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pdf

130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刘希郁旭映摘要：“后人类转向”的出现使得女性主义讨论的核心从2 0 世纪8 0 年代以来后结构理论支持的反思人文主义扩展到多元的后人类主义视域，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本文将梳理当代“后人类女性主义”的多重思想资源和主要理论观点，重点研究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延续和突破，即后人类女性主义如何继续深入反思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并在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开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维度，以及后人类女性主义新的“主体观”和“性存在/性别观”。本文最后反思这些理论新变，探讨其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启发。关键词：新本体论；主体观；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作者简介：刘希，文学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崇文路8 号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2 1512 3。电子邮箱：。郁旭映，文学博士，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当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香港九龙何文田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电子邮箱：xyuhkmu.edu.hk。本文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科研基金“气候和文学的历史：中西文本比较 项目编号：RDF-20-02-01的阶段性成果。Title:New Views of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formed by New Ontology:A Study of the Genealogy of Posthuman FeminismAbstract:The“posthuman turn has changed the focus of feminists from reflections on humanism which had been supported bypoststructural theory since the 1980s to a pluralistic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and this turn enriches the genealogy of feministtheory.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ultiple resources for and main theoretical arguments of“posthuman feminism,focusingparticularly on how posthuman feminism continues with and breaks through from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that is,the ways inwhich posthuman feminism challenges the limits of liberal humanism as well as opens up an anti-anthropocentric dimension on thebasis of a new materialist ontology.By examining the new views on“subjectivity and“sexuality/gender of posthuman feminism,this paper aims to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cism.Keywords:new ontology;viewof subjectivity;viewof gender;posthuman feminismAuthors:Liu Xi,Ph.D.,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a Studies,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Hermain research field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ddress:Department of China Studies,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No.8 Chongwen Road,Suzhou 215123,Jiangsu Province,China.Email:xi.liu .YuXuying,Ph.D.,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Her mainresearch field is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ddress: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Email:xyu hkmu.edu.hk.This article is a periodical resul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RDF-20-02-01)funded by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女性主义从来不以维护妇女利益为唯一目标，而是致力于改善人类整体状况。提供对“共同人性”理解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遗产是女性主义理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同时，近现代131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批判理论的发展也不断在更新我们关于“人”和“人性”的基本认识。