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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的大孝境界及其现代启示

王菊英
（武汉纺织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曾子提出了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修养理论。他将孝分为三个层次，可以称作孝之三境界。曾子“大孝不匮”、“博施备物”的思想意境极为高远，他认为，孝的理想境界，就是时刻以知恩报恩的心，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他人他物，使自己与他人他物共同臻于更加完善的理想境界，从而也就使父母的生命在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努力中达到最大程度的不朽。这一珍贵思想可以为现代人类的进步和提升提供无限的思想力量。
关键词：曾子；大孝；儒家；环境伦理学

作为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高足之一，曾子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又提出了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修养理论。他将孝提升为一切道德的根本与核心，以孝统摄一切伦理道德准则，认为孝不只是个人行为和家庭伦理的主要准绳，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是天经地义、普遍有效的基本原则。他说：“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礼记·祭义》与此略同。陈荣捷先生认为：“《祭义》言孝和《大戴礼记》完全相同，可知是抄袭《大戴礼记》的。”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87页。
他将“孝”推崇为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常道，涵盖一切时空，它是人类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具有道德本体论的意味。《孝经·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与此可以相互发明。周予同先生就此指出：“这话，初看似乎很空疏；但倘若了解曾子的一贯的思想，那就很有精义。在曾子的眼光，‘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社会的伦理，而且是宇宙的原则。它没有时间空间的差异，它简直与本体同其范围。所以促使我们就原理的圆顺妥帖而下批判，则孔子的‘仁孝因果论’不免矛盾，而曾子的‘孝的一元哲学’真可称一贯之道了。”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在继承传统孝道思想、尤其是孔子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曾子进一步对孝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他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礼记·祭义》与此略同。
他将孝分为密切相关又境界有别的三个层次，可以称作孝之三境界。其中，“能养”即能够全力尽心地奉养父母长辈，任劳任怨而没有丝毫懈怠和情绪，并且终其一生都能够做得到，又包括两个方面，即养体与养志，养体是指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为父母长辈恭敬奉养，养志是指在物质供养的同时，又有发自内心、自然体现于外的敬爱和关心，如“和颜色，悦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 《吕氏春秋·孝行》。据上下文，此句话当为曾子之言论。
曾子进而指出，孝不能只停留在“能养”的水平，还要由此进一步提升为“不辱”，即不贻父母以羞辱，不给父母带来恶名，但这仍然是“保守的尽孝”。 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曾子指出，比能养、不辱更高层次的孝即是“尊亲”，此乃大孝。本文即重点阐发曾子的大孝思想与境界。
曾子认为，正因为“身者，亲之遗体也”，子女的身体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父母生命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子孙后代完成的。这样，子女在保身命的前提下，就要努力实现自身的天赋价值。自身人格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就在实现父母长辈的生命价值，这是比能养、不辱层次更高的孝，“是实践孝道的最高境界和第一层次。所谓尊亲，即使父母尊荣，这是积极的尽孝。” 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第10页。
关于尊亲之道，具体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要传宗接代，使父母的生命臻于不朽。曾子继承了孔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的思想，提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

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礼记·祭义》与此略同。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曾子认为，子女不仅要在父母长辈活着的时候“事之以礼”，“义以辅之”，任劳任怨地奉养父母长辈，全力尽心地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而且在父母长辈辞世以后也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衷心虔诚地为他们办理后事，不间断地按照时节礼仪举行祭祀。如此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在虔诚地追念先祖恩德的同时，还可以起到移风易俗，使民风日益淳厚的作用。一般来说，父母生命价值的完满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子孙后代来接续完成。所以要做到尊亲，首先就要传宗接代，使父母的生命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这就可以使父母永远享有子孙后代祭祀的尊崇，同时也就可以使父母的生命价值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曾子所说“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礼记·祭义》与此略同。
亦有此意。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离娄上》。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杨国荣先生就此指出：“孔子将孝规定为仁之本，并一再从不同角度强调孝之重要性。作为一种伦理关系，孝主要展开于亲子之间，而亲子关系首先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生命延续，即前代的生命在后代之中得到延伸。这样，每一个体便构成了生命之流的中介：一方面它承续了前代的生命，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生命又在后代之中得以绵延。在这种前后相承中，生命的长河绵绵无尽，而个体则通过融合于其间而最终超越了有限。总之，透过血缘、心理情感等等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孝’的更为深沉的本体论内涵和价值意义，便是生命的绵延，从《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诗经·大雅·既醉》。
到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再到尔后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杨国荣：《善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二、要善继父母遗志，使父母的精神流芳千古。曾子继承了孔子“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学而》。
的思想，提出尊亲就要全力继承父母遗志，在父母辞世以后能够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曾子曰：

