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党史笔记.doc

党史笔记──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何 方

何方：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1933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做地方工作。1950年任职外交部，先后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与及有关工作。1959年下放，至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至1995年。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领取者，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前言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我六年来学习中共党史的一束笔记，也算门外史谈。至于我为什么在进入耄耋之年，还要放弃从事过五十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习党史，其中缘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我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过关的私心杂念，对于直接领导我工作学习十多年的张闻天进行了“揭发批判”。事后一直感到内疚，认为是个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错误。1979年我随张闻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着要设法赎罪补过。此后同张闻天夫人刘英以百次计的接触拜访中，更加深了我对他们夫妇高尚品德的了解，也增加了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是在离开工作岗位后要投入对张闻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办了离休手续，随即完全改行，一面学习，一面也写点有关张闻天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由于张闻天是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所以研究张闻天不能不学习党史。而学习党史却又加剧了也许是老年人共有的现象：对以往的反思和怀念。特别是回想起初参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
我是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的。那时确实十分单纯，抱着为抗日救国和人类解放的决心，真有点不惜牺牲一切，被国民党扣留关押后仍逃跑出来奔赴延安。进入抗大（抗日军政大学），也确实看见一派新气象，开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当时大家虽然生活清贫，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学为乐，以苦为荣。平日所学和所谈，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国家前途，自由讨论，很少顾忌，还经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上可鄙的。”（现译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可是三四年后，开始了延安整风，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把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风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表现给基本上整掉了。我们当时也确实自觉地进行改造，力争使自己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加之整风中又来了一场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万马齐喑，思想有点麻木，头脑也更加简单。从此就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但是后来的实际，却和我们当年的理念渐行渐远。根据自己六十余年的观察体会和一个长时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们那时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什么奋斗了几辈子，却总还是看不见，反而大批共产党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更不用说工农群众了。究竟是谁在专谁的政？寻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风。因为延安整风不仅如李维汉所说，教育了“老长征”和“三八式”整整两代人，做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重要的还是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它既有助于革命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也导致了建国后三十年的经济文化落后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及其带来的各种灾难。例如胡乔木就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风正是学斯大林理论，照搬苏联一切，并有自己的很大发展。现在我们虽然实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却仍然严格坚持延安整风定下的模式，使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条腿（还不完全）走路。这恐怕绝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而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风。所以，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习党史中，重点从张闻天转向延安整风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热爱革命、热爱党和热爱祖国的初衷，本着“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上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来就是敬候批评了。
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书内的只是一批学习笔记，各自成篇，没求系统，因此不完全连贯，在引语和举例上也就难免重复。第二，本书所用资料均系公开文献和别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阅档案，也无力跑图书馆，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书和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书刊，几乎完全是一个人闭门造车，错情必定不少。第三，本书每篇成文后曾分别送请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学阅提意见。例如头两篇（也只是这两篇）就曾送刘英同志审阅并得到她的认可。还有几位老朋友对每篇都经过认真阅读，提出宝贵意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我内心的感谢。
何方
2004年12月30日
沉 重 的 反 思
——写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出版之际
何方
我的一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由利文出版社出版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大约今生今世看不到了，作为现代文明国家标志的宪政还望不到边。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现行的基本上仍然是党治和人治。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止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例如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11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朴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是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提倡言论自由、反对新闻检查的主张，是否认同，何时做到，大概无人回答得出。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许多主张的合理合法性，哪还谈什么坚持！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还必须坚持，不准探索。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违背世界潮流、贻误发展时机，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4．7﹪降为1980年的2．5﹪），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谨守舆论一律。1979年以后，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谁也不敢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有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就必须给予有说服力的答辩。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实际上靠控制。
同样，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又不准讨论，还必须坚持，那只能是提倡蒙昧主义。让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去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事，行吗？但在我们这里，往往是不行也得行。可见这也是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的问题。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有点沉痛，但却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试想，如果在建国后的党史、国史和领导人的传记中，去掉（淡化或一笔带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那还有什么历史，还谈什么接受经验教训？然而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教育中，这却是主流现象，几十年来就一直盛行造神造假运动，至今不衰，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的趋势。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谈话，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许多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盖或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只是个口头禅，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到了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已发展成全党全国都在和都得说假话，而且到现在并没有完全纠正过来，还要掩盖一些重大事实，重复一些假话。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严格的舆论控制必然产生的结果。而寻根究底，还得回到延安整风。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规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并不比延安整风时逊色。那时还有个“三三制”，现在已完全一元化了。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自由，使中国成为真正和全面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认真反思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具备，只欠政改。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但愿在走了一大段弯路后也能做到“两头真”！

2005年5月4日
第一篇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 原发表于《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一，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页。
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
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71页。
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该书既然肯定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对张闻天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帋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地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二，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长征大事典》（上卷）：《长征史概述》
和《第一方面军长征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9，24页。
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9，24页。
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 此系原件标题，日期署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义会议文献》摘录发表时改称《延安整风笔记》，
此后即被通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三，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一） 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 关于总书记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先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恐无问题，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张自己在《反省笔记》中也多次提到出让总书记的问题，连刘英1937年去苏联治病也是用总书记夫人身份；第二，张任总书记系遵义会议上大家的推举，因他一再谦辞，才拖延到后来行军路上交接，这与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助手不同；第三，六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当系事实，因为会后不久就不断以书记处名义发指示和向国际报告，长征中和到陕北后仍然如此。因此，陈云多年后说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中央都没设书记处或常委显然是记忆的错误。
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
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很少。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 转引自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92页。
何况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实际上成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还有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先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 张闻天１９４３年《反省笔记》。
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 说“国际已将毛同志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 赵蔚：《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其实，在这之前国际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这种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也是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这些说法只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却是当时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二）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页。其中讲到“为首”问题时说，“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也许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 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邓力群纪念张闻天文章上的批语。
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 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均见《回忆张闻天》，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几次访问刘英的谈话录音和1999年3月2日访问郭洪涛的谈话。

1938年以前，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的会议，还不像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而是认真准备，确定会议议程和报告人，最后往往还要作总结发言，实为会议结论。因为自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发扬民主，推行集体领导，摒弃博古时期那种个人包办和独断专行，所以不但开会多（同外地领导人磋商的电函也多），重要问题会议上定，而且还按所讨论的问题由分工主管的人对某项议题提出报告和在讨论后作结论。这样，作为会议主持人，他的最后讲话就被称为“总结发言”。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81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8-539页。
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 《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0-12页。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提出建议、交待任务、接受汇报、保持联系等），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 （杨尚昆语。见他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管中央和全党的组织工作，仍然像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所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