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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整理人：崔润洁
一、京杭大运河的作用：
1.京杭大运河的开挖,不仅成为北部和南部的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文化,也成为了通信枢纽的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2.京杭大运河始凿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后经隋（七世纪）、元（十三世纪）两次大规模扩展。1949年以前只有其中一小段勉强维持季节通航，现江苏北段的400多公里河道千吨级驳船可畅驶长江、淮河。1981年4月，我国新开辟的古运河无锡至扬州、无锡至杭州的旅游线路，引起了国外旅游者的极大兴趣。
3.当代“马可·波罗——杭州博士”的15天运河体验之旅自5月20日正式开始。在这15天的旅程中，李牧将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串联“茶、印学、武术、丝绸、中医药”五个主题。通过精心组织的主题体验项目和线路，李牧将充分领略大运河之美，并且用他独特的视野向国际推荐大运河。“当年马可·波罗用他的经历向西方诠释了一个中国，如今我做的事情其实和他一样。”李牧告诉记者，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大运河更加神秘，而站在外国人的角度、运用新媒体的影响来推广当地的自然人文，这是一种很先进、前沿的方法。“我要通过我的视角，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运河，了解中国。”
“除了当代马可·波罗重走运河路，我们还筹划运河沿线城市共同成立运河旅游推广联盟，用沿线城市之力共同推荐大运河旅游资源。”何亦星告诉记者，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运河沿线城市都是旅游资源很丰富、旅游做得很好的城市，但只有大家合力，才能真正将大运河的文化蕴涵、真正的魅力展现出来。“目前沿途城市如北京、天津、杭州、苏州等都很有意向，将来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有望推出一系列运河旅游线路，打造出一些针对性强的中长线旅游产品来，让更多的中外游客领略大运河之美，体验古运河深藏的文化蕴涵。”
二、经运河到中国的外国人
　　1.1417年（明永乐15年），菲律宾苏禄群岛上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率领340多人来我国进行访问。他们由福建泉州登陆，后到达杭州，又沿京杭大运河乘船历时两个半月来到北京。归国途中东王不幸染上重伤寒，在山东德州不治而亡。噩耗很快传到北京，永乐帝即派人前往德州，慰问其亲属，为东王举行葬礼，并将其葬在德州。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这座外国国王的陵墓。
2.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向欧洲介绍东方古国的人，经他介绍，西方国家的“黄金梦”有了着落。继他之后，有更多外国人途经“大运河”访问中国古城。
3.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在运河漂流，而他更感兴趣的是运河漕运，他详细记载了关于运河的所见所闻：“……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
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义派遣庞大代表团出使中国，这是华夏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首领的率领下，英国人在北京通州登船，开始了为期33天的运河南下之旅。
5.在美国传教士费佩德的记忆里，杭州在1908年还是一个被城墙包围的运河古城，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启。
三、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认识。
1.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明中后期的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兴盛的。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崔溥记杭州：“东南一都会。接屋连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这是关于杭州最早的总体描述。记苏州吴江县城：“屋伟壮丽，下铺础砌”，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崔溥所记镇江城北江边的西津渡，丰富了西津渡的具体内容。崔溥所记高邮州州城，是非常难得的反映高邮面貌的一条记载。