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古代文学考研复习资料.doc

国风中文考研李家晔/主编 kychinese文学古汉知识李家晔修辞文论1古代汉语知识19文字学19训诂学30音韵学32词学42字典辞书44古籍版本学48典籍及文献52目录学60修辞文论第一、 修辞概说一、什么是修辞 修辞是人们在运用语言传递信息、表情达意的过程中，追求最佳表达效果的言语实践。最佳表达效果就是指“准确、鲜明、生动、形象”。二、汉语修辞研究的历史“修辞”一词出现得很早，但在古代学术研究中，修辞学并不是独立的学科，有关修辞的论述散见于解经、文论、史论、诗话、词话、笔记、随笔之中。魏晋南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曾对诗文的修辞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隋唐五代史论修辞、诗论修辞、散文修辞都获得了发展。南宋陈骙的文则，对比喻、引用、仿拟、析字、重叠、节缩、省略、层递、错综、倒装等各种辞格，都分别作了分析。元朝的修辞鉴衡是我国第一部以修辞命名的著作。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是我国第一本断代的修辞学资料汇编。清代王国维的诗歌评论在修辞学方面也多有贡献。“五四”运动以后，修辞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主要有：1923年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可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修辞学著作。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标志着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三、修辞格1、 比喻，2、比拟， 3、借代， 4、夸张，5、双关，6、仿词，7、婉曲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而是借用一些与某事物相应的同义语句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种辞格叫婉曲。例如：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张洁拣麦穗）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徐怀中西线轶事）8、对偶， 9、排比， 10、层递根据事物的逻辑关系，连用结构相似、内容上递升或递降的语句，表达层层递进的事理，叫层递。在北国，除泰山、华山这些早已名闻中外，还有许多等待人们去发现、去观赏、去利用的风景区。（王朝闻北武当游）11、反复12、顶真顶真也叫蝉联、联珠，是把上一句末尾的词作为下一句的开头，使首尾相重合，形式上成为一种链式的结构，表达上前后意思紧相扣，气势连贯而下。例如：例1：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花结什么果。13、回环回环也叫回文，这种修辞格的前后两句话中后一句话是前句话的倒叙排列形式。例如：例1：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例2：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例3：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14、对比15、映衬映衬就是把两个相对或相反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衬托，相得益彰。例如：寂静的黄昏，窗外飞舞着雪花，一阵紧似一阵，低垂的帐帷中传出的痛苦呻吟，一声惨似一声！我黑暗中坐在火炉畔，望着药壶的蒸汽而沉思。（石评梅雪夜）16、拈连利用上下文的联系，巧妙地把适用于甲事物的词用于乙事物，这种修辞方法叫拈连。例如：他飘飘然地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鲁迅阿Q正传）17、通感18、警策使某些语句语简言奇，含意深刻并富有哲理性的辞格叫警策，也叫精警或警句。警策可分为主宾重复判断、表意相反相成和看似无关、实则紧密相连三类。例如：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捣鬼心传）先秦修辞学 修辞活动存在于交际过程之中。写说者运用言辞或文辞，通过种种表达手法，抒情达意，传递信息，作用于听读者，这只是交际过程中的一半。听读者收到言语表达的信息后，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甚至通过联想、想象予以正确理解、鉴赏，或者做出反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因而写说者与听该者是修辞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写说者如何善于运用修辞现象，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收到最佳的修辞效果，这是修辞学应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听读者如何通过修辞现象、修辞方式，正确理解写说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也是修辞学应该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先秦时期虽无修辞学的概念，但在交际活动的实践中，人们却也注意到听读者一方如何正确理解对方运用言语艺术的问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成 孟子很重视“知言”，即如何正确理解对方的言辞、文辞问题。他由于善养“浩然之气”而具备了这种“知言”的长比所以曾自朗为“我知言”。