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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演进路径分析

[内容摘要] “一五”期间我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大发展时期。本文探讨了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演进的理论源流，梳理出了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企业→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并从动力机制、资金来源、人力资源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 “一五”期间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资源型城市 演进路径

资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其特点就是城市兴起或发展与资源蕴藏和开采利用紧密相关。“一五”期间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大发展时期，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资源型城市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本文试图对“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做梳理，以期通过对资源型城市演进规律的分析，丰富对当时社会概貌的深刻认识。
一、影响“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演进的主要因素
1、从乡村到城市工作重心的观念
从乡村到城市重心的观念促使我国“一五”期间城市迅速发展，也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演进。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全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中心任务，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1](第588-589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财委计划局下设基建处，主管全国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首先从整个工业最薄弱环节入手，重点恢复和发展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9月，中财委召开城市建设座谈会，对城市进行了分类，提出了有重点地进行城市建设的方针，而重点则在于工业城市，由此开始了重点工业的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揭开了城市建设始于工业城市的序幕。1954年6月的城市建设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在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发展非常突出，比如1952年重点建设的前三类工业城市中，具有明显资源性特征的资源型城市约1/3，1954年的比例约为1/3强，代表性资源型城市有包头、兰州、太原、大同、鞍山、抚顺、富拉尔基、本溪、鹤岗、唐山等[2]（第37-38页）。
2、苏联模式的影响
“一五”期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演进是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苏联工业化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
迅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中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当时要实现从一个落后农村国变成先进工业国的要求，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只有走工业化道路。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之际，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在国际方面，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美苏两极对峙形成冷战。在国内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未结束，新生政权还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支离破碎，生产凋敝、交通梗阻、物价狂涨、投机猖獗、资金枯竭、民生困苦，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政府和人民都有着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非常希望能迅速发展经济，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由此出现了三种稀缺资源配置的偏好：速度偏好（即把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看成一切工作中心）、模仿偏好（即仿效或照搬他国成功的经验）和集中偏好（即加强以国家、政府名义下的资源集中使用和决策的集中化）[3]（第11页）。在这些偏好的共同作用下，面临着“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4]（第291页）的严峻形势，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了苏联模式，即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行高积累、高投资，采用赶超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成功实现工业化。
3、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实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在“一五”期间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前提。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即是苏联模式影响所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提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并开始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次集中反映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中。1952年7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5]（第422页）。周恩来在1952年8月指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6]（第1070页）。1953年4月苏联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中包括：“‘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7]（第287页）。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做了这样的概述：“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8]（第10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是资源性产业，因此，能源、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资源优先开采，随着资源开采的规模扩大，因资源兴起或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必然迅速产生或发展。
观念指导行动，从乡村到城市工作重心的转移促进了城市的建设，也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建国初期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走出了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企业的工业化道路，由此，以资源开发为特征的资源型城市获得巨大发展。
二、“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分析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城市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转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观念时，而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9]（1428页）。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我国在“一五”期间工业化的稳步推进，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方针展开，主要是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城市，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资源型城市。
资源性是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初始于资源开发，因此资源丰度高的地区是资源型城市演进的主要区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中，在地区分布上，着重考虑了三个因素：资源、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和军事上的需要，也就是说，考虑了建设的经济性、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国家建设的安全性，其中资源因素放在首位。资源首位因素影响着资源开发区域的分布，在政策上，一方面强力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对蕴藏有大量矿产资源的中西部实施了倾斜政策以开发中西部资源。
然而，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当时的领导人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在党内研究和与苏联商讨后，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合称为“156项工程”）为中心、由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实际施工达到921个）组成的工业建设而展开的。“156项工程”中，实际实施为150项，包括：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工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10]（第297页）。这些项目的建设，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的在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实现我国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这些项目在布局上有两个重点：一是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对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改建，在计划的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中，有222个摆在东北和沿海各地；二是开始建设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区，形成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和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11]（209页）。
在“一五”期间实施的项目建设中，为了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政府在投入时，比较多的注意了资源采掘、初级原料加工等基础工业，一大批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性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纷纷上马。据统计，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建设项目在“一五”时期开工有147个项目，其中资源性工矿项目占了45项，包括煤炭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钢铁7项、有色金属工业11项等，这些资源性工矿建设项目遍及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吉林、河南、安徽、河南、陕西、内蒙古、湖北、江西、云南、甘肃等地，涵盖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续建、改建、新建共计45项[12]（第153-155页）。在694个限额工业建设项目中，资源型工矿企业建设项目仍占有重大比重，包括黑色金属15个，有色金属工业31个，电力工业113个，煤矿工业194个，石油工业13个，其他重工业27个，共计393项[13]（第323-324）。
