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以姚鄂梅《家庭生活》为中心.pdf

年 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第 期 总第 期 女性世界与文化叙述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 以姚鄂梅家庭生活为中心班易文（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摘 要：女性与家庭的关系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中呈现出清晰的女性主体性叙事的倾向。姚鄂梅的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聚焦中国女性的家庭生活场域，塑造了因家庭主义放弃个人发展的牺牲者、被剥夺了社会性母亲身份的无望的救赎者，以及为情感殉道的另类第三者形象。其将女性的欲望叙事内蕴于家庭叙事的结构之中，小说通过有关生育的事件进行倒叙，勾连人物的身体记忆，揭露了女性围绕生育产生的耻感与隐痛是父权制家庭政治的恶果。同时，作者超越以往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身体写作批判父权制度的层面，揭示了家庭内感情危机背后的物质主义的弊病，探讨了女性不平等地位的经济根源，反思了单向度理念化的家庭已有的权力关系。因此，应当从加强个体责任意识与完善社会制度的角度寻找应对家庭危机的出路。关键词：姚鄂梅；家庭生活；家庭叙事；女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与生育繁衍以完成社会再生产的单位，文学史上围绕家庭展开的叙事总是能折射出时代中社会伦理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变化，而女性作家亦不乏将家庭当作争夺女性话语权的场域的自觉意识。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原子化与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女作家笔下的家庭类型及其反映的女性主义议题也愈加丰富。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年）、鲁敏的六人晚餐（年）、滕肖澜的心居（年）等呈现出当代不同阶段“中国式家庭”中女性的精神困境和逃离倾向。年 月，姚鄂梅的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连续两次加印，并被读者选入豆瓣图书榜单 年度十佳国内原创小说，俨然成为近年来严肃文学中关注女性问题的又一出圈之作。不同于一些小说集会选择其中一篇小说的标题作为小说集的名字，本书以看似平实的家庭生活为题，准确概括了四篇小说共同的题材，也显示出作家强烈的问题意识 呈现当代中国女性的情感生活与家庭问题。豆瓣网站获得最高认同度的一条短评称：“这也写得太好了。很难说最喜欢哪一篇，每一篇都喜欢。每一个颓败的家庭生活里，都有个懦弱的垃圾男人。”这是小说家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女性叙事与部分扁平化新媒体推动的两性对立话语的一次耦合，但这种相对粗糙的解读导向“女利”至上的“伪女权”极端二元论，其遮蔽了作家提出的女性生存与家庭伦理问题的内在肌理，削弱了作品的社会价值。因此，对该作品的解读具有学术上的必要性和直面当下的迫切性。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期江苏作家的江南书写研究”（项目编号：）作者简介：班易文，女，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家庭的边缘人（一）家庭的牺牲者从生物学的层面看，从怀孕、分娩到哺乳、养育，女性成为母亲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体力上的大量投入，“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即以我们人类来说，孕妇的痛苦，临盆的危险，哺乳的麻烦，自是无法掩饰的事”；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母亲的身份是被建构出来的，正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承担生育和哺乳的功能，因此在社会文化的规范和期待中便更多地与家庭内的劳动联系起来，进一步由社会文化建构出的母亲职责限制了女性的个人话语，甚至成为女性为自己画地为牢的潜在原因。而所谓的母职亦是“性别劳动分工的结果”，女性相应地承担更多的甚至是全部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很可能会把女性隔离在家中，使得她们很少有机会再做其他事情，包括发展事业和自我发展。姚鄂梅在基因的秘密中塑造的“姐姐”这一人物正是一位被剥夺了再做其他事情权利的女性。因为家庭中父亲的失踪和母亲的弱势，她“没能卸掉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呕心沥血地维持她在这个家的一把手威严”。