他的所谓“知言”，就是“破辞知其历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够通过那些片面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掩蔽之处，通过那些过分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沉溺之处，通过那些不合正道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叛离之处；通过那些闪烁不定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理屈之处。这也可以说是孟子对“知言”提出的要求。这种观点在周易系辞下中亦有记载：“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考其辞枝，古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即，背叛自己诺言的入，其言辞乖张诡秘；思想不明确的人，其言辞含混模巩性情温和的人言语不多；性格急躁的人，说话罗嗦，心怀鬼胎、想害人的人，言辞虚浮不实；带着失职心理觉内疚的人，言辞缺乏力量。 怎样才能正确理解对方的言辞、文辞呢？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原则。 先看“以意逆志”说。孟子主张分析诗时，不能拘泥于个别字眼而曲解其辞句，不能局限于辞句的表面意义而歪曲丁作品的原意，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应该“以意逆志”，从整个诗篇的意义来探索作者的意旨。再看“知入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盂子认为要正确理解作品，还必须对作者的生活、思想，对作者所处的环境、时代都要有历了解，以便根据具体作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这是“以意逆志”原则的基础。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原则是正确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汉代经学家乡运用这些原则，只可惜有的只是片面理解了孟子的原意，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有些章节也继承了“以意逆志”的原则。宋代魏了翁在攻槐楼宣献公文集序中赞同孟子和周易的观点：“今之文古所谓辞也。古者即辞以知心故，即其或惭，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诬善与失守叶；即其或破、或淫、或邪、或遁，而勿其蔽陷、知其离且穷也。”清代吴淇、恽敬亦具体阐述了这些原则。王国维也称赞孟子的原则为“善哉”并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迎古人之志也。”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和游说艺术的理论，不但已经涉及到对修辞功用的认识问题，而且已注意到如何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地进行语言修期不仅考虑到写说者本身的因素，还注意到听、读者的种种心理状态。其探讨的广泛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后世的修辞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一、诸子论“譬”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较早谈到比喻的是孔子，他在论及“仁”时曾说过：“能近取譬”(论语雍也)朱熹注曰；“譬，喻也。近取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但再追溯起来，诗经中就已出现过“取譬不远，昊天不忒”的诗句，可见那时人们已开始重视“取譬”。墨子在总结论辩的方法时，给比喻下了定义：“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举也物”的“也”字，王引之云：“也与他同”。墨子指出比喻是用他事物来说明此事理的方法，并揭示出比喻具有“明之”即说明的作用。墨子和其他诸子一样，也是善于运用比喻的能手。他常以人们熟知常见的事物或寓言作譬，来宣传自己的观点。苟于在谈到论辩的语言艺术时也提到比喻：“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苟子非相)也强调比喻的说明作用，认为谈话时适用比喻可以说明道理，收到良好的效果，观点和墨子相同。名家代表惠施，也是一位辩才犀利，善用比喻的论辩家。他进一步指出比喻是用已知的事物打比方，来说明对方所不知道的事理。比喻的目的是使对方明白易懂。先秦诸子关于比喻的论说，为后世的比喻理论奠立了基础。汉代郑玄的“比者，比方于物也”，王符的“夫譬喻者，生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以及梁代刘勰的比喻理论等，都与此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这些阐述，一直为后人所采用。二、孟子、庄子论夸饰夸饰的修辞现象，自古就有。正如刘勰所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庄子一书个虽有“曼衍其辞”的话，但并投有说下去。对后世有影响的要算孟子。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字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 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他要求对诗中的夸张辞，不拘泥于辞句的表面涵义而歪曲作品原意，而要根据诗篇的整体，去探索作者的意图。所以，虽然孟子并末提出“夸张”一词，但他对这一手法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的这一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所采用。