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11年第01期·文明·在海外·莱.doc

《读者》2011年第01期
文　　明
在海外
莱茵河为何总是清的
陈亦权
德国莱茵河素来以清澈闻名。在德国境内，莱茵河畔有大大小小不少于3000家企业，它们生产的污水也绝不在少量，然而，莱茵河的水为什么总是那么清澈呢？
在许多国家的企业界看来，污水处理都是一种成本负担，因为要处理污水，就是必要采购大量设备和仪器，增加用地，还有建设工程，还要长期配备人工，电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消耗也不少。然而，对于德国的企业来说，处理污水却并不意味着增加成本负担，而是一种能够收取回报的产业投资。
在杜伊斯堡这座德国最大的内陆港城市，以良家大型的药丅品厂和一家造纸厂为例，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在自己的厂区兴建污水处理系统，而是三家合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使之成为一家独立的股份制企业，再由政丅府派人，出钱来管理和监督，政丅府占其中33%的股权，三家企业分占余下的股份。
这样一来，本来是三家企业各自承担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现在变成了三家合力承担。接下来，附近有新的企业成立，或者有企业准备新建污水处理系统时，政丅府就会向他们提议，不必自己兴建，只需要挖一条管道把污水排进那三家企业合力兴建的污水处理厂就可以了。虽然这家企业今后每年得交一笔为数不少的费用，但与兴建污水处理系统时所需要的经费比起来，实在是不值得一提。而污水处理厂所受到的这笔污水处理费用，就是他所创造的效益。
同样以杜伊斯堡为例，这座拥有53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每年要产生的约数千万吨生活污水，如果这些生活污水直接排进莱茵河，相信莱茵河水很快变成黑色。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杜伊斯堡市民的生活用水也是要进入污水处理厂的。科学合理铺设的地下管道，将整个城市的生活污水引向几个固定的污水处理厂。
当然，市民并非无偿享受这项待遇，他们在缴纳水费的同时，还得根据各自的使用量交纳50%的污水处理费。对于这笔有明确用途而又为数不多的增收费用，全德国无一人提出反对。而增收的这个费用，又成了污水处理厂的利润。
同时，那些处理干净的水又会被污水处理企业循环利用，或者按照需求，以低于地下水的价格出售给当地的园林和绿化部门，以及一些企业和庄园，作为工业和农业用水。这又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因为有利可图，德国的企业都非常乐意兴建污水处理厂。再以杜伊斯堡为例，到2010年，全市范围内已经有30座大型污水处理厂，还有更多的企业申请兴建。为例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政丅府职能暂停污水处理厂的审批。
杜伊斯堡市市长阿道夫*邵尔兰德的解释给人一些启迪：“如果一提公益就意味着要增加某些人的负担，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公益。我们提倡但不依靠人们主动去做公益事业，也不施加压力逼迫人们去做，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去规划和部署，让公益事业也成为一种营利事业，从而实现真正的公益。”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下，结果页变得囧异。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莱茵河为什么总流淌着清澈的河水；也不难理解，同样作为一个国家的母亲河，长江，黄河为什么总是那么“污不忍睹”！
各国语文课教什么
王易
全国中小学开学不久，一条关于语文教材删改内容的新闻引发热议：有消息称，全国多地的中学语文教材都有所调整，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多篇经典作品被删除。事实上，语文教材的变动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是深受关注的社会议题。观察每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教材，能看出它们在教学思维、理念和宗旨上的差别。
美国：把语文课上成阅读课
美国中学实行宽松的选课制，语文课也更像是“阅读分享课”。虽然美国大学入学对写作要求非常高，但很多中学都不设有专门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阅读各种体例的作品、写书评等锻炼出来。至于语文课上读什么书，也由任课教师自己来开书单，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尽管中学语文课深浅是可选的，但无论哪种课程，大量的阅读都逃不掉：刚上初中的13岁孩子，一个学期下来可能必须读6-7种风格的英文作品；而希望上好一点大学的高中生，平均一学期也要完整啃下10本左右名着。
小说、传记类阅读材料在美国中学语文课上所占比例却很大。从古希腊故事《特洛伊》、《奥德赛》，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到《安妮日记》、《罪与罚》和《蝇王》等，都是学生最经常被布置阅读的着作。与中国语文课本主要收录选段不同，美国中学生还要完整阅读整本着作，按进度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一个班的学生同时读一本作品、并且进度也相当，是美国人熟悉的“读书会”式语文教育。但美国一些学区却大胆地引进了“工作坊”式的语文课，这意味着学生自己选择想读的书，并跟同学们分享。曾主张学生只该读“精华读物”英文文学教授Mark Bauerlein就表示，学生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英国着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法国：“通识教育式”的语文课
