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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历史故事>>经典案例
调查？棉花市值10天飙升200亿追源

棉花价格为何在国庆之后突然暴涨？210万吨的棉花供需缺口是如何造成的？是谁在囤积居奇、炒高棉价？有关主管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怎样的漏洞和难题？

　　业内人士提醒，切勿盲目抢购，以免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10月23日，中国棉花交易市场的电子撮合交易再次摸高到1.83万元／吨，令众交易商唏嘘。

　　与此同时，河北沧州的棉花公司门外，采购员们蜂拥而至，几乎每运出一包棉花，就立刻被叫价高者抢得。

　　“棉花现在已经紧俏到一天一价甚至一天三价。”专事棉花流通的浙江特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金津松说，“这么高的价格明显已超过理性界限，显示市场秩序失控。”

　　为数众多的棉纺企业成为了直接受害者，上海的徐天翔甚至有了呼天抢地之感：“整个市场价格都没有理顺，棉纺厂生产越多，卖出去越多，就亏得越多，我们不得不停止生产。”

　　作为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运行处处长，徐天翔不能不着急：集团下近10个棉纺厂直接受到冲击，大部分停产，间接受到影响的还有100多家服装厂。

　　为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下称“中纺协”）10月中旬在向发改委提交一份紧急报告中表示：“一批大型纺织骨干企业因缺棉已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受到冲击的纺织企业将矛头直指中间商。徐天翔认为，棉价疯涨的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还在于一些有实力的中间商有意囤积炒作，否则，棉价何至于在国庆后的短短一周之内暴涨近5000元，高出国际棉价2600多元？

　　在中纺协的有关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一条：“要求使用进口棉配额的国有贸易公司已购棉花不得囤积惜售，立即投放市场。还未使用的配额，暂时收回再分配给纺织企业。”

　　一时之间，棉界众人瞩目，到底是谁在拉高中国棉价？

　　棉价疯狂

　　今年8月份，棉花价格还在12000元／吨左右，9月底，已涨至13900元／吨，但业界判断，随着新棉全面上市，国庆节后棉价会平稳下来。

　　然而市场却再次让那些还沉浸在国庆长假中的人们目瞪口呆。

　　10月8日一开市，棉价就一举上浮1000多元，冲高到15200元／吨以上，随后几天，更是一路扶摇直上，13日达到15948元／吨，15日突破16600元／吨。

　　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信息部副经理王莹介绍，节后电子撮合交易连续3天“涨停板”，达到国家规定的上限自律价，以至于电子撮合交易价远落后于现货交易价，交易市场不得不于10月13日发布公告，宣布将自律价浮动幅度从200元提高到300元。

　　但是这依然收效甚微，其后两天由于价格偏离，电子撮合交易成交量非常少，只在10吨左右徘徊，交易市场又不得不于10月15日再次发布公告，宣布于16、17日两天将自律价浮动幅度提高到1500元。这被交易人士视为“不得不放开自律价”。

　　撮合价再次应声高企，于17日突破18000元／吨大关，达到18094元／吨，高出同期国际价格1000多元，23日更是冲到顶峰18300元／吨；市场人士却透露，现货市场还要比这个价格高，一度逼近19000元／吨。

　　短短10天里，棉花价格疯涨了近5000元，以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今年全国棉花产量490万吨计算，这10天里，全国棉花市值暴涨超过200亿元。

　　“我们压力很大，经常被指责为棉花涨价的带头羊，”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总经理苏海燕说，“实际上这是市场价格的反应。”

　　市场的确存在一个虚高棉价的温床。

　　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棉麻局局长史建伟介绍，市场里一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今年棉花减产，原本8月时预测全国棉花产量可以达到600万吨，但是受天气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实际产量只与去年持平，甚至少于500万吨。另外就是国内对棉花的需求飙生，有轧花厂12000家以上，国内棉纺企业对棉花原料的需求则达到的700万吨。

　　一个巨大的缺口由此产生，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大至210万吨的空洞如何填平？由于新的棉花进口配额还没有下放，即使下放，也只有89万吨，远远不能填补缺口。

