉仰嶠作了匯報，同時讓朱老師等趕到北京，詳細説明相關情况。1974 年元月中旬，朱老師等到北京向唐先生作了匯報，并見到了國家文物局的領導。王冶秋决定在國家文物局成立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唐先生任組長，由新疆博物館和武漢大學合作，文物出版社負責經費，開展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朱雷最先接觸敦煌吐魯番文書，他向唐先生建議接受整理該文書任務，并成爲整理文書的主要助手，直至任務完成。”3 爲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從 1974 至 1986 年春，朱老師由武漢大學借調至國家文物局，作爲國家文物局“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組長爲唐長孺教授)主要成員，并作爲唐長孺先生的學術助手，在新疆、北京等地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的艱辛，外人是無法理解的。正是在唐先生的領導下，朱老師將自己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協助唐先生對 8000 多份古文書斷片逐一進行登録、拼合、釋文、定名、斷代。朱老師還負責撰寫了整理録文細則、出土文書之墓葬説明等，爲文書的整理完成做出了突出貢獻。19741986 年，朱老師是37 歲到49 歲，可以説是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在這十多年中，朱老師拋家舍子，跟隨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魯番文書。偶爾回家，兩個孩子都不認識他了，還偷偷地問媽媽，這個人怎么還不走?還要住在我們家?69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朱雷 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 ，河北學刊 2005 年第 5 期，80 頁。朱雷 唐長孺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42 頁。楊劍虹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 評價，本書編委會主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02 頁。朱老師晚年回憶説:出土文書整理是個大工程，要把那些千頭萬緒的紙片一點一點看明白，理出頭緒，抄録到稿紙上，根據紙質、字迹、内容有序歸類，完成釋文、拼對後，再融合自己的歷史知識、文獻資料，給文書斷代、定名，必要的注釋等等，要想把文書整理成精品談何容易!在漫長的十幾年文書整理中，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要耐得住寂寞，甘願清貧，不爲名不爲利、只爲求得真知，尋找人生的樂趣。從初識出土文書，經過艱難跋涉，一步一個脚印地向事業的頂點邁進，終於走進敦煌吐魯番學，成爲一名研究敦煌吐魯番學的學者1。吐魯番出土文書主要是 19591975 年間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在吐魯番發現的，由新疆博物館保存。根據整理工作的要求，新疆博物館將文書初步整理後，於 1976 年“全部携至國家文物局進行全面整理”。這就是 吐魯番出土文書 所收 1800 多件文書。2006 年，新疆博物館考古部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管所聯合對阿斯塔那古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這次共發掘了五座墓葬，同時，因收集資料的需要，對以前發掘過的一些墓葬、遺迹進行了清理。因爲吐魯番阿斯塔那發掘報告整理小組最初是由吴震先生負責的，所以這次發掘所獲出土文書，原計劃由吴震先生整理，不幸的是吴先生于2010 年 1 月 25 日去世。“吴震先生去世後，其遺孀武敏先生一直在考慮這批文書的整理工作;由於朱雷先生和吴震先生曾在 19591975 年間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時就已經熟識，相互都非常瞭解。經過深思熟慮，最後武敏先生推薦了令人敬重、信任的朱雷先生來主持這批文書的整理工作。”2 所以新疆博物館邀請朱老師負責整理這批文書。本來朱老師身體不好，退休後應安度晚年，但他却將學術視爲生命，毅然答應下來，於 2010 年赴新疆幫助整理新發現的出土文書。這次的整理任務，除了新發掘五座墓葬的文書外，還有兩部分，“一是發現在 1975 年將出土文書送京以便整理時，猶有若干墓葬出土文書漏遺在保管室，總數達到 50 餘件，爲晋唐時期的官私文書;二是在清理館藏棉、麻、絲織品與器物上，剥出不少文書殘片，約廿餘座墓葬文書殘片，經過認真辨識，不少可與已刊佈的文書拼合”3。這兩部分文書，基本上都是非常零碎的斷紙殘片，整理拼接的難度很大，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憑借長期的學術積累和認真負責的學術精神，朱老師最終還是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793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1 2 3 朱雷 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 前言，成都:巴蜀書社，2022 年即刊。魯禮鵬 邂逅西域源於文書 深切緬懷朱雷老師，劉進寶編 朱雷學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年，142 頁。同上。朱老師畢竟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所以每年去新疆，都需要師母陪同和照顧。朱老師考慮到這批文書殘缺較多，整理費時，而新疆博物館的經費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擔所有的費用，朱老師又退休了，也没有其他的經費來源。没辦法，就在 2017 年朱老師80 歲時，又以新疆博物館的名義申請承擔了 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 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不顧年老體弱和有病，每年都去新疆工作四五個月。朱老師在吐魯番文書整理工作中所體現出的文獻功底和學術水平及敬業精神等，曾受到唐長孺先生及學界同行的高度評價。據武漢大學歷史系楊劍虹先生記述:“連唐先生也稱贊他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熟悉得很，大多數文書都能默誦，所以得到唐先生看重。因爲朱雷具備了傳承唐先生事業的基本條件，所以唐先生傾囊相授了。”1 曾經參加過吐魯番文書整理工作的姜伯勤先生這樣表述:“我敢説，對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除了唐長孺先生之外，朱雷先生的貢獻是最大的。