与美国类似，法国中学的文学课程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定立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受多年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影响，法国的语文教育曾长期被等同于文学教育，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法语区的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几乎每一个法国文学分支都可能涉猎，文科的学生还要完整阅读如（意大利作家）兰佩杜萨的《豹》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等译作。
为了应对中学生越来越不愿意上文学课的现象，法国教育部今年5月宣布把电影引入文学课程，将学生感兴趣的性、浪漫和反叛精神引入日常课堂。法国教育部官员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影能帮助正经历青春期的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在已公布的200部经典电影中，中学生将能在老师陪同下观看法国电影《轻蔑》（Le Mépris）中的男女主角“调情”，以及《赤胆威龙》（Rio Bravo）的枪战，并以自己的角度进行解读。
在法国，有个流行的说法，“每个法国人一生中都要过哲学这一关”。虽然法国高中生在高中阶段将分科（主修文科、经济社会或理科），但中学毕业会考时都需要考哲学作文（类似高考语文作文）。
因此，法国中学生的“语文课阅读材料”涉猎非常广，除了经典法国文学作品，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等看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艰深的哲学作品。而这很可能还不够，2010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英国政治哲学巨着）和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的《神学大全》节录。
德国：将语文课上成公民教育
20世纪90年代，德国曾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在包括语文在内的科目，教材选取还专门加入了更多展现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的内容，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解释社会现象。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一次谈到教育的访谈中，曾列举儿子安德烈上德文课的一个例子：安德烈的德文老师让学生在课上讨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德国作家）的剧本《伽利略传》，该剧本讲述的是科学家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原理不被教会所接受。与多数学生熟悉的、伽利略如何坚持自己的理论不同，布莱希特的剧本却表现了伽利略面临选择的两难：硬碰硬、然后被教会迫害而死，或暂时屈服以保存自己。剧本的结尾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
允许不一样的东西，仅仅展现了德国中学语文课的一面。在“不在吃饭就在思考”的德国，中学生的德文课的讨论更是与别不同。据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回忆，对这部文学作品的理解远不仅到其“映射法西斯”的背景，课堂上的讨论甚至涉及到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机器间的关系，可以说已脱离了纯粹的语文教育。本身身为大学教授的龙应台称，这样语文课让人听着“惊心动魄”，因为它实际上已触及了“公民教育”的范畴。
中国台湾：最重视古文的语文课
在台湾，“教育部”会汇编供中学生统一使用的课本，但不少学校也在采用自编教材。文言文超过白话文比例，一直是台湾语文课本（台称“国文课本”）一大特色。在文言文比例被调低到45%之前（今年 9月份又刚调整为45～65%的“弹性比例”），台湾学生高中三年学习的文言文比例逐渐递增，大约为高一的60%、高二70%和高三80%，其中选自先秦诸子的比例很重。
文言散文集《古文观之》几乎是每一个台湾中学生都精读过的教材，大陆学生所熟悉的陶渊明《归去来辞》、王勃《滕王阁序》等散文，也在台湾学生最为熟悉的篇章之列。台湾国文科教材的白话部分，一部分选自余光中等有影响力的现当代台湾本土作家作品，而曾被列为禁忌的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现也被列入。
从细微处看德国
内卡
被踩碎的核桃
刚到德国时正值深秋。屋外排列着数棵高大的核桃树。落果时节，我和女儿也挎着小篮，和那些金发碧眼的孩子们一道转悠在核桃树下，感受捡拾核桃的喜悦。
可是一位女士极不和谐的举动把我们的快乐冲淡了。每日，这位女士都会在核桃树下来回奔跑，头上束着发带，一身运动装束。在来回跑动中，她会停在其中两棵核桃树下，把掉落的核桃用劲踩碎，踢到路旁。语言不通，不便发问，直到和已在这小区居住很长时间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谈起此事，我才明了真相。
这些核桃树不是什么人所属，只要愿意，谁都可捡拾。这位女士踩碎核桃是为了方便鸟儿啄食，她专挑那两棵树的原因是，这一品种的果实外壳异常坚硬，果肉夹在其中，很难取出，所以人们一般不要这两棵树落下的核桃。留学生还说：“那些核桃太硬，很容易弄坏鞋子。