如唐钺修辞格、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等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三、庄子论“重言”庄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总结了“引用”这一修辞方式，并称之为“重言”。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认作是引用论的先声。他在寓言篇中说：“直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嗜艾。”可见所谓“重言”，就是一种引用权威、长者的成说来证实自己观点的修辞方式。它相当于现代修辞学中的“引用”辞格。还从理论上总结了“重言”修辞手法的作用和目的，为后人做出了贡献。指出“重言”由于用了权威长者的“体多真实”的成说，故而具有使人信以为真，加强语言说服力的作用。四、墨子论“侔”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辞而俱行”的方式则可以包含对比、对照、对偶等含义。五、老子论“正言若反” 这是老于的立言之方，见于老子七十八章：“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样，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何谓“正言若反”老于未做具体阐述。宋代苏辙曾解释为：“正言合道而反俗”，即指合于自然规律、客观事理，但却与世俗见解相反的话。 老子不仅在实践上为后人做出楷模，而且在理论上最早提出。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后人的重视。如唐钺修辞格一书中的“反言格”，即相当于老子的“正言若反”。所谓“反言格”就是“一句话之中，表面上好象合着两个互相矛盾的意思，但是却有深意在内”的辞歌。作者认为：“老子说正言若反”，大概也是指这种语法”，并指出：反言格是老子的特色。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格此种法式归入警策辞格之中，指出这是“话面矛盾反常而意思还是连贯通顾，可以称为奇说”妙语(paradox)的一种警策辞”，认为“这是警策辞中最为奇特，却又最为精采的一种形式。”另外映衬辞格中的“反映”一类，如“无事忙”、“好聪明的胡涂法子”等也相当于“正言若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第二册中也有精辟的阐发：“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即修辞所谓翻案语(paradox)与冤亲语，(oxymoron)，固神秘家言之句势语式耳。”“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为其意相同相合，例如音之与声或形之与象，翻实语中则同者异而合者背矣，故四一章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为其意相违相反，例如成之与缺或直之与屈；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放四五章云：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复有两言于此，一正一负，世人皆似为相仇相克，例如上与不，冤亲词乃和解而无间焉，故三八章云：上德不德。此皆苏辙所谓合道而反俗也。”他认为老子的“正言若反”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翻案语”与“冤亲语”。他还认为：“正官若反”“若抉髓而究其理，则否定之否定尔。反正为反，反反复正；正言若反之正，乃反反以成正之正，即六五章之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他若曲全枉宣、善行无辙、祸合福倚、欲歙固张等电莫非反乃至顺之理，发为冤亲翻案之词。”这既是说，以“冤亲”、 “翻案”之词来表达否定之否定，反乃至顺之理者，即为正言若反的修辞手法。现代修辞学个，也有称为“相反相成”手法的，即相当于“正言若反”。六、孟子论“言近而旨远”孟子尽心下提出：“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者。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的“言近而旨远”说其实是委婉、含蓄论的滥觞。这就是说，孟子认为叙事浅近而喻意深远的言辞为“善言”。这一手法受到后世重视。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论的“隐”，唐代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用晦”之法，似为“言近旨远”说的进一步发展。言近旨远之说，实为后世委婉、含蓄、暗示等修辞手法的先声。两汉修辞学一、赋比兴理论的阐述和发展(一) 毛诗序及二郑对赋、比、兴的阐发。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春宫大师：“大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 曰比， 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在此基础上对诗的“六义”进行了阐发：“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曰兴，五 曰雅，六曰颂。”但都太简赂，未给比喻下定义。由于这些论述都是在总结诗经写作经验时提出的，大多数人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风雅颂是诗经的文体分类。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引郑众的话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在同一段里，郑玄还说明了譬喻的产生和性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政教即政治教化。认为赋的性质是铺陈叙说与政治教化有关的事。