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吴汉全著《党史解释要论》评介.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卢国琪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参见欧阳淞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版)、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等著作 年 月第 期南 京 晓 庄 学 院 学 报 .中共党史学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吴汉全著党史解释要论评介卢国琪(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任何学科进至比较成熟的境地学科理论的创建、创新及发展乃是显著的标识党史学科也不例外 在党史学理论方面张静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创建“中介理论”成为中国党史学理论的开山祖 其后亦有相关学者从事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吴汉全教授所著党史解释要论(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以党史解释为研究对象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落实到学科理论构建之中是近年来党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此著基于党史解释乃是党史研究的关键环节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党史学实际的结合中着力于研究理念和体系架构上的创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诠释学的新体系一、研究理念的创新吴汉全党史解释要论在研究理念上主要是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能指导党史研究的党史解释理论而不只是一般地回答如何进行党史解释的具体问题 亦即是在宏观的层面对“党史解释”做出系统性、学理性的思考从而建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关于党史解释的理论体系 由此该著在研究理念上最为突出的是凸显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强调党史解释的学术研究及建构党史解释学理论必须置于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之中进而坚持以社会史为基础的学术路径将党史解释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建立学科上的联系从而在社会史视域之中按照党的历史活动的实际来构建党史图景 对此该著在“导论”中有这样的说明:这里有几点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第一建构党史解释理论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同时要重点地将唯物史观所提供的认识历史的原理和方法具体地运用到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理论建构之中 第二研究党史解释这个党史学理论的问题必须在历史学的学科视域中来看待党史学这门学科确认党史具有历史学的性质因而关于“党史解释”的相关研究和有关说明都应以党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为前提故而所说的“党史解释”也就具有“历史解释”的性质 第三在史学视域中研究党史学就要遵循从近现代中国社会来研究党史的思路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党史解释问题的基础亦即将党史解释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联系起来承认党的历史发展是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基础和条件的故而笔者十分赞同导师张静如先生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而本书关于“党史解释”问题的例证也都基于这个观点 第四党史解释的最主要目的是按照党的历史活动的实际来构建党史图景而这个经过史学研究者所构建的党史图景也就是“党史事实”它以党的历史活动为基本依据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党的历史活动之本身而是党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因而“党史图景”乃是党史解释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通常情况下其含义等同于名词形态的“党史解释”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所具有的“历史事实”的性质 这几点是笔者撰写党史解释要论一书的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党史解释理论是吴汉全这部党史解释要论著作最大的创新之处 众所周知解释学是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研究理论注重于文本的理解、认知和诠释强调学术研究中解释的技艺与方法一般说来皆不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之中 吴汉全此著的独特之处是将解释置于唯物史观的视域之中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党史解释”这个新范畴并确认党史解释乃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党史解释而所谓的关于党史的理解和认知也是在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之中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固然不容易而成功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则更需要学术智慧和学术素养 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党史并建构党史解释学理论在目前中国学术界还有着很大的困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很多 