因此在“我”的眼中，“姐姐”从来就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姐姐”既是年幼的弟妹的家长，又是自己孩子子辰的母亲。即使小说中的姨妈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对“姐姐”的态度仍旧是苛责的，女性对女性的同情同时构成了女性对女性的压迫，道德批判在此的无效恰恰揭示了家庭悲剧的社会根源，家庭对“姐姐”这样的女性提出了不公的母职要求，其核心正是将女性自我牺牲的正当化。在当代文艺作品中，“姐姐”总是呈现出善良温柔甚而包容隐忍之形象，从海子的日记、顾城的铁铃 给在秋天离家的姐姐中哀婉的倾听者，到张楚的歌曲姐姐中被侮辱的受害者，再到近年来家庭题材电影孔雀我的姐姐狗十三等中的牺牲者。对于“姐姐”而言，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基因的秘密中的“姐姐”看似强势，实则仍为弱者，她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爱情，但家庭的其他成员视若无睹，更悲哀的是“姐姐”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失败的。子辰最后成为杀人犯，并以疯癫结束了这场悲剧。“姐姐”看似是这个家庭权威的拥有者，实际上却失去了自我，在家庭中的位置也被悬置了，最后不得不期冀利用迷信破除这个家庭基因中的诅咒。（二）无望的赎罪者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而妇女的解放只有走出家庭后才有实现的可能，然而对于“姐姐”这样的女性，逃离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亲情的羁绊使得她无法离开年幼的妹妹和儿子，传统社会的父权制的压迫转变为现代家庭更为常见的父亲的隐匿和父职的缺失。在姚鄂梅笔下还有另一类游走于家庭之外的女性形象。在外婆要来了中，主人公李南曾在年轻的时候意外怀孕，因为男友的拒绝和消失，她没有也无法进入婚姻，因为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不得不通过“外婆”将孩子送给一个好人家。较之于被捆绑在家庭内部的“姐姐”，没有进入家庭又放弃了母职的李南看似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也获得了在妇幼医院工作的机会。但实际上她为的只是有机会再和自己的孩子重逢。之后她救下了被抛弃的病婴，想要自己养大，并认为收养别人的孩子且好好对待，自己被收养的孩子也会得到善待。比起成为母亲，无法成为母亲或者被剥夺了母亲身份同样是一类女性的悲剧。生物性的母性与社会性的母性是无法割裂的，前者通过母性身体对后者产生内驱力。福柯认为，这个“先于话语的母性身体，它以内驱力的结构发挥它的因果力量”，“在这样的框架下，母性身体不再被理解为所有意指的隐藏基础、所有文化未言明的原因；相反地，它将被理解为一个性体系的效果或结果，而在这性的体系里，女性身体被要求承担母性，作为它自我的本质以及它的欲望的律法”。外婆要来了塑造的不完美的母亲形象不是对这类女性未尽母职的批判，而是揭示了女性身体承担母性后，“母亲”就已经被生产了出来，更为本质化的“母亲”不仅包含婚姻中的母亲，还包含单亲母亲或非婚生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子女的母亲等，她们的故事同样需要被讲述，她们的权益同样需要被保护。而在现实中，李南们可能只能通过“外婆”违法的换子手段获得生存，而这样的自我救赎注定是失败的，作家曾说，“外婆做的事，有疑似贩婴嫌疑，但她并无盈利故意，她甚至自诩是在做好事积德”，“启用外婆来担任那个角色无疑是正确的，不光是我，恐怕在所有人心目中，外婆都是一个糖豆般的存在，要说她做了什么不太好的事，往往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效果”。这一效果无疑是反讽性的，揭示了母亲的身份之于女性不是保护而是剥夺的现实。（三）另类的第三者姚鄂梅的笔下不乏走出家庭的女性形象，如雾落西门坡妇女节的秘密等作品的主人公，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抗争男权主导下的社会秩序。而在家庭生活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篇幅塑造另一类现代婚姻制度下的女性形象 第三者。自 年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一夫一妻”制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也成为婚姻中男女平等地位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第三者”概念的含义是“作为插足于他人家庭，跟夫妇中的一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人”。从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则是始于 世纪 年代初。“第三者”是伴随社会逐步开放而产生的婚外恋的产物。该提法本身并没有性别界定，但却常常被认为是女性居多。这反映了社会性别偏见往往认为这种不正当的婚恋关系背后，是男性提供物质或权势的资源与女性提供性或生育的资源完成交换的过程。