朱先生也是繼唐先生之後中國最傑出的古文書學者!”2 2004 年 9 月，武漢大學舉行紀念唐長孺先生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也是在這次會上，聽到學界對唐長孺學生門人傳承的評價:高敏傳承了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張澤咸繼承了唐先生的唐史研究，而朱雷先生則是唐先生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方面的直接傳人。這應是學界對朱雷先生學術成就的中肯評價”3。王素先生在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 的書評中有言:“朱教授的很多論文，儘管經過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學術價值還是難以超越學界師友常言:唐長孺先生門下，論文風格與唐先生最爲接近者，莫過於朱雷教授。讀罷本書，深信此言非虚。”4 二朱老師長期從事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研究，又有親炙唐先生教澤的優勢，使他在吐魯番文書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國際學術前沿，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響的學術論文。我在幫朱老師編輯相關論文集時，感受到朱老師的論文，真正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書有機結合的典範。他的論文都是以小見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又有極强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獨到見解，推動了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入，爲同行所折服89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楊劍虹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 評價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102 頁。轉引自萬毅 點滴追憶當初，敬懷朱雷先生 ，朱雷學記，139 頁。李華瑞 我所認識的朱雷先生 ，朱雷學記，68 頁。王素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書評)，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6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409 頁。和認同。從朱老師的論文中，可以看到他具有非常敏鋭的學術眼光和深厚的學術功力，如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宿白先生在内部發行的考古學教材中，曾提到北大圖書館所藏的北凉貲簿，這一信息即引起朱雷老師的注意。朱老師在宿白先生的幫助下，在北大圖書館看到了原件，并結合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同組文書和宋書 所載劉宋大明年間羊希建議，凡官吏及百姓，按規定占有山澤，“皆依定格，條上貲簿”，結合文書末“貲合八十斛，薄(簿)後别”，將該批文書準確定名爲“貲簿”。同時根據這批文書的書法風格、墨色和文書中所見的“石田”“沙車田”“無他田”等名稱，推斷它們的制作年代必在麹氏高昌以前，即十六國時期的北凉承平年間(443460)，考證其爲北凉高昌郡高昌縣都鄉孝敬里貲簿，於 1980 年撰寫發表了 吐魯番出土北凉貲簿考釋。朱老師在文中指出:“貲 同 資，本意即是資産。按照資産多寡劃分等第，據此以徵發賦役等等，是漢魏以迄於南北朝所通行的一種制度。居延出土漢簡中，已見漢代算貲簡。古樓蘭故地所出殘書信中，亦可見到西晋時期計貲制度的某些情况。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北凉貲簿殘片的發現，爲我們研究這一制度的演變以及北凉税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爲貲簿某些細節進一步的考釋，提供了若干新情况。”1 日本學者池田温教授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這是一篇優秀的研究成果，“將歷來被視作麹氏高昌末期的該件文書考定爲北凉承平年間的貲簿文書，作者詳盡地搜集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關文書殘片，對其用語、性質作了周全的探討”2，并認爲作者對該貲簿内容的理解也是極深刻的。它的學術價值正如姜伯勤教授所説，“正在改變著國内外籍帳研究的面貌”3。王素先生指出，這篇論文“是朱教授的成名作。該文在賀昌群、宿白、池田温、堀敏一等先生探討的基礎上，首次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三件計貲文書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二件計貲文書綜合加以研究，并定名爲北凉承平年間(443460 年?)高昌郡高昌縣貲簿，得到學術界普遍贊同”4。榮新江先生認爲，朱老師的這篇論文“大大推進了十六國時期的田畝賦役制度的研究，也爲後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提供一件標本性的文書”5。993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1 2 3 4 5 朱雷 吐魯番出土北凉貲簿考釋 ，武漢大學學報 1980 年第 4 期，33 頁。凍國棟 朱雷教授 ，武漢大學學報 1988 年第 5 期。姜伯勤 評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中國史研究 1984 年第 3 期，164 頁。王素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書評)，402 頁。榮新江 考古撼大地文獻理遺編 紀念宿白先生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18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61 頁。1983 年 8 月底，朱老師與唐長孺教授一起應邀出席了在日本京都、東京召開的第31 届亞洲、北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并在會上宣讀了試論麹氏高昌時期的“作人”。本文第一次系統地研究了初次發現的 6 世紀麹氏高昌的私屬“作人”，姜伯勤先生指出:“朱雷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有啓發性的創見，即指出高昌私屬作人與南朝宋齊的十夫客 相似。我認爲這個推斷十分正確。”“由於作者找出了上述兩種身份的相似性，將會促進今後對此一類型中古依附身份奥秘的進一步揭示。”1 其結論爲中日學者在有關論著中多處引用。王素先生提出，本文“也是朱教授的一篇力作”，由於作者對封建隸屬的“作人”研究尤爲深入，“引起學術界的關注”2。