　　于是出现人为抢购风潮。

　　徐天翔为此愤愤不平：“大部分货被有实力的中间商拿走，然后囤积待出，这种炒作把价格拉了上去，使得整个市场都受到影响，其他化纤也被连带炒作，这使得我们这些纺织企业几头受阻，很困难。”

　　到底是谁在囤积？

　　“囤积者”

　　金津松认为，如果只有各地棉麻公司做，不可能价格抬这么高，当前一些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棉纺厂，甚至一些大资本、大企业进入棉花行业收购、加工领域，先将资源抢到手的策略，正是价格高企的原因之一。

　　中纺协提交给发改委的报告，将人们的视线直接引向拿走进口棉1／3配额的五大国有贸易公司。

　　在业界眼里，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北京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上海纺织原料公司、天津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五大公司不光享有进口配额特权，同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棉花流通企业，它们一方面控制着相当数量进口棉的投放市场，同时也具备相当实力在国内市场进行收购。

　　10月22日，撰写报告的中国棉纺织协会副理事长朱兰芬接收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在报告中吁请发改委加强对五大贸易公司指导与监管，是因为她认为五家公司中肯定存在有人囤货不出的现象，只是她没有掌握到数量而已，“到底囤了多少货，是这些企业的机密”。

　　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公司的确曾经进了几万吨的货，至于这些货目前的去向，他不便透露，“你可别小瞧这几万吨的货，算下来就是好几亿元钱啊！”

　　北京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一位业务员承认，早在9月中旬，公司通过河北一家压花厂，陆续进货200多吨，这些货将于本月底交割。这个量并不算大的，该人士介绍，从棉花产地的实际情况发现，不断出高价抢购棉花的除了需要原料生产企业外，还有大量中间商，其中包括类似北京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的贸易企业，它们大量收进并囤货。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今年初刚刚成立，国家有意通过它逐步全权接管今后对棉花的储备职能。公司综合部经理刘华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由于一直在抛售，公司已经没有什么库存，考虑到国内状况，公司已经在开始进口，但是由于国家一直没有下指令，所以至今没有“大动作”。

　　刘华同时认为，的确存在国有贸易公司囤积现象，“现在是每个环节都在炒”。但是由于市场放开，国有和非国有贸易公司在市场份额上各占一半，“大家都在抓机遇，囤货的不光是国有企业”。他还提醒中小棉花流通和制造企业，一定要头脑冷静，切勿盲目抢购，以免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当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叫苦不迭时，也有人安之若素。内地最大棉纺织品生厂商、山东魏桥纺织集团有限公司（HK.7924）在这场抢购中出手及时。“我们的棉花足够用。”魏桥总经理张红霞介绍，今年放宽了棉花收购标准，只要棉花水分不超过10％左右就照单全收，而在往年，这一指标是不低于8％。

　　另外，同样有着资本市场背景的鲁泰股份（SZ.000726）、常山股份（S..000158）也都有所斩获，其市场部均表示：“公司已有充足的棉花储备。”

　　政策调控难题

　　对于棉价，国家的基本调控手段有三：储备棉、银行信贷支持和进出口。

　　据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综合部经理刘华介绍，最多时全国曾有220万吨储备棉，但自2001年来一直大量抛售，目前储备数量已很少，难以作为平抑价格的有效手段。

　　银行信贷方面，9月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就2003年度棉花年度收购贷款上限问题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请示，发改委办公厅函复中，仍以今年棉花总产将比上年大幅增加为判断基础，同意农发行继续实行贷款上限政策———为防止企业利用农发行信贷资金哄抬棉价，在内地市场标准级皮棉收购价格每担突破500元、新疆突破470元时，农发行可停止发放贷款。

　　来自中国棉花协会的信息显示，众多棉花收购企业普遍认为，上述规定与市场实际价格水平脱节，无法操作，也缺乏指导意义；而该规定的出台，不会对棉花市场价格产生多大影响，只会进一步减少农发行在粮棉油收购资金上的市场份额。