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反思人文主义思潮启发了女性主义进一步破除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迷思，同时，对男性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也使得女性主义成为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兴起的“后人类女性主义”（posthumanfeminism）思潮主要由两部分思想资源组成：一方面是女性主义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Braidotti，“Fo u r t h e s e s”2 5-31）。这两股重要力量有着不同的谱系和关注点：前者着重批判将“大写的人”作为人类普遍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理想，而后者则主要批判物种等级制度，努力推进生态正义，但同样贡献了对于“人性”的新思考。在吸收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资源后“后人类女性主义”这种新的理论话语出现了，并使得女性主义争论的核心点从2 0 世纪8 0年代以来后结构理论支持的反思人文主义扩展到新的多元的后人类主义视域，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本文将梳理当代后人类女性主义的多重理论资源和主要论点，重点讨论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延续和突破，即后人类女性主义如何继续深人反思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并在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上打开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维度，以及后人类女性主义新的“主体观”和“性存在/性别观”。本文最后反思这些理论新变，探讨其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启发。一、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吸收和继承：对人文主义和“差异”反思20世纪6 0 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已经开始了对以“大写的人”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普遍性观念的深人思考。其中代表人物西蒙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她虽然并没有质疑普遍理性的有效性，但她运用人文主义理想去衡量和批判被贬低对待的“第二性”和“他者”，把对于“人性”的理解建立在对“自我/他者”这一等级性关系的破除基础上。对于以“平等”为目标的这些女性主义者来说，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8 0 年代以来，在多种社会运动推动下，反思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潮兴起，其主要观点是对普遍主义观念的拒绝和对等级制的二元思维的批判。8 0 年代末非常重要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在讨论妇女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以普遍的“共同人性”为标准，而是看到妇女状况的多元性和历史性，强调妇女的经验、具身性和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重要性，开始注重“差异性”，特别是边缘群体实际经验的复杂性。可以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就是对“差异”的理解和运用。同时，2 0 世纪8 0 年代以来，包括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广义上被称为“后结构”理论的思潮兴起，全面冲击了人文和社会学科，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流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启发女性主义破解对男性中心的理性主体的迷思，在西方哲学最深层的范畴中发现被抹去的性别差异。启发女性主义关注“历史叙事”的产生，发现了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哲学追使历史叙事走向统一、同质和线性，其结果是碎片化的、异质性的、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经验被抹杀。女性主义因此开始怀疑所谓超历史和语境的理性主体，认为哲学不可避免地与具有利益的知识纠缠在一起。（Flax32-34)后结构女性主义是质疑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并为后人类理论作了重要的铺垫。后结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者以及其他进步社会运动如环保与和平主义者们共同发现，所谓“万物之尺度”其实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排他性的、等级制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和异性恋中心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关于“理性的人”的普遍论述往往是不充分和偏颇的，是建立在性别化、种族化、地域化等差异基础上的，他们从而从政治的、伦理的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人文主义普遍主义理想。后人类主义的重要理论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认为，这些后结构主义的批判集中在传统人文主义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上：“一方面是自我/他者辩证法，另一方面是将差异132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 期作为贬义的观念。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主体性作为一种话语的和物质的实践等同于理性的、普遍的意识和可以自我调节的道德行为，而差异性则被定义为它负面性的反面。辩证地被重新定义为除此之外，差异被刻画在一个等级尺度上，这意味着低等和低价值。”（Braidotti，“Fo u rtheses”23因此，学者们思考妇女、黑人、非欧洲人、性少数等社会群体是如何被建构为“他者”，这些群体之间和他们内部的多样性和不同是如何被抹杀的。布拉伊多蒂曾探讨差异的伦理学维度，认为我们要将差异和多样性为主要参照点，而不是认为政治参与、道德同理心和社会凝聚力只有基于对“相同性”的承认才能完成。后结构女性主义者对作为等级化基础的“差异”概念保持警醒，这种批判性视角被后人类女性主义所吸收。在后人类主义理论家布拉伊多蒂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继承：她在后人类主义之前的几本重要著作都是从政治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跨学科视角研究当代的主体性问题，特别是如何积极地应对差异问题，以及如何超越之前哲学中通过否定一方但又将其与相同性概念联系起来的“辩证法”思维模式的问题。