所记华北最大的商品转输中心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不独及时地记录下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兼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2.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与正使奉派入明。他在中国逗留5年余，多次沿着运河北上与南下。策彦周良把两次来华的经历，写成记事性的诗文集《初渡集》、《再渡集》，《入明记》，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日记中提到的“和上”即和尚。“廪给”是明朝官方拨给外国使臣的口粮和其他日用品。“扬州府广陵驿”，就是扬州城南的驿站。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所载扬州知府刘宗仁对日本使臣一行的热情款待，是中日友好关系史的历史见证。刘宗仁知府不但亲自到驿站看望使臣，而且赠送给他们“美酿佳肴”，日本人则回赠扇子、纸张等物。第二天，知府再次来到驿站，送给日本使者一部《张文潜集》。张文潜，北宋诗人，名耒，字文潜，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为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日记描述的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安平驿等情况，有助于今天了解当年运河沿岸的驿站。日记对于邵伯和宝应两地，有着较多的笔墨。邵伯的甘棠，宝应的街市，给策彦周良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记载宝应城里有“混堂”，这是当时扬州沐浴业发达的证据。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明嘉靖年间，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这是自明成祖永乐二年缔结明日贸易 条约史称“永乐条约”起，由日本政府正式派出的最后二次遣明使。 明代，中日通商，既有官方贸易，也有民间贸易，然其主体则为通称朝贡贸易亦称勘合贸易的官方贸易。日本第一次正式入贡，始于明洪武四年。明朝第一次对日发勘合符，则是永乐二年。自明洪武七年暂罢宁波市舶司以防倭，至明嘉靖末年之间的海禁期，民间贸易悉被禁止，走私贸易更是一概取缔。明嘉靖年间，倭盗蜂起，亦盗亦商之海上走私贸易隆兴，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大内氏与大名细 川氏竞相入贡，以致嘉靖二年发生“宁波争贡事件”，迫使明廷一度关闭宁波市舶司，“自此不通贡十有七年”。嘉靖六年后，明廷适时调整对日贸易关系，重新修订贸易要约，作出四项限定：十年一贡，人毋过 三百，舟毋过三艘，禁止带用兵器。即便如此，明世宗仍曰：“夷姓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之司官严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遵，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交通以滋祸乱，余如所拟。”策彦周良便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限制下，受命出使中国的。作为日本幕府的遣明使，周良泛海入明，对于进一步沟通、融洽两国外交关系，活跃贸易往来，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两次朝贡成功，除两国政府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向所致，尚与周良本人特有的道德、文化教养与外交才干密切相关。 策彦周良，号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嵯峨天龙寺塔头妙智院第三世和尚。周良自幼剃度，具足戒，师从心翁宋代临安无准大师七世孙，得心翁真授，佛学高深，持戒甚严，世人称其深 得佛戒定慧之旨，故能“严律以制其心，禅定以启其悟，庄严以生其信，既而广经典以明其教，帙然有伦，灿然不紊”。周良亦精通儒学，能诗善文，堪称日本五山文学后期之代表。明嘉靖状元、翰林院侍读学士! 国史馆总裁、慈溪人姚来唯东称：“读其文，有斑马之余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班马”指汉代班 固、司马迁，“二唐”即唐朝韩愈、柳宗元。周良两次入明，颇获明世宗赏识，先后被授御诗三首，其中一首云：“氏姓声名俱不轻，曰谦曰策尽其诚；前来锡仗今杯渡，戒律再三如水清”。 策彦周良以遣明使资格两次入明朝贡。第一次于嘉靖十八年’(三月初， 周良为副使，正使为博多新篁院湖心硕鼎。事实上，正使之实务俱委之周良。迨初渡功成，返还京都，周良名声大扬，“山中阖众，无长无少，迎郊候门，欢跃累日，贺宾上客，如无虚日。”当时，天龙寺、园觉寺请以首席任，俱拒之。后因盛情难却，终挂衔名誉住持、法会主宰。基于周良初渡成功之声望及其通商外交经验，再渡入明朝贡的使命，遂又落肩於周良。第二次于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初，周良为正使，偕副使钧云入明。