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启示.pdf

99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Vol.52 No.3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第5 2 卷第3 期June2023（哲学社会科学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6 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启示古屿鑫，潘楚巧（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江西南昌3 3 0 0 2 2）摘要文化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灵魂和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治理经验。本文主要从道德教化和自治制度这两个维度，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文化治理之历史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相关启示。【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文化治理；历史经验；现代启示中图分类号 G1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 0 0 1-7 6 2 3(2 0 2 3)0 3-0 0 9 9-0 8D01:10.3969/j.issn.1001-7623.2023.03.0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正在被一次又一次确认，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成为近期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事件。”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 。必须“深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精华是新时代共产党人进行文化治理的重要经验来源，是运用往圣先贤之智慧开创新时代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的重要理论基石，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问题的提出文化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文化领域的拓展与运用,最初来源于西方的“governance”一词，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界中意为“统治”“管理”。福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治理术”的概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与“管理”，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是与“权力”相关的话语。他探究了文化与权力利用之间的关系，认为治理的对象首先是人，其目的是差异化、多样化的,其手段多为“策略 型 3 。在福柯看来，文化治理不外乎是权力借文化之名对人们进行规训的一种方式。托尼本尼特继承和发展了福柯的“治理术”思想，在其著作文化、治理与社会中首次将“治理 引人文化研究 4,并将作为治理工具的文化与作为治理对象的文化进行整合，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人手，引领学界从文化功能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化研究，并明确提出“文化具有治理的工具性与对象性”5 2 1，从而拉开了现代文化治理研究的序幕。从汉语语境来看，“治理”一词最早见于苟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此处的“治理”意为“管理”。孔子家收稿日期 2 0 2 3-0 3-1 8【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赣南苏区民间信仰社会治理功能研究”（ZJ22101）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古屿鑫，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江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楚巧，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苏区振兴研究院在读研究生。100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贤君中也有“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的表述，同样是指由国家进行有效管理及整治的意思。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素有“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的治理方略 6 1-2,因此,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多通过以文化之、以理教之的形式实现。这种因文化权力而在古代社会中自觉形成的治理方式，实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治理方式，它维系了数千年以来的社会秩序和皇权统治。因此，探究中国古代文化治理经验并使之同现代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融合，能够碰撞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方式，并大幅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积淀于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传承中华文明的必要性和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精髓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会上，他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7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常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维系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有其独具一格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中华文明中积累而来，其蕴含的治理理念同样根源于这一发展历程中，并同中华文明体系深度融合，因而它同中华民族的文明沉淀、历史积淀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二者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进行文化治理的理论背景和文化底色。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 8 1 9。O农耕社会的村民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最终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别具一格的文化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伴随着中华文明延续，从而铸就了我国文化治理的范式。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根植于农耕社会。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乡和村是农耕社会进行治理的最小、最基层的社会单元和治理结构，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人们始终囿于那一片黄土地，流动性极低，所以世代定居是农耕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常态。这就使得农耕社会中文化秩序的构建、村民内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农耕特性，表现为礼俗规范的强大约束力，由此衍生出族长、士绅、乡贤等治理主体。