　　而继发改委、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农发行等五部9月中旬就棉花采购工作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市场监督，防止市场炒作之后，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本月中再次出面提醒棉花收购价格上涨空间有限，要求棉花经营企业吸取以前发生的抬价抢购造成销售困难的教训，不要盲目抬价抢购。

　　实际上，今年4月，发改委等五部门就曾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棉花经营企业加快棉花销售，禁止囤积棉花、炒作棉价；通知还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棉花经营企业的贷款，防止其利用银行资金进行市场炒作。当时国内棉价自春节后连续数日暴涨，与年初相比涨幅达30％。

　　但主管部门的一系列发文和讲话，却被彻底淹没在棉价的一片涨声中。10月中旬，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向发改委提交《关于呼吁国家采取紧急措施，缓解棉花供求矛盾的报告》，呼吁国家采取紧急措施，缓解当前棉花供求矛盾。

　　纺织工业协会的建议有三：将2004年棉花进口配额89.4万吨提前发放给企业，保证企业出口用棉；将2004年棉花进口配额增加到200万吨，一方面解决企业生产用棉，同时补充工业库存；在棉花进口配额分配中，将非国有贸易分配比例由67％提高到90％。

　　据发改委对外贸易司一位官员透露，目前已确定将提前发放2004年的棉花进口配额，但对于增加配额的要求，还需研究。

　　新的配额无疑将解燃眉之急，但似乎不是长远之策。

　　浙江中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专家陈青华介绍，去年中，关于棉花将在今年推出期货品种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但因郑州商交所“小麦事件”等影响，预计明年上半年之前，棉花期货都不太可能推出。艾仑宝棉花（中国）公司副总经理李楠指出：“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放开进口，加大国际采购量。”

　　·特别关注·

　　德隆与新疆棉的影子

　　在对投资棉花行业的大资本、大企业的举例中，金津松重点讲到的对象是落脚新疆的“德隆”。

　　如果要对棉花市场进行考察，人们没有办法绕开新疆，这个中国最大的产棉地，今年产量预计又将超过150万吨，几近全国产量的1／3。

　　让北京纺织工业供销公司原棉科业务员汪保立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新疆棉花收购的价格大战早在9月中下旬时就已经展开，但是已经快到10月底了，北京市场却至今不见有新棉自新疆来？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时没有找到火车皮，是运输上的问题，另外更大的可能是当地几个巨头把棉花截留了。”

　　在新疆市场上，驰骋着几个棉花大鳄，一个是改制自新疆棉麻公司的新棉集团（新疆棉花产业集团），这家全国最大的棉花销售企业，棉花年吞吐量超过20万吨，销售额达到25亿元；另一个就是德隆，这个长袖善舞的资本玩家，其入主ST中燕的举动昭示其大举进军棉花产业野心，市场一度传说德隆欲整合全国棉花市场。

　　早在2002年9月4日，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与喀什地区供销社签订了整体收购整合喀什地区10个县的棉麻和棉纺织业及新兴纺织有限公司的协议。

　　今年6月，德隆与新棉集团又走到了一起，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其全面整合新疆棉花产业的标志。根据协议，德隆将对阿克苏地区的塔里木棉花集团和新疆托峰棉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组整合；之后，阿克苏地区将支持德隆有选择地逐步整合阿克苏地区的棉种繁育加工企业，协助新疆德隆集团控股组建阿克苏地区棉花种业公司。

　　按照德隆董事长唐万里的说法，德隆将对全疆及全国的棉花资源、棉纺织工业及整条产业链进行深入，而新棉集团董事长高兴森也坦言与棉花产地的合作，是为了加强对货源的控制。

　　两巨头因志同道合、各有所强而走到一起，其结果就是新疆的棉花将被他们消化。

　　有证券市场专家分析，ST中燕最近的市场表现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与棉价高企的某种对应关系。相比9月份的狂跌，国庆开市后，ST中燕一直在8.80元和9.20元之间浮动，震荡之时就是建仓之时，这是庄家吸筹的迹象，庄家吸筹必有道理，道理之一，可能就是其主营业务棉花带来的赢利前景。

惊天大案327 国债回购引爆债务链

２月２３日整个一下午，尉文渊都在跟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说事。耿亮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争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

