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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因幸福而哭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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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幸福而哭泣 (千字文集) 摩 罗 让心灵充满爱意和阳光(序言) 孟繁华 第一辑 爱是阳光 把敌人变成人 因幸福而哭泣 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为什么我们比别人想像的更坏 善良的力量 给贪污的人送钱 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 想像力与创造力 有时候黑暗就是光明 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 谭嗣同与马丁·路德·金 体验爱 体验幸福 培育爱和救助的能力 爱需要学习 谁爱得最多就必不可免地受到伤害 与底层人一起承担苦难 第二辑 信仰与和平 寻找信仰的世纪 信仰的饥渴折磨着我们 给陈独秀补一点微量元素 从批判到悲悯 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 不信仰上帝,岂是信仰呢? 经验可以代替信仰吗? 佛教可以改革吗? 科学与信仰 到哪里去学习宽容 政治的奥秘就是妥协 有没有合理的暴力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从民族自觉到个体自持 新世纪的第一次感动 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词》 和平是我们的第一祈盼 和平与和平运动 怀念一位14岁的和平国王 第三辑 现实感受 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死刑犯人应该享有死亡的尊严 臭虫时代 文化名人与他们的学历 警惕完美主义倾向 流氓文化与中国历史 身份制度与劳动价值 中国人的奇怪脾气 厚黑学与中国式后悔 撤一个贪官有多难 吃人现象贯穿人类历史 吃人事件及其伦理难题 吃人的宗教原因 新世纪的祈祷 第四辑 人物命运 我们是贝类 鲁迅之死震动了监狱 鲁迅对萧军萧红的关怀 骗人与仁慈 广袤无边的柔情 鲁迅讨厌奴隶总管 鲁迅的心理畸变 专画鲁迅的画家夫妇 软弱不值得称道 文革中有多少人清醒而又独立 陈寅恪其人 林昭的思想高度 张志新的白骨与沈阳监狱的骄傲 发出自己的声音 斯大林的沉默 高尔基的呐喊与谴责 一个人的生与死问题 没有国旗的蒲宁 东京世纪末审判感想 为卑微的冤魂讨回清白 第五辑 文学笔记 战场上的犹豫 诗歌界的顾准 文学的悲悯与拯救 作家的劳动有什么意义 厕所的文学价值 中文系离文学有多远 平淡及其缺憾 呼唤少年美文 少年美文是一种生命状态 三十岁以前没有美文 社会对个人的伤害 共通的人性 诗人与刽子手 学习独立 放大自由精神 杞人可以忧天吗?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第六辑 古代故事 袁绍为何转怒为喜 残酷的习俗:角斗与斗牛 用生命制止残忍之剑 西班牙国王要活人为死人纳税 给砍伤胳膊的刀子涂油 巫术符咒与政治口号 灵魂是一只小鸟吗? 韩国的筐子与中国的猫 古代国王的权力与责任 古代国王为什么被杀死 古代臣民如何废黜国王 当国王是一件痛苦的差事 古代国王的任期制 古代国王如何保持生命与王位 社会契约说的历史依据 第七辑 教育感想 有一种生命叫灵魂 词语与文化品性 奇怪的校长和奇怪的老师 教育必须提供新资源 编辑《新语文》读本的几点想法 不能鼓励学生当打手 不能鼓励学生当特务 仇恨教育结恶果 即使学生有过错 教师暴力的心理原因 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 没有尊严就没有善良 体罚学生是对人类的伤害 学生对师长的暴力反弹 教育为什么只认高分这一条死路 人类拥有七种独立而又平等的智能 上帝允许一部分学生考零分 功夫不负有心人吗? 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用 中国古文的道理不适用于当代社会 不读古文也能继承古代文化 后记(大陆版) 后记(台湾版) (这些小段子共有126篇,其中大约60篇先后在《读书》、《广州日报》、《新快报》、《三秦都市报》、《社会科学论坛》连载过,其他散见于全国各地各种报刊。有的文章发表以后被《读者》、《南方周末》等杂志报纸转载,有的被选入各种选本。) 插图安排 泪珠(曼瑞摄)——扉页 1拥抱20分钟的乌托邦之一(高氏兄弟)——体验爱 体验幸福 2甘地(怀特)——政治的奥秘就是妥协 2华尔街上建筑工人的反战示威(史密斯摄)——和平是我们的第一祈盼 3活着的囚徒(怀特)——新世纪的祈祷 4大地的旋律(怀特)——少年美文是一种生命状态 5面向圣地麦加朝拜的印度穆斯林信徒(怀特)——与底层人一起承担苦难 6兵工厂的生产车间(怀特)——古代国王如何保持生命与王位 7走向天堂花园之路(史密斯摄)——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 因幸福而哭泣 摩 罗 让心灵充满爱意和阳光 --为摩罗的《因幸福而哭泣》序 孟 繁 华 这些年来,摩罗的文字可能是最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文字之一。在大学校园和文学青年那里,摩罗被热烈地谈论着。这缘于此前他出版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两本思想随笔集。这些文字,在前辈学者那里被认为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钱理群),在年轻学者那里被认为是“惊心动魄”的文字(余杰)。当然,摩罗的思考也遭至了不同的议论,这原本也是正常的。在毁誉参半中摩罗就这样留下了他作为思想者的证词。