从研究理念的角度看吴著解决了这样的几个问题:其一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及其在党史解释中的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学术界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能发挥有力的作用能够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规律性的把握这又是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唯物史观说到底乃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形成的认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其中蕴涵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故而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也就须臾不能忘记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汉全强调党史解释中要特别注重“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并主张在此基础上还要“重点地将唯物史观所提供的认识历史的原理和方法具体地运用到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理论建构之中”在党史解释要论中吴汉全多次强调辩证法的运用问题 譬如该著认为从行为上认知“党史解释”那就要坚持社会实践的观点坚持科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而研究作为“行为者”的党史学家及其由党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而阐明党史知识创制的情形及其所具有的特点 又譬如该著在阐发党史解释原则时一方面强调唯物史观在党史解释原则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方法在方法论上也为党史解释提出了一些原则与要求这也是党史解释中所必须坚持的”并认为“将辩证分析方法运用到党史解释中要注意研究和把握党史问题的特殊性”这就需要“在联系中、发展中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把握特殊性”同时还需要“在事物发展的阶段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党史解释中坚持辩证分析的要求要求研究者善于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转化问题正确把握研究对象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以及与外在相关因素的关系”再譬如该著在探讨党史解释检验问题时认为党史解释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必须使用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如果孤立的、静止的看待党史问题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来进行党史解释是不能形成科学的、客观的党史解释的其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可靠性值得怀疑”然而“研究者即使坚持使用辩证法来进行党史解释而不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下来进行党史解释不很好地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这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不很好地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也是不能形成正确的党史解释的”这就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中科学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系、两者结合的极端必要性及作为方法论在党史解释中的特殊地位其二唯物史观指导与党史的学科性质问题 从学理上说因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科性质故而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得以落实也就需要以学科性质的研究为前提 在中国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运用唯物史观对学科作具体指导时不同性质的学科也会出现指导方式、切入视角、指导路径等方面的不同这就需要研究并确定具体学科的性质 道理很简单学科性质不明更难以说清楚唯物史观的指导问题 联系到党史这门学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党史研究及建构党史解释学体系首先需要确立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吴汉全特别强调党史学的历史吴汉全:党史解释要论第 页 笔者按为避烦琐下引同书不再出注据笔者查阅知网文献及近年来出版的党史学理论著作尚未见到以“党史解释”为关键词的文章 这说明关于“党史解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学性质认为必须“在历史学的学科视域中来看待党史学这门学科确认党史具有历史学的性质”在党史解释要论中党史学学科性质的界定乃是探求唯物史观指导党史解释的关键环节并贯穿于该著党史解释理论建构之始终 譬如该著在研究“党史解释性质”时认为党史的历史学性质决定了党史解释的历史解释性质 该著指出:“从学科性质上来分析党史学既然属于历史学性质的学科则党史解释也就自然地具有历史解释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解释不仅使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得以区别开来而且使历史的事实得以呈现并表现出时时变化、生动活泼的特点 党史解释也就使党的客观的历史活动与党史的事实区别开来并在认识活动中成就了党史的事实 因而党史解释也就是党史研究中的关键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是探索和认识党的历史活动规律的主要手段”作者的看法是作为历史学性质的学科皆需要通过“解释”这一特殊的手段来促进学科的研究和学术研究体系的构建或者可以说“解释”是历史学性质的学科的显著标识 因此在史学视域之中确立党史解释的史学性质对于党史学的发展及党史解释理论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认为或者否认党史解释具有史学性质则这样的党史解释就不会以党的客观的历史实际为依据就会依据所谓的“现实需要”或“有用”的标准而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其结果就使得解释活动脱离了客观的历史实际而没有一定的基本规则可以遵循从而会使党史研究脱离科学性要求、缺乏科学性的要素 又譬如该著提出“党史解释对于史料始终具有依存性”主张时也是以党史学的历史学性质为依据的 该著认为党史解释是以史料为先决条件的这是由党史学的历史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故而再高明的党史学家如果没有基本的史料也就难以推进研究工作 而就党史解释的过程来看党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与党的历史活动相关的一切事情也就是党史上的一切活动或事件以及在党史上所有过的种种思想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然而党史上的事件、活动、人物、思想等对于党史学家来说是已经消逝的、不复存在的往事所以党史学家也就不能直接地与此“往事”打交道他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有关过去的记载或相关的党史信息 