没有观众的演出
3辆车在离我家不远的广场戛然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们迅速打开车厢，搬出乐器、谱架，摆好架势。没有指挥，没有对话，几个人相视之后，高亢的旋律便回荡上空。
晚秋入冬，树木萧瑟，寒气逼人。没有人驻足观赏，我是不为他们所知的唯一观众，还只是站在屋里隔窗观赏。
三曲过后他们收拾起行头，钻回车里，一溜烟驾车而去，我还徘徊窗前，不愿离去。
在德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不是为钱的小乐队，在公共场所、在街头演出。他们认真、投入地奏出每一个音符，如果你驻足观赏，报以掌声，他们会更加陶醉，表情更丰富，身姿扭动的幅度也会加大。这一刻，路人和演奏者共同陶醉，那样的一种享受真是奇妙无比而且酣畅淋漓。
贴广告的男子
德国的冬天漫长阴郁，冷得彻骨。此时，我往窗外看，仍有风景。
迎着瑟瑟寒风，一男子踩着自行车在一个张贴广告的圆柱旁停了下来，自行车后架上装着广告招贴画。这个专门提供张贴广告的圆柱早已被各色广告纸包围。男子伫立风中，上下审视这些纸条，终于找到了一个空缺。可他并没有立刻贴上去，而是拿出自己的广告纸，左比右画之后，又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我猜想，他是想剪下别人的广告给自己的让个位吧。可男子却把剪刀伸向自己的广告纸，剪下长长的一条，塞进包里，然后小心翼翼地让过别人的广告，才把自己的贴上去，又向后退了几处，仔细端详一番，才骑上自行车，满意而去。
历史一页
圆明园的当代遭遇
葛江涛
1968年春天，31岁的杨振铎从海淀区绿化队调到圆明园苗圃做班长。虽然读书时从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圆明园的往事，这却是他第一次来到实地。杨振铎发现那里与自己过去了解的大不一样。“地方太大了。”中专时就读园林专业的杨振铎说，虽然那时圆明园的水系大多已成为稻田，但仍可以从中看出山形水系的脉络。他越看越觉得气势恢弘，不免对于全盛时的圆明园充满了想象。他跑到北京市园林局要了一份圆明园遗址平面图，“基本没有其他的资料”。在平面图上他越看越有味道，结合那片废墟上的痕迹，到最后竟爱不释手了。
40多年过去了，今天不仅圆明园真的成为100年中国人国仇家恨的载体，对于这座伟大园林的想象甚至也扩散成为世人的必修课。圆明园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周恩来救下的废墟
圆明园苗圃有4间红砖房的办公室，其中一间就是杨振铎的宿舍，另外几间用作放置工具的库房。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夹着一条条长满杂草的土路。
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不过，这已经是中央高层领导关照下的情况了。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解放军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生产队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1950年，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选址在绮春园。这所主要接收军地干部、烈属子女入学的学校就是后来的101中学。在规划部门已同意它占用绮春园西北部300余亩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了干预。
据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周恩来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也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几乎也是1911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圆明园和国耻联系到一起。
被忽略的“封建残余”
杨振铎从事的绿化差不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圆明园的“头等大事”。1956年起，北京市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次年，海淀区人民政府将圆明园定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次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保护的范围。到1961年秋，圆明园遗址区域共栽种树木72万株，绿化面积1300多亩。
但60年代初，为了克服自然灾害，圆明园遗址历年植树和土地一度交由当地生产大队使用。这导致了1948年后圆明园农业生产的第一次高峰。几年后开始农业“学大寨”，第二次高峰到来。那时圆明园已经交海淀绿化队管理，“有些生产队长打着‘学大寨’的旗号继续破坏遗址，说发展农业生产”。杨振铎去阻止的时候，对方说“圆明园遗址就是封建残余的标志，谁敢阻止谁就是跟慈禧太后站在一个队伍里的”。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姮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她依据的是1933年、1965年和2002年三次地形实测资料。但是1965年后，园内面貌大变。变化最大的是洞天深处景区，到21世纪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过4米。水系同样在1965年后出现了较大变化：除几处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那时除了西洋楼遗址还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遗址已无法分辨。许多农舍就建在遗址的台阶或地基上。