如今，我国有2 0 0 0 多万个行政村，全国农村总人口超过3 亿，尽管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农耕社会构筑的文化治理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承续传衍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乡村依然是体现农村社会中人们最普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的综合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积淀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它根源于农耕社会文明的演进历程中，是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这种农耕社会固有的文化治理模式凝结了先贤的智慧，浓缩了古人的经验，对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应立足现实社会，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的内核，使其焕发出全新的时代价值。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文化治理之历史资源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显著的“乡土本色”，有其固定特点。在传统社会中，“宗法制度”“乡规民约”以制度、约定等方式发挥其约束作用从而化解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礼治”“无讼”等理念以教化、引导的形式维系着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相较于法律，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更能发挥制约与纠正人的行为的功能。金观涛、刘青峰将这种通过“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实现社会治理的形式称作“超稳定结构”或者“一体化结构”，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成为社会整合的黏合剂 。因此，深人挖掘和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治理经验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101古屿鑫，潘楚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启示第3 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的纲常、伦理道德一直存在，并构成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始终的治理手段,以此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转。因其对百姓行为的约束具有内生性特点，人们自发、自觉地遵守并维护这一体系，所以政府管理运行成本低、治理效率高，这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也契合了古人的心理特点和价值体系。纵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治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礼治。中国古代十分讲究礼治，强调以文化之、以礼教之，重视伦理道德。周易中也曾提到教以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传统的乡村治理当中，主要靠思想教化和礼治秩序维系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孔子认为“礼”是“仁”与“德”的表现形式，礼乐教化的目的在于促进人伦的和谐有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本就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因此，以法律惩戒的正规治理固然能起到规范整治的作用，但效果远不及礼治有用，“口碑”这一评价方式便能使其得到有效印证。对此，费孝通直言，“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打官司是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0 1 49-0。所以礼治的形式在于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以达到使人自觉自律的目的，更能实现、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费孝通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提炼出“礼治秩序”这一理念，是对“礼治”的进一步阐释。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 8 -5 9 他的理论研究基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展开，指出每个乡土社会中的成员都是以自我为核心，按照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慢慢地往外推，形成一个差序的格局，从而确定一个交往和信任的次序。由于人们世代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区里面，大家的信息非常透明，所以相比于法律的审判，家族亲人之间的口舌指责、道德纲常伦理更能发挥制约和警示的作用。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礼”的规范至关重要。无讼。中国传统社会一贯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乡土社会中为达到惩戒的目的，一般不依靠法律，不判刑，而是靠乡土社会内部的奖惩机制，极为重视“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即使涉及法律，采用审判等形式,其目的依然在于和解而非诉讼。这种息讼罢争的处事方法即为“无讼”，体现的是古代先贤在该社会背景下对美好和谐社会这一共同理想的追求与愿景，反映天道和谐的价值取向。“无讼”思想源远流长。“无讼”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为利用政治权威进行审理裹挟着国家暴力，并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冲突的解决，应尽可能通过民事调解的办法来解决12284所以在孔子看来，“听讼”是为了“无讼”，着重强调了以“和”为价值导向的思想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其目的不在于惩戒，而在于使其自省进而实现道德教化。费孝通也曾说过：“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1 3 加加之古代“熟人社会”这一特征突出，人们并不愿意使用过于尖锐、激进的方式处理纠纷和矛盾，不愿意承担因诉讼带来的人情关系的破裂、邻里关系的僵化，甚至普遍存在“以讼为耻”的心理。对传统农村社会的民众而言，与其争夺权力，不如和谐共存，直观地体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诉求。这也符合古代人情社会交往的需要，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同样符合当下我国社会现状。所以，“无讼”思想作为传统社会典型的治理理念，其价值导向、核心思想、治理方式是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尤其是文化治理理论的重要部分，为现代乡村的文化治理提供了参考价值。无为。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并非毫不作为之意，而是“寡欲”和“少事”，企图通过个体私欲的减少来教化人们的思想认知，以此实现个体心性上的转变,达到治理目的。其治理核心在于顺应自然法则，希望人们通过对“道”的遵循化解矛盾，旨在减少政治对人伦社会的干预作用，从102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而维系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国内诸多学者将无为的治理思想总结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在社会治理和物质利益层面，强调顺其自然。一方面，无为思想重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在教化人的过程中，理应追求其自身的自然顿悟，循其道而行，任其自然发展，回归本真，刻意约束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可见，在老子的无为之治思想中，重视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地位，主张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自主空间，生动体现了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如庄子所言，万事万物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遵循规律方能实现长久之治。