同时还分板了比、兴是怎样产生的。(二)王符、王逸论比喻的作用与产生的原因礼记学礼，曾提出运用比喻对写诗的作用：“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依”是譬喻，“博依”就是广博比喻之意。这里指出：不学会打譬喻就不能作好诗。可见学会比喻的重要。 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进一步论述了譬喻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张之。”（释难） 王逸的楚辞章句在分析屈原的离骚时，对比兴理论有所发展。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巯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 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喜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王逸所说的“引类譬喻”，就是指明譬喻这一修辞方式是借助于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经过人们的类推和比较而产生的。他把兴和譬喻揉合在一起，给比兴以新的含义。这段话对离骚如何用譬作了归纳，用实例说明以善喻善，以恶喻恶。如以民众称为“善”的象征的“善鸟香革”等比喻“忠贞贤臣”，以“丑”的象征的“恶禽臭物”等比喻“谗佞小人”。(三)董仲舒的“君子取譬”法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里谈了“君子取譬”的问题，分析了应该怎样用譬喻手法。如他以“水”为例，说明可以根据水在不同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从多个角度作比。实际上是教人如何打比方。二、董仲舒论用词精确 潭全基在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论的著作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是一本属辞比事而不乱的书，春秋繁露是一部研究春秋之为辞之术的书”。这种“为辞之术”就是今天所称的“修辞手法”，也就是后人常常讨论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严格讲求用词精当。董仲舒认为春秋的用词极为谨慎而注意精确性：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放小大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春秋繁露精华)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日“俊”，百人者日“杰”，十人者 日“豪”。(爵国)“英”、“俊”、“杰”、“豪”等词的用法也都有严格的讲究。在深察名号篇里，作者更通过“名”和“号”的关系来分析某些词义，要求准确地区分和运用它们。对名号的要求是如此细，如此严，可见春秋“慎辞”，“慎”到何等的程度！三、董仲舒、贾谊论“微言”、“避讳”春秋繁露在分析春秋的“为辞之术”时，概括了“好微”的特点。”好微”即“微言”。前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关于“微言”，古人李奇的解释是：“隐微不显之言也”，指的是含蓄、委婉等手法。董仲舒还把这种表达方式称为“春秋之道”。 关于避讳手法的总结，郑于瑜中国修辞学史稿指出在礼记（礼记玉藻）中已经可以看到。到了贾谊又有具体论述。在他的陈政事疏中举例说明了避讳的手法。其实，避讳手法在春秋重已经用的不少，孔子就很注意为帝王讳。四、风、雅、颂诗体论的提出 最早概括出风、雅、颂这三种诗体的是周礼春官，已如上述。毛诗序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全文）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五、关于赋体论两汉时期，在文学形式的发展上，由于封建统治者重赋而不重诗，赋逐渐在两汉的文坛上占统治地位。当时的帝王一方面追求声色享乐把赋作为玩赏的工具；一方面出于歌功颂德的需要，鼓励御用文人献斌为自己服务；再加上考赋取土制度的确定，赋的样式就大大发展起来。（1）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曾评述了司马相如的赋作，既批评了司马相如赋中的“虚辞滥说”，又肯定了它的讽谏作用。令人注目地提出了赋的两个形式上的特点一是“靡丽”，二是“多夸”。 （2）司马相如在西京杂记中，对赋的形式有具体论述：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全汉文卷二十二)司马相如在这里所指的“质”，其内涵由“列锦绣”组成，它不同于儒家所说的定义；所指的“文”，是指在锦绣之上用彩色丝线所织成的花纹。也就是认为赋必需具有一种象绣上了鲜艳夺目花纹的织锦那样的华丽美，这是锦上酝花式的极为艳丽的美。此即“赋之迹”赋的表达形式要求。这也的可理解成是赋家高手的司马相如对自己赋作所进行的总结。这里隐含着对用词绮丽及排比、对偶、夸张、比喻等手法运用的规定，同时还包括“一宫一商”，即对音律和谐美的要求。与此同时，司马相如还强调“赋家之心”，即精神状态的作用，说明赋家在作赋时必须极尽想象之余地，“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去进行总体构思。（3）扬雄是西汉又一辞赋大家。据汉书扬雄传记载说明扬维亦很注重赋的华丽的表达式。他曾在法言吾子把赋分为两类，对两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概括了赋在形式上的特点：“丽”；但又把赋区分为“丽以则”和“丽以淫”两类。所谓“则”，即合乎法度，“淫”指烦滥放荡的辞藻。“丽以淫”一类的“丽”系“丽”得太过分了，文采的表现超过了内容所需要的合理限度，其原由也就是所谓“辞胜事则赋”。（4）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赂论诗赋时，把诗赋和六经诸于分开，并把诗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等五类，这可能是对赋的最早的分类，尽管分类标准不在一个平面上。