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古代陵墓类型及空间分布》.doc

关中地区古代陵墓的类型、地理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世忠 杜忠潮
（咸阳师范学院关中古代陵寝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关中地区古代墓葬数量众多，依据葬者的身份，可分为帝王陵与陪葬墓，历代将相名人墓葬等类型。关中古代帝王陵的营造形式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按建陵时间跨度分为华夏始祖陵寝、先秦王公陵、统一王朝帝陵和分裂割据政权王陵等类型，其地理分布具有片状、带状分布及点状散步等特点；陪葬墓主要依附帝王陵在特定区域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历代将相名人墓葬以散点状分布为主。影响关中古代陵墓选址及其空间分布的因素：一是都城区位，二是风水观念、追求皇权威严和博大气势，三是墓主人籍贯，四是历史事件发生地与名人生前活动地。对关中地区绚烂丰富的古代陵寝文化与帝陵遗产资源，应该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研究，以便发挥其“古为今用”之效。
关键词：关中；墓葬；类型；地理分布；影响因素

陕西关中地区西起宝鸡峡、东迄潼关，北靠陕北高原，南邻秦岭山地，东西长约360公里，总面积39000余平方公里。此地是中国古代建都最早、时间最长的地区。迄今遗存有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为数众多的古墓葬群。其中，尤以西周至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及高等级王侯将相墓葬最为著名。这些古墓葬有哪些类型、其空间布局受那些因素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中古代陵墓的类型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资料，依墓葬者身份，可将关中地区（西周以来）的古墓葬分为：帝陵王陵及其陪葬墓，历代名人与王侯将相墓等类型。
（一）帝王陵
帝王陵是关中现存古墓葬中规格最高、最引人注目的一类。
按帝王陵建造的时间跨度分为：一是华夏始祖陵寝，如宝鸡炎帝陵、合阳帝喾陵等；二是西周王陵、战国秦公陵等先秦王公陵墓；三是统一封建王朝的皇帝陵。如秦始皇陵、西汉11帝陵、隋泰陵与渭北唐18陵等。四是分裂割据时期封建政权王陵。如散布在咸阳原、彬县、富平、高陵、白水诸县区的十六国前赵刘曜之父的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坚墓(彬县)、后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高陵)；北朝的西魏文帝永陵和北周文帝成陵(富平)、武帝孝陵(咸阳原)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060103）、咸阳师范学院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重点项目（xy09xsyk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世忠（1969-），男，甘肃庆阳人，咸阳师范学院文传院副教授，博士。E－meil：shizhli@
杜忠潮（1956-），男，陕西咸阳人，咸阳师范学院旅环院教授，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研究。E－meil：dzc1109@
①陕西省古代帝王陵墓.载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
另有一些墓葬，墓主生前并未做过皇帝，但因追封之故，其墓仍以陵称。如刘邦父汉太上皇陵，北周文帝宇文泰成陵，李渊祖父李虎墓，李渊父李昞墓，武则天母之墓顺陵，及唐睿宗嫡长子李宪墓，玄宗长子李琮墓等。李虎在唐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故号其墓永康陵；李昞被追封为元皇帝，号其墓兴宁陵；武则天称帝后追封其母为孝明高皇后，其墓改称顺陵；李宪因让位于弟李隆基，逝后追谥“让皇帝”，故其墓亦号惠陵。李琮因被唐肃宗尊号“奉天皇帝”，故墓称齐陵。
按帝王陵墓按营造形式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大类：