作为摩罗的朋友,他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冷硬与荒寒: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等作品,曾给我带来过巨大的震动。他的尖锐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使平庸的文坛重新获得了某种尊严。 多年以来,人文知识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职业性特征,名流们在各种场合用“双语” 交谈,并得意于“术业专攻”的优越,“学术”被他们理解为越来越狭窄的专门知识或装点门面的舶来语词。摩罗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学人,他也无意于追逐这种学界时尚。他关注和投入热情的依然是与中国现实相关的问题,也是“关己”的问题。他在追问现实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将追问引向自己的灵魂深处。这是摩罗的文字最为动人之处。在摩罗的这些文字中,他所使用的词语多与精神现象相关,“燃烧的诗魂”、“孤独的巴金”、“末世的温馨”、“忏悔的含义”"等,在这些被述对象中隐含了这个瘦弱书生强烈的主体情感投射。他所选择的被述对象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我相信,摩罗所固执坚持的这一方式,与他的学养、情怀和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来自底层的摩罗,常识问题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平等、自由、正义、公正和良知,是他承诺的必须维护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他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谈到他的底层生活经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和体验这一最为普遍的生存,他甚至辞职流浪经年。在《流浪的奴隶》(见《耻辱者手记》一书)中他记载了这一经历。这些经历对摩罗来说是重要的。那是他思考和追问的重要参照之一。当“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之后,摩罗显然愿意从更广大的人群的立场来思考他面临的困惑和不解,并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良知的理解。 当我震惊于摩罗的尖锐、沉重、痛苦和求证的勇气时,也常常为他感到担忧。这一担忧并非来自他缺乏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个时代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言说的自由。我所忧虑的,是摩罗燃烧般的忧愤和不可遏止的思考的激情,无疑也是一种“耗损”。而这一“损耗”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呢?另一方面,他所坚持的激进的批判立场真的没有值得检讨和反省的成分吗?近两年来,摩罗没有出版著作,但他并没有终止思考。现在结集出版的这本《因幸福而哭泣》,就是他重新校正自己思考和写作方向的结果。当我读过他的这本文稿之后,内心洋溢着久违的兴奋和快乐。我由衷地为摩罗找到了新的写作视角——严格地说,为他拥有了充满爱意和阳光的心灵而兴奋和快乐。这个转变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的重要。这不仅改变了他多年不变同时也是单一的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更有益于他精神和身体的健康。这意味着那个忧郁的书生将焕然一新如春风吹过。 我之所以对摩罗的转变兴致盎然,缘于我对20世纪某种思想潮流的疑虑。应该说,破坏的性格是20世纪的思想传统之一。在这种文化性格的支配下,包括我们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都“乏爱可陈”。我们经常读到的是血雨腥风杀人如麻,是不断的施暴和自虐。这种文化性格也培育了民众“暴力崇尚”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暴力只要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就都是合理并且是美的。以至于当“革命”"的暴力资源难以开掘之后,文化消费的对象便转移到了新派武侠那里。黑白两道天上人间,说的还是门户之见快意恩仇。虚拟的、民间的仇杀撕打,满足的还是对暴力的趣味要求。我们鲜有鼓吹人类之爱的作品,这与我们对“泛爱主义”的批判,对“勿用暴力抗恶”的批判是有关的。然而,在雨果那里,在托尔斯泰那里,在许多宣扬“爱”的经典作品中,无论我们如何诉诸于批判,它们动人的魅力仍然没有褪去。艺术就是这样用爱来抚慰人类充满罪恶的心灵的。现在,摩罗接续了这个远不主流的传统,然而他也同时告别了曾是主流的破坏的传统。 用摩罗的话来说,“爱是阳光”是这本书的底色。他多次写到了灿烂的阳光,写到了人对阳光灿烂的感觉,写到了我们曾经熟悉但又忽略了的关于平和、宁静、温暖、爱和善意的理解与赞美。读这样的文字会给人以文明和教养,会使人的内心柔和而轻缓。今天它可能还只是属于摩罗的十分边缘的努力,但终有一天,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用心灵去感知和感谢生活对我们的馈赠,然后我们心存幸福、爱和感动而不是怨恨。 第一辑 爱是阳光 把敌人变成人 1944年冬天,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穿过。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让德寇杀死了。”“妇女们怀着满腔仇恨,朝着大队俘虏即将走来的方向望着。