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语文下册 第二单元 比较探究《东施效颦话语词》教学设计 北师大版.doc

比较·探究 东施效颦话语词
一、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词的意义往往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2．学习作者幽默的语言风格。
二、教学时数：
1课时。
三、教学步骤：
1．请学生说出“东施效颦”的理解，由此导入对文章语言风格的理解。
这是一篇散文，但不是常见的记叙、抒情散文，而是一种特殊的散文，叫做“随笔”。从字面上来看，“随”是比较随便，有点近乎漫谈的意思。在第二册中，有一篇《闲话章太炎》，题意与此篇相近。闲话，表现一种随便谈谈的心境，不是那么系统、严肃，可以不那么深刻，独到。当然，《闲话章太炎》是以记叙为主的，而这一篇却是以议论为主的。随笔的特点，就是自由，不拘一格，不为事情的连贯性、事理的逻辑性所限，信笔写来，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心情。（教师用书·主编导读）
2．分析第一段的“乱砍乱伐”。
“乱砍乱伐”本来是特指对于山林植被的破坏，这里却用来指为文说话，好像是用词不当，但又不是。这里的“砍”，和北京口语中“砍大山”的“砍”是谐音。砍大山的“砍”，又写作“侃”，指的是随便聊天。而“伐”，本义也是砍，《诗经·伐檀》便是。但在古代汉语中，它又引申出“讨伐”之义，如“武王伐殷”，指用武力征服消灭；还指用话语来讨伐，如“口诛笔伐”，也就是强烈批判了。再引申，如下列例子：
《论语·公冶长》：愿无伐善,无施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史记·淮阴侯列传》：不伐己功,不矜己能。
这里的“伐”就带上了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古代汉语中是比较常见的，但在现代汉语中很少用。王蒙在这里，妙在古代现代、书面口头语意的交错。
3．阅读文章，让学生理解本文的独特价值。
文章表述清楚，教师似不必作过多的分析，但一些要点还是要作适当的点拨。
注意一下教师用书“主编导读”的分析：
（1）王蒙从平常词语的表层底下，发现了人们忽略了的内涵。
（2）语言如果仅仅是工具，语文教学只要关注词语的正确运用就够了。王蒙在这里追求的，显然是超越工具意义的那种语感，这种语感要丰富复杂得多，其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意味，是语词的使用者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也就是自动生成，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有潜意识的特点。这就是所谓“语感”，也就是一种直感，很本能的，能够凭直觉感到其中丰富的、微妙的意味，却不一定、或者很难用语言明确地表述。王蒙的文章所追求的，就要用明确的语言把它揭示出来。
（3）他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分析词语（如“报告”）的内在矛盾（对上，对下），其次是比较（报告和汇报）。比较不但在中文词语之间，而且拿出英语同类词语来比较。由此延申下去，又引申出一系列（如做指示，训话之类）的相关词语。在这一系列的比较中，“报告”这个词语的潜在的文化内涵，就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文章对其它词语的分析，所用方法也大抵是分析和比较。
（4）从本义和现行义的矛盾中分析语词丰富的文化内涵，最为鲜明是“批判”和“批评”。二者本来是同义的，“批判”并没有后来那种指责缺点毛病，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上的负面意味。
除了本义和现行义的比较以外，王蒙还善于用同类词义多方面比照。如，把“反映”和“反馈”、“反响”放在一起，其间潜藏的学理和心理上的微妙的区别就显露出来了。
总体来说，王蒙的文章揭示得最深刻的是，词语的演变、衍生，从普通词义向社会文化词语演变途径。
（5）从这里我们应该体会到，语词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而变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一定的关系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仅供使用的工具，它有着与人的情感和意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人文性。
4．在文章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还应当注意一些重要词语的学习和掌握。
掌握文章的重要词语：东施效颦，进谗，诬陷，谦逊，时髦，招花惹草，差强人意，斟酌。
5．学生自己选择写作实践较常用的一两个词语，仿照本文解释词语。
6．完成课后练习。
有关资料
这是一篇散文，但不是常见的记叙、抒情散文，而是一种特殊的散文，叫做“随笔”。从字面上来看，“随”是比较随便，有点近乎漫谈的意思。在第二册中，有一篇《闲话章太炎》，题意与此篇相近。闲话，表现一种随便谈谈的心境，不是那么系统、严肃，可以不那么深刻，独到。当然，《闲话章太炎》是以记叙为主的，而这一篇却是以议论为主的。随笔的特点，就是自由，不拘一格，不为事情的连贯性、事理的逻辑性所限，信笔写来，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心情。
