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斗争特点及规律初探.doc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反腐败斗争特点和规律初探

宛家庆

我国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在现阶段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客观依据。我们既要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现象这一历史规律，更要立足初级阶段的实际，看到这一阶段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存在的必然性，认真贯彻江主席关于“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指示，寻找有益的方法和对策，把各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特点
1、腐败行为风从响应的深入扩散化，使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果面临着被滚滚腐败所淹没的危险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加大了反腐败和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力度，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腐败现象在不同领域仍在滋长蔓延，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步降下来的同时，各种腐败现象却在逐年增长，主要表现在：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金额越来越大；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案件大幅度上升；违纪违法案件不断向执法执纪部门蔓延；顶风违纪违法现象突出，新发案件增多；腐化堕落由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等。腐败行为的滋长蔓延，严重地掩盖了我们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对反腐败的信心不足，少数群众对党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产生了怀疑。
2、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高层职务化，使反腐败斗争正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犯案人级别越来越高。近几年来，尽管我们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日益侵袭到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产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发生在“三机关一部门”的违法乱纪却有增无减，居高不下，而且职级和层次也越来越高。“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至1989年间，部级干部违法犯罪案件的5 人，厅级干部118人，处级干部2083人；1991年至1994间部级干部违法乱纪犯罪人数为10人，上升了100%；厅级干部220人，上升了86%，处级干部3380人，上升了61%。今年刚处理的胡长清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各级领导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掌有一定的权力，在各地各部门都有重大的影响。他们是否廉洁自律，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对待领导干部腐败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腐败行为抱作一团的群体智能化，使反腐败斗争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近年来，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共同作案现象愈来愈严重，跨地区、跨行业的“窝案”、“串案”明显增加。如法人走私、集体骗税、集体造假、集体行贿索贿、集体侵占挥霍、集体贪赃枉法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现在作案手段越来越先进，他们经常是一对一交易，不留任何笔实和口实，相互勾结，建立攻守同盟。有的甚至利用电脑进行贪污。这些参与者多是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干部，这些人公然违法乱纪搞腐败，不仅极易侵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还会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负面效应，对社会行为产生误导，给社会成员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极大地腐蚀社会，瓦解着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的独特威胁与危害的严重程度是其他形式的腐败所难以企及的，使得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难度极剧增大。
4、腐败行动久治难愈的顽固反复化，使反腐败斗争呈现出长期持久的局面 当前，腐败与反腐败正进行着“拉锯式”较量，各级党委、政府对腐败问题抓得紧一些的时候，腐败分子就有所收敛，一旦部分单位对反腐败斗争有所放松时，腐败分子就迅速进行反扑。在利益的诱惑下，作案者往往敢铤而走险。例如，就在管志诚毙命刑场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刚刚被提拔到管志诚生前所在领导岗位上的总经理助理杨应宇、赵东祥，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一笔业务中就索贿受贿150万元。这一特点使得反腐败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将长期存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规律
1、反腐败斗争必须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以发展经济为反腐败打基础 反腐败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的变化”。“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什么违法违纪、犯罪行为就会大大减少。”经济发展，为反腐败提供物质条件。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可以逐步改善反腐败的物质设施和装备，而且将为反腐败提供现代化技术手段。腐败现象蔓廷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现实的、思想的，但说到底又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物质资料匮乏、供需矛盾突出相联系的。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腐败作为社会不发达不文明的陈渣，是文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只有在人类文明进入高度文明阶段后，腐败才能最终消失。事实说明，贫困不能使执政党防止腐化变质。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发展会自发地带来党和政府的廉洁，也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难以完全避免就可以放弃斗争，而是说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战胜腐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要把反腐取胜的基本战略与发展经济相协调，而决不能孤立地离开经济谈政治，把防止腐败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脱节。要把反腐败寓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中，既不能因为惩治腐败而干扰了中心工作，也不能单纯地进行经济建设而放任腐败现象的蔓廷。反腐败每项任务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工作的部署、都要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和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为出发点和归宿。
2、反腐败斗争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从打破旧的官权体系为反腐败找出路 腐败的中心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侵犯性、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使权力有被扩张而滥加使用的可能，但是并非每一种权力都会必然发生腐败。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力的异化一方面是社会主体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体制的弊端所致，而后者则更为严重。建国以来几十年内我们建立和发展了有史以来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权力体系，由于体制还不够完善，加之权力关系社会化后分化脱节的内在趋势，官僚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因此，只有消除权力异化的条件，才能消除权力的腐败与腐败的权力。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困境。而如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能通权力，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廷开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廷的速度。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革新，出路在于打破旧的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
3、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持久作战与阶段性战役相配套，用辉煌成果为反腐败树信心 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任务，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长抓不懈、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邓小平同志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同时，反腐败斗争又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必须立足当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把反腐败斗争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长期性寓于各个前后相连接的一系列小的阶段之中，彻底消除腐败的战略性胜利，要由每一个阶段性战役的胜利来积累，离开了每个具体阶段的成果就没有战略性的胜利。坚持持久作战和阶段性战役相配套，就必须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力量集中、措施得力，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让人民群众切实看到反腐败的成效，增强信心，取信于民。我们只要做到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积小胜为大胜，就一定能够实现最终消除腐败现象的战略目标。
4、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靠治理源头为反腐败除恶根 鉴古观今，一切腐败皆源于掌权者的私欲膨胀。私欲膨胀是导致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只注重了打既成的腐败现象，而忽视了从源头上遏制当权者的私欲膨胀，把斗争的重点基本放在“刹风”上面。每次“刹风”都有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分子，但往往是这股风刹住了，那股风又冒出来了，此起彼伏，刹不胜刹。“只筑起了防风的墙，没有堵死刮风的源”。因此，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手段多管齐下。“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认真严肃查处。要坚决改变失这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形成强大的社会氛围，使反腐败斗争保持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加大治本力度，把反腐败的关口前移，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注意总结先进典型经验，加强对正面典型的宣传，重点剖析反面典型蜕变的轨迹，作为教训给人们以启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有针对性地建立党风廉政规章制度，约束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努力构筑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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