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论对美国古典哲学的影响.doc

演化論對美國古典哲學的影響

　　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演化論學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達爾文，醫生之子，1825年往愛丁堡學醫，結識志趣相投的青年博物學家葛蘭特。1828轉至劍橋攻讀學位，親炙植物學教授漢斯洛(John Henslow)，在博物學方面得到許多教導，讓達爾文對自然研究興趣愈濃，也讓他具備了研究的知識與方法。後來，造就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也是漢斯洛推薦的。1831年年底，英國海軍小獵犬號由Plymouth出發，對南美海域進行科學考察，達爾文任職船隨船博物學家，巡遊南太平洋後於1836年返英。至 1846年他已發表過幾部著作論述他的地質學和動物學發現，成為當時傑出科學家之一。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1871年發表《人類源流》(The Descent of Man)。
　　斯賓塞的父母生了九個子女，除了斯賓塞這位長子之外，餘皆夭折。父親為教師，但他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早期先後由兩位叔叔教導，後來則靠自修，展現高度的獨立性。廿歲出頭即由土木工程領域轉而撰寫政論文章，1848年至1853年出任財金週刊The Economist的副編輯，因而結識嘉萊爾(Thomas Carlyle)和赫胥黎等人。斯賓塞主見甚強，幾乎不肯閱讀意見不同者的著作。他很早即將演化理論應用到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方面。1851 年出版《社會靜力學》(Social Sta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書名出自孔德，旨在探討社會秩序的條件，以期由此基礎進而探討人類的進步與演化，後者屬社會動力學。在這本書中，斯賓塞採用拉馬克式的演化論來說明人類自由的發展並據以支持個人的自由。1855年出版第二本專書《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除了持續於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之外，他自1862年至1893年撰寫九大冊的《綜合哲學體系》(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議題涵蓋生物學、社會學、倫理學和政治學，而其基本原理為演化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斯賓塞演化論的影響力與達爾文並駕齊驅。他的《心理學原理》被美國哈佛大學用為教科書，《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則為耶魯大學的教科書。他的名氣和影響維持到1880年代初，其自由主義的論點晚年不再受到社會重視。不過，他的著作在生前已銷售百萬冊，被譯為多國文字，去世前一年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
　　赫胥黎，父親為小學老師，早年只讀過兩年小學，其餘則靠自修苦讀。十五歲擔任醫生學徒，接著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1846年擔任英國海軍響尾蛇號助理醫師，在艱苦的海上生活中，他仍然勤於收集並研究海中無脊椎動物。當他於1850年返回英國時，已因其陸續運回國內的資料而成為知名的科學家，並進而結識地質學家Charles Lyell、植物學家Joseph Hooker、斯賓塞和達爾文等人。赫胥黎自命為"Darwin's bulldog"，他原先反對拉馬克和錢伯斯提出的演化論（日後仍然反對其中的進步主義），直到讀了《物種起源》的天擇機制，才說："How stupid of me not to have thought of that." 自此，他轉而為達爾文的演化論辯護。最有名的一次是1860年六月the British Association在牛津舉行的會議，當時樞機主教Samuel Wilberforce質問赫胥黎的祖父母是否來自於猿類，而赫胥黎在陳述演化要旨之後結語說，他寧願是猿類的後代，也不願源自不肯面對真相的人。赫胥黎並非盲目支持達爾文，他們亦有不同看法。尤其是達爾文把演化看成一個緩慢的、漸進的、持續的歷程，而赫胥黎則認為在連續之中會有一些劇烈的跳躍。他在《物種起源》出版前夕即寫信給達爾文說："You have loaded yourself with an unnecessary difficulty in adopting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Nature does not make leaps］ so unreservedly." 在將演化論用於人類方面，赫胥黎在1863年的Evidence on Man's Place in Nature即明白展現相關的證據和論述。而達爾文在1859年的著作中，僅在結尾點到為止的說，天擇機制將有助於說明人類的起源。赫胥黎的兒子Leonard Huxley是著名的傳記學家，Leonard的長子Julian Huxley是演化學者，另一個兒子Andrew Huxley 得到the 1963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還有一個兒子Aldous Huxley則寫了著名的小說Brave New World。
