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只语独见精神——《中国小说史略》阅读札记.doc

只言片语，独见精神
——《中国小说史略》读书札记

序言：
喜欢鲁迅其人其文，清醒冷隽，慷慨深沉。阅其人，瞻望风骨；读其文，接近灵魂。五四时期的那一辈文人，真像盛唐的诗人群体，人人各具神采。他们的文章充满着独特个性张力，别人无论如何也模仿不来的。随便拿出一篇文章，稍微阅读，便可知道是哪家手笔，这种由文知人的情况在当下很难产生。不是因为那时写作的人少、现在写作的人多，而是他们真正拥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的人，虽然表面上学了很多形而上的知识，抽象逻辑说得头头是道，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和价值标准，口不停说自由民主，手不停书个性张扬，结果却常常是自我的主动迷失，积极地沦落在自我标榜的各种口号与大旗里。
在所有人都哄闹不已的时候，应该有人保持冷静。我想，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风雨如磐暗故国”的风云激荡的时代，鲁迅难得的清醒者，但不是旁观者。一如他的性格，小说冷酷，杂文尖刻，散文峻峭。就算是学术论文也显得清俊通脱，令人读而不厌。其中《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我非常喜爱的。就像苏轼“以余力作为小词”，鲁迅似乎也是以余力研究学术。但在小说研究领域，他是倾注了极大的精力，阅读自不待言，辑佚也专门从事、写作《史略》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是得之于心然后才述之以笔，是“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的有为言之，并非为论而论，因文生文。之所以一读再读，是因为书中没有“多余的话”，论述问题总是恰如其分，不会过烦或过简。当然，好书总是不易读通，不求甚解的地方到处都是。习惯在有所感触或者不太明了的时候写些感想，也把经典的评论摘抄下来，作为阅读札记，算是对自己和书籍负责。

一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夜，鲁迅写《史略》的序言时劈头就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言语中不免有一种自负之感。但结合当时的文学史研究状况来看，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也值得肯定。小说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中历来属于末流，被以诗歌散文为主流的正统文体所排斥。因此专门的研究极少，何况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被公认为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是1904年京师大学堂国文馆教员林传甲所编写的教学讲义，后排印发行。然而严格地说，这份讲义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或者只能算是文体概论，殊失体例。其中排斥小说，不做论述。稍晚一点的、初具体系的谢无量的《大中国文学史》，鲁迅虽然有所参考，但也仅有部分章节提及。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现代新小说提倡者之一的胡适也写了《中国白话文学史》。虽然此书试图为白话文正名、对小说等文体重新评价。可惜只有上卷，没能全面展现小说的演变，何况这已经一九二八年的事了。因此，在这一层面上，鲁迅确实是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有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的小说史研究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胡适称其 “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中国白话文学史》）。这部十余万字的《史略》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并称，沾溉数代学人。
虽然，鲁迅并非自高自大者，他的自负只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属于人之常情。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夜晚，鲁迅在校讫文稿之后写下这样的文字：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而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幽显烛隐，时亦有闻。······大器晚成，瓦釜久矣，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结构于来哲也。
这话并非例行公话或者应酬套语，而是鲁迅的心声和愿望。像他这样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严肃甚至苛刻的人，势必不会囿于己见，师心自用，而是追求更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后人在鲁迅的基础上，或作通史研究，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李剑国《中国小说通史》；或作断代研究，如阿英的《晚晴小说史》、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或作分类研究，如陈平原的《中国散文小说史》、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还有在文学史中分别论述的，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必须承认，很多著作都没有达到《史略》的高度。这不仅与鲁迅的开山有关，更与《史略》本身的思想内容密切联系。

二
现代人写书往往注重字数，以多为能，导致书籍越来越厚。鲁迅则不然，唯精简是求。作为通史性质的小说史，《史略》却仅有十余万字，在量的层面只能算是“小作”，称不上“大作”。当初鲁迅取这样一个书名，似乎是别有用心。现在看来， “略”正是这部的特色。
书不在繁，言不须多，只要阐明事实即可。关于繁简问题，刘勰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文心雕龙·镕裁》）。显然，鲁迅是第二种。他在《序言》上说：“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着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由此可见，起初鲁迅所讲的亦非文言，也不简洁，只是考略到读者的阅读而“复缩为文言”。相反，现在从讲义而变为专著的，不在少数。但都有一个共性，即数量更繁、体系更强了，极少像鲁迅这样“删繁就简”，自削“分量”。
《史略》量虽不大，但思想深刻，视角独到，批评精辟，往往于三言两语之间点破问题的症结所在，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其他同类著作无法比及的。正如小说与杂文，鲁迅以一贯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写作技法等运诸小说史的写作，形成“只言片语，独见精神”的论述特色。