初渡，遣明船三艘，)由大内氏单独派遣；再渡，贡舶四艘，伴随人员"人，名为大内氏与细川氏合派，实由 大内氏派遣。这是由于日本“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国王权威衰弱，特别是明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大内氏垄断了对中国朝贡贸易的主导权，故而日本最后两次遣明船实俱由大内氏派遣。 遣明船所载货物分为三类，一为贡物，二为使臣进献之物，三为幕府、蕃侯、寺社以及从行商人附搭之物。三类货物，以刀、剑、硫黄、金扇、苏木、铜为大宗，刀剑与铜为主要货物。周良初渡所带倭刀日人名之太刀，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把， 铜二十九万八千五百斤。进贡物中，尚有御马四匹，御涂金装彩屏风四双，御码瑙大小二十块，御扇百本等。贡品，“例不给价”，但须由明廷厚赐回礼，以示旌表之意。进献之物，“照数价”，一般由明政府收购。附搭品，其数大宗，是朝贡形式下日中通商的主要贸易品，在舶货中占据 主体，其货大部由官府收购，“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所谓“令自贸易”的物品，是进献品、附搭品由官方收购后的剩余货物。剩余货品允许日使、日商在市舶司所在地和京师会同馆“与民交易”，但这种交易须在官方严格控制下进行。洪武初，市舶提举司设于太仓黄渡，不久废去。后又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对日贸易，概以宁波为专通日本的贸易港。故日本遣明船赴明，必先至宁波登岸。在宁波，验查勘合表文无误后，日方须将货物报官，经盘验货物，领取巡海道司信票，填写合同后，方许在官牙主持下同市民交易。无票者，以通番论罪。在京都，凡“各外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并由明政论派官吏严 行监督和行人专主贸易。明廷还严禁“夷商”潜入人家交易，否则“私货入官”。更严禁违禁货物如军器。交易：“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物者问罪，枷号一月，发起卫充军”。按明之法规， 兵器不得私自买卖，必须由政府收买，余者遣回。同时也不允许将大明国的兵器卖与日人。否则，“私将应禁军器卖予夷人图利者：……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周良在《初渡集》中记道：“上国严法，禁止兵器”；“贡物盘验之顷，凡以铁造做者，或冶氏之具，或梓匠之具，及剃刀、小刀，共拟兵器，而收于库里市舶司东库。”先前，“其兵器候至舟山”，回归时，“遣吴通事并三船人员领原收兵器”。明政府所以屡限兵器进贡数、禁兵器“与民交易”，其立足点是为国防安全和国内治安计。尽管明政府对朝贡贸易严加限制，规定“十年一贡”，“贡毋过三船，人毋过三百，刀枪毋过三千”，且 限时限地限货，但日本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何故日本对朝贡贸易看重的是经济利益，“有贡，即有赐”。贡与赐是“厚往薄来”，“计其贡物，时值甚廉，给之太厚”，“所贡之物不过数百金之值，而供亿浩繁， 何啻数十倍”。譬如日本刀剑，定价每把一万文，而其实际之值不过八百文至一千文，利过十倍。而且，日使到达中国后，其饮食起居与从宁波至京师沿途往返、护送、运输以至返回日本时的海上饮食、衣饰等物，一概由明政府或地方官府调拨供给。甚至贡船遇意外事故，也由明政府予以补偿。此种情状，在周良 初渡、再渡日记中记载颇为详尽。因此，朝贡贸易从实质上讲，是一种非等价交换。日本通过朝贡，“亦得交易中国之货以为利”，其利甚为丰厚。而明王朝对日贸易的方针是以朝贡怀远为主，贸易利益其次，目 的是“一则欲得其同化之心，一则欲消其侵边之患”，“亦以羁縻远裔使常驯服寇贼”。明王朝与日本政府，一边政治利益，一边经济利益，各有所取，各得其所。
朝贡贸易
勘合贸易(给日本带来莫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继嘉靖二年以宗设谦道为正 第)期凌金祚：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卷使、月诸永乘为副使的正式遣明使团入明朝贡后，于嘉靖十八年、二十六年又先后两次遣使团入明。依“十年一贡”的约定，硕鼎、周良初渡入明时间推迟了六年。其原因盖由“宁波争贡事件”而起，如《周良传》所述：“嘉靖二年宋素卿、宗设争贡相仇杀”，故明王朝“因闭不与通”。事隔16年后，明王朝仍对日本朝贡保持戒心。周良初渡到达宁波后，海、布、都等官吏一再“诘以嘉靖二年进贡颠末并宋素卿等事”。及至周良北上京师选议随从时，宁波守臣还奉旨要求“开具姓名呈缴，不许将先年嘉靖二年’失事水夫伴从人等隐名朦胧起送”。周良再渡入明的时间则提前二年，是因为盗贼盗取了保存在大内氏宝库里的勘合符券，大内“府君恐盗贼徙之挽前伪贡”，“以故先期差渡贡渡”。勘合是朝贡互市的凭证，凡来华贸易的日本贡舶也包括其他通商国’，一律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明王朝规定，朝贡“未及期，无表文国书’部臣为不当纳，却之”。周良再渡，既“未及期”、“无勘合表文”，又“贡舶过三”、“人逾三百”，所以贡舶进入舟山海域，先后被舟山、宁波守臣阻之。其间，“抚台巡海诸府官司榜牌简书之，问难频频续至”，或令其“回棹於日本届期进贡”，或令其“泊于海外，以待次年贡期”。