她在游牧主体：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具身性和差异（19 9 4年）一书中提问：能否在等级制和二元对立的束缚之外理解性别、种族、文化或欧洲的各种差异？在之后的变形记：迈向物质主义的生成理论（2 0 0 2年)中，她不仅分析了性别差异，还分析了自我与其他、欧洲与非欧洲、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环境/技术等）等影响深远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她受到斯宾诺莎哲学“充分理解”概念的影响，认为一种系统性的矛盾构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全球化的、经技术中介的、种族混合的、性别意识觉醒的世界的文化表征。但是后结构女性主义往往囿于对人类的关注，而后人类主义学者看到那些隐含在传统人文主义之中的对他者和差异的认知暴力还被应用在地球上其他非人类的生命体上，因此，“他者”不仅是被地域化、性别化、种族化了的，还有可能是被“自然化”了的、被降低等级的其他生命和有机体，如动物、植物和地球等。因此，布拉伊多蒂提出了“若伊”（zoe，生命）这个非人类形式的生产性的和内在的生命概念，呼吁跨物种的联盟。这种以“若伊”为中心的关系性的本体论是非人类中心的，向“若伊”或地球中心论的观点转变要求我们对人类的定义做出一种共同的理解，但这要建立在对过去和现在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性不平等的深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彻底打破过去建立在贬低性基础上的对差异的自然化。对传统人文主义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对“主体性”理解的变化。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虽然对立于决定论，但也不等同于传统人文主义中的关于自治主体的唯意志论。主体的形成过程被认为是一个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变化的过程，与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紧密互动，不断变化且永远未完成。同样，在后结构主义中，“能动性”是：“情境性”的，我们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去思考行动的内容和形式，更不能忽略对具体权力结构的分析；能动性是“具身性”的，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不需要具备充分的、理性的意向性，这强调了能动性的情绪和情感的维度；能动性也是“相关性”的，要破除那种对单一的、先于社会存在的主体本体论的想法，认识到主体既被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被权力的各种等级结构所建构。（刘希18 0)我们可以在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中看到这些重要的概念如“具身性”和“关系性”的延续。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继续推进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反思，特别是对“差异”和等级的质疑，在“主体性”的问题上也继续破解对于“大写的人”的迷思。后人类女性主义将扩展对于“情境性”“具身性”和“关系性”的理解，但会建立在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同时，在性和性别的问题上，后人类女性主义抛弃了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特别是对“性/性别”的二元划分，强调了性存在的本体论特征而不仅仅是其建构性，相关论述将在下文展开。二、后人类女性主义对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突破：新本体论基础上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从2 0 世纪9 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133.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全球政治的变化，女性主义理论中开始有了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对气候变化和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影响的深人认识推动了这一转向的发生。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不同的思想资源汇聚而成的。2 0 世纪9 0 年代中期就开始的动物研究就反驳对动物的剥削和利用；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地球中心的视角看到对妇女的压迫和对其他物种的剥削之间的同构性，呼吁从跨物种的角度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侵害；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情感转向”，特别是将人类关联性的能力扩展到其他物种中，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追求物种平等和社会正义。与此同时，从9 0年代开始，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讨论后人类状况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本体论”的转向，即开始将非人类的因素纳人知识建构和政治活动中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首先建立在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超越了后结构和后现代女性主义，有了全新的发展。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Hayles）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从我们认识现实是因为我们与它分离（传统的客观性）这一前提开始，而是从而是我们能够认识世界因为我们与之相连这一前提开始，那么会发生什么？（Hayles，“Se a r c h i n g f o r”48）2 1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很多学者思考社会建构主义基础上的后结构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文化主义”倾向，尤其可能影响我们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妇女所从属的物质的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苏红军2 1）。