1. 封土为陵（积土为冢）。如咸阳原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帝喾陵、秦始皇陵、西汉帝陵（文帝霸陵属“因山为陵”）、北朝、隋朝的帝陵，以及唐陵中永康陵、兴宁陵、献陵、庄陵、端陵、靖陵、惠陵等。这些帝王陵大多现存有外形呈覆斗状的高大封土丘，有的中腰有明显层台，封土之上无其他建筑。封土丘规模最为宏大者，有秦始皇陵、西汉茂陵与唐献陵。其中西汉茂陵修建历时五十三年，不仅耗资巨大且葬礼奢华。据史载：“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1]， “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2]。秦始皇陵工程浩巨，葬品奢侈。其陵园面积约为茂陵的4.7倍 [3]。
2.因山为陵。西汉文帝霸陵创其例。史载汉文帝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故霸陵陪葬品“皆瓦器”，陵亦“因其山，不起坟” [2]。唐代十八陵中，以昭陵开其端，有十四座唐陵沿袭“因山为陵”的营造形式。此法貌似可省去堆积巨大封土所需之经年苦役，且使帝陵外形显得博大雄峻，更主要者，防盗功能倍增。如乾陵，史载其玄阙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4]。故成为迄今汉唐帝陵中惟一未遭盗掘的陵墓。
此外，部分帝王陵无地面丘冢或山陵，却为考古发现确认或史载相传。如秦公大墓、后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北周文帝成陵、武帝孝陵等属于地面无封土丘而为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所确认。而史传西周十三王中的七位，文、武、成、康、穆、共、幽王，均应葬于关中（长安沣河中下游一带）[5]。史载周第二代国君季历墓，亦位于关中。《战国策》：季历墓年久失修，“栾水齧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固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6]。又《吕氏春秋》：“王季葬于涡山之尾，即扈山也。涡、扈相近。”《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皇甫谧曰：‘葬鄠县之南山’”[7]。这些西周王陵，迄今尚未被发现和确认。
（二）帝王陵陪葬墓
关中地区帝王陵陪葬墓数量众多，主要以秦与汉唐时期的帝王陵陪葬墓为主。这些陪葬墓可依照墓主身份、距离帝陵远近及墓丘规模大小分为帝后妃陵与陪葬墓群。
1.帝后妃陵
帝后妃陵以封土丘规模较大、距离所属帝王陵最近在陪葬墓群中极为显眼，以汉唐帝后妃陪葬墓尤为突出。
秦后妃陵墓可考者，一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一是秦昭王妃唐八子。《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四十年，“宣太后薨，归葬芷阳”、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7]。秦悼太子、昭襄、庄襄俱葬芷阳，以此知唐八子亦归葬芷阳陵区。另据推测，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的“周文王、周武王陵”，可能是秦武悼文王及其夫人永陵[8]。
汉代初期，帝、后在同陵园内异穴合葬，从汉文帝开始，帝、后各建陵园。现今遗存的西汉后妃陵多与帝陵贴近联立。如高祖吕后陵（长陵东），惠帝张皇后陵（安陵西），文帝窦皇后陵（霸陵东南），文帝母薄太后南陵（霸陵西南），景帝王皇后陵（阳陵东北），武帝后李夫人英陵（茂陵西北），昭帝上官皇后陵（平陵西北），宣帝许皇后“少陵”（杜陵正南）、王皇后陵（杜陵东南），王皇后陵（渭陵西北）、元帝傅皇后陵（渭陵东北），成帝许皇后陵（延陵西）、哀帝傅皇后陵（义陵东北）及平帝王皇后陵（康陵东南）等。这些皇后（妃）陵墓距帝陵数百米或数千米不等，形制多同于帝陵而规模偏小[9]。
唐代帝、后多同陵同穴合葬，如唐太宗与文德皇后、唐高宗与女皇武则天等皆是同陵同穴合葬。有的皇后和宾妃墓为陪葬形式，如楚国太妃万氏陪葬献陵、元献皇后陪葬泰陵、章敬皇后陪葬建陵、庄宪皇后陪葬丰陵、孝明太后郑氏、懿安太后郭氏和贤妃王氏陪葬景陵、恭僖太后王氏和贞献太后萧氏陪葬光陵等[10]。
2.陪葬墓群
西汉帝陵陪葬墓，多散布在帝陵封土外围数百米至数公里范围内。墓群或南北排列，或东西并列，封土大多为覆斗形或圆丘形、尖锥形，墓丘有单冢、双冢、三连冢等形式，数量较为庞大。如长陵陪葬墓1970年调查是保存封土的有70余座，现地面残存封土的仍有40多座，萧何、曹参、张耳、周勃、纪信和戚夫人等墓葬位列其中；安陵陪葬墓现存19座，鲁元公主、张敖、陈平、张仓、袁盎、杨雄和“商山四皓”等墓葬列其中；阳陵陪葬墓原有34座，现有封土丘者11座。始于1990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此陵园陪葬墓区总面积3.5平方公里，司马道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已钻探发现107座），各墓园探明陪葬墓数量达5000余座。从发掘的280座汉墓来看，属于阳陵陪葬墓的墓园30多座（一座墓园包括1-5座墓葬），数量极其庞大，墓主以丞相李蔡、苏建在内的诸侯、公主和朝廷显贵为主[11，12]。