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论语·子张》。

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因为子女不仅延续了父母的物质生命，也继承了父母的精神生命，如果子女能够很好地继承父母的遗愿，发扬光大父母的事业，或许会慰籍辞世的父母，子女自己也会于心稍安。如果能在父母辞世后依然恪守孝道仁义，不以自己的不慎行为给父母带来恶名，甚而显身扬名，道德立身，博得国人的称愿，曰：“幸哉！有子如此！”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这样的孝算得上是“能终”了，对此曾子有言曰：“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三、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曾子指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
他认为，发扬光大父母生命的最高方式，就是在保全自己身体的前提下，能够进一步奋发进取，刚健有为，将自身价值最大程度地实现出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正是此意。
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可能脱离社会，而要到社会的大熔炉中去磨炼自己。这就涉及到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曾子继承了孔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为政》。
这种似有“移孝作忠”倾向的思想，他提出，如果一个人在家庭中基于血缘亲情接受了“顺从父母”的家庭规训，并认为这种服从“合情合理”，那么，当他进入社会以后，也就不难接受服从于君王的这种社会政治伦理的要求。他说：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这就将忠与孝贯通在一起了，正是所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礼记·祭统》。
“君子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孝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孝经·广扬名章》。
事亲孝推为事君忠，由修身齐家推于治国平天下，从起初自然性的孝顺父母扩充为社会性的忠于天子。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尽忠则是尽孝的结果。忠孝两全自然就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这是传统家族伦理观念的自然扩充。这就在家国同构的君主宗法政体中，将孝顺父母长辈的家庭伦理感情升华为忠于国家朝廷的社会政治道德观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的自然过渡，天下也就不会出现乱臣贼子了。正如有子所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
所以，求忠臣必由孝子之门。而且，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子女，则要以身作则，父母在则敬以孝，父母殁，则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追念先祖恩德。在统治阶层行为表率的引导、教化下，民众自然会拥戴效仿，这样就可以人心所向，众志成城，“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
，“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 《荀子·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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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人们对父母的自然恭敬之情，儒家以及后世统治者发现“孝亲”在家庭团结、社会安定中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地位和意义，进而将孝道演变为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道德范畴，由此演化出一整套伦理道德信仰体系，为封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孝经》在汉代以后迅速风行的主要原因。
然而，儒家的这种忠孝贯通一体的思想很容易被人歪曲利用。对于有意歪曲先秦儒家忠孝思想的倾向，我们要保持清醒、警惕的态度，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先秦儒家对愚忠愚孝一向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从先秦儒家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孝经·谏诤章》。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不中道则谏”， 《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
等等。
四、要成己成物，仁民爱物。曾子指出，孝的内涵远不仅以上所述的孝亲忠君，立德治功。在上述基础上，孝还可以有更高的境界。他说：