朱老師的 唐代“點籍樣”制度初探 吐魯番、敦煌兩地出土“點籍樣”文書的考察 一文，在充分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基礎上對唐代鄉帳與籍帳制度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頗具啓發性的意見。提出“樣”指標准，“點”是“簡點”“檢點”，“點籍樣”就是對“户籍”進行“簡點”後做成的“定簿”，主要登記户内的丁、中男口和已受田數，其目的在於政府的賦税征收和徭役徵發。這一研究得到了學界的好評，如姜伯勤先生指出，本文“以大量篇幅進行了古文書學的本體研究”，“朱先生的論文使我們認識到對文書本體進行文書學研究的科學意義”3。楊際平先生也認爲，“點籍樣 文書，傳世文獻從未記載，在衆多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僅見此一件，朱雷同志的論考，使我們對唐代户口户籍制度的認識，在原有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4。敦煌文獻中有一件奴婢馬匹價目的殘件，其中將奴婢與馬匹放在一起，而奴婢又有“家生”和“蕃奴”的區别，并被寫入“時價簿”中，朱老師的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 考，利用出土文書和傳世文獻，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後提出，奴婢不僅被當作會説話的工具，與牛馬等畜産爲伍，而且其價格還没有一匹馬高，可見奴婢地位之低下。姜伯勤先生指出:“從作者爲本件殘紙所作正確定名中，可以看見作者對唐代公文制度和典制的純熟修養。本文是近年敦煌市 行 組織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5 敦煌兩種寫本 燕子賦 中所見唐代浮逃户處置的變化及其他 一文，則别開生00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姜伯勤 評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159 頁。王素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書評)，403 頁。姜伯勤 讀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中國史研究動態 1992 年第 8 期，29、30 頁。楊際平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又一成果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評介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1 年第 3 期。姜伯勤 評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中國史研究 1984 年第 3 期。面，將文學中的“賦”作爲史學研究的材料，其研究方法和所得結論都得到了學界的贊揚和肯定。韓國磐先生指出，本文將“賦文與史籍互證，探討了文學作品燕子賦 前後迥異、改寫的變化，源於實際括逃政策的變化”1。齊陳駿認爲“朱雷同志對兩種寫本燕子賦 的考證，却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將兩種寫本的不同處與當時整個社會經濟形勢緊密地聯繫起來了，這不僅使我們加深了優秀的民間作品能充分反映了現實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具體地瞭解到唐代前期對浮逃户處置的變化過程和勛官地位日益下降的狀况。這樣的考證文章，我以爲是應當大力提倡的。”2 楊際平先生指出:“朱雷同志對 燕子賦 的精心分析，生動形象地揭示了武則天與玄宗括户政策的變化，很有説服力。”3 朱老師在 伍子胥變文 漢將王陵變 辨疑 捉季佈傳文 廬山遠公話 董永變文 諸篇辨疑 舜子變 前漢劉家太子傳 唐太宗入冥記 諸篇辨疑 李陵變文 張義潮變文 破魔變 諸篇辨疑 等一系列論考中，運用“文史互證”方法，將變文、話本等文學作品與歷史研究有機結合，開創了敦煌變文與晋唐歷史探討的新局面，同樣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好評。韓國磐認爲“文史互證 裨益甚大”4，郝春文認爲，朱老師的這些“系列論文，對敦煌變文做歷史學考察，發掘出其中有關歷史的資料，别開生面”，“突破了舊有變文研究的方法，有開創意義”5。其中所取得的結論或考釋，也被相關論著多所引用。朱老師以歷史學家的視角，通過“以史證文”“文史互證”方式，不僅對敦煌文學作品進行歷史學的個案考察，而且還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予以總結，認爲敦煌的變文、傳文、話本、賦等講唱文學作品，固然取材於佛典史傳，其目的是宣揚佛教。而在宣揚即“講唱”中爲了得到大家的喜愛、獲得“佈施”，講唱者“爲取悦世人，自然蔓生枝葉，添加杜撰，不顧史實真實，而作文藝誇張。至於取材民間傳説之作，更貌似荒誕無稽。在這些作品中，也就往往出現或子虚烏有之處，或張冠李戴之處，因而往往易爲世人忽視其真實性。如果揭去這層面紗，就會發現作者往往因時而作，總是直接間接反映了時代之特征。如世人所關心的現實問題，時代風尚變化發展與社會現實的變化發展、制度變化等104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1 2 3 4 5 韓國磐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介評 ，武漢大學學報 1992 年第 1 期，122 頁。齊陳駿 補典籍之遺闕，倡縝密之學風 讀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敦煌學輯刊 1992 年1、2 期合刊，108 頁。楊際平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又一成果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評介。韓國磐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介評 ，武漢大學學報 1992 年第 1 期。郝春文 二十世紀敦煌文獻與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歷史研究 1998 年第 1 期。等。特别是作者總是往往於有意無意中，把當代風俗及現行之各種制度糅摻於自己作品之中，看似 無知 却又 有知。因此，在進一步探討這一批民間文藝瑰寶時，還應從歷史角度去考察，方能進一步深入認識其價值，同時也更有利於對文字、標點、斷句以及創作時代與動機的準確判斷”1。朱老師的論文，可以説每篇都是精品，既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又有極强的思辨能力，經過大浪淘沙，三十四十年以後，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是研究相關問題而無法繞開的。我在給朱老師編輯論文集時曾有感慨:有的學者的論著，我没有相關資料，或没有從事相關的研究，如果我有資料或從事相關的研究，也能取得大體同樣的成績。有的學者的論著，就是給我相關的資料，我也從事相關的研究，還是無法企及，達不到那樣的水平和高度，朱老師就是這樣的一位學者。朱老師跟隨唐先生多年，唐先生去世後，他不僅與唐先生的公子唐剛卯選編了唐長孺文存，而且還爲 唐長孺文集 的出版費心盡力，甚至親自到啓功先生家裏去取題簽。