　　斯賓塞曾於1876年造訪美國，赫胥黎則於1882年造訪美國。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對演化論有反對者，有調和者，有宣揚者。反對者主要來自宗教界的無神論攻擊，亦有科學家Agassiz(1807-1873)以固定物種說反駁。
　　調和者則欲兼容科學證據與宗教傳統。地質學家Hitchcock在1851年的著作即區分科學的語言和宗教的語言，彼此有不同的目的和意義，因而地質學的科學結論和聖經的創世寓言並不衝突。動物學家Winchell承認天擇機制，但宣稱此一機制乃出於超越的、理性的、全知全能的設計者之手。總之，計畫和設計的存在即證明設計者的存在，演化乃是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方法，人類是演化的最終目標，亦代表上帝計畫的完成。Leconte表示：「自然界經過各個地質時期緩慢地上升到地面上來，以便達到自己的最後極限、目的、理想，總之，以人為目標而結束自己的活動。同樣，人緩慢地開始新的運動，以便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理想，即神人。」以下介紹三位宣揚者。
　　美國著名植物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葛瑞(Asa Gray, 1810-1888)，自1855年起與達爾文通信，互相賞識。1860年，以《物種起源》一書的全名為題，撰文介紹並支持達爾文演化論，另一方面則對Agassiz於1857年出版的《分類論》大加批駁。由此掀起美國學界的一場論戰，葛瑞陸續發表〈設計與必然性的對立〉、〈天擇並非不相容於自然神學〉等文，其後十餘年主要忙於植物研究，至1874年又發表〈演化與神學〉、〈何謂達爾文主義〉等文。1876年和1880年陸續出版兩本論文集《達爾文學說》、《自然科學與宗教》。他反對固定物種說，支持變動物種說。他反對種族優劣先定說和種族歧視，而主張人類同源說。
　　葛瑞指出，Agassiz認為物種的起源及其目前分布狀況都是原本即如此的，而達爾文認為物種的起源及目前分布狀況都是演變而成的。依Agassiz，所有物種最初是以超自然而直接的方式出現，此後在自然界中保持固定不變的序列。依達爾文，現存的各個物種與較早物種之間具有家譜式的關係，它們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而成為現在的樣子。葛瑞認為，上述兩種皆屬假說，因為皆無直接經驗之證實。但是，Agassiz訴諸神學來解釋，達爾文則由科學解釋，「達爾文的目標和過程都是科學的，無論其嘗試是否成功，但其嘗試乃是一種力圖擴大自然科學範圍的合法嘗試。」依葛瑞看來，達爾文的學說較優，但它依然未能說明變異的原因，有時結論過於倉促，如斷言所有物種皆源於四或五種原始形態。
　　有人批判達爾文是徹底的無神論者，葛瑞在此採取調和立場。他辯稱，達爾文的科學學說只是未以宗教為基礎，但不等於否定上帝存在。他引述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的話：「自然的事物也要求和預設有一個智慧的能動者使世界成為現在這個樣子，這個能動者連續地或在特定時刻對世界施加影響。」葛瑞認為，演化論與創世說並非不相容的，「沒有一個基督教有神論者能夠排除上帝干預的觀念，正如他不能排除上帝預定的觀念一樣。」葛瑞指出，做為一種科學理論，達爾文演化論不是無神論的，亦非有神論的。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等重要觀念可被用成無神論的，也可用成有神論的。科學家關心自然的或最近的原因，哲學家關心原始的或究極的原因；達爾文關心的是前者，而未論及第一因是否存在的問題。
　　數學家兼哲學家賴特(Chauncey Wright, 1830-1875)在1859年即讀了《物種起源》，極為重視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說。在1860年代，他撰文批評斯賓塞的演化論。1871年發表〈物種之源〉，捍衛達爾文學說，受到達爾文賞識而於英國印發。1872年訪問歐洲，拜會了達爾文。1873年發表〈自我意識的演化〉，以演化論說明自我意識，對心智活動做工具主義的解釋。1877年發表〈經由天擇的演化〉指出達爾文演化論是科學解釋的典範，強調其假說性格，反對加以神學解釋。賴特曾於1870年代與普爾斯、詹姆士等人共組形上學俱樂部，故被奉為實用主義和美國科學哲學的先驅。
　　菲斯克(John Fiske, 1842-1901)，1860年在哈佛大學就讀時，即把《物種起源》視為劃時代巨作，但最欣賞的是斯賓塞和孔德，尤以前者為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曾撰文數篇宣揚其演化論，引起校方不滿。1863年自哈佛畢業，1869年至1872年在哈佛講授哲學和歷史，其後七年在哈佛任圖書館員。1873年赴英訪問，結識達爾文、斯賓塞和赫胥黎等人。1874年出版《宇宙哲學綱要》，大受矚目。1879年出版《達爾文主義及其他論文》，1884年出版《一位演化論者的漫遊》，1899年出版《由自然到上帝》。晚期著作多為歷史領域，故亦被視為歷史學家。

　　總體言之，在哲學領域，演化論對美國的影響是：自然界不是永恆不變的固定實在，而是不斷變化的。如此，「歷程」、「事件」取代了「實體」、「本質」，「演化」、「生成」比「存在」、「結構」更為重要。其次，美國出現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等觀念引入社會學中，有人因而主張適者本來可享有更優越的地位，但也有人主張社會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是人為選擇的結果，故而應由理性加以規劃，提高弱者的競爭能力，使全人類共享幸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