    在这之前３年，１９９２年，尉文渊到美国转了一圈，看人家金融工具创新红红火火，中国不搞不行。但上交所是为股票设计的，市场又小，怕是承受不住期货。回来后和领导商量，大家都说搞是可以，但不能风险太大。什么最稳定？当然是国债。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些；而国债期货能够促进国债市场的发行，当更容易得到上层的支持。尉文渊还有个小算盘：证监会刚成立，还管不到这一段，早干比晚干好。于是１２月先开了国债期货。

    议论了多次，决定国债期货的保证金定在２．５％这样效率既高?又能避免风险。上交所研究了历年国债价格波动变化，包括政策调整因素的影响，没有超过１％的。２．５％应该是高估了。

    国债期货越做越大，尉文渊心也越来越虚。期货和股票不一样，期货是允许透支的，是可以买空卖空的。这骡子一旦发起狂来，如何拽得住它？要设法控制住透支。尉文渊下了几次决心要解决这个事，但工程巨大，整个逻辑都要重新设计，整个系统都要重新编写，尉文渊几次没弄下去。

    如今耿亮又提出监管问题，尉文渊自然高兴。但是，耿亮来晚了，期货管理办法出迟了。耿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收市前半小时，尉文渊陪着耿亮到交易大厅里转，讲这讲那，忽然发现交易量不对，尉急令快查。等查完回来，１分钟后就收市了。

    尉文渊一身冷汗。事后他回忆道：

    我胆战心惊！我第一个想法是不能交割！第二个想法是这消息明天不能出去！万国就３２个亿，如果万国垮了，就会连带挤兑！即使交割了，万国也不会占便宜，消息一出来，价格还得往上涨！万国也在劫难逃！

    收市后上交所紧急开会，争来争去，尉文渊急了：“你们谁也别说了，就听我的，撤单，必须撤单！”尉文渊心里堵堵的。不撤单这市场要崩溃！这几年就白干了，这十几年的金融改革也就全毁了。但是，撤单也要担着极大的风险，讨债是什么滋味？这可不是讨仨俩儿钱的，动就是几十亿！

    晚上１０点，尉文渊一个人跑到二楼贵宾室坐了一个小时。孤独的时候就想到了组织，就倍觉领导亲。有领导很亲切地说，要慎重处理，要保持社会稳定。有领导担忧，停止交易会不会产生国际影响？有领导特实在，说交易所的具体事我们也管不了，你们看着办吧，我们只希望把事情处理好。尉文渊忽然怀念起过去在人行的日子来，那时候有组织多好呀。而上交所，文件也没得学习，计划生育也没人来查……

    当晚上交所宣布：２３日１６时２２分１３秒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１６时２２分１３秒之后的所有３２７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５４００亿元，当日３２７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１５１．３０元。

    上交所对管金生是客气的，当时并没有公布管金生和万国的名字，但万国是死定了。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６０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金生抡板斧砍出的局面算数，万国赚４２亿元；如果按１５１．３０元平仓，万国亏１６亿元（另有一说亏６亿）。什么叫金融大鳄，那绝不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所能比的，好比乒乓球和地球相比。

    第二天，万国证券公司门口发生挤兑。

    ２月２７日和２８日，上交所开设期货协议平仓专场，暂停自由竞价交易。在财政部发出贴息公告后，３２７国债价格上升５．４元，其他市场上３２７的价格在１５４元以上，而上交所前周末的收盘价为１５２元。多空双方意向相差较大，协议平仓困难重重。２７日，协议平仓只成交了７０００多口，而３２７持仓量高达３００多万口。

    ２月２８日，上交所再次强调：对超规定标准持仓的将采取强行平仓，平仓价将参照２７、２８日场内协议平仓的加权平均价来确定，大约在１５１元左右，致使平仓交易开始活跃，２８日平仓１４０万口，３２７国债占８５％以上。