茂陵陪葬墓可确定者26座，尚存封土丘者16座。葬有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上官桀、阳信长公主等，其中5座有独立墓园[13]；平陵陪葬墓，据文物普查资料计有近百座（经钻探发现30座），绝大部分封土已被平掉，现存封土者不到10座，葬有夏侯胜、朱云、窦婴、张禹和韦贤等[14，12]；霸陵陪葬墓有馆陶公主（刘嫖）、陈阿娇(即汉武帝之孝武皇后，后被废)、董偃及西汉末更始帝刘玄等，但地面无封土存在。杜陵现存封土丘的陪葬墓有62，葬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中山哀王刘竟和卫尉金安上等；渭陵陪葬墓中，在其封土东约500余米处，有俗称“二十八宿”的陪葬墓园，墓园内整齐排列墓葬28座，现存墓冢12座；其余陪葬墓有渭陵东部的 “七妃冢”（现存墓冢5座），以及渭陵南部和东南部原下零散分部的20余座。文献载王凤、冯奉世、王莽妻（葬于渭陵长寿园西面）等葬此；延陵陪葬墓中，其封土西约600米处的大型陪葬墓园集中分布有15座墓葬，地面现存封土11座。其余14座分布在延陵东部、南部一带。史载成帝许皇后、赵皇后（飞燕）和妃班婕妤墓列其中；义陵陪葬墓12座，分布于陵园四周的司家庄、戚家山村和坡刘村等[15]。
唐代帝王陵墓中亦有数以百计的陪葬墓,其数量与分布范围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是罕见的。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唐陵中存陪葬墓的有献陵、昭陵、乾陵、桥陵、定陵、泰陵、建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端陵和贞陵等。其中，献陵、昭陵、乾陵、桥陵、定陵等初唐和盛唐时期帝陵的陪葬墓数量较多、封土丘形体多样、主要分布在所陪葬帝陵的东、东北和东南方向的扇形区域；泰陵、建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端陵和贞陵等陪葬墓数量较少，多则5个、少则1个（表1）。唐代帝陵陪葬墓以皇后妃嬪、太子、公主，以及皇亲国戚和文武臣僚墓葬为主[16-19]。
表1 唐代帝陵陪葬墓一览表
帝陵
文献记载
（座）
考古发现（座）
可确定墓主的陪葬墓（数量）
墓丘类型
献陵
23（长安志）、25（唐会要、文献通考、关中陵墓志等）
30
馆陶公主、河间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荣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邱和、刑部尚书刘德威等（25）。
圆形、覆斗形
昭陵
74（唐书）、 155（唐会要）、166（长安志）、174（文献通考）
130（关中陵墓志）、
203（礼泉县志）
188
韦贵妃墓、燕妃墓、韦昭容墓、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新城公主墓、魏征墓、薛赜墓、马周墓、房玄龄墓、李靖墓、孔颖达墓、杜君绰墓、李承乾墓、兰陵公主墓、程知节墓、尉迟敬德墓、李贞墓、张士贵墓、郑仁泰墓、安元寿墓等（62）
依山为墓、覆斗形、圆锥形、象山形
乾陵
16（唐会要）、6（长安志）、17（文献通考、关中陵墓志）、 41（乾州志稿）
17
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王及善、薛元超、刘审礼、卢钦望和杨再思（17）
覆斗形、圆形
定陵
6（唐会要、长安志）
6
节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长宁公主、定安公主及附马王同皎、永寿公主等（6）
圆锥形
桥陵
6（唐会要、长安志）、9（文献通考）、12（关中陵墓志）、13（蒲城县志》
6
惠宣太子业、金仙公主、梁国公主、息国公主及附马李思训（6）。
圆锥形
泰陵
1（唐会要等）
1
扬州大都督高力士（1）
圆形
建陵
3（唐会要等）
3
汾阳王郭子仪、章敬皇后墓和李怀让（3）
圆锥形
丰陵
1（新唐书）

庄宪皇后（1）

景陵
4（唐会要）
2
惠昭太子宁、孝明太后郑氏、懿安太后郭氏和贤妃王氏（1）

光陵
2（唐会要等）
1
墓主不定

庄陵
1（唐会要等）
1
悼怀太子李普（1）

端陵
1（唐会要等）

妃嫔（1）

贞陵
1（唐会要等）

妃嫔（1）

注：资料源自参考文献[10]
另外，汉唐后妃陵也有不附葬帝王陵园者。如今保存较完好的汉钩弋夫人赵婕妤云陵，即是如此。钩弋夫人为汉武帝妃，葬云阳（咸阳淳化县铁王乡大圪塔村），史载汉昭帝追尊其为皇太后，起云陵邑于陵墓西北[20]，虽为后妃陵，却并不具有陪葬墓性质。
（三）历代将相名人墓葬
关中地区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建都之地，历经千余年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故遗存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将相名人墓葬，其中大多被列为国家、省、市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些墓葬按所处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与墓主身份表述如下（表2）。