另一方面，在对待物质利益问题时，应当做到“利万物而不与之争”，顺其自然，减损私欲，这与现代社会“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高尚理念相似，是一种极为崇高的思想道德境界。道家认为此种治理方式远比法家以诸多法令限制人身活动要有效许多。其二，在认识事物和对待事物层面，强调以柔克刚。老子认为，治理的理想模式应为“上善之治”，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因而，靠严刑酷法所实现的压迫式统治并不长久，由此积压的民愤不仅使治理失效，还会危及社会统治，所以必须采取以柔克刚的治理方式，实行“善治”。该治理观点同现实社会的“德治”思想不谋而合。不论是礼治思想还是无讼、无为理念，三者均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及乡村社会对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其具体表现形式在现代乡村社会也沿袭了部分传统，如族谱、祠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乡村社会陋习不断发生变化，朝着民主、法治迈进，诸如“长老”“族长”这样的角色逐渐被正规的基层治理所替代，但诸如族谱、祠堂等象征着一个家族发展历史、展现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形式依然存在。因此，对以“善”为目标的无为、以“和”为特征的无讼、以“仁”为内核的礼治思想的研究，将有利于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传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制秩序和以宗族为中心的民间秩序，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独特的治理逻辑。费孝通将其总结为“双规政治”,把自下而上的自治形式看作与自上而下的皇权同等重要的存在，认为其效力很大。纵观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基层治理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种自治形式。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一套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的主要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靠家族和宗族维系，自立族规并要求族系人员严格遵守，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家”本就是最小的社会单元，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在纲常伦理约束之下,每一个家庭又因血缘组成了一个个宗族，并时常通过缔结婚姻的方式巩固和扩大家族势力，从而形成了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这一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伦理道德对传统社会中家庭和个人的约束作用。宗法制度在周代最为典型，是“周代以后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宗族中的一种普遍的世系原则”1 3 1 9 1-9 2,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发生转变，但其内核体现的依然是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用于“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1 4 2 5 8。宗法制度在宗族内地位崇高、约束力强。值得注意的是，宗法制度不仅作为惩戒制度存在，同时也充当了“商业保险”的角色，它为宗族内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一定社会保障，帮助族人在遭遇天灾人祸后重获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此实现救荒、救灾、救济的目的。如果宗族内部出现问题，例如宗族内某一个家庭因意外灾害而丧失生活来源时，就会依靠整个宗族的内部机制得到救济。具体形式有开义仓、设义田、办义学、开义庄等。同样，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募捐、集资的形式兴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场所，完善相关设施等，既能提高乡村地区人民的生活品质，也能巩固自传统社会流传而来的家族关系。苏爱萍认为，“传统宗法制度下的宗族治理实际上属于一种脱离中央政府管理的基层自103古屿鑫，潘楚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启示第3 期治”1 0-1 0,它以“族规”等约定俗成的方式维护其秩序，以宗族的集体形式面对政府，实际上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基层协商的渊源。乡规民约。乡规民约又称乡约，分为官办乡约和民办乡约两种。一般来说，由地方官员倡导，目的为教民以德、正化风俗、敦化乡民的形式为官办乡约；由乡村精英们自发组织、由较大的宗族主持、与家法相配合的形式为民办乡约。杨开道先生认为：“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不过也附带有相当的组织、相当的事业。”1 6 1 2 宗宗法制度之所以稳定，离不开乡约架构本身的稳定性及其对百姓道德上的极强约束。乡规民约是基于乡村的伦理习惯和民俗传统而制定的一整套乡土行为规则，有规劝族人和乡里向善的意思。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乡村治理中，相较于正规的“法治”，人们主要以乡规民约这种介于正规的法律和不成文的民俗之间的方式作为衡量标准，其内容一般包括尊老、敬长、爱幼、睦邻等习俗和传统美德。先秦儒家经典周礼中便记载了有关乡里要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在吕氏乡约中记载着“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内容，南赣乡约亦为推行乡规民约的典范5:17 148-149这些历史上的乡规民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黄宗智认为，此种形成于民间用以调解社会矛盾的惯习构成了庞大的“非正式”正义体系，与官方司法体系中执行的正义体系并存，形成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领域 1 8 1 7-1 9。此外，与宗法制度相似，乡规民约也涉及对族人和乡里的救济制度，但是乡规民约带有某种非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是具有一定惩罚性的机制。精英治理。在中国古代有“三权”：“皇权”，主要存在于县以上的地域；“族权”，多为宗族社会的权力；“绅权”，则为当地乡绅的权力。由于古代“皇权不下乡”现象普遍，乡村社会形态同城市相差甚远，执政者为了更好地管理乡村地区，在受到宗族治理形式的启发后，便选定了乡绅作为国家和百姓的纽带，给予其一定治理权力，因而形成了“乡绅制度”，这也是一种非正式化的制度形式。宋代王安石熙宁变法希望加强在乡村的正规治理，一直到民国时期恢复保甲制，但效果甚微。其原因便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是“皇权不下乡”，需要“绅权”所产生的非正规治理。费正清因此直接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概括为“乡绅社会”。所谓“绅”,有的学者认为，乡绅主要指代乡村精英，是这些同乡和村存在紧密关系的知识分子肩负起了乡村治理的重任，他们以传统的宗法制度等为基础，运用其知识、眼界和声望调解乡土社会中发生的矛盾纠纷。这些乡村精英有些是乡村的知识分子，有些是有经济地位和德望的名士，有些是一个家族内的长老。有的学者认为，“绅”一般为即将人仕或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及现任或退任官员，他们同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同百姓有着亲密连接，因而在治理中能发挥独特作用。与族长不同的是，乡绅除去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的职责之外，还要保证赋税征收的秩序等，这一点更加凸显了此种自治形式的不同之处。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们的生命弹性非常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能直观地说明这一点。但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那个促使乡村精英回归乡村的机制已经不存在了，这对现代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总之，乡村精英代表的是一种威望和礼制秩序，通过“劝导”“教化”“协商”的方式解决乡村社会矛盾，达到维系传统社会的秩序和伦理的目的。家户制度。