    ３月１日又延期一天进行协议平仓，当天平仓量达到８０万口。３月２日虽然不设平仓专场，但３２７品种平仓仍达到２５万口。经过几天的平仓使持仓量有了较大的减少。

    拿管金生怎么办？

    管金生的前任秘书说：３２７事发后，正值上海东广金融电台开播，还在台上的管金生也被列为邀请对象参加开播仪式。管金生到达会场时，仪式已经开始了，宾客都已就座，竟然没有一人与他打招呼。众目睽睽之下，管金生站了足足有５分钟，最后还是一位境外证券商的代表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与他打了个招呼，并腾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

    这种尴尬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

    ３月，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火力骤起。尤其把３２７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串在一起，一个叫利森的２０多岁的交易员玩期货，他贼大胆越权放天量，分分钟就把个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给玩倒了，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管理层：国债期货实在不好玩！

    群情激愤，其中经济学家戴园晨言辞暴烈：

    英国最近发生了巴林银行的投机事件，一个交易员的不法交易使该银行损失了８亿多美元。几乎同时，中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违法交易事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搞投机，亏损了１６亿元人民币。按我国目前法律，贪污是要进监狱的，贪污４万元要判刑进监狱，贪污１００万元以上要吃枪子儿的。那么投机搞空手道，投机金额达１４００亿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处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天早上宣布交易无效，这就出现了万国原有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就是说万国必须破产。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来要保护国企，不能让万国破产。

    这几天一些媒体对此有报道，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大报对此毫无反应，就好像天底下没有发生这桩事一样。《中国证券报》消息说：“沪国债无行情况正清理平仓”，商量给万国搞一个协议价以帮助万国度过难关。

    看完这消息，我很愤慨也大惑不解。我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巴林银行倒闭由荷兰银团收购，该怎么样就怎样，该倒闭就倒闭。我们是不是因为万国是亲儿子是国企就一定要保护？如果这样，老百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如资本主义的英国。

    其一，英国多少在客观上有点严肃性，而我们要捂盖子；其二，搞证券的人是存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且是扶赢不扶亏，赢了，企业可以包种种利益，亏了，是属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保证金、交易额达１４００亿的交易能在上交所通过。尽管事后撤销，但恰恰这样，人家还不服气，过去干了多少次了，为什么就这次非要撤销？上交所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万国造成的问题，其严重的渎职行为与贪污行为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渎职者和贪污分子应该同样处理。今天上午碰到一个会计专家，是证监会的委员之一，我跟他说不能光是宣布交易无效，要给予处罚。他说他也认为应该判刑，但判刑不属于我们的权力，证监会的权力只能够到处罚。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要给予处罚，但是现在还是要挽救这个企业。在我看来，挽救就不是处罚，这是给予保护，这个企业必须破产，不破产是不行的。

    我认为我国扩展国债市场，使广大居民共同承担国家财政困难，包括今年发行１５００亿国库券的措施，都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像这样严重的国债期货投机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广大散户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被几个投机者剥夺了。如果对这个案件不处理，就会使得广大群众对国债期货及市场的发展，包括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失去了信心。

    这次３２７风波使我看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健康的一面，这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念歪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经，像这样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糟糕，一个企业几个小时操作１４００亿人民币的国债，这种疯狂的炒作可怕！只能用“可怕”两字形容。

    ５月１９日，管金生被逮捕。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６日，申银与万国合并。

    １９９７年２月３日，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７年。

    ２０００年７月，有人在上海一间监狱里刚刚见过管金生。他叙述道，进去５年了，管金生已不像刚开始时的躁怒，心态平和多了。

    ３２７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种说法都有。

    ３２７事件的关键在于政府贴息。当时世界银行驻京代表林先生最反对搞保值贴补，反对任何保值补贴。这种做法在国外叫指数化，就是利率和一种指标挂起来。

    当时在高层也是两种相反的意见，因而迟迟矜持口难开。而越是矜持，市场的想像空间就越大，炒作的疯狂就越烈。补贴的决定也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

    尉文渊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贴息，回头想想，这算什么事呀！美联储调利息时，都是０．２５个百分点地调，咱们这一下子就是５个百分点！我记得辽国发的高岭讲过，当时我买的是泥饭碗，你却让我还一个金饭碗，我怎么还得起呀！