换言之党史学家所接触的不是能够直接面见的党史上的活动、事件、人物、思想等之本身 党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根据业已存在的党史资料通过党史解释活动来“复原”党史实际至于能“复原”什么、不能“复原”什么以及“复原”到怎样的程度皆取决于既存史料的状况以及新史料发掘的情况 正是基于党史学的史学性质该著特别强调史料挖掘的意义认为在新史料被发现的情况下即使史观未有大的更新、社会知识体系未有大的突破党史解释也能够在新史料的支撑下会有较大的提升或者修改业已形成的党史结论或者得出全新的研究主张 从学术传承来看吴汉全受业于张静如先生承继了张静如先生提出的“党史学是历史科学”不难看出吴汉全的党史解释要论正是在确定党史学的历史学性质中探求唯物史观与党史解释结合方式及其所表现出的具体样态其三唯物史观指导与党史研究以近现代中国社会为基础的问题 党史解释要论在坚持党史学是历史学的前提下又具体地联系中国近现代史并将中国近现代史视为推进党史解释的基础 从学理上说党史学既然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历史学则党史学的解释理论就必须顺理成章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中并且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为基础的研究理念 这是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中的基本要求 对此张静如先生早在 年的文章就加以系统地阐明认为“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吴汉全承继了张静如先生的这个观点认为党史学既然从属于历史学而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因而在中国坚持以社会史为基础的研究理念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以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为基础亦即“在史学视域中研究党史学就要遵循从近现代中国社会来研究党史的思路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党史解释问题的基础亦即将党史解释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联系起来承认党的历史发展是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基础和条件的”这样才能推进党史研究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解释理论 吴汉全在党史解释要论中多次对这个观点加以阐发并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运用及党史解释理论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 譬如该著认为党史解释的材料在史学视野中就应该更加重视党的历史活动背景的社会材料其理由就在于:“党的历史活动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抑或是关于党自身建设的说到底都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中有着近现代中国社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 年第 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 年第 期会这样的既定环境 从社会视角进行党史解释就得重视社会的研究揭示社会环境所提供的相关条件或相关因素这自然就需要有关近现代中国社会状况的资料”又譬如该著在研究党史解释路径如何统合个别解释与总体解释的问题时非常重视社会史研究在统合中的基础性作用 该著指出:“在党史解释中不是就一个个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作出解释之后就能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作出总解释的仍然需要将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的解释予以综合与抽象并且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作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活动的整体亦即全面地、总体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整体面貌与发展态势这样才能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作出整体的解释”该著认为党史解释中个别解释与总体解释尽管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但在党史解释路径中皆是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党史解释就必须将个别解释与总体解释统合起来而统合的基础正是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 再譬如该著认为基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来进行党史解释具有极为广阔的空间凡是党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作出新的解释“诸如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失败、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红军长征的胜利、全面抗战的兴起、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潮的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等等皆有其历史的根据都可以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变中找出其基本原因这样也就可以对党史上重要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在不断提出新的党史解释的过程中推进党史研究的深化”党史解释要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理念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视域之中坚持以近现代中国社会作为党史研究的基础这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解释学理论打下了学术基础其四唯物史观指导与“历史解释”视域中的“党史解释”问题 党史解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并在历史学体系之中而具有“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意义使得“党史解释”与“历史解释”具有同质性意蕴这同时也是在学术层面和学科视域中体现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与指导作用的重要表征 