他们开始重新关注物质和非人类实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纠正对后结构主义对“话语”“语言”分析的过度依赖，挑战所谓“物质性”和“再现/表征”之间的区别或者“物质性”与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的对立，并进一步打破其他主体/客体、心灵/身体、自然/文化等各种二元对立，关注有机体/机器、身体/技术、人类/非人、物理/虚拟之间的混合。新的唯物主义倾向看到了物质性和文化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环境/技术等)之间相互构成的动态的、互动的和历史性的过程。传统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就是理性的与超越性的意识，这其中隐含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后人类女性主义打破了如自然/文化和人/非人等二元对立概念，为建立一种去等级的、物种之间更平等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新的自然和动物观的基础上，布拉伊多蒂明确提出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涉及其他物种乃至整个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批评全球化经济和文化从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控制和商品化中获利。布拉伊多蒂反对建立在共同的脆弱性或物种主权基础上泛人性的抽象观念。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嵌入的，具身性的，关系性和情感性的新的关系，应该在重组“人性”想象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所有生命共同构成世界的方式，实现新的横向的社区和联盟。布拉伊多蒂认为这种以“若伊”（zoe，生命）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主义转向的核心：“女性主义者也许不得不拥抱这个谦卑的起始点，承认一种并不是我们而是若伊主导的地球中心的生命形式。(Braidotti，“Fo u r t h e s e s”3 4)后人类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先驱唐娜哈拉维（D o n n a H a r a w a y）曾反对将女性和自然作一种天然化的连接，提出“自然一文化连续体”的概念（H a r a w a y，“W h e n W e”13 5-158）。她也提出过“同伴物种”和“制造亲缘”等概念，探讨关于界线的协商、跨越和重建，以及从中必然发生的异质连结。她近年提出的“克苏鲁纪”（Cthulhucene，或译“怪物纪”）也是强调为了在大地上存活，我们必须进行触角式的思维、更彻底的异质连结。无论是同伴物种宣言还是与麻烦共存：在怪物纪制造亲缘，都是“一种对亲缘关系的主张”（H a r a w a y，T h e Co mp a n i o n 9）。这种对亲缘关系的呼吁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哈拉维强烈反对“人类纪”这一流行的地质纪元命名，因为强调人类的决定性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本质上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主义。“克苏鲁纪”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反抗，呼吁一种“交织着无数的内在互动的集合体一一包括超人类、外人类、非人类，以及作为腐殖质的人类”（H a r a w a y，St a y i n g w i t h 10 1）。她呼吁用共生的、开放的、相互连接、相互回应的，以及“与麻烦共生”的态度来应对人类纪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哈拉维提出口号：“制造亲缘而不是婴儿（Makekinnotbabies）！（10 1）她认为所有地球生物在最深层的意义上都是亲属。地球上的一切应该相互结缘、相互适应和相互构成。134.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 期后人类女性主义还特别重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技术和信息，因为技术产物这种非人类的“他者”与人类的关系也需要被重构。哈拉维认为后人类世界的一个基础和关键是科学技术：她将世界看成一个有多物种共存的、非人类中心的世界，同时也是以发达的信息学和电信为标志的高科技世界。她认为当代科技可以很好地帮我们重新理解“人”是在与其他非人类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这就打开了后-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提，因为这种对于人性的看法注重人类具身化经验的历史具体性。哈拉维认为通信技术与生物科学的发展可以模糊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界限，人和机器之间可以变成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关系。她提出的最著名的“赛博格”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打破了一切二元论、等级制的杂性的政治身份，她将当代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成果应用于追求社会正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另一位后人类重要理论家凯瑟琳海尔斯对后人类主体与物质和信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论述也反映了对各种传统边界的跨越。海尔斯一直关注着信息科技和数字化媒体对人类主体的影响。其后人类论述的目标是让后人类主体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切割。这种切割并不容易，海尔斯警惕地指出虽然控制论意义上的人类看上去是对自由主义主体的解构，实际上却并非完全断裂。如果说，自由主义主体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即“人类的本质是不被他人意志影响的自由”，那么，后人类之所以“后”，是因为没有一种“先验的明显区别于他人意志的自我意志的存在”（Hayles，HowWe4）。