后奏闻於嘉靖帝，帝乃以“先期 非制，且人船越额，敕守臣勒回”。其间，周良反复裁书恳词详说先期朝贡之绪由，但始终未能如愿，此贡舶濡滞海上既越一载，泊地舟山之岙山近达一年。翌年戊申三月，方趣船戾宁波之岸。六月，周良复又求贡，浙江巡抚朱纨上疏奏请，礼部答复道“倭夷入贡，旧例以十年为期，来者无得逾百人，舟无得逾三艘。乃良等先期来，贡舟、人皆数倍于前，蟠结海滨，情实叵恻。但其表词恭顺，且去贡期不远”，“宜令纨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余者留嘉宾馆，是加稿赏，省令回国”。而朱纨力言五十人过少，礼部议赏其百人，“非正额者，皆罢勿赏”。周良的虔诚、恳切之词，使明廷深受感动，因此于同年十月，准许周良等五十人由宁波北上，于二十八年丁酉四月抵达京师，完成了朝贡使命。二十九年五月由宁波出帆，六月回归日本。
在京师，周良颇受明廷厚恩款待，嘉靖帝对其“宠招二、三日之外”，不仅临朝亲赐御诗，而且“又於上林苑赐御宴”吟诗唱和。周良对此感恩戴德，连连献诗曰：“熟路洋中船翼轻，天书早召验吾诚；禁地再浴恩波水，弊垢裂裟影犹清”；“今日天恩与海深，凤凰池上洗凡心；回头群卉花犹在，始见青春归禁林”。嘉靖帝对周良的文才十分赞赏，故而诗云：“奇哉才业与渊深，佳作一章波澜心；贤衲所栖春色永，禅林花发又诗林”。 周良善诗文。其诗文涉及中国的有《初渡集》、《再渡集》、《谦斋南游集》等。这些诗文是反映日明关系的重要史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他两渡入明，沿途见闻均有记录。令人注目的是，记录中还以简洁精当的文字，若明若暗地反映了当时浙东“倭患”与“海禁”的情景。这不仅由于“倭患”与海上贸易纠葛，而且更与“海禁”互为因果。 我国沿海倭患之说始於明初。《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述“倭乱”，以洪武初为始。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说：“至明太祖削平群雄，统一天下，诸贼党羽亡命海外，遂为倭寇侵入之向导，而倭患起矣。”倭寇既猖，海禁亦随之为始。二十年，浙江沿海增设卫所五十九个，福建沿海设十六城，旨在防备倭寇。明永乐年间，即日本足利幕府鼎盛时期，日本欲与明室通好贸易，乃严捕倭寇以友好明王朝，故是时倭寇之为患，尚不甚钜，及至足利氏日衰&时值明嘉靖年间，西南沿岸海盗始大寇中国，我国沿海诸省不堪其扰。其直接原因，抑或与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绝市舶”有关。其时，给事中夏言曾上言曰：“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罢，而利权在下，奸豪外交内，海上无宁日矣。”自嘉靖二年绝市舶的数年中，定海双屿港已逐渐成为国内外海商交易场所，其地“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凡番货至，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责，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贵官家之负 甚於商。番人近岛坐索其负，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为盗。”其时，“海民生计困迫者纠引之，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时时寇沿海郡县。”其间，市舶虽罢而又复，然浙东沿海倭盗已成 大势，海上走私贸易亦风靡一时，难以遏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称：“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五年’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自交易。”同书又曰：“嘉靖庚子十九年，继之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陆续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胡宗宪《筹海图编》亦曰：“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
许栋歙人许二也，皆以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二十年，王直“领哨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后，诱搏多津、倭助、才门来市双屿。二十六年，海商胡霖又“引倭夷来市双屿”。按理，市舶恢复后，倭患应有所平息，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析其因，在于：被称之“商舶”或“寇舶”的日本“诸岛富倭”商船，既无勘合，又无表文，“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而作为日本官方派出的贡舶入明，又受限于“期以十年，人无过百，船无过三”，必以“勘合表文为凭”，遂不逞其志、不遂其愿，是故浙东倭患屡禁不止，甚至愈禁愈盛。致仕佥都御史张濂目击时事，上言论及其事说：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严，遂致猖獗。而督、抚因循玩，养成贼势。”虽说这是张濂于嘉靖三十四年之言，却道出了“海禁”与“倭寇”的关系。例如：嘉靖十八年，日本国王源义直复以修贡请，嘉靖帝许之，然“诸夷嗜中国货物，人数恒不如约，至者率迁延下去，每失利云。”二十三年七月，日本“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以互市通商为利，滞留海滨不去”，而内地“诸奸”贪利与其交易，商富豪贵争相前往，“多为之囊橐，终不得尽绝”。而《明通鉴》称，时“沿海遂有倭患”。及至二十五年，倭寇又大扰宁、台。由此，也就引出了朱纨受命整治海防，后被诋诬的史事。此种情形，周良在其记录中虽未大笔，却可从行文中窥其一斑。