应该说党史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历史学党史解释也就很自然地属于历史解释 这在思想理解和学理诠释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但在具体运用中如何真正地推进党史解释并进而构建“党史图景”(亦即“党史事实”)也就会遇到相关的技术性问题 譬如党史解释要论认为党史解释中“意义理解”具有何种性质与意蕴直接关涉党史解释与历史解释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 故而党史学家对于党史的“意义理解”是否本然地具有历史解释的性质也就成为打通“历史解释”与“党史解释”关系的关键环节 该著指出在党史解释过程中“意义的理解构成党史解释的重要步骤理解也就成为党史解释的要件”因而“意义理解过程本身既是历史解释的步骤又有具体的历史解释活动包含其中”于是“党史学家进行历史解释在根本上就是一个离不开对历史进行理解的过程并随着对现实的理解来加深对过去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对于党史学家来说党史研究就是一个不断理解而增进其认识的进程是一个关联过去、现在、未来并建立其意义联系的过程而历史联系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贯通性作用”又譬如党史解释要论认为“党史解释”从属于“历史解释”是以“历史解释”所具有的客观性为前提的 这就需要从学理上就历史解释活动的客观性作出探索否则就不能在“历史解释”视域中来认知“党史解释”问题 研究史学的学者皆清楚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以“历史解释”为重要手段的历史解释所具有的客观性乃是史学成为历史科学的关键 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客观性乃是该学问能否探求规律、能否进至科学境界的显著标识 基于这样的理念该著认为党史解释尽管是党史研究者的党史解释以研究者的思想、价值观为前提但这种“党史解释也不是可以随意地进行的而必须始终以客观存在的、真实可靠的党史基本史料为前提”并且党史解释在形成过程中还“需要按照史料所提示的信息来努力复原已经逝去的客观历史实际的基本面貌或具体面相”该著的看法是党史解释作为业已形成的知识体系虽然“已经内含着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而带有思想性的成分”但“也不是那种纯粹主观的虚构因为所谓解释乃是对客观性的研究对象(党的历史活动)的解释亦即是依据历史原型(本然状态)的解释并且在解释中有史料这一客观的证据的支撑”因而“党史解释的客观性不容怀疑”这里该著以解释的客观性作为理解“历史解释”与“党史解释”间具有同质性的重要依据为在历史学学科体系及“历史解释”视域中认识“党史解释”问题提供了认识的进路以上就党史解释要论中的研究理念进行初步分析大略地梳理唯物史观在该著“党史解释学”理论建构中的指导地位与存在样态 从著书立说来看思想是著作的灵魂所在创新是著作的基本特征而体系则是著作的显著标识 任何研究性学术著作都需要在研究理念上的创新但所谓的研究理念的创新乃是“守正创新”“守正”是基本的思想前提和价值标准同时也是著书立说、阐发新知、构建体系的政治立场故而不“守正”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创新”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在具体学科、具体领域中的有效落实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出新观点、新主张、新判断而构建新体系 应该说吴汉全的党史解释要论在研究理念上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时努力推进唯物史观与研究对象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守正创新中构建“党史解释学”的学术体系二、体系架构的创新吴汉全所著党史解释要论不仅注重研究理念的创新而且在体系架构上亦有突出的创新之处 学术著作如何在研究理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体系上的架构直接关涉著作的著述目标、叙述路线、话语表达、论证方式及研究范式故而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党史解释要论中以“党史解释”相关问题为牵引重点对 个党史解释问题加以研究构建了以党史解释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体系 从其体系架构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其创新理念亦贯穿于这四个部分之始终其一党史解释的基础研究 即阐明党史解释的一般知识形成关于“党史解释”的初步认知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这是党史解释要论中的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党史解释的性质与特征、党史解释的前提与条件及党史解释的类别 就该著的叙述进路而言基础研究主要是静态研究重点解决“党史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这就要从学术上追溯并回答“党史解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与党史理解、党史研究等问题并在这样的回答中展示党史解释的性质与特征 该著认为“党史解释”作为一个特定的范畴主要是在在三种层面上使用:一是指研究者从事党史研究的具体活动二是指研究者从事党史研究的过程三是指研究者从事党史研究的具体成果故而“党史解释”范畴主要也应在“行为”“过程”“成果”等方面来考量党史解释所进行的解释尽管会涉及诸多层面但主要的还是进行因果解释侧重于对党史现象的分析和评价亦即使研究工作落实到解释党史现象的“因”和“果”方面并且需要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来把握“因”和“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关于党史学的理论逻辑并促进历史演进逻辑与党史解释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 该著分析党史解释的前提和条件认为学术理论、研究资料、相关学科状况、社会需要程度等乃是进行党史解释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并且这些“前提和条件”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这些“前提和条件”具有既定性的特征根源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二是这些“前提和条件”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三是这些“前提和条件”乃是变动的、发展的但变化之中也有不平衡性 该著基于“历史解释”的视域来看待党史解释的类别认为党史解释的类别主要有解析式解释、综合式解释、比较性解释、历史性解释、政治性解释、探源性解释、评价性解释、问题式解释等几种并主张通过“整合相关的党史解释类别”“创造新型的党史解释类别”“改造不妥的党史解释类别”“赋予党史解释以新的理念”等办法进一步优化党史解释的类别其二党史解释的技术研究 