这种后人类主体与自由主体的差异，看似“解构”了自由主体，看似延续了女性主义对欧洲白人男性主体性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于主体杂种性的强调，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分散主体性的主张，但本质上却仍然是对自由主义主体的延续：因为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对意识控制的强调未被放弃。海尔斯想象另一种后人类版本：“乐于接受各种可能的信息技术，但不会被关于无限的权力与去身化永恒性的幻想所诱惑，认可并赞美人类的有限性，并且理解人的生命被嵌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物质世界中，我们的持续生存依赖于此物质世界。”（5）对于海尔斯来说，对后人类的期待有正误之分，区别在于：信息技术带来的主体是离身性还是具身性的，是抽象的自由意志还是关系性的分散认知。后人类女性主义与后结构女性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虽然继续重视文化抵抗，却不止于后结构主义依赖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和解构主义的方法。后人类主义者开始挑战物质性和再现/表征之间的区别。他们努力的方向包括像哈拉维一样关注生物/机器、人/动物和物理/虚拟等所谓对立之间的杂性，创造一个关于赛博格的“政治性神话”，反映出对那种强制性地将社会文化力量和与物质性对立起来，把物质仅仅看作人类主体性的客观环境或者后果的种种二元思维模式的反思和放弃。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一出一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论开始被后人类女性主义一个“自然-文化连续体”的概念所取代。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和马克思主义词典的性别中都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无力打破生物与技术、人与动物之间的固有界限，因此她需要追求一种新唯物主义的想象，需要在后现代的物质条件下重新描绘“生产、再生产和想象的领域”。在哈拉维之后，年轻一代学者掀起了一股新的唯物主义浪潮，将身体看作具身性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并强调主体的关系性。他们对一种具身性的唯物主义的探索引起了女性主义者们对“物质性”的反思，为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种新的“具身性”概念接受了关于生命物质主义的观点，同时拒绝了关于消极差异的辩证观念。它不同于特别重视语言符号视角的后结构主义，因为后者依赖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和解构主义来消除差异，比如性别差异。同时，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对生命作为一种互相依存的共生系统的认识、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系统对生命的去神秘化研究等，都推动了超越话语中心的、朝向新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发生。建立在新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后人类主义取向主要是将物质理解为一种共同构成力量，一种参与了世界形成过程的“行为体”。在这里，共同构成并不意味着两个（或多个）实体分别作用结果的相加，例如将性别差异看作一部分是生理身体的原因，另一部分是文化的，社会或政治力量和结果。相反，共同构成意味着自然和文化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思考物质性和文化的时候需要把它们看作动态的、相互作用的、从具体历史情境中来的相互构成的过程。这种向一种“一元135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后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探究论本体论”（monistic ontology）的转变克服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经典对立，朝向唯物主义生命论和“充满活力的物质”（vibrantmatter）的方向发展。德勒兹式女性主义理论就建立在一元论哲学基础上，阐述了一种“生命政治”（vitalpolitics）。其前提是，物质包括作为人类具身性的物质的具体成分是智能的和自组织的，不是与文化或技术辩证对立的，而是与它们有连续性。这一理论探索了当代重要的生命思考，主张在非还原性框架下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当代科技文化进行重新评价。“物质”作为一种自组织的力量，转向生命物质的定义强调过程、生命政治和不确定性进化理论。所谓生命物质就是一个“过程本体论”（process ontology），它以复杂的方式与社会、精神和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三重生态”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物种进化过程中互助和协作。三、后人类女性主义：新的“主体”观和“性存在/性别”观在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后人类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很多概念都包含了对“人性”“主体”“性别”等全新的理解。“赛博格”可以说是哈拉维所提出的新“人性”概念的表征，它既关涉具体历史语境中人类的具身性经验，又坚持建立有益于人类整体的新价值观。它既是后形而上学的，又是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和人类的新的本体论。就性别方面来说，“赛博格”也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产物，没有前俄狄浦斯情节或所谓的“起源”，哈拉维提倡一种再表意策略，来破除女性与自然及女性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2 0 13 年）为当代关于后人类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探讨在人类与不同他者之间的传统区分变得模糊后，我们怎样可以认清“人”的概念的非自然结构，用后人文主义的视角去取代传统人文主义对主体的统一性的认知。她提出了对于“主体性”的新理解，在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同时，主张以多样性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风险。她要用一个活力论的、自组织的、物质性的、动态可持续的概念来扩大主体性的框架和范围：“主体性作为一个包含非人类主体在内的组合体理念产生了很多影响。第一，它暗示了主体性并非人类的专权；第二，它和超验理性没有关联；第三，它脱离了认识的辩证法；最后一点，它建立在关系的内在性之上。