这些石头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东西。1969年，中央下达“一号战备令”，很多人便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 “不少石料又被人们一车接一车地拉走。”杨振铎说。根据圆明园管委会的公开出版资料，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运走582车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情况。
到80年代初，圆明园遗址范围内有各类单位十余个，占地480亩。其中3个是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陆续迁入院内或占地扩建的，占有350亩。不过，与故宫等地在“运动”期间的遭遇相比，圆明园被大大“忽略”了。“这里没有佛像，甚至连文字都很少。”杨振铎说，那时圆明园其实已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四旧”的东西，所以“运动”对园内工作影响较小：“造反派”基本不会光顾这里。甚至从来没有学者专家到圆明园遗址去调查考证，“仍然无法从圆明园这里体会明确的爱国主义”。
转机在70年代终于到来。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办公室的副总工李嘉乐到圆明园考察后，联合北京市规划局、海淀区建设局等单位给江青和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吴德写信，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对圆明园遗址进行管理。不久，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开始恢复秩序。到1976年初，杨振铎等人知道市里已开始筹划成立圆明园遗址管理机构。
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从北京大学要回5块石屏风和两块石鼎，“学校非常支持。从北京大学的朗润园搬到圆明园，工人们用绞盘搬了一周才搬到能装运的地点”。杨振铎说，这是1860年后首次将圆明园失散物运回园内安放，意义不言而喻。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圆明园实地进行查看，并讨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和利用问题。早在1977年，杨振铎首次提出建设遗址公园的思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修整和保护遗址，还有深刻的爱国教育意义，“圆明园遗址绝对不能进行重建，那样就彻底抹杀了圆明园遗址所体现的屈辱和民族爱国情结”。
从这时起，有关圆明园重建的争论正式开始，一直延续了30多年。
外商引起的大签名
真正令圆明园引起关注的是1980年1583名社会名流签名要求保护圆明园遗址。在杨振铎看来，从此圆明园遗址从小众走向大众。
1980年，一个外商想投资圆明园进行开发，主管部门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为了给政府提供决策建议，当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官员、学者90多人。最后的结果是，要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讨论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寻找社会名流签名。
很快，有当时几乎所有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面世，呼吁保护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充分论证了圆明园遗址的重大政治、历史和园林价值，明确地提出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和保护途径。
“120年后的今天，面对这座世界名园的残垣断壁，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人类历史文化的中外人士深情的凭吊和对帝国主义野蛮罪行的愤怒谴责。”倡议书同时写道，“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
签名的1583人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11人，部长、司局级干部113人，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79人，文学、艺术、出版界知名人士88人。
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圆明园，但这场浩大的签名活动还是引起了186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圆明园最广泛的一次讨论。而1983年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也让人们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作为党报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以及《北京日报》均对圆明园进行了关注，圆明园遗址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被进一步挖掘出来。
几乎就在80年代的最初5年里，圆明园由京北一处差点被彻底夷平的普通古代废墟一跃成为整个国家苦难历史的象征。