从电视剧蜗居中的宋思明形象与我的前半生中的凌玲形象上的巨大差异便可见一斑，播出期间观众对于二者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第三者”形象在大众文化作品中的塑造和传播，可以构成对于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无意识及其社会结构的批判的有效角度。而在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又与凌玲一类的女性有着本质的差异，她们同样游走在他人出现裂痕的婚姻关系边缘，但却没有那么精于算计。基因的秘密中的“我”在中学时代爱上了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并在江边小屋中与之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作家不吝用第一人称叙述少女对老师的崇拜，甚至认为自己选择学校也是冥冥中为了见到他，自喻为小溪历经挫折投身宽阔平静的河面，和“房思琪”的叙述一样，越是用诗性的迷醉包装，愈加昭示这段幽暗关系的肮脏。当她怀孕又堕胎之后，再一次重蹈覆辙。波伏瓦在分析少女的成长过程时指出，“人体构造的命运和风俗同时赋予男人以启蒙者的角色”。“当少女向一个男人显示自己的身体时，她的附属性更大得多。”“她被人掌握，被带往肉体的接触中，男人在这种接触中是强者；她不再自由地梦想、后退和运用策略，她献身于男性，他掌握她。”性的启蒙和知识的启蒙妄图遮掩关系中的不平等，恰如小溪流入河面即意味着其自我的客体化和自我意识的丧失。同样，柜中骷髅中的小魏对于冯医生也没有任何物质的要求，但却有一种更加复杂的精神需求。除了保持肉体关系，她也在说服自己冯医生在自己面前才是真实的、松弛的，她渴求的无非是包含相互需求的坦诚和平等的爱。最后，小说揭示小魏不过是冯医生的妻子程太太故意物色的猎物，以形成一种利己主义的家庭关系，并维持他们的无性婚姻。作者采用内聚焦的视角描写两人的性爱场景，以便呈现小魏的心理，小魏瞥见柜镜中的自己是如何“潜心享受”，最后得知真相的小魏恰恰成了无所依存的“柜中骷髅”。在姚鄂梅的笔下，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不再仅仅被处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是多了一层受害者的身份，她们并不是为了欲望的满足故意破坏他人家庭，但又并非无辜。在李银河有关婚外恋的调查访谈中，专门针对做“第三者”的单身女性的越轨行为和心理有过细致的记录，而其中最频繁的词汇恰恰是“喜欢”“感情”“幸福”，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爱”。作为“第三者”的女性最终成为臣服于欲望的受难者，殒身于情感的殉道者。二、叙事的建构：生育的耻感与隐痛自 世纪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叙事以身体解放为话语舟筏，以期在父权制为主导的文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化中，通过争取追求性的自然权利来寻求与男性的同等地位，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大胆地表达女性的性爱心理，以女性视角写出了被情欲和汗水浸透的身体如何产生出快感，完成了对传统性道德和父权制的反叛。到 年代，陈染、林白、徐小斌、卫慧、绵绵、万芳等女性作家以惊世骇俗的性描写颠覆了文化史中长期的男性凝视，作家徐坤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男性对于自己躯体的审视可以尽情展示，他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关节，肉体上的每一种细微的感官欲念都可以大言不惭毫无羞耻地示众，并且还可以获得人类文化学上的意义崇高的解读。男性欲望的压抑和喷泄，代表了普泛的人类孤独状态下的绝望情感，因而显得合情合理、合乎伦常。然而人类之中的那一半人众 女性的生命欲望诸种形式的表达却体现为一片空白，人们无从知道女性面对生命压力的别一种自我体验。这便是文化中的不公平之处”。对 年代的这些女性主义写作者而言，这种观念具有主导地位，即女性的感官欲念被袒露得越是彻底，对男权的反叛才越是有效，从而达到一个由失却根基的性别神话建构的女性乌托邦。女性的身体描写就此成为对男性的自恋展演具有戏仿意味的镜像。然而这种不断走向内向空间的“私人化”声音，又有多少超越男性话语的可能呢？其无法形成具有公共性和整体性的话语实践力量，也很难抵达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必须面对的真实“战场”家庭生活。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身体写作的欲望叙事的有限性已被反复论及，而以此脉络看姚鄂梅的作品，会发现她的欲望叙事内在于家庭叙事的结构之中，而核心的机制在于生育与生理的层面，她揭露了一个事实 之于女性，身体不仅仅是表达个人化欲望的场域，其更多时候是自己也无法掌控主权的容器。