当俘虏们出现时,妇女们把一双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士兵和警察们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生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的破旧的长筒靴,把手搭在一个警察肩上,要求让她走近俘虏。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两条腿勉强支撑得住的俘虏的衣袋里。于是,整个气氛改变了。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等各种东西塞给这些战俘。 这是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的一则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叶夫图申科写了这样两句话:“这些人已经不是敌人了。这些人已经是人了……” 这两句话十分关键。它道出了人类面对世界时所能表现出的最伟大的善良和最伟大的生命关怀。当这些人手持兵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他们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是跟所有别的人们、跟“我们”和“自己”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主动地将他们的身份作了这样的转换以后,和平、友爱、宽容、尊严等等才立时具有了可能性。如果死死咬定“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的原则,所谓人间和平就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更别说实践上的努力了。一个人有没有丰富的人性,是不是具有超越仇恨和敌意的心理力量,在这里可以见出分晓来。 苏联老百姓可以在大街上把敌人转化为人,给予友爱和关怀,斯大林却在宫廷里把他的同僚一个个转化成了敌人,一个个杀害了。还有许多善良而又高贵的知识分子,以及善良而又无辜的富农,都给他作为敌人杀掉了。高尔基曾经大声抗议“国家恐怖”,布哈林则形象地把国家恐怖比喻为杀人的机器。他临死的时候说:“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布哈林也没有真正醒悟。他在诅咒机器的同时,还在宣扬无产阶级的斧头应该是无情而又纯洁的。为什么这把斧头杀了2000万无辜者都是纯洁的,而仅仅到了杀他的时候,他才感到斧头不纯洁,而且仅仅只是因为杀他才不纯洁呢?正因为人类都像布哈林一样狭窄,所以把人变成敌人并大肆砍杀的悲惨事件,构成了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基本线索。在中国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么多人被命名为阶级敌人,惨遭迫害或杀害。无数的冤魂至今仍在地狱深处睁着寻找正义的眼睛,逼得我们永远心神不宁。 究竟是把敌人变成人,还是把人变成敌人,这里体现了人类灵魂走向的两种可能性。一种走向通往天使,一种走向通往魔鬼。人类真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群体,他们高贵的时候那么高贵,凶狠下流的时候竟然那么不讲道理。 因幸福而哭泣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引用了16世纪里昂诗人路易斯·拉拜的一句诗: 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 生活对于我既轻松而又艰辛 我似乎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诗。我们总是偏向于认为诗人是体验痛苦的,其实诗人同时也是体验欢乐和幸福的。一个人的人性发展得越丰富,精神自由的空间越广阔,他所体验的人生也就越是丰富而又广阔。 艺术应该展示最丰富的人性。即使是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也应该体现这种丰富性。前不久听一首老施特劳斯的舞曲,那么强烈的欢乐和喜悦给了我同样强烈的震撼。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更是如此。太让人羡慕了。 越是体验过大患难和大哀痛的人,越是应该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做人的欢乐与喜悦,因为此中包含着做人的尊荣和庄严。即使是以讨论苦难著称于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只会体验压抑、苦闷和哀痛。有一位朋友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感到震撼不已,觉得能跟这样的生命同为人类是值得骄傲的。可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虽然像鲁迅说的那样压抑,同时也是十分庄严而又丰富的。人如果体验不到这份为人所特有的欢乐和喜悦、尊荣和庄严,那么,承受痛苦和担当患难的动力在那里呢? 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 王开岭在他即将出版的随笔集《激动的舌头》中,引用了赫尔岑回忆录所谈到的一个风俗。赫尔岑满怀深情地说,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出于对流放者地关怀,形成了这样的习俗:他们夜间在窗台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凉饮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间逃走路过这里,饥寒交迫,又不敢敲门进屋,就可以随手取食,以度难关。王开岭接着赞叹道:“多么伟大的细心!”。 