    高层想的多的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就忘了下面还有个国债期货市场。而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暴动了。

    谁也没有证据说高层有人把信息透露给万国的对手中经开，谁都可以抱怨市场的不公平，但中经开就是赌赢了，做多赚钱了。有人说，中经开总是赚钱，墨索里尼他总是有理。管金生输了，败者为寇，胜者是不受指责的。好比朝韩握手，诺贝尔和平奖给了韩国的金大中，却让朝鲜的金正日空扎煞着手。谁都知道，一只手是无法自握的。

绝对内幕：超级大鄂18亿豪赌连豆
引子
　　你也说期货，我也说期货。各种媒体上，期货的新闻和消息越来越多。都说期货的春天已经或即将来临。一时间，引得那资本纷纷往里挤，惹得那股市炒家眼红心乱跳，还有那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纷纷去报名参加期货从业人员考试。的确，这一、二年来，期货有了不少的变化。然而，朋友，你了解期货吗？你知道目前期货交易的状况吗？如果你不太清楚而又想得到一些实在的信息。那就看一下本篇为你介绍的当今我国期货交易中的最热门交易品种——大豆期货交易。

　　大连升班马，大豆代替了绿豆

　　我国的期货业，自1992年起步，短短的10年间已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整周期。从成交量数据看，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连上台阶，1995年达到顶峰，全年交易金额为10.06万亿元。以后就逐年回落，2000年进入低谷，全年交易额仅为1.61万亿元。2001年走出低谷，交易额为3.02万亿元。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2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将全国的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当年，三家交易所的成交金额分别为0.52万亿元、2.11万亿元和0.67万亿元(上海的数据是上海的三家交易所合计)。显然，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执当时期货交易的牛耳。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绿豆，其交易量达到2.07万亿元，占当年全部期货交易金额的比例高达58.22%。绿豆期货交易是当时期货业赖以生存的支柱。

　　1999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绿豆交易仍旧名列前茅。但由于当年接连三次出现风险事故，使中国证监会感到事态严重。1999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扶持大品种、限制小品种”的新政策：自2000年1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从5%提高至15%，小麦交易的保证金从10%降低为8%；2000年2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提高至20%，小麦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降至5%。绿豆期货交易就此玩完。2000年，尽管大连和上海的期货交易金额有所增长，但绿豆这一主力品种的消亡还是使得全年的期货交易量大滑坡。由于绿豆被淘汰出局后，小麦期货交易并没有活跃起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因此一落千丈，从上一年的第一名沉沦为最后一名。而大连和上海的交易名次自然依次上升，成为期货市场关注的热点。2001年，影响大豆行情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各路资金纷纷流向大连，大豆的期货交易量急剧上升。全年的成交金额达到1.91万亿元，占当年我国期货市场全部交易额的63.41%。这一交易量，不仅引领我国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迷，也使得在大豆交易的横向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地位迅速上升。与日本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比较，我们是他们同期的5.3倍；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相比，我们是他们同期的28%。大豆期货交易已开创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局面，以致美国的大豆交易者在交易时，对大连大豆的期货价格也不敢掉以轻心，非得看明白了才心里踏实。今日的大连大豆，已俨然代替了当初郑州绿豆的地位，成为期货市场的明星级品种和整个期货业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大连大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货之重”。

　　跌宕起伏的行情

　　中国的大豆，在1996年期间，每吨3000元以上的价格是很正常的，期货交易中一度到达过每吨3500元以上。那时的种豆人真是高兴，东北的父老乡亲把大豆称之为“金豆”。然而，在“洋大豆”的逼迫下，大豆价格步步下挫，到1999年时，东北现货收购价连1700元都不到了，而期货价也一度跌破1800元(99年9月合约最低到达1738元)。接下来的几年，尽管随着基本面情况的时好时坏，期价一直在上下波动，但2400元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高价了。期价基本上在2100元的中轴线上下各300元的幅度内震荡。不过，不要小看这区区600元的上下振幅，对于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投资者来说，刺激已经是足够的了。