汉书-艺文志将赋分几类？最早采用四部分类的是隋书-经籍志吗？ 汉志将赋分四类：1自屈原至王褒，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2自陆贾至朱宇，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3自孙卿至路恭，赋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4自客主赋至隐书，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西晋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作晋中经簿，将古籍分为四类：甲部： 六艺、小学乙部： 古诸子、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 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 诗赋、图赞、汲冢书已经很接近后世的经史子集了，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四部分类。从此以后，四部分类的格局基本奠定。魏秘书监荀勖根据郑默中经所作的四部分类确是最早的。这个说法见于隋书经籍志。但是，照现时的四部或四库的严格次序-经史子集则始于唐玄宗于两都各聚书四库，以甲乙丙丁为序，列为经史子集四库。见唐书艺文志。这个不同，是唐时以经为甲、史为乙、子为丙、集为丁。与荀勖所定乙为子、丙为史显异。自宋元至明清均仍唐制。只是类目分并，详略不同而已。李零老师的意见是汉赋对应的分抒情、议论、隐语、幽默四类，不过他强调这仅是一种推测而已（据其课堂笔记）。六、 “六辞”说的发展周礼大祝首创“六辞”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日祠，二曰命，三月诰，四日会，五曰祷，六曰诔。”“六辞”实际是六种不同的文体。尽管作者未作解释，但这是对文体的最早的分类。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也把文体分成六类：“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入主以轨范也。”“示人主以轨范也”，是指出了文体分类的目的和作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提到我国韵文文体的分类，认为除了诗颂辞赋外，当以铭诔为最早。东汉蔡邕著有铭论，对铭体的起源和应用上的发展，都作了回顾，可惜极少论及修辞特色。曾子问曾论及诔的运用范围：“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汉末蔡邕的独断把天子给臣子下的命令分为四类，把群臣上天子的奏启也分成四类，并分别论及它们的语言运用特色。这是我国最早从文体角度详细分析语言运用特点的文章。他把天子给群臣下的命令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种：七、书籍的划分早在西汉末年，刘歆著七略，把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这是从书籍性质的角度划分的。王充在此基础上，在佚文篇里提出了“五文”说：“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大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允宣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搞，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魏晋南北朝修辞：一、(一)钟嵘、挚虞论赋比兴 钟嵘为赋比兴下了定义：“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曰比，三日赋。文己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钟嵘的定义与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基本相类，但不如后者具体，后者论述了何谓赋辞，比辞，兴辞等。但钟嵘指出赋强调直书，比兴偏重于喻志、寄意，还是有贡献的。他对如何运用赋、比、兴提出了一些精当的看法：他认为赋、比、兴三种手法，须参酌交互而用，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他反对专用比久因为“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也反对只用赋体，因为“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这观点有一定道理。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论及赋、比、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兴之辞也。”（二）钟嵘、颜之推论用事钟嵘反对用事，批评诗人堆砌过多的典故。关于用事，颜之推是持赞同态度的。他和佩服沈约，因为沈约用是贴切、自然。二、修辞手法的创新（一）颜之推论仿拟：论到意义方面的仿拟。（二）陆机论警策: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提出“警策”的手法：“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就是说，“警策”是指能突出一篇之主题思想的警句，虽只有一两句，但生动、鲜明，能带动全篇。这与那种一般的秀句、佳句，不全相同。（三）颜之推论歇后：颜之推对歇后的运用持反对态度。茅盾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第6期上的关于“歇后语”一文概括了汉语歇后语发展的三个阶段：最早是“本来的或正规的歇后语”，形式是“友于兄弟”歇去了面的“兄弟”二字，“只用前面的友于二字以代兄分。”其次是“转弯抹角的比较复杂的歇后语”，最后是“最复杂的”歇后语。