我国传统社会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社会制度一家户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极为强调血缘和伦理关系，是囊括了家户经济、权力、社会、文化在内的行为规范体系。钱穆、潘光旦均提出过“中国以前本无社会 一词”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走的是“从已到家，由家到国”的路径，强调家长宗族的重要性。费正清曾言：“（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分。”1 9 2 在这种自治形式中，产权由家户私有，个体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分配都在家庭中进行。正如费孝通所说：“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它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它便成为群体所有104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权的基础。1。”2 0 6 5 -6 6,并且，在家户制度中，人们参加社会事务时常以家庭为单位，即使是较大的宗族也不例外，因而个人是依附于家户之中的，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这使得“家长”在其中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裁定权。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提及，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2 1 6 8 4,实际上，正是家长治理的有效推行，才使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世家大族能够不断壮大，稳定延续下去。可见，家户制以家庭为单位、以家长为主导、以家户为中心，是传统社会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对维系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礼制为基石，不论是何种自治形式，它都是实现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这种治理模式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但是其治理对象和方式具备当代基层自治的特点，因此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治理有着极大的当代价值。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尤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人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吉。”2 1 8 9 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民本思想等，这为新时代乡村治理贡献了宝贵精神养分。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传统村落的边界正在被削弱，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村民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标准将不再适应乡村地区社会发展，这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现实机遇。因此,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治理或能成为一大突破口。文化治理需要依托政府、农民、社会等多元主体，与“文化管理”的概念不同，它更强调以一种温和、协商、共治的方式来发挥功能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得以凸显，乡村社会中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利用，人民精神世界得以重塑，新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秩序得以建立，最终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目标。以下是笔者基于文化治理理论，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启示。首先，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治理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2 3 1 0 5 借借鉴、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推进，不少民众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传统文化，因其由传统社会沿袭而来，不少人认为其与现代社会脱轨,其思想内核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难以兼容。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模式作为一种“伦理型”治理方式，至今仍发挥着相当大的规范与约束作用，乡村优秀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等生活理念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充分说明积淀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未过时。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精华，深入挖掘治理理念中能与现代基层治理相接轨的元素。譬如将“无讼”等强调天下无争的和谐理念应用于思想道德教育，切实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扎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人向善。另一方面，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时，也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同我国当下的乡村社会具体实际、基层治理实践有机结合，以此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基层自治等方面的创新。其次，夯实乡村振兴中践行文化治理的社会主体。费孝通在研究农村现状后指出，那些出生于农村并熟悉农村情况的知识分子，能有效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制度的建设，并说，“如果这些人也能包括在绅士一流人物中，则我确对他们寄托着希望”1 1 2 8 7学界同样重视乡贤文化在推进乡105古屿鑫，潘楚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治理经验启示第3 期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认为乡贤文化特有的地域性、崇善性、亲缘性和政治性特质，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充分挖掘其价值能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2 4 9 1-9 9。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自古以来，这些知识分子就肩负着社会治理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乡贤对村庄有着独特的家乡情怀,为乡贤参与治理提供情感上的连接。另一方面，乡贤自身的知识储备能有效推进地方治理更加现代化，为其参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贤在推进社会治理、参与文化建设、化解邻里矛盾、倡导良好风俗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具体而言，应发挥乡贤在治理过程中的道德教化作用，融人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理念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协助村委会处理当地公共事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发挥其在治理中的特殊作用。还应发掘各地乡贤人物的典型事例、故事传说，总结凝练乡贤精神，赋予其时代价值，形成各具特色的乡贤文化，以此提升当地人民的自豪感、当地文化的吸引力，重塑乡村文明秩序。最后，完善乡村振兴中文化治理的制度安排。