三
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在西安应邀为学生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专题讲演，后来讲稿经整理成文。文中提到了自己研治小说史的原则。他说：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是如此。”
进化论一度成为鲁迅的思想主导，由此不难看出处，他肯定了历史的进化和文艺的进化。但是在承认西方观念合理性的同时，鲁迅强调了民族的个性。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是渐进而非突击，存在反复与羼杂的特征，。以此说明中国文学演变的共性，颇为中肯。
在文学进化观念的指导下，鲁迅注重对不同时期小说的因革情况、同一时期各种文学样式的互渗情况以及时代好尚对小说的影响情况进行多维阐述，使得《史略》在叙述时前后连贯、纵横相关，脉行肉里、神寄影中，并非一个个作家或者一篇篇作品的独传的聚合。
《史略》共计二十八篇，以时代为经，著作当纬，自先而后，由重及轻，分别论述，秩序井然，交而不紊。叙述了中国小说由先秦到明清、由缘起到成熟、由末流到正位的几千年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得失、判断其优劣、评鉴美恶、确定其价值、估计其地位、展望其前景，首次对明清以前的小说进行全面的论述。兹列篇目如下
第一篇为“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征引史志书目、子集稗说，考证小说之起源，断定小说之名位，稽考书籍之流传；第二篇为“神话与传说”，分别论述早期小说的两种形态，第三篇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四篇为“今人所见汉人小说”，这两篇旨在论述小说在史书上的流传情况；其后有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两篇， “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一篇，“唐之传奇文”两篇， “唐之传奇文及杂俎”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一篇，“宋之话本”一篇，“宋元之拟话本”一篇，“元明以来之讲史”两篇， “明之神魔小说”三篇，“明之人情小说”两篇，“明之拟宋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一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篇，“清之讽刺小说”一篇，“清之人情小说” 一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一篇，“清之狹邪小说”一篇，“清之狭义小说及公案”一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一篇。 重点凸显，眉目清晰，仅于篇目之间便可管窥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及其体制的流变。

四
《史略》的叙述，最重联系，很少突兀而来，倏忽而去。如同他的杂文，鲁迅视角独特，目光明锐，在漫不经心之中抓住问题的根本，然后深入解剖，得出自己的结论。
现代学人喜欢谈理论，但往往提不出理论，多是对前人观点的阐发甚至臆解，翻旧为新而已；同时喜欢谈体系，无论必要与否，都想建构，但常常是东拼西凑，就像吴文英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即使体系严整，终究没有太多理论批评的价值。
《史略》价值在于注重内容之间的联系，但不会牵强地阐发理论或建构体系。譬如第一篇，旨在回答一个“何为小说，何证小说”。因此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 《 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之小说者固不同”，简单的一句话里，既有论证，又有判断，不失为一种风格。试将它与文学史的写法相比较，即可了然。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达亦不远矣。”以“小说”与 “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碎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 “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语言更加繁复不说，就观点也并不精辟。《史略》则不同，在重点处则精讲，无关紧要的地方则一笔带过，因而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在每一篇的开头，《史略》都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作为全篇的纲领与核心。然后再征引资料、排比事实，加以鉴赏和评析。存在多个问题的时候，则以类相从，分别论述，主次凸显，条理分明。

五
《史略》的评论往往有过人之处，为后人所认同并成为定确论的颇多。如评《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感，亦资一笑”；论唐传奇则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又评陈鸿《长恨歌》时说“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评《三国演义》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评《西游记》云“作者禀性，‘复善谑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事故，而玩世不恭之寓焉。”此外像志怪小说、《莺莺传》、宋元话本、《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史略》都有独到深刻的评价。这些评语通常只是几句话，最多也不过一小段，凝练简洁，入木三分，是《史略》的理论精华和思想核心。不仅如此，《史略》的批评还具有情感，并非今人枯燥无味的学术论文。
在小说分类的问题上，《史略》拥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如“志人志怪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谴责小说”等概念都是鲁迅首创并为后人所普遍接受的。必须承认，有些是鲁迅在前人或者时人论述的基础上加以隐括得来，只能算是发现或者深化，但没有降低《史略》的价值与意义。

六
当然，“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后人无需唯《史略》是从，但也绝不能故意贬低。譬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扬之者奉为圭臬；抑之者点窜是非，两种做法都有失公允。对于前人的著作，首先应该鉴别出精华之所在，其次才订其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一开始便带着成见、有的放矢地去寻找缺点和纰漏。虽然问学要有批判的眼光与取舍的偏见，但前提是理解。后人常以发现前人论述的不足为功，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果是在前人的影响下才有自己的观点，那么缺点也是对后人的启示，因而更加无可厚非、无须苛刻了。
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归结起来还是认识与兴趣问题。有人说当初鲁迅不是教授，《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等论著都是半路出家，并非正统。我想，如果是职称本位，鲁迅确实只是讲师，所作固然也不会好；如果是学识本位，《史略》则有荣无愧，何况当初鲁迅是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兼任讲师，没有名分高低的说法。就算鲁迅 “当时有自知之明”而没有写《史略》，也很难想象会有人能写出如此体大思精、高简瑰约的论著来。总之，贬之者如果不是水平太高，难免有嫉妒之嫌；而扬之者只是就文论文，绝无讳尊之意。最后还是一句话，放下成见，好好阅读《史略》才是。不管喜欢与否，都没有关系，至少它能给人一个独特的视域！

2012年12月陆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