二、关中古代陵墓的地理分布特征
据对关中古代陵墓的实地考察，参考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其地理分布特征表现为：帝王陵及其陪葬墓呈现出带状、片状与散点状结合，相对集中。历代将相名人墓葬基本是以散点状分布为主。
表2 关中历代将相名人墓葬
历史时期
墓葬名称
地理位置
备注
历史时期
墓葬名称
地理位置
备注
原始社会
女娲墓
蓝田县鲸鱼沟北坡
创世女神
唐朝
于志宁墓
三原县兴隆村
尚书左仆射
姜嫄墓
武功县武功镇
圣母
令狐德棻墓
铜川市耀州区
太常卿
奴隶社会
杜康墓
白水县王家河村
酿酒始祖
长孙无忌墓
永寿县永太乡南
尚书仆射
公刘墓
彬县陵滩村
周部落首领
李光弼墓
富平县觅子乡东
节度副使
春秋战国
至秦代
老子墓
周至县大陵山
太上老君
杨贵妃墓
兴平市马崽镇
贵妃
扁鹊墓
临潼区南陈村
神医
杨珣墓
扶风县韩坡村
兵部尚书
蔺相如墓
临潼区临马道北
赵上卿
李重俊墓
富平县南陵村
唐太子
王翦墓
富平县巨贤村
秦名将
韦泂墓
西安南里王村
卫尉卿
王贲墓
富平县千王堡
秦名将
李淳风墓
岐山县凤鸣镇东
将仕郎
秦二世墓
雁塔区西曲江池村
秦末帝
苏归墓
杨陵区西卜村
宰相
西汉
陈平墓
户县曹家堡
丞相
柳公权墓
耀州区让义村
太子太师
娄敬墓
永寿县娄敬山
关内侯
李茂贞墓
宝鸡市凌源村
唐秦王
陆贾墓
永寿县边村
太中大夫
五代
冯晖墓
彬县二桥村
节度使
张安世墓
长安区韦曲镇
大司马
宋代
杨砺墓
户县杨家堡
状元
司马迁祠墓
韩城市芝川镇
太史令
赵瞻墓
周至县新寺头村
进士
苏武墓
武功县龙门村
中郎将
张载墓
眉县横渠镇
进士
张耳墓
兴平市汤坊乡西
赵景王
陶谷墓
彬县刘家湾村
尚书
班固墓
扶风县张家沟村
中郎将
王重阳墓
户县刘蒋村
道士
东汉

杨震墓
华阴市吊桥亭东堡
太尉
元代
杨文康墓
高陵县长卜乡西
关学大师
班昭墓
兴平市洛庄村东
女辞赋家
明代
马理墓
三原县新立村
进士
马援墓
扶风县伏波村
伏波将军
王九思墓
户县甘亭镇北
戏曲家
公孙贺墓
彬县祁家崖村
丞相
胡登洲墓
渭城区胡家沟
教经师
蔡文姬墓
蓝田县蔡王庄村
女诗人
吕楠墓
高陵县老屈庄
状元
北朝
叱罗协墓
渭城区靳里村
骠骑大将军
李颙墓
周至县二曲镇
教育家
隋朝
牛弘墓
长武县相公镇
礼部尚书
清代
刘古愚墓
秦都区天阁村
教育家
注：西安市南郊的明十三秦藩王陵墓，亦归入此类。
（一） 关中帝王陵的地理分布
1. 带状分布
一是西汉帝陵的空间分布呈 “勺柄行”带状。即沿咸阳五陵原原边展布的9座西汉帝陵（其中康陵略远离塬边）、西安东南郊白鹿原原阶汉文帝霸陵与杜东原汉宣帝杜陵围绕汉长安城呈现为“勺柄形”带状分布；二是唐代帝陵空间上的弧线状分布。关中唐十八陵均位于渭北山地和台塬，具体地理范围是在东经108°13′至109°39′,北纬34°34′至35°03′的范围之内。大致以唐都长安为中心,东起泰陵,西迄乾陵,形成一个102度的扇面,东西长140公里,总面积将近3000平方公里[21]。唐代十八帝陵基本沿着该扇形面的边缘，即关中俗称“北山”诸山峰南坡或山前台塬构成的弧线分布。
2. 片状分布
秦统一天下前的秦王（公）陵呈片状分布。目前所知，主要有雍城陵区、栎阳陵区、毕陌陵区、芷阳陵区等。其中雍城陵区位于凤翔县南塬（三畤原），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是最大的秦国君陵墓区，已探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大墓49 座[22]。史载，秦德公承其兄武公享国，后将秦之都城迁雍城。都雍期间，秦享国之君十九位。据《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7] 。栎阳陵区位于栎阳到咸阳之间的黄土原上，为秦献公以后至战国中期的诸秦公陵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学界疑其地当在栎阳附近[22]。毕陌陵区（咸阳原）系秦迁都咸阳初期所选择王公贵族墓地。今咸阳渭城区周陵镇存两座南北并列、号称“周陵”之墓冢，前有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碑①成书三国时的《皇览》指出：“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汉惠帝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成于唐初的《括地志》，也指出此讹传。——笔者注。
。然征之文献、考古钻探资料，该二陵实为秦悼武王及其王后永陵。另在西汉成帝延陵东北500米左右、周陵镇严家沟村北存有两座所谓“汉成帝后妃陵墓”，经钻探调查证明，当为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12]。芷阳陵区（芷阳原）即战国中后期秦“东陵”[23]，位于今临潼区斜口镇韩峪乡骊山西麓。目前共发现4 座陵园，内有“亚”字形、“中”字形大墓10座。考诸史料，可确定葬秦东陵的王公贵族有昭襄王与唐太后、庄襄王与帝太后、悼太子、宣太后等[24]。