据周良记载，初渡入明，由博多出帆，历志贺岛、平户、奈留，四月十九日顺北风绝海南下，五月二日飘至温州，七日夜傍昌国之南一岛而泊。因候风潮，在舟山海面滞留十余日。其间，见海面多为“军船”，“尚有渔船三十五艘来着本船”；“警固船四艘，总自昌国#今舟山$来，其内唐人”；“过一驿前，问名则曰昌国县，盖昌国附庸耳。家里三十间，警固船出”。十六日，浙江昌国卫昭勇将军、巡海侯、掌印总兵官刘东山差数十条军船与之联行进发定海。及至定海今镇海，则见“鲞船三百余艘列于港口#旁有注：‘三千艘有之’”，“卖鱼船四百余艘，联行于港头”。昌国与定海，两相比较，一多为军船，一多为渔船，其萧条与繁华格外分明。初渡由定海镇海返回舟山时，在定海“军船三十艘左右列，而来本船护送，又定海并昌国军船四十艘许来迎护”。过蛟门而至舟山，“护送之军船百二十艘，人员五千人。台州、温州、宁波及昌国等之军船也。”日本三艘贡舶为避风浪、候风潮北上，于嘉靖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十日泊沈家门、普
陀山，百余艘军船一直相随护送，可见当时海上并不平静。究其因，盖时“倭寇宁、台”，为“海禁之故”。在普陀山候风潮之际，周良登岸漫游，吟诗一首：“梵音潮下度迷流，千手相分为楫舟；慈眼活开辉刹海，何攸是非大悲洲。优昙吐叶色香浓，四时不凋尘外丛；众鸟悉皆今佛性，声声二十五圆通。”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三日，周良再渡由山口出发，五月二十日奈留出帆，六月入浙江界。据《周良传》记载：之前，贡舶三号船遇风漂至温州时，遇海盗船二十八只，遭掠，死者八、九人。七月二日四艘贡船舶于舟山岙山。船舶岙山而不泊于普陀山的原因，在于是年倭寇已屯据普陀。因此，周良等在岙山所需食品、
日用品多趋舟山今定海购买。一如周良所记：“吴通事翻译就买物之事，赴舟山，予以银二十目价之”，又云：“遣吴通事於舟山，四老爹张大人专人致买物等……”。也有附近岛屿居民来海上与之交易
的。周良记道：十一月二十二日，“小卖船三只来”，三十日，“小卖船六只来……糯米、小豆等分了，蜜柑六十余分了”，十二月七日，“买卖船六七只来，载米、酒等”。翌年三月十日到宁波“近港而泊，军船百余艘夹四只船而护送。”护送军船数量之多，可谓史无前例。这完全印证了当时舟山至宁波海域“寇势猖獗，如火类燎原，势不可遏”的局面。朱纨在《双屿填港工完事》中写道：“入港登山，直见东洋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蒋兆成考证说：“据浙海癩报，仅该年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日这一天，在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一带外洋往来的商舶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在岙山时，见“大唐贼船六只经外面”。守臣传谕：“汝等贡期，姑待来春赴京，各宜安心守候。明旨倘有缺资，必须具书鸣官充济，慎费听信奸人诱引，私相易货，陷我国法，亦坐所由”。及至宁波，又谕周良等“除违禁货物照例禁约外，其一应服食器用之类，俱许两半交易。敢有妄持异见遇为阻抑者，定究不恕”。为防止贡舶与海商私相易货，五月十四日，宁波“三府唐大人”还举短书告之“双屿港贼事”。据周良日记所述，此时私商已聚众双屿，海上走私贸易业已兴起，而倭寇、海盗也频繁出没于沿海进行骚扰。《明通鉴》载：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本贡使周良等六百人，驾海舟百余艘入浙江，求请诸阙朝贡”。二十六年周良已至浙江界，泊舟待贡。二十七年复求贡，贡舶四艘。所谓“驾海舟百余艘进入浙江界”，抑是指民间海商集团或未持勘
合表文之“寇舶”、“商舶”。同书又载，浙江宁、绍、温等地“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为此，先前明廷于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任用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整治海防。
忠于职守，执法甚严，势家皆惧。其整治海防之际，适逢周良朝贡入浙江界。于是妥善处理周良入贡事宜，遂成为朱纨职内之事。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日本贡使周良违旧约，以六百人先期至浙。朱纨原本准备进攻双屿，见贡舶先至，遂奉诏便宜处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请，后不为例。登录其船只，安置周良入宁波嘉宾馆，加以防范，而用兵双屿之计遂不得施行。由于隔绝了与贡舶私相交易，素