批评理论遇到的挑战非常艰巨：我们需要将主体形象化为一个囊括人类、我们的基因邻居一一动物界以及地球整体在内的横断性实体，并且在一种可理解的语言范围内操作。”(Braidotti,The Posthuman 82)海尔斯对期待的“后人类主体”是这样解释的：“出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认识论取代了客观主义；分散式认知取代自由意志；具身性取代了被视为心灵支持系统的身体；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动态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主体支配和控制自然的天命。”（Hayles，H o w W e 2 8 8）她将哈钦斯的“分散认知系统”作为一种后人类与人类主体的理想互动模型。如果认知系统的实现需要人类与非人类在环境中复杂交互。那么后人类的主体性之下的基本假设已发生了改变。在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中，自我是一个具有能动性、欲望或意志的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意志”。但后人类则是一个“物质-信息实体”的混合体，其认知分散在各个部分。当人类被视作分散认知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关于人类能力的充分表达则依赖于拼接，而不是被它所危及”，也就是说，在后人类时代，人类的意志不再被看作支配和掌控的源泉，整个认知系统的思考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共同完成的（Hayles，H o w W e 2 9 0）。这样的未来并非危及人类的生存，而是相反，人类功能通过非人类而得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后人类的概念中，“自由”与“自我”都产生了变化。在主体性问题上，后人类女性主义特别强调嵌人的、具身性的、情感的与关系性的主体性结构。这显然受到反思人文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对后人类女性主义来说，非常关键的“具身性”概念虽然有后结构主义的延续，但同时也受到了新唯物主义包括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新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对具身性和世俗的嵌人性的肯定有助于反对那种导向生物决定论的将人性看作固定的、本质的论点。首先，海尔斯认为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集中潜藏在她对后人类“具身性”的强调上，“希望以此反抗男性主义对离身性 的幻想”（Pu y mb r o e c k a n d H a y l e s 2 5）。尽管将其论述置136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 期于福柯和女性主义对于身体和话语关系的理论谱系中，但是,海尔斯所强调的具身性与一般女性主义对身体的重视有所不同。海尔斯特意强调了这两者的差异：“相对于身体，具身性是情境性的，被卷人地点、时间、生理和文化的特性中，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规范。”（Hayles，H o w W e 19 6）身体总是在社会和文化中被持续地建构和一般化，而具身性虽然也是在建构中的，但却不是普遍化的，而是与特殊性关联。因此，“身体可以消失在信息中，几乎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而具身性却不会，因为它与场合、人等情境息息相关”（19 7）。海尔斯延续了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中普遍性和抽象化身体过程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后人类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威胁。她试图说明，有可能在解构抽象的内容的同时，仍然保持抽象化的机制不变。亦即在后人类控制论中，在去身体的同时却能保留具身性机制。具身性的保留至关重要，因为代表了具体的现实性。她对具身性的强调为女性主义如何在信息化未来抵制意识对身体的掌控提供了新的思考。具身性又是有情境性的，也意味着它是基于关系的。后人类女性主义者们不约而同都强调关系性。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主体性必须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扩大的关系性自我，由所有这些因素的累积效应所产生（Nomadic Subject290）。布拉伊多蒂认为去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就是“陌生化实践”：“这是一个清醒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朝着一个新的参照系发展，这个参照系就是以一种复杂和多方向的方式成为相关的。”（Braidotti，“Fourtheses”30)后人类中心主义主体的关系性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的物种，而是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非人类，生命的活的力量或布拉伊多蒂所说的“若伊”（zoe，生命）。这个概念跨越和重新连接以前被区隔开的物种和分类。在方法论上，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放弃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性的政治策略，而接受一元论（monism）和生命主义（vitalist）的本体论。对关系性的强调也体现在后人类女性主义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的构建上。如，哈拉维的研究重心就经历了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再到议题的转变和跨界。哈拉维的跨界写作无疑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Haraway，T h eCompanion3），无论是关于狗，还是关于生态和环境。哈拉维的物种和生态理论根植于其所经历的女性主义理论实践：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在拒绝类型化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二元对立、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同时，为出现、过程、历史性、差异、特殊性、共同居住、共同构成和偶然性贡献了一系列丰富的方法。几十位女权主义作家都拒绝了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主体、客体、种类、种族、物种、类型和性别都是它们相关的产物。