前不久读张宇光《拉萨的月亮》(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才知道拉萨每年过年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到街头布施穷人。穷人成排地站着,众多布施者拿着零钱一路分过去。书中“我”钱分得差不多了,就专挑看得顺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他看着不喜欢的人,就被他跳过去了。这是,“我”的同伴、藏族大学生达娃把“我”拉到一边,告诫“我”不能这样有所遗漏,这样做回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伤害。惟有依顺布施,布施完了就结束,才是对的。达娃讲完以后,认真地看着“我”,当她确信“我”已明白了她地意思而又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才放心地继续布施去了。 我对这一段文字惊叹不已。我禁不住批曰:“细腻的心灵。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读到这么好的文字,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粗糙,我们的心灵当然也只会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自私和冷漠。 西伯利亚民人和拉萨民人都有这样伟大的善良。 法国社会也有一个由志愿者兴起的节日,叫露宿街头周。这群好事者提倡安居乐业的人们,每年都在那一周到街头去住宿,以体会无家可归、长年露宿街头者的辛酸与困苦,从而激发起伟大的爱心,和援救的举措。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群体对于落难者和弱者的体贴与关怀。他们不是呵斥弱者、欺凌弱者,而是以最大的善心布施弱者。在奉命整饬市容市貌时,他们也许也有人像中国警察那样将露宿街头者赶走,可是社会的另一些成员会主动送上关切。人类心灵尚有温暖的一角,由此得到了体现。 为什么细腻本身就常常是伟大的,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 一个人关心别人的处境和尊严,必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尊严体验。所以,在一个彻底丧失了尊严的无赖群体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良知和关怀可言。粗糙、冷酷、欺凌、掠夺、踩着别人的头颅向上爬、为自己的毫毛之利不惜毁灭整个世界,这就是支配中国人的逻辑和信念。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中国逻辑。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巴尔蒙特的这句诗,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它,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忘记过。一个人内心的纯净、光明与温暖,尽在此诗中。诗人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害的人一样,如此诚挚、欣喜、宁静地歌颂着大地、阳光和人欢马叫、喧腾不息的世界。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在少女身边》中,写到“我”在火车停站时,见到一位卖牛奶的小姑娘的感受。“我看见她从这座小屋中走出来,背着一罐牛奶,沿着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小路,向车站走来。……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红的天空还要鲜艳。……在她那高大的身躯上,她的脸庞是那样粉红、那样闪着金光,似乎别人是透过灯火照亮的彩绘大玻璃窗在看她。她回过头,朝我这边走来,她的面庞越来越宽阔,有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 普鲁斯特对于阳光的敏感与迷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体验阳光,体验美,体验幸福,体验纯净,体验温馨,体验柔情,体验思念和怀想。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心理空间,实在太有魅力。即使是受尽心理折磨的尼采,到了晚年还依然怀恋着年轻时代“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时光”。那些最深刻最博大的灵魂,几乎都是既能充分体验人性之暗昧、又能充分体验阳光的明朗和温暖的人。 究竟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容易感到人世间的美丽温馨,还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更容易感受到这样的美丽温馨?我老是被这样的问题所萦绕。也许无论是否受过伤害,一颗善良的灵魂总是可以敏锐地感受阳光与温暖的。 但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他不只是能够感受阳光,他就是阳光本身.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不难感到他的纯净、透明与温暖。这是任何受过伤害的心灵所不可比拟的。 到哪里去寻找一颗完整美丽的心,到哪里去寻找一颗像阳光一样纯净温馨的心。普鲁斯特说,为了能享受到这样的温馨,真想住在小站的附近,每天早晨向这位姑娘买牛奶咖啡。 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相互映照,一颗黑暗的心更需要一颗纯净的心的照耀与沐浴。或者因幸福而宁静,或者因幸福而哭泣。 