颜之推生长于北齐，歇后语这种形式刚出现不久，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颜之推对此还不理解，因而观点上有片面性。三、声律论和修辞(一)陆机“音声迭代、五色相宣”说 早在建安时代，曹植受梵音影响，“深爱音律”，在文章中已开始注意平仄声的运用。不过他没有这方面的理论。 西晋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主张写文章要注意声调的平厌交替，使之具有抑扬变化之美，就好象五色文彩交错而织成美丽的文绣一样。陆机的这一主张对后世很有影响，范哗、周颙、沈约等人创声律之说，是建立在陆机“音声迭代”说的基础上的。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中说到“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糜于耳，累累如贯珠矣”。黄侃认为“此与土衡音声迭代、五色相宣之说同旨。”(二)沈约“四声八病”说 宋代的范哗已提出“性别宫商，识清浊”的问题，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中说；“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他所谓的“宫商”是指四声，“清浊”包括清音、浊音、与古代乐律中的宫商有所不同。但他对此没有具体解说，而且有关声律之术的秘诀，至死不肯告诉别人。齐梁时，周颙、沈约创四声八病此沈约撰写了四声谱，要求人们在修辞时注意音韵和四声的变化，避免八病之犯。他所指的“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即指音韵和四声的变化。而要实现这个变化，便须“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刘勰对此做了具体的阐述和补充。至于八病的名称。宋王应磷困学纪闻引诗苑类格裁沈约天“持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惟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三）钟嵘“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说：钟嵘在诗品序中对齐梁时的声律说持反对态度。四、文体论(一)曹丕“四科八类”说魏代曹王的典论论文最早提出了有关文体风格的理论。作者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不仅把文章分为四科八类，并对每科文体提出不同的风格要求。“奏议”为同一科的不同的类，它要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并且是写给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看，所以语言风格必须雅正。“书论”也是同一科的二种类，贵在说理透彻，条理分明，所以语言表达上要突出“理”。“铭诔”亦是同一科的二类，目的是歌功颂德、悼念亲故，因此文风要求朴实。“诗赋”又是同一科的二种类型，是为了抒情赋物而写的，要求语辞色彩艳丽，可采用能够感动对方的修辞手法。曹丕所论虽然比较简略，但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文体的较为全面的论述。在此之前，荀子只说过“成文而类”的话；周礼春宫的“六辞”说区分了 “祠”、 “命”、 “诰”、“会”、“祷”、“诔”，但未作解释；东汉的陈忠论述过诏今文(据后汉书周荣传)；蔡邕的独断论述过天于令群臣和群臣上天子之文，但都只论及文体的部分。曹丕上述理论的特点是面广，涉及了多种文体；二是把体裁与风格联系起来探索，这都是前人所未曾做到过的。(二)陆机“十类”说 晋朝陆机的文赋继承了曹丕的理论，并有所发展。他指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缄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讳晔而谲诳。” 陆机对文体风格论的贡献是： 1进一步把文体分成十类，分类扩大了，更细了。 2，看到了不同作品体裁因反映不同的内容而具有不同的风格。3、陆机论述文体风格，即从文体的内容与形式结合出发，但又偏重于形式方面。陆机认为“奏”因陈情述事，故要写得平彻，用辞须娴雅得体；“铭”因题勒示后，所以要事博文约，意深文省，写得温和清润；“箴”要讥刺得失，所以要写得文理清壮，语调顿挫等。这些论述，既从内容方面分拆，又指出形式表达上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奠定了古代修辞理论的基础修辞手法论的系统性：(一)比喻论： 刘勰在比兴篇论述了“比喻”手法的定义、分类等问题。 1什么是比喻?刘勰的回答是：“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他认为所谓比喻就是用事物打比方，来明白而确切地说明事理的一种表现手法。 刘勰还看到：用作比喻的事物是纷繁多样的，或用声音作喻，或用形貌作喻，或用心思作喻，或用事物作喻等。 2比喻的分类。刘勰最早为比喻手法分类。他从被比事物的抽象或具体的角度，分比喻为两类： 第一类是比义，即以具体事物比抽象的义理。例如用常见的金锡来比喻美德等。比兴篇说r“故金锡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晦，蜩螗以写号呼，洗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第二类是比类，即以具体事物比具体的形貌。如用常见的“雪”来比麻衣的洁白。“至如麻衣如雪 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但从比喻的内部结构来看，刘朗所举的实例中，有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明喻”、“隐喻”、“博喻”的，也有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借喻”的。(二)丽辞论 刘勰所谓“丽辞”即现代修辞中的对偶歌。 1从理论上阐述对偶的原理。刘勰在丽辞篇中认为，写作中所以运用对偶手法，是建筑在客观事物的形体具有成双对称的自然之美原理的基础上的。