2000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論叢(外一種)時，朱老師應邀寫了“前言”，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長孺文存，還是由朱老師撰寫了“前言”。此外，朱老師還專門撰寫了 唐長孺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 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不遺餘力地表彰唐先生的學術貢獻，尤其是其爲學術不顧一切的奉獻精神。如在 唐長孺文存 “前言”中寫道:“20 世紀 70 年代初，唐師年逾六旬，并早已名播海内外，但他出於對史學執著追求的熱忱，以其敏鋭的學術眼光，在初步瞭解到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術價值後指出:對這批文書加以整理研究，將導致唐史研究爲之改觀。他所主編的 吐魯番出土文書 十册的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塚遺文經科學整理，公諸於中外學人，并創造了文書整理的一套科學規範，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2 唐先生是 1911 年出生的，1974 年提出整理吐魯番文書時，已經 63 歲了。“這時他在學術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學術上永不止步，永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始終保持高度而敏鋭的學術洞察力，始終肩負着强烈的學術責任感。”3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唐先生這種爲學術獻身的忘我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朱雷老師。朱老師出生於 1937 年，2010 年開始在新疆博物館整理散存的吐魯番文書時，已20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朱雷 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 二十一世紀的展望，項楚、鄭阿財主編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259260 頁。唐長孺著，朱雷、唐剛卯選編 唐長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前言 2 頁。朱雷 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82 頁。經是 73 歲的高齡了，而且退休，還多次因病住院。經過十年的努力，到 2019 年終於完成了 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 的整理工作。去年住院後，還讓師母去新疆做最後的結項工作。今年 4 月我去武漢探望朱老師時，他還一直在關心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 的出版事宜。7 月初巴蜀書社的領導來到武漢，在醫院簽訂出版合同後，朱老師才放心了。可惜的是，朱老師於 8 月 10 日凌晨匆匆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一直惦念的 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最後没有看到書出版。朱雷教授論著目録一、專著1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年。以下簡稱“隴版”。2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以下簡稱“滬版”。3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以下簡稱“浙版”。4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朱雷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成都:巴蜀書社，2022 年。二、主編、參編1吐魯番出土文書(唐長孺主編，參編)録文本 110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 年;圖録本 14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996 年。2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三册(魏晋南北朝分卷)(唐長孺主編，參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 版。3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唐長孺主編，朱雷副主編之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年。4唐代的歷史與社會 中國唐史學會第六届年會暨國際唐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5唐長孺文存(朱雷、唐剛卯選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6湖北文徵(全本)(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湖北省博物館整理、朱雷主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年。三、論文1敦煌石室所出 唐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 書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04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第 2 期，1979 年，2226 頁。修改後爲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唐長孺主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年，500518 頁。收入隴、滬版。2吐魯番出土北凉貲簿考釋 ，武漢大學學報 1980 年第 4 期，3343 頁。收入隴、滬、浙版。3跋敦煌所出 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勛告 兼論“勛告”制度淵源，中國古代史論叢 第 3 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331349 頁。收入隴、滬、浙版。4北凉的按貲“配生馬”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3 期，1981 年，1113 頁。後修改爲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北凉“按貲配生馬”制度，文物 1983 年第 1 期，3538 頁。