“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费孝通也表示，乡村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有着固有特点和制度空间，曾言：“制度作为个体实践的中层规则或模式，与文化价值体系密切关联制度是文化的单位。当这些制度空间消失之后，它将重新建立起来；当这些制度空间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就必然需要从思想、信仰、行为、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和变革。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地区间发展程度、资源分配、制度安排等不平衡不协调状况显著，呕须一系列因地制宜式的制度安排，为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振兴提供机制保障，因而，对乡村地区文化治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容忽视。一方面要满足村民们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满足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需要。具体而言，要充分利用村两委嵌人村庄事务的特点，赋予其更多责权，以此有效加强文化领域的执法与管理。臂如可通过专题宣讲、理论研讨、事件重温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村民农业生产、职业生涯、知识学习、日常交往、娱乐活动等多个文化领域，以此推进村民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取向及思维行为方式的提升，帮助村民融人现代乡村社会生活(2 5 1 9 8-1 0 6。亦可通过编辑村史村志、保护村落文化遗产、成立乡村博物馆等方式，推动乡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2 6 1 2 3 1-2 6,促进乡土文化同乡村生活的融合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植中华沃土，凝聚了伟大的中国精神，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诸如“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以和为贵”的交往准则、“敬老爱幼”的伦理原则等，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治理提供了经验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 3 1 6 4，“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2 7 。我们应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发展道路，深人挖掘合乎时代发展的文化治理要素，吸收转化其合理成分并融人现代社会治理中，助力提振新时代民众的生活质量与精神面貌，全面深人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 6 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 0 1 4-0 9-2 4（0 3）.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5)3张森文化治理：理论演进、西方模式与中国路径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1 7.4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M】王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 0 1 6.5Tony Bennett.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M.Berkshire:Open University Press,1986.6李晶乡村传统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性构建J图106责任编辑阿茹汉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书馆论坛，2 0 2 0（3）.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人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EB/0L（2 0 2 2-0 5-2 8）2 0 2 2-1 2-1 6 .http:/ 0 1 8.9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1 1.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8.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9.12陈开先，注译。论语新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3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9.14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8.15苏爱萍.基层协商与精英自觉：基层治理之儒家经验的借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6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5.17李皋，丹彤基层之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8.18黄宗智中国的正义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J】社会科学文摘，2 0 1 8（0 6）.1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 9 9 9.20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2.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2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2 0.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1 4.24白现军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J】：北京社会科学，2 0 2 1（1 2）25任贵州，曹海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26汪倩倩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范式、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海学刊，2 0 2 0（5）.27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02).Inspiration from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Embodied in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GU Yuxin,PAN Chuqiao(Soviet Area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China 330022)Abstract:Cultural governance is the soul and internal power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the ancient social governance and embodiesrich cultural governance experie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valu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embodies in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autonomy system.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nspiration from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embodied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Key words: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rural revitalization;cultural governance;historical experience;contemporary inspi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