3. 点状散布
主要是华夏始祖炎帝陵、帝喾陵，历时短暂的封建王朝帝陵，以及汉、唐之间处在分裂割据时期的王陵。诸如散布在咸阳原、彬县、富平、高陵、白水诸县区的十六国前赵刘曜之父的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坚墓(彬县)、后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高陵)；北朝的西魏文帝永陵和北周文帝成陵(富平)、武帝孝陵(咸阳原)等，以及杨凌区隋文帝泰陵、临潼秦始皇陵、宝鸡市炎帝陵与合阳县帝喾陵等。此外，不同朝代追封为太上皇、太后和皇帝而号墓为陵者，如前述刘邦父汉太上皇陵，汉勾弋夫人云陵、北周文帝宇文泰成陵，李渊祖父李虎墓，李渊父李昞墓，武则天母之墓顺陵，及唐睿宗嫡长子李宪墓，玄宗长子李琮墓等，其空间分布亦呈散点状。
（二）帝王陵陪葬墓的地理分布
帝王陵陪葬墓的空间分布随不同朝代陵墓制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以陪葬墓规模和数量较大的汉、唐时期来看，西汉皇帝与后（妃）异穴同陵或异陵而葬，二者相对位置呈“帝东后西” 或“帝西后东”，一般相距200—400（长陵、安陵、阳陵、渭陵、义陵及康陵）或500-700米（茂陵、平陵、杜陵、延陵），窦皇后陵与霸陵相距2400米，较为特殊[12]。
西汉帝陵基本是坐西面东的,其陪葬墓大多数分布在帝陵以东的司马道南北两侧，且离帝陵越近的陪葬墓主人地位越高[9]。受地形等因素影响 [12], 部分帝陵陪葬墓的空间排布较为特殊。如长陵和安陵的陵园皆位处突出靠前的塬边，其东部紧邻沟湾，地形高差悬殊，二者的陪葬墓基本分布在其东司马道北侧高亢平缓的台塬上。霸陵依山为陵，其陪葬墓安排在帝陵的东南和南部。延陵东侧紧邻秦惠文王公陵陵区，陪葬墓多集中在延陵西面的陪葬墓园，部分排布在其南、北两面。阳陵、茂陵、杜陵及渭陵等所处地形平坦开阔，陪葬墓在陵园东司马道南北两侧分布，其中杜陵和渭陵等还布置有大型陪葬墓园。平陵、义陵等陪葬墓在帝陵四周分散布局，显得松懈灵活。整体上看，西汉帝陵陪葬墓绝大多数是在具有一定范围的陪葬墓区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布局特征，即整个陪葬墓区墓冢为散点状分布，但双冢、三连冢、五冢组合、“七妃冢”等组团式陪葬墓，甚至“二十八宿”等空间排列有序的大型陪葬墓园见有数处。
关中唐代“十八陵”中陪葬墓数量较多者有献陵、昭陵、乾陵，以及定陵和桥陵等。其中献陵属于堆土陵，其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封土丘的东部与东北部，同多数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分布类似。昭陵、乾陵、定陵和桥陵等皆系“依山为陵”且坐北朝南，其陪葬墓区基本是在陵山的东南方向。即使唐代后期陪葬墓数量极少（1-3座）的诸陵，其寥若晨星的陪葬墓分布亦是如此。
历代将相名人墓葬的空间分布大体上呈现为散点状。但有明“十三王陵”（ 由13座明代秦藩王陵及50余座陪葬墓组成的墓群）呈片状分布在长安县少陵、鸿固、凤栖塬上① “据史载，明王朝建立后，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起，太祖朱元璋建藩封王，将地位仅低于皇太子的次子朱樉封为秦愍王，设西安府，镇守西北，号称“天下第一藩国”。在其后200多年中，共有13个秦藩王埋葬于此”。—转引自西安市长安档案局：档案荟萃，长安区特色旅游景区—明十三藩王陵（）
。
三、影响关中古代陵墓地理分布的因素
关中古代陵墓数量庞大、地理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帝王陵墓中汉唐帝陵呈带状分布，先秦时期的秦王（公）陵葬为片状分布、华夏始祖炎帝陵、帝喾陵，秦陵、隋泰陵，汉、唐之间处在分裂割据时期的帝王陵及各代追封的帝（后）陵多为散点状分布；陪葬墓群基本是在所附帝王陵封土的东面（包括东南、东北）或者其外围多个方位一定区域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而历代将相王侯与名人墓葬基本是散点状布局。推究关中古代陵墓地理空间分布的原委，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方面。
（一）王朝都城区位影响王（公）陵墓选址和布局。
先秦时期国君、王陵及其亲族近臣墓葬多呈片状聚集状态分布，如前述秦统一天下前的秦王（公）陵及西周王陵等，其共同特点均依附王朝都城布局。