　　2000年下半年，股市衰气初露，先知先觉者开始暗中撤退。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大豆期货交易的资金增多，成交也越来越活跃了。8月下旬，国家明确对豆粕继续增收增值税，多头趁机将期价推高。2001年1月交割合约在2000年8月25日的收盘价还是1924元，五个交易日后，期价已是2123元了，一下上涨了200元。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并不配合，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如故，现货价依旧只有1800多元。随着交割期的日益临近，多头逐渐陷入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2000年11月之后，临近春运，东北铁路运输有些紧张，东北大豆无法正常运出。多头以为机会来临，进一步拉抬期价，年底时分，期价已是2300多元了。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01年1月15日，那天的收盘价为2279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多头赢了。但实际上却是多头最后不得不吞下了192520吨大豆。即使有暂时的春运紧张，作为大豆集散中心的大连，要拿出个几十万吨大豆还是做得到的，真正的赢家是当地的那些实盘套利者。

　　事实上，多头的苦难还刚刚开始。近20万吨的大豆掂在手中，以2000元一吨计，差不多是4亿元。资金吃紧，元气大伤。进口大豆的迅速增加及东北运输情况的缓解，使多头再也支撑不住了。春节过后，后续的主力品种合约纷纷跌停，拉开了又一波熊市的大幕，2001年5月交割合约从春节前的2335元起步下跌，到2001年4月19日，又见到最低价1780元。在空头的大肆进攻下，多头心有余而力不足，节节败退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移仓到远期月份，以等待时机。据说，这一波行情中，主力多头是北京的一些机构。

　　2001年5月9日，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6日，八章56条的《条例》正式颁布。这对于绝望之中的多头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多方挟政策之威，随即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两个月里，多方一路攻城掠地，各个合约都有300至500元的涨幅。一时间，转基因政策如何如何成为大豆期评者的口头禅。

　　然而，多头的好梦没有做多久。8月份开始，空头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尽管多头高举转基因政策的旗帜，对空头进行了顽强地抵抗，但五个月的大战(至20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合约，收盘价为1872元；另一个是11月14日摘牌的2001年11月交割合约，交割结算价仅为1774元。空头频频得手的原因有二：一是现货市场的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改变，转基因政策出台后，进口大豆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进口商抢在政策生效前突击进口；二是美国人开始与中国政府频频谈判，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承诺为大豆贸易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对政府的信心并不足。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最终政府是会让步的，大豆进口还是不会少的。

　　多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战略上还是故伎重演，移师后面的合约，并加大持仓。然而，空头显然也不买帐，屡战屡胜的经历使他们越战越勇，毫不犹豫的也在后面的合约上加大持仓。2002年的5、7、9、11月合约成为双方激战的主战场，持仓量急剧增长。2002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收盘时的记录为1001998张。而5月合约是重中之重，持仓量达到338258张。持仓的增加，意味着双方投入的资金增加。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规定，当单月持仓不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为5%；当单月持仓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提高至8%；当单月持仓超过30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增加为11%。按此计算，多空双方在2002年5月合约上各投入的保证金就要3个多亿。

　　空头在大豆期货上之所以屡战屡胜，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专门从事期现套利的交易商。这批套利商，大多对大豆的现货交易非常熟悉。他们的交易方式往往是盯着现货与期货的差价，当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一定幅度时，就买进现货将其变为注册仓单，同时在期货上卖出。举例来说，现货价格为1850元，两个月后的期货价格为2150元，套利商马上计算出：买进大豆并将其注册成仓单的成本大致为1950元(包括两个月的仓储费，100元的差价可以视作交割成本)，同时在以2150元的价格在期货上卖出并进行交割。两个月后的利润就是200元，相对于投入本金来说，利润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如此高的利润率，再加上大连是大豆的集散中心，现货渠道畅通，生意很容易做成，套利商自然会乐此不疲了。期现之间的价差越大，套利的利润越大，套利者也就越多。不得不承认，尽管套利者把期货交易当作现货交易来对待，动辄进行交割，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套期保值者，但套利者的存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因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又合法，二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企图进行逼仓的多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对于保证期货价格在交割时不会远远高于当时的现货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期现套利商的增加对多头是很不利的。摆在多头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想将货物全部接下而平仓，期价必然下跌，而且，只有下跌到低于当时的现货价时才有可能避免接货，因为当期价远低于现货价时，打算交割的空头也会放弃交割而平仓了。这当然意味着多头的亏损；如果不愿意割肉出场，那么就必须准备到时将空头愿意交割的货物全部接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迫使交不出货的空头到时割肉，另一方面是必定会有更多的货物必须接下来。对多头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现货价自然上涨，使自己顺利赚钱出局。如果现货价没上涨，则非常被动。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有些交易所实施限制交割政策，这是多头最欢迎的。因为这时多头接下的货物是有限的。如果进行逼仓，那些无法交货或交不出货的空头最终只能割肉，当那些割肉盘很多时，多头从虚盘上挣到的钱不但可以弥补实盘亏损，甚至还会有巨额利润。在限制交割制度下，逼仓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期货业整顿之后，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令禁止交易所对实物交割进行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多头再要进行逼仓自然就行不通了。