收入隴、滬、浙版。5麹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麹朝税制零拾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4期，1982 年，1724 頁。收入隴、滬版。6唐代“手實”制度雜識 唐代籍帳制度考察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5期，1983 年，2634 頁。收入隴、滬、浙版。7唐“籍坊”考，武漢大學學報 1983 年第 5 期，114119 頁。收入隴、滬、浙版。8論麹氏高昌時期的“作人”，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3265 頁。收入隴、滬、浙版。9釋“不良人”與“白水郎”讀 唐大和上東征傳 質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6 期，1984 年，2428 頁。10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凉沮渠氏不見於史籍的年號，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 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204212 頁。收入隴、滬、浙版。11唐開元二年西州府兵 “西州營”赴隴西御吐蕃始末，敦煌學輯刊 1985年第 2 期，110 頁。收入隴、滬版。12 伍子胥變文 漢將王陵變 辨疑 讀敦煌變文劄記(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7 期，1985 年，1925 頁。收入滬、浙版。13 捉季佈傳文 廬山遠公話 董永變文 諸篇辨疑 讀敦煌變文劄記(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8 期，1986 年，2025 頁。收入滬、浙版。14敦煌藏經洞所出兩種麹氏高昌人寫經題記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9、10 期合刊，1988 年，1922 頁。收入隴、滬、浙版。40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5 舜子變 前漢劉家太子傳 唐太宗入冥記 諸篇辨疑 讀 敦煌變文集劄記(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9、10 期合刊，2327 頁。收入滬、浙版。16東晋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黄惠賢、李文瀾主編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出版社，1988 年，197208 頁。收入隴、滬版。17釋道安與襄陽，谷川道雄主編 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玄文社，1989 年，154158 頁。又見劉進寶、張涌泉主編絲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年，1320 頁。18吐魯番文書，鄧廣銘、田玨編中國歷史研究知識手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313327 頁。收入浙版。19唐代“點籍樣”制度初探 吐魯番、敦煌兩地出土“點籍樣”文書的考察，唐長孺主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年，335369 頁。收入隴、滬、浙版。20敦煌兩種寫本 燕子賦 中所見唐代浮逃户處置的變化及其他 讀敦煌變文集 劄記(六)，唐長孺主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503532 頁。收入隴、滬、浙版。21釋道安南投襄陽疑年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1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年，5968 頁。22漢末行政區劃疆界之更易與諸葛武侯“卧龍處”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2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年，4653 頁。23龍門石窟高昌張安題記與唐太宗對麹朝大族之政策，黄約瑟、劉健明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3 年，4953 頁。收入隴、滬、浙版。24敦煌所出 索鐵子牒 中所見歸義軍曹氏時期的“觀子户”，武漢大學學報1993 年第 6 期，7279 頁。收入隴、滬、浙版。25 李陵變文 張義潮變文 破魔變 諸篇辨疑 讀敦煌變文集 劄記(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3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4855 頁。收入滬、浙版。26 北齊書 斛律羡傳中所見北齊“私兵制”，武漢大學學報 1995 年第 5 期，3740 頁。27唐代“均田制”實施過程中“受田”與“私田”的關係及其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4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8085 頁。收入隴、滬、浙版。504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28吐魯番出土天寶年間馬料文卷中所見封常清之北庭行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5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100108 頁。收入隴、滬版。29 唐律疏議 中有關“部曲”法律條文的現實意義，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 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65476 頁。收入隴、滬版。30唐“職資”考，朱雷主編 唐代的歷史與社會:中國唐史學會第六届年會暨國際唐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130138 頁。收入隴、滬版。31唐末光州人入閩史實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6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年，5761 頁。32唐代“鄉帳”與“計帳”制度研究，饒宗頤主編敦煌文藪(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第 85103 頁。33P3964 號文書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 中所見的“地水”唐沙、伊州文書中“地水”“田水”名義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7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105111 頁。