西周王陵“不封不树”，其确切墓址至今难觅。据相关文献所载，其聚葬性质及葬地接近王朝政治中心的情况，却较为明确。《孟子·离娄》云：“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焦循释云：“毕，文王墓，近於酆、镐之地”[25] 。《逸周书·作雒解》：“（成王）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26] 。《史记》云：“所谓‘周公葬（於）毕’，毕，在镐东南杜中”[7] 。这些文献都指出了文王、武王及周公葬地在“毕”。学界关于古“毕”地究竟在关中何处，尚有争议。一说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即古镐京东南之毕原[27]；一说在今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接壤处之周原②参见：岳连建.周公庙西周大墓性质管见——兼谈西周王陵问题[J].文博,2004(5):19-20；郑红利.与西周王陵相关的几个问题[J].文博,2000(6):30-34。
；还有认为是今咸阳市市区北郊的五陵原，史称毕郢原[28]。前两处都曾是周人政治活动中心。《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至文王，再“自岐下而徙都丰”[7]。是故西周王陵无论位处岐山“毕”还是丰镐“毕”，周人贵族墓葬的位置均靠近其政治中心是不争的事实。
秦王（公）陵区的空间布局，清晰地展示着秦人政治上东进的历史进程。雍城地处关中西部，是秦人从甘肃东部入主关中后建立的第一座历时较长的都城。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城栎阳止，秦都雍城294年。考古勘查表明，雍城“总体格局是由城址、陵区、国人墓地及效外离宫别馆四部分组成。……雍水之南为国人墓地，再南便为秦公陵园，陵墓隔河与雍城相望。离宫别馆则分布在城之东、南、西三面，如同繁星拱月一样，拱卫着都城”[23] 。显然，秦雍城陵区实质是其都城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城栎阳”；公元前350年，献公子孝公再徙都咸阳。栎阳“故城位于陕西临潼县武屯乡关庄、王宝屯一带” [23]，而秦咸阳宫遗址在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一带，两地近在咫尺。从献公迁都到秦二世胡亥亡秦（前207）这一百七十余年，秦政治中心从关中西东移至关中腹地，秦陵区亦随之东移。如献公、孝公向东迁都后，秦惠文王、悼武王父子及其后妃之葬地，均转移至今咸阳塬[8]，而到雄谋大略的秦昭王继位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却葬于更东面的芷阳陵区（今临潼）。这说明秦陵区之空间变动，确乎是追步于其都城之转移的，亦完全适应其政治发展形势之需要。
（二）重视风水、追求皇权威严和博大气势，影响帝王陵寝的选址和布局
帝王陵及其庞大陪葬墓群的空间分布，既有遵循传统观念，选址都城附近的因素，更是重视风水、追求皇权威严和博大气势的结果。
秦始皇陵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符合《大汉原陵秘葬经》①《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十九庚，陵.
中的“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之陵寑择址标准，可谓吉壤。
西汉11帝陵，有9座陵寑一字排布于都城长安北面的“咸阳北坂”（今咸阳兴平市豆马村至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的黄土台塬，史称五陵原）原边，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位处都城长安东南的白鹿塬和少陵塬上。无论“咸阳北坂”排布的9座帝陵，还是汉长安城东南黄土台塬上的2座帝陵，基本都是位于靠近原边的形胜之地。据考证，西汉帝陵的选址营建，一是模仿宫殿选址和布局，取居高临下，俯视群庶，体现皇权威严和高大[29]。二是防止地下水对玄宫的浸蚀。据《吕氏春秋》：“古之人有葬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殊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藏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辟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也。”咸阳五陵原、西安白鹿原和少陵原（亦称杜东原）皆为黄土台塬，其地表覆盖黄土层厚度达80-100米（五陵原）②咸阳市渭城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编.咸阳市渭城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57.
、或100米以上（白鹿原、少陵原）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西安市地理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70-71.