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礼记·祭义》与此略同。

曾子在此所表达的思想是，能够思父母之慈爱己而自忘己之劳苦，任劳任怨地奉养父母长辈，这是做到了孝的基本要求；能够以仁义为尊，安心专一地奉行仁义，坚持不懈，心无劳倦，这可以说是达到了孝的比较高的层次；能够在自我修养、自我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
抵达人生的理想境界，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充分实现自身的天赋价值，从而也最大程度地实现父母祖先的生命价值，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这才是“大孝”，才是孝的最高层次。无论天子、诸侯、贵族，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要努力奉行孝道，而其奉行孝道的境界与其社会地位是没有必然对应关系的。
曾子所说“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与孔子所言“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同一意涵。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
他还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 《史记·孔子世家》。
也是此意。这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其实在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都是与我们休戚相关、互相成就的同伴。我们与天地万物其实就是一个有机生命整体，宇宙万物是有其内在的严谨秩序的，并且是一个完美和谐的有机整体，正如老子所言：“和曰常”， 《老子》五十五章。王本原作“知和曰常”，此从楚简本，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冲气以为和”。 《老子》四十二章。
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基本维度。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环境伦理学家之一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也说：“恢宏的大自然是一部由不同主题构成的交响乐，其中的每一个主题都非常迷人，这些主题经常同时奏响，演奏出和谐的美妙乐章（尽管偶尔也难免会有些许紊乱）。”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笔者对译文有所改动。
正因为宇宙万物其实就是一个有机生命整体，所以当代佛学泰斗净慧老和尚开示我们说：“要晓得每一点微小的成就和进步，都是大众的赐予、大众的成就。离开了大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一事无成。大众是谁呢？大众就是一切众生。” 净慧：《知恩报恩》，虚云印经功德藏2006年版，第48页。
因此，我们对与我们相伴的其他物种要懂得真心爱护，其实在实质上，爱护他物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就是在成就我们自己。法国著名人道主义思想家史怀泽认为，所有生命都有一种内在价值，因此值得我们的敬畏，生命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或无价值的天地万物，生命本身就是善的、令人鼓舞和敬重的， 见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 见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季羡林先生就此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调，它来源于东方思维的综合模式，“天人合一”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它与西方思维的分析模式是根本对立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和以暴力索取，而东方的指导思想则是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和平地利用万物；在西方文化主宰下，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岌岌可危，而解救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弦更张，以东方的综合模式济西方分析模式之穷，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人类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 见季羡林等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0～109页。

曾子“大孝不匮”、“博施备物”的思想意境极为高远，影响极为深广。周予同先生指出：“所谓‘博施备物’，所谓断树杀兽以时，就是孟子所谓‘仁民而爱物’，也就是孔子所谓‘仁’，但曾子全名之为‘孝’，则‘仁’‘孝’不过是同实而异名而已。孔子以‘生殖’为本体之用，以‘仁’为本体之‘德’；而曾子则以‘生殖’为本体之用，以‘孝’为本体之‘德’。”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90页。

因此，孝的理想境界，就是时刻以知恩报恩的心，努力去做一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既“成己”又“成物”， 《论语·雍也》、《中庸》。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他人他物，使自己与他人他物共同臻于更加完善的理想境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极致人生，从而也就使父母的生命在自己“立德”、“立功”、“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的努力中达到最大程度的不朽。净慧老和尚就此开示我们说：“虽然每个人的成就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是说到底，还是应该把每一个成就看作是一切因缘和合而成的结果。要成就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地上一切众生都在作奉献，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一滴水、一粒沙子、一茎小草、一只昆虫，都在为成就每个时节因缘，为成就每一法，而在那里默默奉献”，“个人的每一点成就，每一点进步，都是全宇宙在帮忙，都是全人类在成就，所以要知恩报恩”。 净慧：《知恩报恩》，第30页。
杜维明先生就此指出：“儒家看到了我们对祖先的孝敬与对天地的敬畏之间的对应关系……孝祖敬天不是一种保守的观念而是一种保护自然的观念，它们试图在天人之间建立一种互存互动的有机统一体范式”。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

总之，曾子全面继承了孔子及其前辈的孝道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了孝的理论和实践，将孝提升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加以论述，无论是在理论建树上，还是在道德践履中，曾子的孝都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曾子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是当之无愧的。胡适先生说：“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得透切圆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周桂钿先生指出：“孝是和睦家庭、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的基础，在现代有重大意义。扭曲孝，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是应当批判的。” 周桂钿：《十五堂哲学课》，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1页。
因此，我们要努力阐扬以曾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孝道思想，使其为现代人类的进步和提升提供无限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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