收入隴、滬版。34唐代“鄉帳”與“計帳”制度初探 吐魯番出土唐代“鄉帳”文書復原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年，159189 頁。收入滬、浙版。35敦煌所出 萬子、胡子田園圖 考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306320 頁。收入滬、浙版。36法門寺兩通周唐碑跋(提要)，韓金科主編98 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92 頁。37吐魯番出土唐“勘田簿”殘卷中所見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18 期，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年，100105 頁。收入滬、浙版。38敦煌研究院藏 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勛告 真僞辨，敦煌研究院編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歷史文化卷上)，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257263 頁。收入滬、浙版。39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 二十一世紀的展望，項楚、鄭阿財主編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258265 頁。收入滬、浙版。40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魯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張國剛主編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3940 頁。60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41唐長孺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 21 期，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4 年，4144 頁。後收入劉進寶主編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年，3236 頁。收入滬、浙版。42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河北學刊 2005 年第 5 期，8082 頁。收入滬、浙版。43敦煌寫本 廬山遠公話 中之惠遠緣起及涅槃經 之信仰，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 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279281 頁。收入滬、浙版。44絲路文明研究二題，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 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3 頁。45五代後周 劉光贊墓誌銘 所見之“渦口都商税使”考，廣州文博(拾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1822 頁。46我所認識的姜伯勤先生(代序)，載向群、萬毅編姜伯勤教授八秩華誕頌壽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13 頁。47記良師益友李征先生二三事 ，吐魯番學研究 2019 年第 2 期，12 頁。48岑仲勉先生論著學記 ，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 年，1112 頁。49跋西州“白澗屯”納糧賬中的“執籌數函”，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03305 頁。50自述，本書編委會主編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2 頁。四、序引、書評類1 魏晋南北朝史論叢 前言，唐長孺魏晋南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前言 16 頁。2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 序，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序 12 頁。3 唐長孺文存 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前言 14 頁。4王啓濤 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 序，王啓濤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成都:巴蜀書社，2012 年，19 頁。5憶陳翔，陳翔陳翔唐史研究文存，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年，序704朱雷先生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附朱雷教授論著目録)12 頁。6求其真義，集其大成 王啓濤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 評介，光明日報2014 年 5 月 6 日第 16 版。7 碑誌與唐代政治史論稿 序，黄樓碑誌與唐代政治史論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年。8從“走近”到“走進”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追求歷程，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16 頁。9 吐魯番文獻合集 總序，王啓濤主編、審訂吐魯番文獻合集契約卷，成都:巴蜀書社，2019 年，總序 19 頁。10關於我的藏書，廣州圖書館編 廣州圖書館藏朱雷教授藏書目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 年，前言 12 頁。説明:1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17 期，於1979 年至1985 年由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内部發行，香港中華科技(國際)出版社 1992 年重新排印合訂出版。本目録所標頁碼以 1992 年合訂本爲據。2 本目録的編制得到了馬志立師弟的大力幫助。(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歷史學院)80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