诚然，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表达身体欲望的权利，也有追求快感的权利，然而生理和社会分工的差异，决定了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在研究美国嬉皮士文化中的“性革命”时，发现了“解放”的意识觉醒之后，女孩和妇女得屈从于更多的性要求 不论是来自同龄群体专横的期待，还是来自男朋友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源于一种奇怪的倒置。婚前性关系以往受到严格禁止，并成为一种普遍规则，而现在，女孩必须面对做爱的压力，即便她们其实并不想做爱，但这是一个“合不合群”的问题，因为做爱被当作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她们才不会失去男朋友。在这种情况下，“自主”的权力变成霸权的另一种形式，“新的自由”变成新的强迫，最终，还是女人背负更大的风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性观念也逐渐开放，强调性的解放和自主是强调个人化的现代性的一部分，然而这种看似自主的权力同样是有自反性的，在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保护机制时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霸权。在基因的秘密中，妹妹为了自己的老师人工流产，独自承担了所谓“性解放”的后果，作者描写女孩流产后的心理，依然是以对方为中心，对身体遭受的一切感到羞耻，并害怕失去对方，“我问他，为何我们谈论的世界那样美好，我们的身体却在经历如此不够美好的事情。我都不敢把妇产科的情景讲给他听，我怕他从此瞧不起我，进而瞧不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那里的一切跟我们精神上经历的一切格格不入”。流产的情节最为直接地反映出男权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生育的“传宗接代”的宗族价值，对性爱和避孕有着文化禁忌，在性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缺失，导致了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从叙事的层面看，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以故事中的妹妹的口吻呈现出本能的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耻感，也是由有关生育的回忆勾连起了叙事时间，比如用流产医院所在的解放路作为倒叙妹妹少女时代故事的开端；长大后的妹妹去妇产科婚检再次遇到帮她做流产手术的姨妈，由此揭开语文老师自杀的原因是姨妈为了保护女孩而写了检举信。跨越代际的叙述时间线围绕生育来回穿梭，诉说着家庭最隐秘的秘密，姐姐和姨妈对女孩的关爱也随着叙述浮现出来。在外婆要来了中，李南同样受到了这种由性欲望的解放和生育的耻感而带来的霸权，这种霸权并不是简单地呈现为男性压迫女性的二元结构，而是经由道德要求、家庭话语与情感政治转化为女性对自身的谴责与训诫。作者写道，“她喜欢他们的性事”，富有光泽的脸色和灼亮的双眼“都是他给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的”，而当对方拒绝采取避孕措施时，李南因为担心对方丧失兴趣而认同对方，“她觉得她有义务配合这个过程”。“她怀孕了，却不敢告诉他，他们还没结婚，甚至没谈过这类话题，而怀孕、月经，这是已婚夫妇才会有的家常事务，她只想把他们的关系固定在不问柴米油盐的情侣上，他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他讨厌家务，讨厌涉及日常话题，身边一旦有人聊到家常，他通常会掉头就走。没有一个男人喜欢生育和家务，这正是一个男人常常忍不住出轨的原因。她真是这样想的，男人永远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女人却常常被生育和家务拉下自己的道路，走进另一条路，或是两条路并行，疲惫不堪，姿势难看。男人不会喜欢张开腿同时走在两条路上的女人！”而在他们看来，男人“根本没必要跟着去妇产科，那里是女人的隐私之地”。从避孕选择上的屈从，到用“姿势难看”自我污名化，再到男性以隐私为幌子逃避生育上的责任，这段叙述用近乎极端的方式指出，在女性进入家庭后，生育和家务作为女性的“天职”将彻底地打破两性在性欲望上可以达成平等的神话，女性在适应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的同时，必须在家庭的框架中寻求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平衡。波伏瓦曾指出：“许多少女对怀孕的威胁毫无防范，她们忧心忡忡地感到，她们的命运取决于她们所献身的男人的一时兴起。”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在小说中，李南的成熟恰恰在多年后她开始对性爱的加以拒绝 “她醒悟过来，奋力抓他、掀他、蹬他。”“休想让我再怀孕！这辈子，我都不要再有小孩了，我宁可死，也不想再有小孩”。李南一方面想要抱养弃婴，一方面又因过去的阴影拒绝通过性爱成为母亲。拒绝再次怀孕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但通过排斥母亲身份及母性以建构主体性无疑是一种极为消极并且极端的抵抗。