即将“党史解释”作为研究者(一般的党史研究者及党史学家)的行为过程从动态上阐明研究者如何创造条件进行党史解释的问题亦即主要从技术层面上提出党史解释的学术进路及研究方法并进而概括党史解释的基本程序 从篇章上看这是党史解释要论中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即党史解释的路径即党史解释的程序 从学理上说任何有价值的学术理论都必须具有其学理性但同时亦需内含其技术性意蕴否则就不能达到理论的“致用”目标 党史解释要论尽管是理论性著作但亦在技术上重点研究和阐发其方法与路径借以使党史解释理论能够现实地服务于党史研究工作提升党史解释的技艺和水平 该著提出党史解释在路径上有着现实解释路径、历史解释路径、学科解释路径、文本解释路径、著作解释路径等同时又从理论上就解释路径作方法论的研究提出要研究诸如“党史解释路径何以可能的问题”“党史解释路径的结构与功能问题”“党史解释路径的适用性问题”“党史解释路径的特征问题”“党史解释路径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史解释路径如何统合个别解释与总体解释的问题”等理论问题认为在党史解释路径上不仅要具体地研究“形而下”问题同时也要从理论上研究其所关涉的“形而上”问题 这就为党史解释路径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党史解释要论一书的主体是 个部分分别对党史解释的性质与特征、党史解释的前提与条件、党史解释的类别、党史解释的路径、党史解释的程序、党史解释的功能、党史解释的范式、党史解释的话语体系、党史解释中的主体客体及中介、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党史解释的规律、党史解释的检验等 个问题加以讨论那么在党史解释路径业已确定的情况下党史解释到底有着怎样的解释程序呢?该著基于理论与研究相结合的路数提出党史解释有着“理论准备阶段、资料搜集与整理阶段、意义判断阶段、学术观点提出阶段、党史图景构建阶段、提示党史规律阶段”等解释程序并从理论上抽绎出党史解释程序有着相对性、递进性、伸缩性、因应性等特点 在党史解释程序问题上该著没有到此止步而是突出党史解释程序在“致用性”上的价值追求进一步探寻“如何在党史解释程序中推进党史解释”问题并通过相关的例证说明“党史解释程序”与进一步“党史解释”的关系认为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党史解释中联系性的把握”“更多地注意那些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方面”“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作具体的分析”等方面着力 党史解释要论在党史解释学理论所设定的“致用”目标下通过研究党史解释路径、党史解释程序等问题而重点地进行党史解释技术与路径的探讨同时又在方法论层面对党史解释的技艺予以理论上的反思力求统合党史解释所内含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在著述体系上又顺利地实现了“党史解释”由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学术转换其三党史解释的结构研究 即基于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及分析路径从结构方面阐明党史解释的结构系统及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静态的学术考察与理论分析 这体现在党史解释要论中的第六部分至第九部分其内容是研究党史解释的功能、党史解释的范式、党史解释的话语体系及党史解释中的主体、客体与中介等方面 关于“党史解释的功能”问题该著汲取社会学功能学派的研究理念一方面是分析并明示党史解释功能的相关要素认为“功能取决于结构是在结构之中而呈现功能”但“理念”“范式”“话语体系”这三者对功能亦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党史解释的实际梳理并确认党史解释具有“探求新知”“复原党史实际”“修改范式”“建构体系”“创新话语”等功能进而提出认识党史解释功能的几个视角 这就是:“党史解释的各项功能形成一个结构体系各种功能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互动关系”“党史解释的功能是党史解释中显现的功能依托党史解释的具体情形而存在”“党史解释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既需要从党史解释本身着手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进一步完善党史解释的功能需要发挥党史研究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关于党史解释范式问题该著依据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并结合“范式”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提出了“党史解释范式”范畴所具有的三方面基本内涵即其一“党史解释范式是党史研究者作为学术共同体所拥有的基本信念依据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存在而存在并成为维持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其二“党史解释范式形成于党史解释的学术实践中以党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活动为依托和基础这就使得党史解释范式带有党史解释的实践性特色”其三“党史解释范式以共同信念的形式隐藏在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党史研究理论之中并由此规定了党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研究范围与发展方向”接着该著围绕“党史解释范式”问题分别就党史解释范式的形成、特点、结构、功能、转换等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认为在相关因素变化(学术共同体换代、学术共识被打破、党史资料突破、研究方法升级、社会转型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党史解释范式转换的现象并使党史解释范式转换表现出“主动式转换”和“被动式换换”的两种形式 关于党史解释的话语体系问题该著将话语体系理论与党史解释的研究结合起来重点分析了以“革命史话语体系”“现代化话语体系”“社会史话语体系”为表征的三种党史解释的话语系统认为“党史解释的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诠释体系在基本形态上也是一个知识体系它是由研究理念、研究范式、重要概念、基本判断、研究结论等内容构成的”关于党史解释中的主体、客体与中介问题该著在厘定“主体”“客体”“中介”等范畴基础上重点分析党史解释中主体、客体、中介三者的关系认为这三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并表现出“主体再现客体”“客体反作用于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中介而发生联系”的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吴汉全的党史解释要论对党史解释的结构研究尽管汲取了西方功能学派的研究成果但亦有着重大的学术创新在西方功能主义学派那里是将结构的基本部分(子系统)的内在关联、结构的运行机制及结构所表现出的基本功能等视为结构分析与体系研究的重点所在尚未关涉结构的范式及结构的话语体系等方面 