第一段，有一个词“乱砍乱伐”，值得注意。“乱砍乱伐”本来是特指对于山林植被的破坏，这里却用来指为文说话，好像是用词不当，但又不是。这里的“砍”，和北京口语中“砍大山”的“砍”是谐音。砍大山的“砍”，又写作“侃”，指的是随便聊天。而“伐”，本义也是砍，《诗经·伐檀》便是。但在古代汉语中，它又引申出“讨伐”之义，如“武王伐殷”，指用武力征服消灭；还指用话语来讨伐，如“口诛笔伐”，也就是强烈批判了。再引申，如下列例子：
《论语·公冶长》：愿无伐善,无施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史记·淮阴侯列传》：不伐己功,不矜己能。
这里的“伐”就带上了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古代汉语中是比较常见的，但在现代汉语中很少用。王蒙在这里，妙在古代现代、书面口头语意的交错。
一切词语，如果仅仅作为工具，很简单，一目了然，几乎是没有任何奥秘可言。报告、代表、反映、书记、批评、作风、对象、帮助、点名、欣赏、精神，在口头和书面上都不难使用，只要是中国成年人，一个个得心应手，还有什么可谈的呢？但是，王蒙却从平常词语的表层底下，发现了人们忽略了的内涵。
报告：本来是下级对上级的，但做报告、传达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之类却相反，变成了含有上级对下级的意味，不言而喻，这些是堂而皇之的；而“打小报告”，则有“进谗或诬諂” 的贬意，这里要注意的是，不仅是语词有贬意，而且还涉及到打小报告者的人格问题了。
如果光是分析出这样一些区别，还不够做文章，因为只有一个层次。要做文章，要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层次要更丰富一些，让读者的思路不得休息，不停地追随你的思路。王蒙下面的文章的好处正是这样。他转而指出，有时，明明是上级对下级做报告，却有意放低姿态，不说做报告，而用下级对上级的词语“汇报”。表面上，是近乎用词不当；实际上，表示比较谦虚。
语言如果仅仅是工具，语文教学只要关注词语的正确运用就够了。王蒙在这里追求的，显然是超越工具意义的那种语感，这种语感要丰富复杂得多，其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意味，是语词的使用者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也就是自动生成，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有潜意识的特点。这就是所谓“语感”，也就是一种直感，很本能的，能够凭直觉感到其中丰富的、微妙的意味，却不一定、或者很难用语言明确地表述。王蒙的文章所追求的，就要用明确的语言把它揭示出来。
他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分析词语（如“报告”）的内在矛盾（对上，对下），其次是比较（报告和汇报）。比较不但在中文词语之间，而且拿出英语同类词语来比较。由此延申下去，又引申出一系列（如做指示，训话之类）的相关词语。在这一系列的比较中，“报告”这个词语的潜在的文化内涵，就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文章对其它词语的分析，所用方法也大抵是分析和比较。
分析，最关键的是辨析毫厘。在通常的语词中，微妙的区别（矛盾）是隐藏着的，天衣无缝，无从下手。要把矛盾（区别）揭示出来，王蒙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还原”，从词源上着眼，把原本的意思和眼下的词义加以比较，比如“反映”，本该是“反应”。王蒙指出，本来和汇报、报告类同，是中性的，但眼下约定俗成的意味却有了变化。“有反映”，常常并不是中性的，而是负面的。又如“书记”，本义就是秘书。原本可能是为了避免“总裁”之类高高在上的感觉，体现更加民主的精神，但在实际上，书记的权力是秘书所不能比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书记还要有秘书来协助。书记和秘书就成为两种社会职务，两个等级，而且差距还不小。
从本义和现行义的矛盾中分析语词丰富的文化内涵，最为鲜明是“批判”和“批评”。二者本来是同义的，“批判”并没有后来那种指责缺点毛病，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上的负面意味。
除了本义和现行义的比较以外，王蒙还善于用同类词义多方面比照。如，把“反映”和“反馈”、“反响”放在一起，其间潜藏的学理和心理上的微妙的区别就显露出来了。
总体来说，王蒙的文章揭示得最深刻的是，词语的演变、衍生，从普通词义向社会文化词语演变途径。如：
学习：从普通词义，变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含意。
作风：从一般工作风格，变为男女关系方面的含义。
对象：从哲学意义，转化为恋爱方面的特指。
帮助：从援救的意义，转换为政治生活中批评的意思。
点名：从出勤在岗，转换为直指其名的行政的、政治性的批评。
诸如此类，王蒙所关注的，集中在词语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变异。
从这里我们应该体会到，语词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而变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有一定的关系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仅供使用的工具，它有着与人的情感和意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