将爱欲和母性割裂，并且互相压抑，不仅是李南个人的悲剧，也是父权制家庭政治的恶果。三、寻找出路：“家”的危机与重构社会学家潘光旦曾细致辨析婚姻与家庭之关系及目的，他指出，“婚姻是家庭之始”。调查问卷中提出了四个目的：赡养父母、养育子女、浪漫生活与伴侣、性欲的满足。其中，前两者必须有家庭作为约束，后两者无须家庭，甚至无须婚姻，这就反映了强调个人主义的现代性与强调家庭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的冲突，成为现代社会中婚姻制度的危机根源。“浪漫生活为个人之要求，以彼为前提者必坚信个人主义之哲学。个人主义与家庭之安全相抵牾，其过当之发达即为近代家庭制度崩溃之一大原因。”“以浪漫生活为重之社会，婚姻之成就难而解散易，然婚姻之形式虽衰而男女滥情之结合日滋月盛，浸淫至以婚姻为儿戏，视家庭责任为畏途，此目下美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甚普遍之现象也。”家庭生活中，不仅有因为追求所谓“浪漫生活”而导致的未婚先孕、婚外恋的女性，还有一批未履行家庭责任的男性形象，尤其是父亲形象，如基因的秘密中的父亲为了自己求生将求救的女孩推入江中，基于男女体力差异而产生的原始暴力导致整个家庭仿若受到诅咒，而游刃有余中欠下赌债的父亲是这个家庭流离失所继而分崩离析的始作俑者。作者的家庭叙事呈现了现代人“视家庭责任为畏途”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家庭本位主义完全被强调自我的个人本位主义所替代。作者对于家庭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她曾说：“我关注家庭这个领域很久了，在我看来，家是最温柔的地方，也是最狂野的地方，家最包容最单纯，也最自私最赤裸，家是港湾，也是巨大的风暴中心，家让我们归心似箭，又让我们终生都在梦想着逃离”。这些看似对立的词汇勾勒出“家”的复杂面貌，甚至这些对立的两端也是缠绕在一起的。柜中骷髅中程姐为了保护自己的无性婚姻，帮自己的丈夫冯医生“物色”可被操控的年轻貌美的女性。程姐和冯医生的家庭表面上是温柔的港湾，实际上却是自私的深渊。在程姐收拾整齐的厨房中，调料瓶高高低低，“就像个药铺”。这里暗示了程姐生理的病症、心理的扭曲，以及病入膏肓的婚姻，本应是一个家庭最温暖空间的厨房恰恰暗藏杀机。小说中程姐“以主妇身份收缴他的现金，以及财物”，“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老公培养成院长，怎么会心甘情愿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呢，怎么可能把胜利的果实拱手相让给别人呢？”程姐秉持家庭主义观念，维护着自己的婚姻，同时也以家庭为名捆绑住自己、丈夫和孩子。当然，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批判这一人物捍卫婚姻的手段，而是质疑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工模式基础上建立的亲密关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程姐的控制手段，使得她在虚假的家庭幸福表象之下沦为男权文化的帮凶。小说揭示了女性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家庭主义的背后总是缠绕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世纪 年代斯皮瓦克发现西方学者在观察第三世界妇女时，会以自我意志拼接与改写他者形象，掩盖或挪用他者声音，以完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叙述。斯皮瓦克依赖自身身份的切身体验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恰恰体现在白人世界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从而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而在柜中骷髅这样的小说中，女性与女性之间隐蔽的不平等关系折射出作者对阶层分化的批判。作者有意对物质加以细致的描写，以突出两位女性的社会地位差异，比如小说描写了程姐的金丝绒和丝绸做成的旗袍，华丽的衣服是其权威的象征，也是其物质欲望的外显。相比之下，小魏在无名弄堂里的套间，却是冯医生的“馈赠”，如果只依靠工作，小魏仅有集体宿舍的床位，而她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这甚至是她唯一的人生愿望。正如伍尔夫所言，女性只有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钱，才可能拥有独立自我的可能。这在小魏身上却成了悖论，她只有依赖不正当关系才拥有“自己的房间”。随着职业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和社会越来越高的包容度，女性对婚姻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也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作者借由小魏的选择发出警醒：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而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自主性。