不难看出该著基于体系的研究视角而将“党史解释”的功能、范式、话语体系及党史解释的构成要件(主体、客体与中介)作为一个结构系统给予具体分析并在学术分析中表现出“党史解释”的结构性、系统性的特征其四党史解释规律的研究 即对党史解释进行整体的考虑以研究和探索党史解释规律为主要任务这是该著的第十部分至第十二部分主要研究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党史解释的规律、党史解释的检验等等 党史解释要论并没有止步于“党史解释”的结构研究而是力图在结构研究基础上进至探求党史解释规律的境界故而该著最后的三个部分(即“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党史解释的规律”及“党史解释的检验”)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的抽象与提升 探求规律乃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努力方向党史解释的研究也不例外 就党史解释研究而言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研究工作并不是能够直接指向“党史解释规律”的方向而是需要具备相关的前提条件 由于这个缘故吴汉全在党史解释要论中将“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的研究视为通向“党史解释规律”探索的关键环节 故而党史解释要论提出了党史解释的实事求是原则、历史主义原则、群众史观原则、辩证分析原则、科学至上原则等五项基本原则同时又提出党史解释的“宜粗不宜细”要求、阶级分析要求、论从史出要求、具体分析要求、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统一要求等五项具体要求并就正确处理党史解释“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必须处理好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视域上必须“以系统性视域看待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进而“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要求需要发挥党史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党史解释的规律”部分该著特别强调历史认识中的规律体现的是历史规律而历史规律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规律依据人类的存在及其实践活动的展开而存在并且因为有了人的历史活动而具有人文性的特征因为有了人们意志的参与而具有丰富性和曲折性 既然“党史解释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而“历史认识活动具有规律性”则“党史解释也就必然具有规律性”这里“说党史解释具有规律性这主要表现在党史解释乃是一个持续的认识过程有着基本的程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能够阐明党的历史活动的特点及发展的趋势”自然该著也注意到党史解释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性认为党史解释规律是在“变”与“不变”的交互影响下呈现的并提出“党史解释对于史料始终具有依存性”“党史解释的过程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党史解释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党史解释的条件具有相对的限定性”等看法 该著进而认为党史解释规律的研究得以深化既取决于“党史解释的实践活动”又取决于“党史研究者的理论思维”其理由就在于:“一方面没有党史解释这种学术实践活动或者说这种学术实践活动还没有达到显现其规律的时候就不可能从中抽绎出规律来 在这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这种实践活动乃是认识和把握党史解释规律的基础另一方面党史研究者在理论和学理层面对于党史解释规律的探索需要有一定的哲学思维能够就认识活动特别是党史解释这种认识活动予以详细的考察善于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发现各种党史解释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善于对党史解释中必然性问题的把握如此才有可能进到规律认识的层面”作者从“党史解释的实践活动”和“党史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这两个方面看待党史解释规律的探索方向这应该说是很有学术见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在探索党史解释规律的过程中认为党史解释是不是取得预期的成效党史解释活动是否形成科学性的党史解释是否在党史解释中较好地彰显党史解释的规律最终还必须对业已形成的党史解释加以检验 按照著者的看法从学术上检验既有的党史解释的正确性与否需要从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者的知识体系、时代的知识水平、研究资料、基本概念、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等八个方面下功夫但“这种检验并非具有终局性最终还是需要党的历史发展的检验”党史解释要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视域来探求党史解释规律的目标并将“党史解释规律”的研究与“党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及“党史解释的检验”的探讨紧密联系起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凸显党史解释规律在党史解释学体系中的地位为进一步开拓党史解释研究新局面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吴汉全所著党史解释要论秉持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党史解释问题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解释学理论体系 创新是学术著作生命力的显著标识建构学术理论体系也是学者在著书立说方面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党史解释要论不仅着力于研究理念上的创新而且亦注重著述体系架构上的创新努力将学术创新与党史解释学理论体系建构有机地统合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之际党史党建业已升格为一级学科这不仅为今天的党史学科发展及党史研究深化提供了新机遇而且也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开拓了广阔的新空间 笔者相信吴汉全所著党史解释要论所创建的党史解释学体系及其在研究理念和体系架构上创新性的积极努力将有力地推进党史学理论在新时代的建设并有助于党史研究在学科理论自觉中不断地深化(责任编辑: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