所以古书上的对偶，不是有意经营，而是正确反映事实、内容的结果，是“自然成对”。所以他主张“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也就是说不要为追求华美而运用对偶，而要根据内容需要，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来运用它。在当时骈俪盛行，不少人片面追求脱离内容的“联字合趣”的风气下，刘勰提出这种观点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2丽辞的类别。刘勰总结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等四类。 丽辞篇指出：“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言对指不用典故的对偶，事对是指运用典故的对偶。言对、事对各有正反。“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反对指意义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正对指事虽相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 丽辞篇认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这是因为事对要用典故，必须具有掌握和运用前人故事的能力，而言对则不须有此功力。至于该篇指出的：“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是因为反对是“理殊趣合”，系运用相反相成，相反相显的原理构成，能使表达的内容更为丰富而鲜明。而正对则“事异义同”，与反对比较，所表达的内容显得不够丰富和突出。3运用对偶的原则。丽辞篇就如何运用对偶提出了“精巧”、“允当”的标准：“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 4、另外，刘勰在这篇专论中还主张“叠用奇偶”，不要专门用偶句，而要将偶句、奇句交错运用，这样才能于整齐之中见参差、变化。这虽也是针对当时骈文使用的流弊而言，但从修辞的角度看，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刘勰提出“必使理园事密，联壁其章。叠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提出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以及注意整齐美与错综美的交叉，这是很有见地的。（三）夸饰论刘勰称夸张手法为“夸饰”。他与王充不同，对夸饰持肯定态度。夸饰篇指出：“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 如何运用夸饰，刘勰提出了“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原则。主张运用夸张要有一定的节制，不要太过分，不要违反了事实。（四）事类论事类是指引用典故和言辞的修辞手法，相当于庄子的“重言”。但刘勰比庄子的论述更进了一步，他给这一手法下了定义：“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篇）（五）谐隐论文心雕龙谐隐篇指来自民间的戏笑嘲谑的言辞。从他所举实例看，可以说是一种讽喻的修辞手法，系通过说笑话和运用幽默的语言来讽劝对方。(六)隐秀论刘勰所论的“隐”，与现代修辞学中的委婉含蓄格相近。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隐秀篇)所谓文外重旨，即除文辞表面的意义之外，还另有一番含义，亦即文有内外之意。它含义丰富，与孟子“言近而旨远”说有密切联系。也就是俗话常说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话里有话”，要靠读者细细去领会。刘勰所论的“秀”，与现代修辞学中的“警策”格有密切联系，他给“秀”下的定义是：“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可见“秀”就是一篇中突出挺拔的句子。它以卓越超群为精妙。修辞的音乐美一、刘勰论述文章的音乐美，谈得较多的是两个方面(一)异音相从与同声相应 刘勰非常重视声律的“和”和“韵”。他在声律篇中说：“是以声画娇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刘勰对“和”与“韵”的规律论述较详。1“异音相从谓之和”，即要求不同声调、字音配合适当。这是利用汉字的声律特点进行修辞的一条规律。刘勰还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这段话比沈约提出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悉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更为具体。刘勰利用异音相对的原则来求吉律和谐。他认为汉字声调有飞沉，即有平声仄声。一句之中不能全用平声或全用压声，因为这样会使语音有“响发而断”或“声飏不还”的毛病，念起来诘屈聱牙，没有鲜明的节奏。他认为“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只有象转动着的辗护一样交错配对，象鱼龙的鳞甲一样排列整齐严密，才能形成错综变化、抑扬顿挫的节奏，才会产生“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加贯珠”的修辞效果。刘勰在声律篇中还提出要注意“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即双声字、叠韵字不能隔开，可以接连出现。这一观点既继承了古诗中双声叠韵美的传统，又比沈约要求一句之中声母韵母各不相同的过于拘泥的标准要宽松些，同样能符合“和”的内容。其实沈约等提出的“八病”说中的“傍纽“正纽”也说明了刘勰这一观点的正确。 2“同音相应谓之韵”。即要求押同声调的韵。这也是利用汉语字音的声调特点进行修辞的一条规律。刘勰认为，如能在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