1646年,一位英国工人的儿子乔治·福克斯忽然从自己心里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光,他将此称为“内心之光”。第二年,这位23岁的青年人告诉人们,这种“内心之光”可以引导人们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上帝的真理。当宇宙之光、上帝之光、内心之光融为一体时,也许就没法区分受伤的心灵与没有受伤的心灵、完整的心灵与残缺的心灵,因为生命已经成为光的一部分。 然而生命永远摆脱不了黑暗的拖拽,生命永远不会是光本身,所以,人们才如此热爱光,包括热爱作为生命之光最直观的存在形式的阳光。当巴尔蒙特说“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时,实际上表达了诗人对于宇宙之光、上帝之光、内心之光的完整融合的向往与祈求,这是对生命完整性的呼唤。真正幸福的生命必是完整的。 一个生命怎样才能完整呢?只有通过对生命意义的认可与领会,才能将生命整合为有秩序的整体。对于光的向往,可以理解为追求生命意义和生活幸福的开始。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为了成为完整的生命,我求索于世上。 为什么我们比别人想像的更坏 中国作家郑义在作品中描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发生在广西的吃人现象。瑞典的报纸将这些描述翻译发表之后,立即引来了读者的强烈抗议。几位瑞典社会学家说,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怎么可能出现吃人的事情,他们批评报纸是出于对东方民族的种族偏见,才发表了这样荒唐的文章。(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见《北京文学》1999年8期) 我读到这段文字,无法自控地激动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我。也许一半是羞愧,一半是自卑。我们做了坏事,自己不敢承认,竟然还有好心人为我们辩护。我是深知此一底细的,所以听到别人的辩护,我万分羞愧。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总是被我们这个惯于创造奇迹的民族,简简单单就创造出来了。我们总是处于这么不争气的境地,想来能不自卑? 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想象的还要更坏呢? 刘再复先生的这篇文章,谈诺贝尔文学奖谈得不错。比较公正。中国大多数人谈论这一问题时都显得有点抱怨,好像是那个评委会故意跟中国作家过不去。刘再复先生的文章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写出能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缺乏高度。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像我们比别人想象的更坏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精神上文学上也比别人所想象的更低。那些天天念叨着要去为中国人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对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状况和精神状况,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才好,而不应该像那几位瑞典社会学家那样误会这个民族。 (附记: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8月20日,除了几篇特例之外,这就是本书的第一件作品。因为以前写过几篇小段子,却没有坚持下去。可是,读到刘再复文章引述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再也憋不住了,非得用这种短小文字表达一下感受不可。从这一篇开始,我连续写了一批小段子。写得多了之后,觉得下笔顺畅,就更愿意写了。后来即使因为生病或者别的原因间断了几个月,可是过了几个月又接上气了。今天能够将这些小段子编成一本小册子,对刘再复先生和《北京文学》杂志都心存一份感激。) 善良的力量 20多年前发生在家乡的故事,不知从哪里讲起。还是从那一对要饭的母女讲起吧。一对母女说是安徽人。那个时代,来鄱阳湖北岸丘陵地带要饭的安徽人特别多。那一对母女穿过穿过丘陵地带,沿路乞讨去婺源山区,为茶场摘了一季茶后,又沿路乞讨着原路返回。她们一点也不急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我们大队一位姓刘的农民家借住了好些天。她们每天到附近村舍乞讨,晚上回到刘家睡觉。 有一天,这一对母女说,她们在婺源摘茶的工钱不见了,一共两百多块钱,全没有了。这位做母亲的脑筋不是很清爽,甚至可以说神经有点问题。刘家赶紧帮忙为她们找钱。终于没有找到。母女俩说,她们住在刘家,这钱当然也是丢在刘家。刘家反复说明自己决没有偷钱,可是母女俩一口咬定是刘家偷走了。街坊邻居也觉得事情蹊跷,这不明摆着是刘家偷了么?她们教这母女俩去找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听了双方的说辞之后,对姓刘的农民说:你看这件事还能到哪里说理去,谁听了都会觉得这钱是你拿了。现在我不管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家又是讨饭的,神经又有毛病,你如果说不清楚,你就得出钱把这事了结掉。姓刘的农民只好赔偿了母女俩的两百多元钱。那时候的两百多元钱,相当于一个强壮农民整整一年的劳动报酬。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几天之后。那一天,三华里之外一位姓曹的农民,在田间小路的一块石板底下,捡到了一个塑料皮包成的小包,打开一看,是一笔钱,两百多块,正是那一对母女乞丐所说的数字。事情一传开,那位神经兮兮的母亲说,那就是她的钱,她有意藏在那里,后来找不到了。