　　2002年大豆期货价一路下跌，但多头毫不畏惧的一路买进。表明多头的实力非同一般，据说，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资金实力更强大的多头进来了，并逐步取代了原先以北京一些机构为主的地位。他们是谁？有的说是证券上的资金，也有人说是四川的一家小公司。当然，小公司只是出面人，其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有人怀疑是饲料大王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相关,行情)集团。因为新希望集团每年需要大量的豆粕，也有资金实力。这些因素很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但据后来的报导说，新希望集团大喊冤屈。新希望集团贸易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新希望集团方面绝对没有参与过S205的任何市场炒作”。

　　不管怎么说，多头是有实力的，而且对大豆价格将上涨具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坚信政府对中国大豆市场的现状不会袖手旁观，既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不可能没有下文。
多头挣到的却是一块鸡肋

　　果不其然，2002年1月5日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相继公布，并规定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多头一时气粗起来，空头不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之上了。2002年1月交割合约已进入交割月，该合约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1706元，到1月18日最后交易日时，收盘价已是1831元了，上涨了100多元。2002年3月交割合约在2001年年底收盘价为1791元，到交割时，结算价上升为1941元。比1月合约又上涨了100多元。交割价格的逐步回升，充分说明了现货市场在回暖。政策的影响终于逐步体现了出来。对多头来说，实在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2002年3月15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2003年3月、5月、7月大豆合约。然而这一次推出的大豆合约，内容已与以前的合约不同了。以前的合约规定“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新的合约规定“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为了将新合约与老合约区别开来，新合约称为“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尽管在以往的交割中，进口大豆的实际交割比例是极低的，但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与新合约无缘了，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然而，新合约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运行了两个月后，持仓量仍旧没有增长多少。也许，交易者有个熟悉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家都被巨额持仓的老合约吸引住了。主力在对垒中不敢分心，而散户也乐于参加流动性大的合约交易。

　　2002年3月合约已经交割完毕，2002年5月合约上升为临近交割的最近合约。然而到2002年3月22日，持仓量仍旧不减，当日收盘时为304804张，而收盘价为2083元。在以往的这个时候，持仓量早已减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引人关注，也使人们有点焦虑了。

　　2002年3月23日至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在杭州市召开会员座谈会，在会上，郭晓利针对5、7合约巨量持仓对峙的情况说：“5月合约持仓这么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自去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相关,行情)进口问题的政策，市场看多人士认为国内大豆供应将可能出现断档，由此认为大豆期货价格应有涨升，而空方则认为在国内大豆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继续进口大豆将是必然，况且现货市场大豆的供应仍较充足，所以，目前市场多空对峙的存在并非是市场外的其他原因，而目前在临近交割时持仓的减少速度较慢，这是与市场发展得大了有关，由于持仓水平较高，减仓的速度看起来就比较缓慢了，从大交所的分析看，现在持仓正在逐步下降，从这点看趋势还是正常的。目前大交所对5月、7月巨量持仓的情况也在密切关注，日前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也到过大连对这一情况进行过讨论。现在市场上担心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将期价拉高后再打下来，这种可能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