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加强对圆明园的保护和整修。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到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均表达了对圆明园的关注。
随着圆明园遗址影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高级别领导到园里视察，圆明园管理处的级别提升为处级单位，杨振铎的级别也调整为副处。
1997年6月，圆明园遗址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至此，这处被废弃了130多年的皇家园林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科海览胜
总统遇刺与医学进步
严家新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5位总统遇刺，因此身亡的总统有4位：林肯、加菲尔德、麦金利和肯尼迪，只有里根一人幸免于难（另有几起未伤及总统的“未遂”事件）。历史学家们从医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这5位总统遇刺的情况，结论是不断进步的医学挽救了里根总统的生命。
这5起总统遇刺事件中，林肯被子弹击中头部，于次日死亡。肯尼迪总统也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这两起事件都涉及头部重伤，即使是当代医学技术也回天乏力。然而加菲尔德和麦金利的伤情与里根的伤情相似甚至更轻，如果暗杀事件发生在今天，他们应该都没有生命危险。对后面3起遇刺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过去100年中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身亡。他身中两弹，一弹擦伤手臂，一弹从背部右方射入；第2颗子弹穿透了第一腰椎骨，但未伤及脊髓，也没有击中其他任何重要器官、动脉或静脉。这只是一个非致命伤，现在住院两三天就可能解决问题，当年却在折腾79天后，以加菲尔德死于败血症而告终。
很多医学史专家认为，加菲尔德很可能不是死于暗杀本身，而是死于当时医生所犯的错误。
首先是误用仪器，未能找到子弹。X射线是1895年才首次被发现， 20世纪初才应用于医学实践，因此当时的医生自然没法用这种技术探明子弹的位置。但在当时，美国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电话发明人贝尔立刻设计了一种利用电磁场探测金属的电子仪器。使用该仪器时，周围不得有任何其它金属存在。但加菲尔德当时躺在有金属框架和弹簧的床上，医生忽略了这一点，导致探查失败。事实上，这种仪器后来沿用多年，效果一直很好，直至被X光机取代。
其次，医生没有严格进行无菌操作，导致伤口感染。为了探明子弹位置，至少有十几位最权威的医学专家先后探测了加菲尔德的伤口，往往是徒手或用未经消毒的金属器具，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更可笑的是，加菲尔德的肝脏还在检查时被捅破，提高了感染的可能性。无菌技术是由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很快在欧洲各国得到推广，但在美国，这种技术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被接受。大规模感染可能是导致加菲尔德死亡的主要原因。
饥饿也是加菲尔德的死因之一。医生错误地判断子弹可能已穿透这位总统的肠道，严格限制摄入固体食物，只经由直肠灌输营养液和药品。加菲尔德本来体重超过90千克，去世时体重竟只有原来的一半。有人评论说：“总统基本上是被这些医生饿死的”。而且，当时美国医学正处于转型期，医疗实践没有标准化、规范化，存在诸多学术派别，加菲尔德也成为各种似是而非的疗法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加菲尔德去世20年后，麦金利总统在出席泛美博览会时遭遇枪击，身中两弹，第1弹从肩部进入胸部，后被取出。第2弹穿过胃、胰和肾，停留在腹腔后部肌肉中，一直未找到。8天后，因伤口严重感染而死亡。
枪击事件发生后，麦金利立即被送到距离博览会最近的急救室抢救，但这间急救室条件十分简陋，连电灯都没有----尽管博览会上有大量电灯在展示。毫无准备的医生们不得不临时找些反光的器皿反射太阳光到手术台作为照明光源。子弹定位的问题仍然没能解决。X射线仪正在博览会上参展，但医生担心该仪器可能有副作用，拒绝使用。
感染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第二颗子弹在体内引起溃烂，拖延8天后，伤口周围已经腐败，产生坏疽。如果能用上抗生素，麦金利总统基本上不会有生命之虞。只是要等到40年后，抗生素才开始广泛使用。
1981年，里根总统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演讲完毕，准备坐车离开时遭到枪击，凶手射击了数枪，一颗子弹从打开的车门反弹入车内，从里根的左腋下进入，擦过肋骨，穿透肺部，停留在距离心脏只有1英寸的地方。
中枪后，里根失血量超过全身总血量的50%，并发呼吸困难，血压降至零，濒于死亡。他被迅速送至附近设施完备的华盛顿大学医院急诊室，医生立即进行静脉补液、供氧、接种破伤风类毒素、插胸管等（均按严格的无菌操作），很快就使血压基本恢复正常，随后进入准备充分的手术室，由胸外科专家进行紧急手术，止血并取出子弹。
虽然手术后有发烧的症状，但医生用了多种抗生素来控制感染，再加上护理设施完备，里根在入院后第13天即出院，大约半年后基本康复。
以上3个案例的时间跨度刚好是100年整。这3位总统的伤情应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因时代不同，医学发展的水平不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现代医学仍在不断发展，仍面临很多难题。但过去的100多年里，医学的飞速进步却令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