为倭内主者（倭寇之内应)“闽浙大姓”遂以失利为怨。闽人林懋和时任礼部主客司，声称将周良等发回。朱纨以制驭诸蕃宜守信用，于是数疏于朝廷，揭露“闽浙大姓”通倭之状，“闽浙大姓”对朱纨深恨不已，便鼓动、指使在朝闽浙官吏竞相攻讦朱纨，竞勒周良还泊海上以俟贡期。二十七年七月，朱纨降职为巡视。
接着又弹劾朱纨擅杀“李光头”（入踞双屿之海商亦海盗头目)，以致罢职，命官按问。朱纨闻讯，慷慨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薄。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遂制圹志，
作俟命词，仰药死。自朱纨死“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剽掠无阻，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中日朝贡通商贸易也为之告终，而由海上走私贸易取而代之。
3.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在有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谈到，他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了许多运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利玛窦也很感兴趣，并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1582～1610），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建筑材料及其他物品也经运河运输，利玛窦也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万历间）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由此可见，当时经运河运输的建筑材料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4.西方来华使团眼中的清代运河：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岸一些城镇的发展，运河沿线著名的城镇有临清、济宁、徐州、淮安、高邮、扬州、杭州等。这些工商业发达的运河城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目光。《荷使初访中国记》描述运河沿岸的济宁“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而这么富有情趣、衣着华丽的男女戏子竟也能依靠客人所给的如此微薄的钱生活，真是不可思议”。每逢节日，山东运河沿线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10月18日船到达山东省境。北直隶省的招待人员在这里换上了山东省的。当天下午路过了两个城,在每个城前都停泊了许多船。今天是中国月份的十五，沿路居民昼夜不停地举行宗教仪式，爆竹声，锣鼓声，烧香拜神等等，从午夜起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
清代苏北运河沿岸的扬州因运河流经，两淮盐商聚集，商品经济也很繁荣。《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我们来到扬州。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六十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三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淮安清江浦原为清河码头至山阳淮城之间的运河名，后在附近形成集镇，因运河流经，商品经济也极为繁荣。《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淮安清江浦镇：“这个镇分布在河两岸，房舍美观，宝塔壮丽，位于运河和黄河的连接之处，方圆有一华里。该城商业发达，居民富裕，还有很多船坞，制造各种船只出售。”
在京杭运河尤其是在靠近黄河的河段上上航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当时的船工和水手大都有祭祀河神的习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使节团船只穿过黄河的地方水流很急，为了保证行船的安全，来往船只都在这里祭供河神。使节船长在一群水手包围之中,手里拿一个公鸡，走到前甲板,把鸡头割下抛到水里，然后用鸡血滴在船的甲板、桅杆、锚和房舱门口并在上面插上几根鸡毛。船头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摆成单行，前面又摆上酒、茶、油、盐各一杯。船长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两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祷告神灵。水手们同时大声敲锣、放鞭炮、烧纸、烧香。船长在船头奠酒,依次把酒、茶、油、盐等一一抛到河里。仪礼完毕之后，水手们围坐在甲板上，把祭神的肉食大家痛快吃一顿。等到船只平安渡过对岸，船长还要出来在原处磕三个头答谢河神。”