这时候人们不再关心那笔钱,人们用全部的注意力和尊敬谈论着那位姓刘的农民。人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拥有了那么大的力量,无辜地付出整整一年的劳动,无辜地承受荣誉的巨大压力。谁都知道,当初他如果不赔那个钱,尽管大多数人依然怀疑是他偷了,可毕竟还会考虑到另外的可能性。可是,一旦他陪了那个钱,实际上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辩解。如果不是侥幸有人捡到了那一对母女的钱,如果不是侥幸那个捡钱的人将这件事情张扬出来了,姓刘的农民无疑要背一辈子黑锅。 那位农民我不认识,但他是我的乡亲。他家离我家大约六华里,我们以前是同一个大队,现在是同一个村委会。小时侯买柴火曾经多次从他家门前经过,可能还上他家要过茶水,还可能吃过他们家送的蒸红薯。那一年我回家度暑假的时候,离这件事情的发生不远,我到处听见乡亲们对他的称道。在乡村,一个人如果善良得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荣誉,常常会被看作愚蠢。可是,对于这位胸怀宽广的农民,我没有听见一个人说他愚蠢。大家都被他的善良与豁达所震撼。在乡村,我第一次发现,一个卑微的农民受到了世界上最隆重的称赞。 那位农民本人怎样看待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听见什么说法。最近听说一个台湾体育运动员的故事,觉得二者有内在的关联。那位运动员在比赛中夺得冠军,得到一大笔奖金。这时一位老人找上门来,说自己的女儿正是花季妙龄,不幸患有绝症,如果能够得到一大笔钱,生命也许就有希望。运动员就把自己的奖金捐献给了老人的女儿。事后,知情者告诉这位冠军,那个老头根本没有女儿,哪里会有患病的女儿,他纯粹是骗钱。运动员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高兴地笑了。问他笑什么,他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忍受病痛折磨的少女,为什么不为此高兴呢。如果我们要问那位农民的感想,也许他的说法跟这位运动员很类似。 给贪污的人送钱 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忽然组织我们到大队去开会。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一个批判会。那年头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被带到会场参加批判会,批判的基本上都是“四类分子”,也就是政治上的另类。这一次批判的却是大队会计。开会的人说会计是个贪污分子,贪了多少多少钱。会上要他坦白交代贪污事实,自然还会给予揭发批判、宣布对他的处分等等。 会议的规模和气氛,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从一个门穿过时,正赶上那位刚刚被宣布撤职的会计到门背后的尿桶边去撒尿。我当时很关心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观察他的脸色,我想一个人被这样批斗,多难为情,他怎么还敢到尿桶边来撒尿,那不是丑死了吗。但我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恐惧、羞愧等等神情,他显得很平常,很平淡。第二件事是顺便完成的。处于性觉醒期的乡下男孩,最关心成年男人的阳具是什么样的。我在认真观察过他脸上的神情以后,没忘记飞快地瞥一眼他的正在从事排泄工作的阳具。事后自然免不了跟小伙伴们交流观感,免不了咋咋乎乎说几句惊叹的话。 我们这些小孩对贪污的人并没有产生痛恨或者蔑视的感情。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公社的万人大会,批斗一批阶级敌人。其中供销社一位饭店员工因为贪污也受到批斗。这个高个子男人是饭店前台收款的,全公社凡是买过馒头、油条的人没有哪个不认识他。他站在批斗台上向人们坦白交代他贪污了多少斤大米,多少斤粮票。虽然他交代事实时没有什么慌张,但我还是觉得贪污那么点东西就让他上台挨斗,真是失去太多。以后每次从饭店门前经过,我都用同情的眼光打量他。心想他这一辈子怎么抹去那一次批斗带给他的羞愧。这次在大队的批斗会上,我也想那位会计以后的日子怎么面对今天的经历。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从户主家收工回家。父亲对母亲说,某某被抓住贪污,要给大队赔多少多少钱,他身边肯定没有这么多钱。父亲说,要是遇上喜事,他可以去借钱,他的门路广,还不一定要向我借。可是这种事,他哪好意思去借呢。父亲说,他平时对我不错,我给他送点钱去吧。母亲为人特别善良,总是尽自己的点点滴滴帮助别人。从来没有一个要饭的人,从我家门前空手走过。对于父亲的意思,母亲当然很赞成。在父亲母亲的语气里,一点也没有把那个人当作坏人。吃完饭,母亲在洗碗,父亲就到房里,让我掌灯,他打开箱子拿钱,在煤油灯下一张一张地数钞票。然后就连夜给那个人送钱去了。 我父亲是裁缝师傅,只相信靠勤劳吃饭,跟当地干部从来没有什么来往。而且,父亲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很难从别人那里得到友情也很少给别人以友情。根据我后来的观察和了解,父亲与那位会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只是父亲作手艺的一个户主。可能跟普通农民比起来,他俩都见识多一点,比较谈得来一点。给他送过钱以后,父亲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我多次跟父亲一起在乡间小路上遇到那个人,他们只是友好地打个招呼,问一声去哪,说一声嗯嗯,就平平淡淡过去了。 深夜给一位急难的朋友送钱,父亲一辈子可能只做过一次,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许影响还很大。这件事情告诉我,对朋友就应该这样讲义气。我长大以后,像父亲一样,一直贫穷。