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开发而兴起或发展的城市，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巨大发展必然促使资源
型城市的兴起或发展。依托资源型工矿企业的发展，为数不少的资源型城市或兴起，或发展。据周一星统计，“一五”期间，中国共净增设城市21座[14]（第187页），在非县城基础上兴建的资源型城市有6座（未含曾一度设市并撤消的河北峰逢市），包括双鸭市（1956）、平顶山（1957）、鹤岗（1957）、铜陵（1956）、马鞍山（1956）、玉门市（1955）等[15]（第381页）。这些城市几乎都是平地而起，基本上都是在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统计，“一五”期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资源型城市有：煤矿城市的大同、阜新、辽源、抚顺、本溪、通化、鹤岗、鸡西、双鸭山、平顶山、焦作、铜川、淮南等，石油工业城市的抚顺、玉门等，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城市的承德、鞍山、包头、武汉、本溪、吉林、富拉基尔、抚顺、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等[16]（374—382页）。
从“一五”期间我国资源型城市演进路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基本上是沿着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企业→资源型城市的路径演进，这是当时在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走出来的资源型城市演进模式。
三、“一五”期间我国资源型城市演进路径透视
1、资源禀赋、国家政策、工矿项目建设是动力机制
资源禀赋：“一五”期间，新建工业区在地区布局上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资源禀赋。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等主要摆在矿藏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17]（第298页），比如鞍山钢铁公司、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等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优越的资源禀赋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初始动力。
国家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推行使资源优先配置到重工业发展的部门，作为重工业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成为投资的重点，国家政策的推动使资源型城市获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并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国家政策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直接动因和助跑器。
工矿项目建设：资源型城市是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所谓“矿兴城兴”、“先矿后市”、“因矿设市”，其特点就是城市兴起或发展与资源蕴藏和开采利用紧密相关。“一五”期间兴起或发展的多数资源型城市，矿区即城市的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资源基地始终是国家生产体系的一个基本生产单元，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资源生产，因此，工矿项目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基本动力。
2、资金来源以国家强制性积累为主，辅之以苏联的援助
资源型城市演进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依然很落后，效仿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方式发动经济增长在我国行不通，而依靠市场力量逐渐积累从而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很慢，现实又要求我们尽快实现工业化以富民强国，于是借助苏联力量、模仿苏联模式成为当时的选择。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一系列条件，内容之一就是苏联给中国以优惠的贷款，以美元计算，为3亿美元[18]（第6页）。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签订了苏联政府给予我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帮助我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19]（第110页）。同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即通过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把社会中的资源强制转移到工业领域，以支持工业的扩张和发展。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资源、由国家计划分配资源，在当时消除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减少了运行的“初始成本”，但也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比如单一的产权和计划协调替代市场交易，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付出的对抗成本也必然会随着资源型城市发展而增加，内耗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3、人力资源缺乏，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显现
资源型城市人口构成比较特殊。从来源看，一部分为落实矿工家属进城政策的人员，一部分为来自城市周边或更广泛区域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移（这种自然迁移因户口政策而有波折），还有一部分来自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城市人口向资源型城市的迁移，主要是支援地区工业建设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大多由国家统一调动和安置。这种人员结构影响着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质量，加之，人口年龄年轻化，性别失衡严重，这使很多工人在外地或市区农业人口中寻找配偶，然后通过政策性“农转非”的方式成为资源型城市人口，从总体上又进一步降低城市人口素质。这种状况决定着资源型城市人口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比其他类型城市更甚。
针对人力资源缺乏的状况，“一五”期间，国家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提高技工人员的技能和各项素质。首先是培养各类人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一部分职工，以培养国家重工业部、燃料部等建设部门的骨干，在东北、北京及其他地方招收学院，经过培养后参加地质工作等[20]（第22页）。其次是采用资方人才，陈云在1956年7月谈到，要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企业部门的工作。他说，资本家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会运输保管、能够精打细算管理费用，总之，“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是财富大，包袱小，好处多，坏处少”[21]（第327-339）。再次借助苏联专家的力量。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更本上改变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缺乏、人口素质低下的状况，这种人口构成成为今天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结构性失业和人力资源深加工任务极其艰难的根源之一。
4、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和经济要素分布相矛盾的空间布局
“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演进路径是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开发→资源型城市，其在空间分布上首先受制于资源的丰度，即资源丰度高的地区是资源型城市演进最迅速的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指向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包括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矿产，中西部恰恰蕴藏了大量的矿藏资源，而且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开采程度低，资源丰度远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其次，资源型城市对生产力和经济要素也有较高要求，中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西部好，开发条件成熟，区域条件相对优越，由临近经济发达、资源相对贫乏、生产力和经济要素布局具有明显优势的东部地区。鉴于资源丰富和生产力及经济要素的空间布局，决定着“一五”期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明显地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分布较少，中部地带较为密集。

参考书目：

[1]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年）[G]．1987．
[2]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陈仕中、张广利：中国的资源倾斜配置与政府行为［J］．见经济师．2005（9）．
[4] [7] [10] [17]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 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 金冲及：周恩来传（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 周恩来选集（下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12] 引自吕勇：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工矿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2005．参照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13]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G]．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
[14]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5]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 [19] [20]李志宁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事典（1949．10—1987．1）[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21]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The Analyses of Evolution Path about Resources-based Cit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
Liu lv-hong

[Abstract] The first five is development period of resources-based cities in china. The article search for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appear evolution path form resource gift to evolution path. It also analyzes form the angle of motive power, capital, manpower and space.
[Keywords] during the first five to give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heavy industry resources-based cities evoluti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