甚至她结束和冯医生的关系，最后选择“有气无力地进入婚姻”，也是由于程姐的“暗箱操作”。小魏发出不甘的控诉：“难道不应该有人站出来中断这个循环吗？这样的循环对女孩们来说公平吗？到底会有多少女孩默默怀抱相同的幽怨，而她们的丈夫一无所知？谁又关心她们在婚姻里是否孤独和不幸？”不健康的婚姻和不幸福的家庭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每个个体的问题其实都是公共问题。程姐和小魏看似是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关系，实际上都遭受着更深层的结构性的暴力，在这个畸形的情感关系中，女性间的竞争关系被无限放大，程姐对小魏的掌控本质上由不同阶层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决定，而程姐也不过是依赖婚姻关系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其最终被冯医生被举报的结局反噬，而被举报的原因正是冯医生混乱的感情关系，作家揭示了家庭的感情危机背后的物质主义的弊病。在个体主义兴起、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学作品呈现的种种伦理问题和婚姻危机，提供了中国家庭变迁的具体样本，那么重构“家”文化的出路在哪里呢？小说集的最后一篇游刃有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如何从殷实走向绝境，也探讨了家庭的性别模式及责任伦理的边界，深化了柜中骷髅涉及的家庭危机的经济根源性问题。该小说以家庭中的孩子作为叙述视角，讲述了爸爸因为还赌债而卖掉了房子，然后一家人住在各种公共场所，甚至在周末的时候趁房子的主人不在，住在他人的房子里。那么，一切的不幸可以归责于父亲吗？正是因为给小姨看病，一家人才去贷款，而贷款和赔款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才促使父亲去牌桌，一步步陷入圈套才被骗，从而陷入债务危机。在小说的结局中，父亲意外身亡而获得大额的保险金，而这可能是父亲有意为之，他可能是为了帮助家庭走出绝境而不惜牺牲生命。通过梳理小说的情节线索可以发现，作者并没有塑造脸谱化的失败的父亲形象，也并不仅仅停留在批判父权制度的层面。在当代的婚姻权责关系中，小家庭并非孤立存在。婚姻关系将核心小家庭与大家庭的关系相互叠加，使得婚姻不同于作为两个人感情联结的恋爱关系，而是关乎亲情问题和责任伦理，婚姻要求的家庭义务甚而会涉及复杂的亲属关系处理。小说中设置的人物困境即不得不去帮助生病的小姨，这样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孝悌的美德。母亲对父亲也有感恩之心，只是当失去了房子之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后母亲厌倦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重新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而选择了出轨。作者借小说中的父亲之口质询住房是否是婚姻必要的物质前提。“房子了不起吗？房子就代表人的一切价值吗？”“生活不就是发现自己的多种可能性吗？”小说用反讽的叙事完成了对中国当代家庭典型危机的寓言。诚然，物质基础对于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至关重要，但爱和责任才是婚姻和家庭真正的基石，利己主义带来的婚恋关系“商品化”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的倾向，既不能满足长久和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又违背婚姻伦理观念，危害社会。因此，“家”的重构仍旧需要树立个体的责任意识，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追求物质满足与感官享受的单向度思维，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游刃有余也反映了“从夫居”模式的局限，小说中的母亲仍旧是家庭中的附属者，而无法成为拥有主体性以颠覆家庭性别秩序从而成为挽回家庭的主导者。因此，重构“家”对于女性的意义，也应当反思制度化和理念化的家庭已有的权力关系，破除性别规范对女性同时也对男性造成的压迫。要加强女性的话语权，破除性别偏见，接受家庭的多元化倾向，完善房屋租赁市场，适度减轻住房危机对婚姻关系的不良影响，加强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保障，完善家庭经济危机的风险控制。四、结语从现代文学伊始鲁迅的伤逝，到十七年时期杨沫的青春之歌，再到新时期初期张洁的方舟，直至 世纪 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可以说家庭与女性关系之所以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恰恰是因为家庭伦理叙事的背面即女性主体性叙事。