但我的运气比父亲好,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我没有机会报答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但总希望能够帮助一下比我更困难的朋友。父亲母亲一直因为我的贫穷心疼我,可有时候我却超过自己的能力去帮朋友解决困难。父母因此感到受伤害,怪我不知道照顾自己。我总是默默地倾听父亲母亲对我的温暖的责备。心里却老在说,这不是你们教我的吗。 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 张宇光先生说:“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中国最奇怪的地方。” 这是最精妙的格言,值得抄写在笔记本扉页的格言。 想像力与创造力 中国人生命衰竭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想像力的衰竭和丧失。他们只愿意陷于既有的格局中相互倾轧,凡是那些改变不良境遇、重建美好秩序的设想,几乎都被中国人看作“不可想像”。无论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还是科技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伟大的想像力作为创造的条件和动力。这些都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想像力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一种文化信念。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活动。它不是思维,而是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文化理想,是按照这个理想来要求自己也要求世界的严肃感和使命感,是准备为实践这个理想而承担责任与祸患的勇气和决心。所以,想像力的水准,就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水准和精神自由、道德自律的水准。当我们说一个个人的想像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个人的精神生命已经灭亡,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想像力衰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民族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价值沦丧和道德堕落,一切在思维中能够想到的美好事物都因为不愿意付出努力而加以放弃、拒绝和扼杀,一切单凭常识就知道丑陋恶劣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思改变。 没有想像力的人不仅是丧失了良知和信仰、道德和理想,同时还丧失了文化。因为想像力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是将人类精神向理想状态引导、提升的有效方式,所以,想像力的丧失也就证明了一种文化的动能和内在生机已经丧失。或者换一种说法,一个民族丧失了想像力,也就成为了文化之外的存在物。这样的存在物不但会憎恶想像力,也会憎恶文化本身。一个没有想像力的社会,不但是反信仰反良知反道德反理想的社会,同时必定还是反文化的社会。 耶稣说:“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不敢相信的东西并不是思维达不到的东西,当然也不是想像力包容不了的东西。信仰从来不是考据和实证,甚至也不是阅历和经验,信仰是对一种价值的持守和践履,是持守和践履一种价值的人格自律和灵魂力量。 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对于天堂和地狱以及未来的黄金世界的拒绝,都不是基于逻辑推理或经验实证(天堂、地狱、将来都是永远不可实证的事物),而是出于对一切既有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表现了鲁迅要在虚无之中重新创造一种全新价值的文化理想和超逻辑超实证超经验的精神信念。 这就是想像力,也叫文化想像力。 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就是激情。”同样可以说,想像力就是内在的道德生命,也就是激情。将这两个等式合起来就是:想像力就是信仰。凡是自己不愿意想像的事情,都是自己不愿意信仰也不愿意践履的事情。 如果有一个人跟中国人众说,我们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人众中的阔人和窄人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不可想像的。可是,以一人之寡而主宰全国人众之命运生死,如此艰难而又荒谬绝伦的事情却是中国人个个都能想像并乐于践履的,就因为中国人个个都对此怀着理想和向往。阔人“不可想像”民主政治是因为不愿意失去利益,窄人“不可想像”民主政治是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由此一例即可知道,想像力是跟人们的文化理想、价值信念和灵魂力量连在一起的。 谭嗣同与马丁·路德·金 一位怀有政治抱负的湖南籍大学生朋友在反思自己时,谈到自己对湖南历史人物常常过多认同与比附,甚至有点地域优越感。近代以来,湖南确实出产了很多深刻影响了中国命运的政治人物。但是这些人物的政治理念都很单一,基本上都是从权力和暴力的角度展开他们的政治想像的。有人说,专制政治最可怕的后果是造就了与它的理念完全一致的反对者。统治者与反对者基于同样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想像的较量与循环构成一个无边无际、无形无体、无所不在的泥淖,中国历史栽倒在这样的泥淖中无从自拔。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无历史,就因为中国只有这样一个泥淖。 中国要想展开自己的历史,必须首先从这样的泥淖中摆脱出来。