总之，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京杭运河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些外国人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京杭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他们的描述也便于今天的中国人加深对当时京杭运河的了解，对京杭大运河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外国人视野中的运河工程
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戴村坝，遏汶水南流，并引泰沂山地泉水入汶，尽出南旺，由龙王庙分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治河的智慧，自然引起了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注意。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初十日，朝鲜人崔溥一行沿运河北上，至分水龙王庙，见到了南北分流的奇观，他在《飘海录》中写道：“有大水自东北来，至庙前分南北派。南派即臣所已经，顺流南下；北派即臣所将往，逆流北上。庙当其二水之分，故以分水名。”很明显，崔溥对汶水流向以及龙王庙两侧水流方向均有详细的观察。
这一重要的南北分流工程至清代仍在使用。顺治时，荷兰使团约翰·尼霍夫等人经过南旺，发现“汶河在此与运河相接。鞑靼人告诉我们，若在这里投九根小木棍到河里，有六根会流向北面，三根会流向南面。我就好奇地在龙王庙对面试了一下，结果真是如此”。根据荷兰使者的记载，当时运河水是六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再加上多数中国史籍所记载的三、七分以及《明史·宋礼传》所记载的四、六分，至此出现了关于南旺水量分配的多种说法。
乾隆年间，一批英国使者到达南旺分水处，了解到这里是“运河的最高部分，是运河全长的五分之二。汶河的水在这里流入运河。汶河河道和运河成直角交叉，是供给运河水源的最大一条河。两条河汇流的地方，水流很急。在这里运河的西岸建了一个坚固的石堡。汶河的水以很强的力量向石堡冲击，从此分开，一条向南流，一条向北流”。根据英国使者的记载，南旺分水处水流湍急，且运河西岸的石堡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人不仅仔细观察了南旺分水的壮观场面，还注意到了与运河相接的南旺湖，该湖明代时曾作为运河水柜，至清代水柜功能已废，但仍是重要的水壑。英国使者以较科学的眼光对湖泊以及堤坝进行了观察，《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这个湖的西边由一个很高的土堤同运河分开，运河的水位比湖水高很多。当时修建这条沿整个这个湖同运河隔开的堤坝所用的土方和所费的人力是非常大的，堤坝的两面俱铺着一层石块。为了不使运河的水压过强以致使堤坝无法承受，在地上做了一些水门来调节河内过多的水。这些水有的通过这些水门直接流到湖里，有的流到低地，有的流到堤坝上的小沟里，把它当作贮水池。最后一项设计说明中国人至少懂得一些力学。小沟内的水经常保持为河水和湖水或者河水和洼地水的中间水位，这样，水压在两岸上的力量就分散了。贮水池里的水抵消了运河同样高度水的水压，而湖里的水又反过来抵消贮水池里的不超过湖水水位的水压。”他们运用科学的术语对运河湖闸设置原理进行了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该段运河更深层的了解。
为防止有限的水源流失，运河沿途多处建闸以蓄水，据《山东运河备览》统计，山东段有闸六七十座，是整个大运河上闸座最多的地段。山东境内众多的水闸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明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经运河北上的朝鲜人崔溥在《飘海录》中记载了所经各闸情况：初七日，“晓过庙道口湖、陵城闸至兖州地方。……又过孟阳泊闸至八里湾闸，……又过上下浅、二铺河、西场集至谷亭闸……过玉皇庙至南阳闸以泊”；初八日，“自南阳闸过枣林闸至鲁桥驿。驿前有鲁桥闸……臣等自鲁桥闸过通利王庙、鲁津桥至玉楼桥。东鲁诸水交流于此。又过师家庄下上铺、仲家铺、仲家浅闸至新闸……闸之东有河神祠，西有公署。署南有遐观台，台上构厅……臣等过其闸，夜过新店闸以行”；初九日至济宁州，“过闸则乃石福闸也。又过赵村闸至南城驿，少停舟而行。又过真武庙至下新闸。闸在越河口以西八百余尺，月河东密迩天井闸，北对会通河，二河纵横十字然”。崔溥对所经过的水闸以及庙宇、驿站、浅铺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对明代前期运河水工设置情况的了解。清乾隆间来华的英国使者，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描述了临清以南的山东运河水闸情况，“有的相距不到一哩，这在其它地方是没有的。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他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来足够大船航行。因为水位不平，运河航线上有些水闸主要是为调节水量的。船只通过水闸需要相当技巧，一个水手拿着一个大桨站在船头指挥，船上客人都站在船旁护板两边，护板是用兽皮做的，当中塞进头发，避免船只碰到石头上的震动”。从上面这段文字可知，英国使者不仅注意到了运河水闸的构造，而且对船只过闸场面也有生动地记载。