。经测量，阳陵、长陵、安陵、康陵、平陵和茂陵所处原面地下潜水位埋深超过50米，渭陵、杜陵、延陵和义陵等原面潜水位埋深30—50米 [29]。如此水文地质条件极其适合于修建陵墓，故西汉帝陵选址汲取了秦始皇陵修建 “下固三泉”之鉴，刻意讲求陵址地势的“自然高敞”[30] 。 三是西周以来王陵多置于都城附近高地的传统，以及汉代盛行的卜宅吉地风水（堪舆）思想的影响。西汉9座帝陵分布在 “咸阳北阪”，2座帝陵分布在其东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两个陵墓区皆为去都城长安不远的宽敞、平坦和高亢之地，犹如张开的两翼，紧紧拱卫着都城长安。此外，咸阳原北依九嵕诸山，南临渭水，与终南山遥遥相望。尤其是五陵原东端为泾渭交汇之处，极其符合所谓“藏风聚气”的风水思想，成为西汉九朝皇帝心目中亡灵安息的风水宝地。四是交通和军事方面的因素。西汉首都长安通往西北地区的两条主要干道都要经过地势平坦的咸阳原。西汉早期，北方的匈奴经常南下侵扰，兵锋直指雍城和甘泉。为了保卫都城长安，加强京师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陵墓区选在咸阳原，并在先期建造的5座帝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和霸陵、杜陵皆设置陵邑，迁徙天下豪富和中央官吏眷属于诸陵邑，使帝陵区相继出现人口密集、相距不远的“卫星城”，表面以奉山陵，实为“强干弱枝”策略[30]。况且，咸阳原距离都城长安很近，便于当朝皇帝祭祀祖宗。五是皇帝个人喜好和心理因素。如汉文帝刘恒与汉宣帝刘询将陵墓选定在都城长安东南的山、原上，除了有汉文帝“因其山，不起坟”的追求简朴和汉宣帝“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的喜好之外，还当与二人继承皇位时的非嫡系身份和由此导致的心理状态有关[12]。
关中唐十八陵均匀散布于西起乾县、东至蒲城县的渭北平原，群陵均背山面原展布在东经108°13′至109°39′,北纬34°34′至35°03′范围内，是为东西跨度约150余公里的扇面，其与唐长安城隔渭河相望，也形成一个从北面拱卫京城的形势。据研究，唐代帝陵的选址和布局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10]：其一，遵循帝王陵墓置在都城附近、且陵园规制模仿其都城空间格局的传统观念[31-32]。由于唐长安城以北的高敞平缓原面已为西汉陵区,唐室陵区只能继续向渭北推移,选择龙脉较好的北山修建陵园。其二,地形因素影响。渭北地区平原较少,除了咸阳原，基本是为山前斜坡地带，诸如三原县的献陵、庄陵、端陵和乾县靖陵便利用了有限的平原地区“堆土成陵”。相反，东西绵延数百公里的北山，却为“因山为陵”营造陵墓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其三,唐代帝王多追求皇权威严和博大的气势。如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对侍臣讲:“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朕有终焉之理”① 《文献通考》卷125《王礼》二十.
。开元十七年,唐玄宗至桥陵之东,见金粟山有龙盘凤翥之势,便对侍臣说:“吾千秋后宜葬此地”② 《唐会要》卷20《陵议》.
。因此,自唐太宗昭陵开其端，有14座唐陵选择了“因山为陵”的营造形式。其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气势。其四,重视风水，以占卜确定陵址。古代风水理论认为，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故唐代帝陵十分重视选择陵址，以图皇权永固。史载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等皆是通过占卜确定的陵址。此外，唐代风水思想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的葬地理论，使得唐陵选址注重龙脉大势，并以“藏风得水”为基本模式[33]。唐18陵分布在关中平原北部、横亘在黄土高原南侧的北山山脉。该山脉自东北向西南蜿蜒廻环、若马驰、若水波，堪称“上地之山”，形成来龙之势。其中昭陵所因的九峻山山势突兀，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山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加之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乾陵有山（梁山）有水（漠谷河），地形地貌结合完美。《葬书》云：“葬者，乘生气也。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 [34]。由此看来，昭陵、乾陵皆不失为风水宝地，堪称唐陵风水中的典范。
（三）循叶老归根理念，将相名人墓葬分布在乡梓故里