家庭是情感之私领域经由家庭这一共同体结构连通社会的公共领域，因此，女性依据自身的情感面对家庭制度作出的不同选择，本身就具有情感政治的强大动能，女性自主权的加强使得女性突破文化的束缚，家庭在强调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兼具建构性与破坏性。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提出的“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发问时至今日仍需回应。在女性获得更多选择权的今天，家庭生活中呈现的女性形象恰恰不是那些走出家庭的精英阶层女性，而是受到爱情与婚姻的召唤，因而被家庭或家庭观念困住的普通中国女性。她们的形象像是家庭生活中的困兽，为了汲取家庭象征性的暖意或爱情虚幻性的光环，却又深陷围城与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成为被牺牲的猎物。姚鄂梅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而她在家庭生活出版后的采访中则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对这一块也不太关注，当然这可能跟我的环境有关，我没有体会过被压制和不平等。我觉得所谓平等，不是靠提出来的，喊出来的，当你把某件事做出来了，当你的存在被需要了，就是平等。家庭生活中是有很多女性形象，那是因为女人的天性总是让她们将家庭视为自己的主战场。每一个女人，即使还是小姑娘，在家人遭遇危机时，都会本能地爆发出母性。这是一种受人尊敬的本性”。这种表述上的变化充分显示了作者并不愿意被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我们通过对家庭生活形象塑造、叙事手法、主题内涵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姚鄂梅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丰富的，她的写作态度也不是单纯地批判父权制文化。她所认为的女人将家庭视为自己的主战场，显然是大多数普通中国女性面对的现实。女性获得自主权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婚姻与走出家庭，而是可以自主地选择感情，自主地进行家庭实践。上野千鹤子曾考察过日本 世纪 年代后的儿童文学和漫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奔溃的故事，“父亲的丧失”“母亲的丧失”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研究者发出了这样的担忧：“人世间以伦理的基础而建成的时代已经终结，现在家庭作为伦理的基础而被叙述。在其家庭故事的耐用年数看起来已经到头的今天，我们能够编织出新的故事吗？还是由于陷入无秩序状态而不得不倾听其反面的狂热信仰和基础主义的脚步声呢？”以家庭生活为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尝试叙述新的“家庭故事”，在秩序奔溃的临界处寻找建立新秩序的可能。因此，作家笔下的女性虽然是困兽，但作者期冀的是困兽犹斗。家庭生活不仅呈现出中国女性的群像，而且表现了个人的身体、情感、劳动、亲密关系等日常生活范畴，通过当代社会的多种家庭结构，思考了女性与家庭的关系。正如作家所言，被需要的价值意味着平等的前提和结果，但如何衡量和肯定家庭内被需要的价值，使得家庭既满足人们对稳定、安全且富有获得感的亲密关系的渴望，又充分尊重个体之价值，用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减少个体不得不作“困兽之斗”的困境，仍旧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进一步的探讨。参考文献 芒果雪山包短评 豆瓣网，（）：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姚鄂梅家庭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朱迪斯巴勒特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姚鄂梅人是需要有家有室的动物 中国作家网，（）：徐杨发现“第三者”：中国现代文学婚恋叙事片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徐坤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 杨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慧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马英新时期以来湖北女作家与地域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吴咏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 赵莉萍）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家庭叙事