(Haraway,The Companion 6-7)后人类主义对新的能动性的思考包括哈拉维的“唯物-符号行动者”，即“作为身体生产装置的活跃部分的知识对象”（Haraway，Si m i a n s，Cyborgs，a n d W o me n 2 0 8）；卡伦巴拉德（KarenBarad)的新词“内部行动”一耳取代了“先于互动的个体能动性”的概念，而是理解为“缠绕在一起的能动性的互相构成”（Barad33）已经被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所采用。巴拉德的另外两个新概念一“后人文主义述行性”和“能动现实主义”都是后人类主义视角下扩大了的主体性概念。它们挑战了传统关于人类的能动性的边界的理解，看到了话语和物质性如何在“内部行动”中动态地互相作用，并承认了在各种微观和宏观上的超越人类范围的能动性力量。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作为一种超验类别的“例外主义”，它还回应了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伦理和政治上的人的能动性和人类语言的特殊性的问题。从后人类女性主义看来，“后人类”并不会让我们丧失对于认知和道德上的自主性，而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身份的灵活性和多重性。在政治上，后人类中心主义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政治参与方式，它认为政治能动性不需要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而是可以建立在一种过程本体论上，强调自我创造、自组织系统和集体的共同产生，这都涉及对主导性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持续反思。后人类的状况并不标志着政治能动性的终结，而是朝着关系本体论的方向对其进行了改造。“它实际上通过提供一个扩展的关系性视野的自我的概念增强了137新本体论、主体观和性别观：人类女性王义理论新变探究人类能动性，这种新概念作为一个游牧的横向跨越的集合，由多重关系纽带的累积效应产生。”（Br a i d o t t i，“Fo u r t h e s e s”3 3）这重塑了后人类理论中的被当代生物技术中介化了身体的经验主义主体，可以帮助理解当代全球化世界里结构性的不公正和巨大的权力差异，在“自然一文化连续体”的启发下拒绝将各种形式的生命转变为用于贸易和谋取利润的商品，构建关系性的自我，积极对抗当代资本主义。在性存在（sexuality）和性别（gender）的问题上，后人类女性主义超越了社会建构主义，并尤其反对关于“性/性别”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后人类女性主义强调性存在的本体性、存在性而不仅仅是其建构性，它不仅仅是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建构社会关系和身份的话语。当性存在不再被建基于二元对立的系列概念时，它会具有更多横向的和生命性的内涵，是主体具身性结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唯物主义的生命自组织系统的一部分，并作为有生命活力的力量提供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构成人类情感和欲望的本体论结构。虽然它仍然受到性别制度的影响，但是它是在性别制度之前从来就存在的。因此后人类女性主义将身体视为被性存在先行构成了的，也是动态的和关系性的。性别和性别不平等被看作不可分割地与一系列的物质性、社会过程和事件纠缠在一起。对这种一元论和生命活力的强调可以更好地去分析在性问题上的流动的和复杂的权力机制，以及更合适的抵抗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性存在也不是人类特有的属性，而被看作共同存在于人和非人身上，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各种规范性和统治性的性别身份和机制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看到复杂的、多样的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看到反抗的路径不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视域中的去身份建构，而在于用新的后人类的视角去看待身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如这种超越了性别制度的性存在。布拉伊多蒂认为，依托于充满活力的一元论的政治本体论的后人类女性主义：可以将重心从性/性别区分上转移开来，将性存在作为一个过程给予全面关注。这意味着性存在是一种力量，或可以将重心从性/性别区分上转移开来，将性存在作为一个过程给予全面关注。这意味着性存在是一种力量，或者构成性元素，能够将性别认同和机构去疆域化。后人类女性主义者并不是要反对身份建构，而是要通过反对性化了的、种族化和自然化的标准模式的身份建构来进行颠覆。（Braidotti，The Posthuman 99)后人类女权主义者提倡将身体视为动态的性别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个新的“政治的”概念及其变革潜力。超越社会性别的性存在在当代生命主义新物质主义中具有认识论和政治性的意义。四、对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新变的反思后人类女性主义继续推进了后结构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挑战，并将后结构主义所批判的二元的、等级化的“差异”拓展到非人类领域，拥抱非拟人化的动物或者技术的“他者”。这与后人类主义受到的生态主义的自然和动物观的影响，以及对技术和信息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在于新的本体论，它反思了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基础和“话语”分析重心，在认识论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非人类的因素如物质、技术、其他生命体等被纳入知识建构和政治活动，发展出对抗二元论的“一元本体论”“过程本体论”和“关系性本体论”。这种新唯物主义维度不同于传统唯物主义对人与技术、非人实体界限的划分，而是看到社会、精神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物种进化过程中互助和协作，认为物质是一种共同构成力量，一种参与了世界形成过程的“行为体”。在主体建构方面，后结构女性主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依赖于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也认识到非人类的种种因素在主体性建构中的重要性，然而却较少质疑和反思后现代主义的与社会和象征系统互动的“主体化”中拟人化主体（a n t h r o p o mo r p h i c s u b j e c t s）的中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