五、外国人视野中的运河城镇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大批客商往来其间。但明中期以前，山东运河北段相对荒凉，临清至德州间的乡村地区，“人烟鲜少，盗多肆行”，朝鲜人崔溥在山东恩县境内曾亲见河中漂有三具尸体，皆为盗贼所杀。究其原因：其一，山东运河北段利用卫河行运，水流湍急，无法设立水闸，多靠增加河道弯度来减缓水流，沿途闸坝河道管理机构相对较少，故“前路人烟鲜少，盗多肆行”；其二，正如崔溥所了解到的，“此方连遭凶歉，相率而为盗者多”；其三，同行的大臣还告诉崔溥，“大抵中国人心北方则强悍，南方则柔顺。宁波之盗，江南人也 ，故虽或为盗类，皆劫而不杀人，你所以保其身也。此北方人，劫则必杀人，或置之沟壑，或漂之河海，今日所见漂尸可知矣”。崔溥等人在北上过程中还发现运河上的官船可优先通行，往来无阻，而商民船只能躲让退避，在鲁桥驿见到“有刘姓太监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及是闸，刘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狂悖如此”。运河上通行的商人虽然辛苦，但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崔溥在临清以北受到了辽东商贩的热情款待，商贩们“以清酒三壶、糖饧一盘、豆腐一盘、大饼一盘来馈臣及从者”。
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岸一些城镇的发展，山东运河沿线著名的城镇有济宁、张秋、聊城、临清、德州等。这些工商业发达的运河城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目光。每逢节日，山东运河沿线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到中国月份的十五，沿路居民昼夜不停地举行宗教仪式，爆竹声，锣鼓声，烧香拜神等等，从午夜起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尤其运河沿岸一些大城镇，工商业、服务业相当繁荣，据《荷使初访中国记》的描述，济宁“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而这么富有情趣、衣着华丽的男女戏子竟也能依靠客人所给的如此微薄的钱生活，真是不可思议”。但总体上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一般生活非常简单，只求温饱便知足，并不企求发财致富。应用新的方法大规模生产某一种用品从而谋利，可能少数沿海大城市的人除外，一般的人没有这个思想。但差不多每个村镇都有专门利用别人的穷困的人。中国到处都有当铺，中国法律允许高利贷，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大多数人只顾眼前不顾后患，但中国的农产丰富，只要没有天灾，他们还是可以勉强偿付这种高利贷的”。
六、外国人视野中的运河民俗
山东运河沿线湖泊众多，如济宁以北的安山湖、南旺湖、马踏湖、马场湖，济宁以南的 独山湖、微山湖、南阳湖等，都曾被用来作为运河的水柜或水壑。这些湖泊沿岸生活着许多以打鱼为业的居民，其原因是正如《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所总结的，“湖和沼泽使得运河沿线有些地方无法耕种，在这些地方当中，只要有一小块干地，马上那里就挤满了简陋草舍。这些人主要以打鱼为生，用鱼同外面调换日用必需品”。在外国人看来，渔民的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1655年荷兰使团在济宁见到了渔民用鸬鹚捕鱼的场面，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写道：“他们把小船划到湖里，把那些鸟放出，那些鸟就立刻潜到水里寻鱼。而中国的船夫们则继续划桨前行，而这些鸟就以同等速度跟着船游动寻鱼。这些鸟的嗉囊用圆环勒住，以防它们捕到鱼后囫囵吞下。而这些鸬鹚在水里一叼到鱼，就立刻浮出水面，先把鱼咽到嗉囊里，飞到船上，渔夫就使劲掰开它的嘴巴，从嗉囊里熟练地掏出那条鱼来。”
前来谒见乾隆的英国使者在这一地区也见到了水鸟捕鱼的场面，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描述：“运河之东附近有一个大湖，里面有上千条小船，都是用这种鸟来捕鱼。每只船有十几只鸟，船主做一信号，它们马上飞到水里去捉鱼，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它们很小的嘴里衔着很大一条鱼。它们被训练得真是好，用不着在它们的喉部用线或圈套着，它们把全部捕获品交给主人，自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