就政治层面而言,必须改变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想像。仅仅从统治权的角度理解政治那是彻底错误的,一想起政治就想起造反、军队、监狱、杀头也是彻底错误的。政治决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我都要活而且要共同设法让你我都活得更好。 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那个政治人物从你我都要活的角度理解政治,所以,如果我们继续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那里继承政治豪情,那就只能继承你死我活的思维。一个民族怎样想像政治,他们就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制度和怎样的政治行为。所以,要想改造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改造我们的政治想像入手。 我们必须知道,即使是面对暴力政治,以暴力反抗也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统治者的权力和暴力,但他的思维不是暴力反抗不是你死我活。马丁·路德·金面对的是种族歧视的法律,但他的思维也不是暴力和你死我活。你死我活是野蛮人的丛林法则,那不叫政治,那叫强盗逻辑,那是前文明时期的愚昧游戏。政治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之一,这种文明就是要通过协商平衡社会各方权利和利益。如果我们继续从奉行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的历史人物那里汲取政治豪情和动力,我们就永远无法从精神上和政治上真正摆脱暴力、专制、奴役、血腥,永远无法从脑袋里生长出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想像。为了切实改造我们的政治想像、改变我们的政治命运,我们必须寻找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政治楷模。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金大钟、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瓦文萨、杰弗逊等等,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想像的现代政治家。 谭嗣同说,中国还没有人为政治改革流血,我愿意第一个为此流血。他流的是自己的血,比专流他人之血的丛林政治家已经伟大一百倍。但将政治改革与流血建立必然的联系,依然是缺乏想像力的。一位藏族活佛说,如果实现我的政治理想需要流一滴血,那我肯定放弃我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丛林思维和文明政治思维的区别。 有时候黑暗就是光明 据说,大学是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也就是最文明的地方。文者,彩也,华丽也。彩和华丽的基调就是光明,所以最文明的地方也就是最光明的地方。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我的私见,而是许多人的共识。几乎所有高校都在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美化自己的文明形象。其中组织“文明劝导队”打着手电筒满校园转悠巡逻,是无数学校共同采取的绝招。春宵夏夜,微风轻指,有的大学生在灯光明亮的教室或图书馆静心学习,有的则在花前月下、在幽深静谧的树丛里屋角边喁喁轻语互诉衷肠或疯吻狂抱海誓山盟。这本是一幅又完整又完美的校园生活图,也是一幅又完整又完美的人间美景。如果一定要对生活的整体性进行割裂,只取这一部分而舍弃那一部分,那就绝无人间美的生活。 但是,男欢女爱授受相亲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非经非轨之行,任它出现在文明圣地当然有损高校形象。“文明劝导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他们三五成群,戴着红色袖章,有的拿着警棍,有的拿着手电,专向那静谧的花丛树影里投送光明与吆喝声。这些人中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青年教师和学生科长、支部书记之类的政工干部,有头戴大盖帽的校警,还有无心读书、无暇言笑、八面玲珑、未老先衰的学生领袖。他们个个在心里穿着警察服,持着警察棍,吹着警察笛。他们满心严肃、满脸庄严,却迈着下流的脚步,睃着下流的眼睛。他们英勇地将手电打在一对一对情侣脸上,义愤填膺地喝斥,威严而又慈祥地训导,理直气壮地盘问人们的各种隐私。直到这些躲躲闪闪的情侣们被他们整得落慌而逃,他们才不约而同地发出胜利者的浪笑。他们心里其实也很清楚,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至于是一种什么机制、出于什么理由需要他们这样做,则是我无法说清楚的,也是他们自己所无法说清楚的。 不过,在社会上,比如在公园里,究竟是些什么角色的人在干着这同一类的勾当,实际上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的。往往是在公园管理人员疏忽的时候,三五个帽斜鞋歪之徒,勾肩搭背溜进门来,一边晃着手电,一边打着唿哨,七歪八倒地从一对对情侣身边擦肩而过,然后发出响亮的邪笑。一旦有公园管理人员或公安人员赶来,他们绝对会知道自己理亏,知道自己怎么也没有理由装出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样子来。所以,落慌而逃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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