关中地区历史上将相名人辈出，其归葬地多选择其乡梓故里（表2）。如“圣母”姜嫄墓位于武功县武功镇，史传其为陕西武功人；王翦、王贲父子，秦频阳（今富平县）人。王翦墓位今富平县到贤镇纪贤村永和堡，王贲墓亦在富平美原镇千王堡；司马迁祠墓，位处今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南门外、黄河西岸梁山东麓，司马迁本人正是韩城龙门镇人；汉武帝时曾任丞相的公孙贺，汉北地义渠（甘肃庆阳）人，《彬志》载：“汉公孙贺故宅，在县西二十五里，今呼孙村（水口乡）”，其墓亦在今毗邻庆阳的彬县水口乡祁家崖村；班固，汉扶风安陵人，墓在今宝鸡市扶风县张家沟村；马援，汉扶风人，墓在今扶风县城西伏波村；隋朝尚书牛弘、唐代宰相苏归，其墓葬皆在其故里（长武县相公镇和杨凌区西卜村）；唐太宗十八学士之一于志宁，京兆高陵人，墓在今三原县陵前镇兴隆村；令狐德棻，宜州华原（铜川市耀州区）人，墓在今耀州区杨河村；柳公权，京兆华原（耀县柳家原）人，墓在耀县阿子乡让义村；宋代杨砺，今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墓亦葬此处；寇准，华州下邽（渭南市）人，墓在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北宋思想家张载，关中眉县人，曾讲学于眉县横渠，墓亦在今眉县大镇谷迷狐岭，同地所葬还有其父张迪、弟张戬；北宋四世名臣赵瞻，今存其《赵枢密瞻神道碑》系宋代名臣范祖禹撰文，蔡京书写并篆额，赵本人为周至县二曲镇辛头寺人，墓亦在今二曲镇辛头村；其他如明前七子之一王九思，著名学者吕楠，胡登洲等，分别为今西安市高陵县、户县及咸阳市渭城区人，他们的墓葬今也留存其地。
名人故里决定其墓葬在关中的分布，也可通过名人家族聚葬墓区之位处来考察。如西安市潼关区吊桥镇杨氏墓区，存东汉太尉杨震及其子孙墓7座，唐宋时，墓区仍存杨震、杨统、杨著、杨馥四人碑各一，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均有著录，而杨震墓、杨馥墓坟丘今仍存[35]；华阴县岳庙乡油巷村，有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发掘，清理墓葬5座，出土了“刘崎之印”及“司徒之印章”[36]；唐代显要门阀之一韦氏，自北周来世代显宦，势倾中外，其家族墓园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的韦曲原之南、北里王村，此处不仅有唐中宗李显韦皇后之弟韦泂墓，更发现了大诗人韦应物墓志[37]。至于苏武为西汉杜陵人，其墓在今武功县武功乡龙门村，稍稍远离杜陵（今杜东原），或另有缘故。
（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墓主生前活动地决定名人墓葬空间布局
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造成古代名人墓葬分布的，如女娲墓、扁鹊墓、蔺相如墓、秦二世墓、秦子婴墓、苻坚墓、杨贵妃墓等。以墓主生前活动地为归葬地者，有公刘墓、老子墓、陈平墓、陆贾墓、张载墓等。
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时期渤海郡莫州（河北任丘）人，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鹊，使人刺杀之” [38]，其死地为临潼骊山脚下，故其墓亦存此处，国内他处虽称有扁鹊墓，然“当以临潼者为近是” [38]；秦二世被杀于秦咸阳之望夷宫（今泾阳县高庄镇），不得入葬秦陵区，而以庶人仪葬宜春苑。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村存其墓，并建有遗址公园，正与其死地南北相望；前秦苻坚公元383年攻东晋，淝水一战惨败，两年后被姚苌擒而缢杀新平（今彬县）大佛寺南，故其墓在今彬县水口镇一低洼土壕内；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今咸阳兴平市马崽镇有其墓（或为衣冠冢），等等。
有的墓主其故里不在关中，然因本人生前在关中地区活动累年，故其生前所在地也就决定了葬地之所在。如公刘，西周早期部落首领，其生前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域，其墓位于今彬县龙高镇土陵村南的泾河北岸山谷；老子，本楚国苦县（河南周口鹿邑）人，晚年隐于终南山楼观台，其墓亦位于今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台西大陵山；汉初陈平，本阳武（河南原阳东南）人，晚年居住关中，其墓也在今西安市户县石井乡曹家堡西北；陆贾以吕后专权病免，卜居漆县（今永寿县），故其墓亦在今永寿县店头镇；李茂贞，深州博野（河北博野）人，唐末五代时久居凤翔自称岐王，卒于此，故亦葬于今宝鸡市金台区陵塬乡陵塬村[39]。冯晖，魏州（河北大名东北）人，史载其“至灵武，抚绥边部，凡十馀年，恩信大著。官至中书令，封陈留王”[40] 。墓亦在今彬县。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封为秦王，镇守西北，号称“天下第一藩国”。在其后200多年，共有13个藩王安葬于今西安市南郊的杜东原上。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以周、秦、汉、唐为代表，历经千余载为我国历史上13朝古都所在地。遗存有数量巨大、文化蕴含丰富的古陵墓，是为价值弥足珍贵的遗产资源。对于关中古代陵寝的保护、挖掘和整理研究，既要重视帝王陵寝及其陪葬墓群，亦不可忽视历代将相名人的墓葬。本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积累，对于关中古代陵墓的分类、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做初步探讨，是从历史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视角，试图就关中地区古代陵寝资源做系统整理研究的尝试。限于作者学识浅陋，对关中古代陵寝资源梳理的纰漏，以及学术观点和认识的谬误在所难免。今后尚应在关中地区古代陵寝文化蕴涵与帝陵遗产资源的研究整理上继续耕耘，殷切期望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以便使绚烂丰富的关中古代陵寝文化资源发挥出“古为今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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